五聖同揆説

《童子問易》説“事歷三古更五聖，大易衍進揆益宗。”“五聖”是指伏羲、舜帝、文王、周公、孔子。五聖所“揆”，為陰陽、三才觀。

孟子率先提出了聖人“同揆”説，但，是“先聖”、“後聖”“二聖説”（包括舜帝、文王） ^[2]  ；陸賈發展為“先聖”、“中聖”、“後聖”“三聖説”（包括伏羲、文王、孔子） ^[3]  ；朱熹提出包括周室父子的“四聖説（伏羲、文王、周公、孔子）” ^[4]  。郭雍主張朱熹的“四聖説”，但反對朱熹“四聖不同揆”的説法。王夫之堅持“四聖同揆，乾坤共建説” ^[5]  ，而熊十力先生指出王夫之説法有“乾坤二元”之虞，進一步提出了“乾坤一元説” ^[6]  。

任國傑先生從傳統文獻和出土新材料中找到了“舜帝重卦”的依據，提出了包括伏羲、舜帝、文王、周公、孔子在內的“五聖同揆説”，進而指出大易有“宗”，並將易宗概括為：“乾坤一元，陰陽相倚，終始興替；三才印心，德道同形，數理比翼。” ^[1]  “乾坤一元”是反對“乾元”、“坤元”二元論；“陰陽相倚”是説獨陽不生，獨陰不存；“終始興替”指《易經》不是講循環論，而是講唯物辯證法；“三才印心”是指“天地之心”與人心相合，三才之心是“德心”；“德道同形”是説“德”是一種“道”，即德道。“數理比翼”是説《易經》本旨無象數派、易理派之分。象數、易理為大易的兩翼，不可或缺。

“五聖同揆説”為我們探尋到近代法制的性善基礎和人文原點，釐清了“德道”與“王道”的本質區別。既為執政黨長期執政、服務人民從民族傳統文化中找到了理論依據，也為易學重新走向國際掃清了主要的理論障礙。

如果説“五聖同揆説”為易學現代化、國際化開闢了新路徑，那麼，孔子“以同而異”理論、“殊途同歸”理論、“繼善成性”理論則奠定了她的理論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