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後

一對在紐約一起長大、情同兄弟的朋友鮑勃和吉米·威爾斯，他們在鮑勃即將啓程去西部冒險的時候，約定20年後在同樣的時間、地點再次見面。20年來，他們誰也不曾忘記過這個約定。鮑勃從西部不遠萬里來赴約，支撐他的是隻要對方還記得這次約定，那無論做什麼都是值得的。對於鮑勃來説，吉米永遠都是最忠實、最令他信任的朋友。然而，20年後再見面時，等待他們的不是重逢的喜悦，命運卻把他們分別放在了法律天平的兩端，鮑勃是警方正在通緝的要犯，而吉米卻是接到命令努力追捕“狡猾的鮑勃”的警察。對於吉米來説，究竟是繼續保持對摯友的忠誠，還是履行自己作為警察的職責，他最終選擇了後者。 ^[2] 

1862年，美國林肯總統在《宅地法》中規定，任何公民只需交15美元的證件費，便可在美國西部得到一塊相當於160英畝的土地；在這塊土地上連續耕作五年以上就可成為這塊土地的主人，這一措施民主地解決了南北戰爭期間的土地問題，同時激發了美國人勤勞創業、發財的熱情。這時的人們純樸、勤勞、勇敢，充滿活力和生氣，他們彼此重義氣、講交情，儘管他們在對付滿腔怒火的印第安人時也幹盡了野蠻的掠奪、殺戮等強盜行徑，正如在西部文學作品中所看到的那樣。但也許是遠離城市，西部資產階級內部尚未染上唯利是圖、爾虞我詐的惡習，或者説為對付險惡的自然環境他們尚未顧及內部的傾軋和吞併。

19世紀末20世紀初期的美國，處於資本主義飛速發展階段，出現了資本集中和無產階級的貧困化，同時，中小資產階級的破產及失業大軍的不斷擴大，使美國社會的階級矛盾不斷尖鋭化和表面化。

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廣大民眾對美國的“民主”社會產生了懷疑和失望。他們曾經為消滅蓄奴制的戰爭流過血，以為消滅了蓄奴制的美國是世界上最先進的民主國家。但事實上，美國不但沒有成為“人人享有民主、自由、幸福權利”的天堂，而且成了世界上貧富鴻溝最深的國家之一。在那裏，一方面是一小部分卑鄙齷齪沉溺於奢侈生活的億萬富翁，另一方面是千百萬永遠在飢餓線上掙扎的勞苦大眾。社會生活的發展變化，對美國文學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3] 

美國南北戰爭以前的文學，由於受資本主義的民主、自由理想所鼓舞，作家們多用浪漫主義手法進行創作；戰後的文學，由於生活理想的破滅，作家們多以現實主義手法來表現生活。歐·亨利就是這些理想破滅了的作家中的一個，其人生之路崎嶇、艱苦而又不幸。歐·亨利當過牧童、藥劑師、辦事員、製圖員、出納員等。歐·亨利長期生活在下層，形形色色的社會現象使他對這些矛盾心感身受。在他優秀的作品中，對資本主義腐朽的制度、猙獰的法律、虛偽的道德、庸俗的生活等各個方面的醜惡現象，都做了一定程度的揭露、諷刺和批判。從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當時美國社會各個階級、階層形形色色的人物，從百萬富翁到警察、小偷、騙子無所不有。不過，歐·亨利筆下的主人公絕大多數是生活地位卑微的小市民，作者對他們徒勞無益的自我犧牲，慘淡經營後的深刻絕望的淒涼生活狀況給予了深深的同情。因此，歐·亨利在描寫這些小人物悲慘命運的時候，常常帶着含淚的微笑，貌似幽默實則辛酸，通過表現社會生活中小人物悽悽慘慘的生活境地，使讀者可以看到20世紀初期美國資本主義社會的某些真實面目。 ^[3] 

吉米，人高馬大，氣派非凡，他“把紐約當成世界上唯一的好地方”，確切地説“他有些穩紮穩打”不願到西部去冒險，顯然他是一個理智、冷靜善於深思熟慮的人，他是一名帶着和平保護神光環的紐約警察，隨着故事的發展，當英雄逐漸變回凡人，他展示出世故而富有心計的一面。 ^[4] 

鮑勃是一個有血有肉，重情義、講信用的人。他跟吉米是一對在紐約一起長大、情同兄弟的朋友。鮑勃18歲時，決定動身到西部“闖闖”，他瞧不起那些把城市看成天堂的人，他認為一個人“在紐約不免變成庸庸碌碌”，而到了西部可以開拓奮鬥，幹一番事業，他從一個不甘平凡的聰明人成為一個不法之徒。 ^[4] 

從作品的主人公之一——被警方通緝的罪犯鮑勃身上，可以看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開發西部的一個側面。如果説“警士”代表着資本主義制度文明的悲劇，那麼“罪犯”則體現了資本主義競爭的慘烈。雖然美國“西部”不等於殖民地，但是所謂“西部開發”，就是向資本主義文明尚未滲透的西部進行充滿掠奪與冒險的資本積累過程，這是一個孳生繁衍罪惡的温牀。

從鮑勃那戴着碩大寶石的戒指、胸針以及志滿意得的神態上，可以看出他在西部得到了財富；他臉上留下的明顯刀痕，則標誌着他曾經有過充滿血腥的殘殺經歷。作者寫他不遠千里而來，踐行20年前的約定，站在寒雨濛濛的夜裏，真誠堅定地等待老朋友的到來。從鮑勃對友誼的忠誠上可以看到歐·亨利對西部人物的偏愛。在這些人身上，沒有欺騙、陰暗的齷齪心理。

在《二十年後》該作品中，鮑勃雖然篤信友誼的存在，如約而來，但令人遺憾的是這卻成為“警士”緝拿“罪犯”的機會。這種出人意料的歐·亨利式的結局，令人陡生人生淒涼感，同時也會油然而生出對這個社會的失望、質疑與批判情緒。歐·亨利曾引用吉卜林（1865—1936）的一句話直言他自己的觀念：“西方就是西方，東方就是東方。它們永遠不會相遇。”在作者的心目中，東方是指以由柏油路和鋼筋水泥組成的陰森冷酷的城市——紐約、芝加哥等大城市為中心的工業發達而人性淪落或畸變的東北各州，而西方則指廣闊自由、富有浪漫氣息的美國西南部。雖然西部也許並不像作者筆下那般純淨無暇，但作為一種審美評價與倫理取向，他有意地渲染，乃至誇張，無疑是其對現代社會陰險、醜惡、污穢、沉淪層面的一種鞭撻與否定。

每一個社會，都為人們規定了從文化上來講是正確的合法的目標。在理想狀態下，社會結構也為人們實現這些目標提供了比較充分的合法的制度化手段。換言之，社會的合法目標與制度化手段是協調的。在這種情況下，違規越軌行為較少發生。但是，在有些情況下，社會結構並沒有為每一個人提供合法的制度化手段去實現這些目標。在這種情況下，一些人只得採取不符合社會規範的、不合法的手段去實現自己的目標。在美國，積累財富這一目標被大大地提倡，但是與此同時，社會結構所提供的發財致富的合法手段卻是有限的，因而，一些很難通過社會認可的合法手段和途徑發財致富的人，常常違反社會行為規範，並進而認為沒有必要遵守這些行為規範。所以，美國社會過於強調財富，而能夠創造財富的手段卻與社會的合法手段相失調，這是造成美國社會犯罪等社會問題增多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歐·亨利來到這個世界的那一年，正是林肯總統頒佈《宅地法》的一年，歷史上有名的向西部移民的浪潮洶湧澎湃，西部拓荒被視為通往樂土的途徑。大量探礦者、放牧者、地產投機商，剽悍勇猛的以羽毛為飾物的印第安人，頭戴寬邊高頂帽、頸系紅圍巾、腰掛左輪槍、手提長套索的牛仔，還有那牛羣遍野的得克薩斯大草原，構成一個“偉大的冒險時代”，故事主人公鮑勃就是這個時代的冒險者與犧牲品。 ^[3] 

從作品的另一個主人公——成為警士的吉米身上，體現出美國所謂的高度文明對人的心靈的扭曲和摧殘。吉米的一系列舉動，都表現出一種帶有機械性質的麻木和冷漠。他在去見20年前最好的朋友時（其時他並不知道他的朋友就是被通緝的罪犯），不急不喜，“一邊走一邊試試人家的門户是不是關好，一隻手把警棍耍出許多複雜而美妙的花樣”，充分體現出一個公安衞護人的形象。當發現20年前的好朋友就是被通緝的罪犯時，他能夠不露聲色地走開，並且仍然能夠繼續“一邊走一邊試試人家的門户”，如同一架準確無誤無血無情的巡邏工具。在這裏，表面上似乎看到了一個忠於職守、不徇私情的正直執法者形象，一切似乎合法合理，但是，這種合法合理是人性的一種偏狹和異化，其本身就代表着一種僵化和腐朽，一種應該走向滅亡的事物。人的本性中有自然性和社會性兩方面，其中充斥着矛盾衝突。一種合理的社會制度應該保護、滿足和發展人的豐富的追求自由、幸福的美好天性，使人的自然性和社會性（社會的有序化）相和諧。20年的時間，吉米只是在作為一個國家馴服工具的意義層面上生存着，而不是生活着，他像原料一樣被美國社會這架無情的機器吞噬了，為了社會的有序化，一種外在的強制的力量消解了吉米自然真誠的美好天性，最終成為一種畸形產品。吉米只是作為一個“警士”而存在，作為“人”的部分消失了，從中表現出發人深思的人性主題的悲劇意義。

歐·亨利慣於用一種漫不經心的玩世不恭的筆調錶現嚴峻的社會主題。在刻畫吉米這個人物形象時，用的是浸滿諷刺意味的筆調，從中可以看出作者的批判傾向。這種嘲諷，表現出對吉米式人物的否定，表達了作者對社會的失望情緒。如果説歐·亨利曾經在其他作品中給人們留下過一些虛無縹緲的遊絲般的幻想，給社會的痛苦現象撒上一層止痛劑，為悲慘的故事添加上一個圓滿的結局，那麼，在《二十年後》該作品中，作者則收走了所有的夢幻，直筆寫出了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小人物命運的悲慘結局。 ^[3] 

該小説中的西部客——鮑勃就是這樣一個形象，在面臨無數次利益爭奪的時候，他沒有一絲的手軟，毫不猶豫地使出各種手段與人周旋，必要時甚至不惜生命與人拔刀相向，在獲得自己夢寐以求的財富之後，才大夢初醒一樣，恍然想起人生最寶貴的東西是最淳樸、最本真的友情，幻想用人性中最柔軟的東西來掃除心中骯髒的追名逐利的浮塵，撫平自己內心累積已久的不堪回首的傷痛。人性中最自然、最美的東西對他而言，已變成了奢侈品，即便是近在咫尺，他也只能望而不及。在此，作者對資本主義社會的人性和道德產生質疑，進而進行了犀利的批判和辛辣的諷刺。 ^[5] 

無論是作為警士的吉米還是作為罪犯的鮑勃，都是當時美國社會生活的產物。他們沒有回天之力來改變社會生活大潮給予他們命運小舟的衝擊，其結局只能是要麼變成這個社會的馴服工具，要麼置身於污泥穢水中染上一身罪惡。在這個社會中沒有花朵生長的土壤，只有無情扼殺摧殘它的悽風苦雨。如果説歐·亨利作品主人公心中的友誼之花尚未完全枯萎是對生活尚留一絲温情的話，那麼，對他們最後悲劇結局的安排則令人產生一種無可奈何的嘆惋和人生悲涼感，只能“含淚”，無法“微笑”了。 ^[3] 

《二十年後》描述了兩位朋友為了二十年前的約定而赴約的故事。故事情節雖簡單，但讀起來卻一波三折，無論開頭還是結尾，抑或作者語言的使用都讓讀者感到印象深刻；同時，簡單的故事情節並沒有削弱故事對社會現實的反映，讀者在閲讀之後會對故事有所思索，對人性有所思索。“只要讀者對它的閲讀沒有完結，它的意義也就不會完結。”這些都構成了《二十年後》的美學藴涵。 ^[6] 

1、不凡開頭與出奇結尾

故事的不同尋常的開頭可以一下抓住讀者的眼和心。就比如“凡有錢的單身漢，總想要娶位太太，這已經成了一條舉世公認的真理”這句開場白早已成為英語文學世界裏經典的一句話了。歐·亨利小説的開頭，都是乾淨利落的“截取”，不枝不蔓，直截了當。

《二十年後》第一句話交代道：“一位執勤的警察沿着大街惹人注目地走着。”這種開頭方式頗像戲劇角色的登台亮相。它往往以看似簡單的幾筆勾勒，或點名其身世遭遇，或暗示其性格行為，一開始就讓小説打入讀者的印象，“即可先入為主，又有懸念功能。”

《二十年後》第一段的描寫及其簡明樸實。用三句話交代了人物（警察：吉米·維爾斯 Jimmy Wells）、時間（夜裏10點鐘）、地點（街道）。它雖然沒有場景式展現的視角那麼開放，筆力主要集中於人物的介紹引題，但它也有生活場景的聯繫。讀完第一段，讀者不禁會聯想：這位警察是誰？為什麼會惹人“注目”？在夜晚10點鐘並“冷颼颼的風夾着雨水”的街上將會發生什麼？讀者們的視野期待會被完全調動起來，而這種期待的誘因僅僅是歐·亨利的僅三句話的不凡的故事開端。在這個開端裏無不投射了作者的主觀感情色彩，如同是作家在面對讀者對話。比如，在這篇小説的開頭，作者寫到一個警察“注目地走着”，但這種“注目”是“習慣性”的，並不是為了“作秀”，因為這是根本就幾乎沒有“觀眾”。這種開篇打破了讀者心中一個傳統警察的形象，用“作秀”、“觀眾”更貼近讀者的日常經歷和感知。因而，在故事的一開始，作者就讓讀者無形中融入了他的小説故事世界，彷彿讓讀者進入了角色，融入了情節。讓人一見傾心，愛不釋手，促使讀者迫不及待地讀下去。這種不凡的開場描寫賦予小説懸念，激起讀者的內心渴求。

同樣，《二十年後》的結尾也是秉承了歐·亨利的小説的經典風格：出奇制勝。它在“歐·亨利手法”中佔有頭等重要的位置，已成了一種象徵，一種標誌。這似乎是一種條件反射，卻實在是一種理所當然的審美反應。

《二十年後》以鮑勃（Bob）收到一張簡短的便條為結尾。這張便條揭開了讀者之前的所有懸念，當然也包括鮑勃自己的懸念。鮑勃才發現吉米·韋爾斯原來是假的，他不敢相信自己的是，剛才的那個巡警才是真的，是他使自己在短短二十幾秒內不知不覺地被捕的，因此當看到便條時，懸在鮑勃心中的石頭和懸在讀着心中的石頭總算下沉了。作家的這種安排的確令人叫絕。這種結尾讓讀者的好奇心一直持續到最後，當然也展示了小説的高潮，在故事最後才讓局內、局外人明白是怎麼回事。直到讀完便條才讓所有人長緩一口氣：原來如此。出奇的結尾表現了歐·亨利的高明的創作技巧。讀者在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突然出現了意外事故或者預料不到的震驚，因而更使讀者收穫了深刻的、經久不忘的印象。也同時給讀者帶來驚、奇、內心愉悦的審美享受。 ^[6] 

2、簡練的語言

《二十年後》雖然篇幅很短，但並未因為短小的篇幅而削減對人物、場景的刻畫的藝術效果。無論是典型人物的肖像，對話，心理意識，表情神態，行為舉止，還是典型環境的營造，都是惜墨如金的。集體體現了歐﹒亨利小説的語言美。這種刻畫雖然簡練，但更加突出了主要描寫內容的主要特色。讓讀者一下子便抓住了人物等的主要特點，更容易給讀者留下深的的印象。

如在小説的一開始，作者簡練的三句話，交代了主人公之一的吉米·維爾斯的職業，以及故事將要發生的時間、地點。在刻畫吉米·維爾斯的肖像時，作者只用了簡單的兩句話：“手裏轉着他的警棍，玩出各種令人眼花繚亂的花樣來。”和“這位警官以他堅定的外形和輕微的擺動描繪了一幅和平衞士的圖景”。作者僅用了“轉着它的警棍”，“眼花繚亂的花樣”，“堅定的外形”突出了主人公之一的形象。聊聊數筆就把一個剛正敏捷、忠於職守的好警察形象勾畫出來。但在這看似簡練的詞語的背後，是對主人公道德層面的暗指，他是個警察，要維護秩序和正義。這些描述為後面的情節發展埋下了伏筆。

而對反面人物鮑勃的出場作者是這樣描寫的：“一個嘴裏叼着根沒點着的雪茄煙的人靠在一家已經熄了燈的五金商店門前。”從“靠”字可以推測出他是一個散漫、不拘小節的人，由此可知他在西部過的是隨意不羈的生活。而在對鮑勃肖像正面刻畫的時候，作者説：“他下巴方闊，目光敏鋭，有眉毛附近有一塊小小的白色傷疤。”簡練的一句話不僅刻畫出鮑勃的容貌及性格，並用“傷疤”暗示了其在西部的經歷，以及這些經歷對鮑勃的內心世界的影響。從“表蓋上鑲着小鑽石”可推測出鮑勃的經濟狀況，一定是在西部發了財。活脱脱給讀者展示了一副不拘小節、粗俗闊綽的老油條形象。

歐·亨利也儘量用簡練的筆墨描寫二人的對話。兩位主人公的言語形成了鮮明的對照：西部客話多，警察語少。西部客話直、言深，警察則語隱、言淺。通過這樣的結構安排，作者再次為故事發展高潮的戲劇效果做足了鋪墊。

簡練的語言，讓讀者清晰瞭然地明白兩位主人公的性格特點，以及周圍的環境描寫。人物性格與場景的簡練描寫又是在為故事的發展服務，一步步使故事達到高潮，並且在引領讀者一步步參與故事的發展與高潮。讀者透過作者簡練的語言，更好的欣賞故事，這個過程也成了一種審美的享受。 ^[6] 

3、人性的衝突

小説雖然簡短，情節也不是很複雜，然而仔細品讀，有很多人性的衝突反映在小説裏。這些衝突有真與偽的衝突，有善與惡的衝突，有情感與理智的衝突。

“真，是指各個物種自身的自然狀況，以及內在的客觀規律性。”然而，在小説中，吉米·威爾斯與鮑勃卻體現出真與偽的衝突。鮑勃是為了赴二十年前之約而來，雖然沒直接告訴吉米他的身份，但自始至終看到的是一個很“真”的鮑勃。相比之下，吉米則偽裝了他的身份，以一種“假”呈現給鮑勃。從這個角度上看，反面人物鮑勃則是“真”的代言，他身上展示着“真”的力量。

善與惡的顛覆在體現在兩位主人公身上。西部來客鮑勃自然是惡的代表。吉米是警察，正義的化身。然而從鮑勃出現到其被逮捕的過程裏，始終都對抱着見到吉米——他的好朋友的期望。在作者的描寫中“吉米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也是這個世界上最好的人。”“因為他是這個世界上最真誠最忠實的朋友。”“‘我’至少要等他半個小時。如果吉米還活在這個世界上，他一定會按時來到‘我’這兒的。”作為惡人的鮑勃，對友誼是珍視與忠誠的。善惡在鮑勃這位反面人物身上覆雜地糾纏着。這種複雜的糾纏讓讀者看到的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一個閃耀人性的鮑勃，而不單單是一個反面人物，一個壞蛋。

當吉米認識到自己的好友鮑勃就是被警方通緝的那個人時，複雜的內心鬥爭也隨之展開。是為正義抓捕，還是為友情放過一馬。這種理智與情感的衝突在他內心爭鬥着。最後，吉米還是兼顧了他的職責與對鮑勃的友情，沒有親自逮捕他，讓另外一個警察實施了逮捕過程。這種理智與靈感的衝突給讀者留下了更深刻的思索。這段精悍的小説留給讀者的不僅是對歐·亨利創作智慧的欽佩，更能引起讀者對小説反映的人性的衝突的思考。無論從形式還是內容，《二十年後》都為讀者帶來了深層的審美享受。 ^[6] 

“紐約的一條大街上，一位值勤的警察正沿街走着。一陣冷颼颼的風向他迎面吹來。已近夜間10點，街上的行人寥寥無幾了。”

小説開頭，作者就向讀者展示了一個寒冷、寂靜的夜晚：“夜間10點”“寥寥無幾”“一陣冷颼颼的風”，環境的幽冷、夜晚的悽清成為情節展開的標記，故事空間進入第三人稱的全知視角。這樣，作者可以隨意地對故事情節及人物形象進行加工處理，展現出極大的自由性。故事開始展開，“在一家小店鋪的門口，昏暗的燈光下站着一個男子。他的嘴裏叼着一支沒有點燃的雪茄煙。警察放慢了腳步，認真地看了他一眼，然後，向那個男子走了過去。”寥寥數語，作者便將故事發生的時間、環境、背景、人物進行了介紹，之所以能如此精煉，吸引讀者展開閲讀，與全知型視角的選擇有重要關係，如電影動畫一般，故事情節在時間的線性描述中開始流淌。

當鮑勃遵守20年前的約定，守在飯店附近時，第一個碰到並開始與之交談的人——吉米，作者完全可以從鮑勃的觀察視角敍述一下吉米的衣着外貌、表情動作，當然這樣也就不是第三人稱的敍事了。然而這些都沒有，作者是如此吝嗇，語言如此簡潔，甚至連嗅覺最靈敏的獵狗也聞不到一絲關於二人身份的蛛絲馬跡。在看到便條之前，鮑勃並不知道與自己交談的警察就是吉米，故事外的敍述者一直將傑米稱為“警察”，讀者也只能跟着鮑勃的視角走，主人公不知道的事情讀者也就無從得知，小説通過第三人稱全知視角和限制視角的綜合運用，淡化吉米在讀者腦海中的印象，使讀者對吉米的預判和結尾處的真相之間形成強烈反差，為小説製造懸念。 ^[7] 

歐·亨利充分運用了幾種不同時距的敍述手法：適當改變敍事速度的技巧，加速敍事與減速敍事相互變換，刻畫典型場景等構成了《二十年後》中的不同節奏，使得文本猶如音樂一樣隨着話語模式的變化出現不同的運動方式，具有充滿參差、錯落有致的美感。

20年前，鮑勃和吉米約好在同一個地方同一個時間（夜間10點整）相見，鮑勃早已經等候在餐館附近，讀者不知道鮑勃等了多久，也許是幾分鐘，也許是幾個小時，從“昏暗的燈光下站着一個男子，他的嘴裏叼着一支沒有點燃的雪茄煙”這句話中透露出鮑勃的狀態，“叼着沒有點燃的雪茄煙”，可以推測出，他不是慌慌張張地剛剛趕到地點，而是保持等待的姿勢有一段時間了。但吉米對這個20年來的約會並沒有表示出激動與期待的情緒，“一個執勤的警察走過來”，讀者甚至可以想象到，吉米一邊走一邊試試人家的門户是不是關好，一隻手把警棍耍出許多複雜而美妙的花樣。

近夜裏10點，鮑勃與吉米相遇，二人開始交談，夜裏9點57分，兩人分手。作者用13節的篇幅來描寫這短短的幾分鐘，放慢敍事速度，甚至有時慢到時間彷彿已經停頓——“又是一陣冷颼颼的風穿街而過。接着，一片沉寂。他們倆誰也沒有説話”。從鮑勃臉上白色的傷疤，鮑勃口中説的不得不“東奔西跑”等暗示信息，吉米已經判斷眼前的這個人就是警方通緝的罪犯，二人無話，只有“一陣冷颼颼的風”。這是第二次作者寫“一陣冷颼颼的風”，兩處景物描寫，以完全相同的文字，構成了一個平行的敍述，兩相映照，其作用是非常明顯的。這如同影視作品中的背景音樂一樣，對故事的發生發展具有暗示或標識作用。渲染了一種沉寂尷尬的氣氛，也成為情節轉換的標誌。

“怎樣寫比寫什麼更重要”，對該小説，更需要從敍事學的角度對文本進行分析和讀解，打破傳統的文本解讀習慣，以避免穿新鞋走老路的尷尬和茫然。 ^[7] 

《二十年後》文本，把警察與罪犯這一對最不可調和的矛盾擺到人與人最純潔、最親近的自然情感面前，把正面人物警察的心理活動推向兩極，使之在情與理之間，造成最大限度的感情落差，使讀者在故事的高潮部分體會警察深陷職業操守與私人情感的抉擇深淵之中那種翻江倒海的內心衝突與掙扎，並從人物曲折多姿，跌宕多態的情感衝突中獲得美的藝術享受。

在該故事的展開中，故事主人公最為精到的地方是，沒有任何褒貶，只是客觀、從容的陳述，留給讀者思辨的空間。幽默的筆觸、戲劇性的情節和出人意料的結局都帶給讀者一絲淡淡的感傷和温暖的感動。 ^[5] 

——劉華（海軍兵種指揮學院外軍研究教研室副教授）

歐·亨利（O.Henry）原名威廉·錫德尼·波特（William Sydney Porter），是美國最著名的短篇小説家之一，曾被譽為曼哈頓桂冠散文作家和美國現代短篇小説之父。

1862年歐·亨利出生於美國北卡羅來納州格林斯波羅鎮一個醫師家庭。他的一生富於傳奇性，15歲起就在叔父的藥房當學徒，20歲到德克薩斯州一牧場放牛。1884年後，他做過會計員、土地局辦事員、新聞記者、銀行出納員。另外，他還辦過一份名為《滾石》（The Rolling Stone）的幽默週刊。1887年，歐·亨利結婚並生了一個女兒。1899年，他第一次署名“歐·亨利”發表短篇小説。

1901年，在紐約專門從事寫作。1907年，歐·亨利再婚。1910年6月5日在紐約病逝，年僅48歲。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