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亨利

1862年9月11日，歐·亨利生於美國北卡羅萊納州格林斯伯勒，原名威廉·西德尼·波特。 ^[3-4] 

1865年，歐·亨利3歲時，母親因結核病而去世。同年，他和他的父親搬到祖母家裏居住，他與兄弟被送往堂親所開辦的一所私立學校讀書。他後來由他的祖母和姑姑撫養長大，姑姑啓發了他對文學的喜愛。

1876年，歐·亨利從姑姑的私立學校畢業。然後他就進入高中讀書，但是在1877年被迫輟學，到叔叔的藥房裏當了五年學徒。少年時的歐·亨利喜歡畫畫，且頗具天分，他年少時便一心想當畫家。

1882年3月，格林斯伯勒的一位名叫詹姆斯·K·霍爾的醫生見歐·亨利身體不好，帶他到得克薩斯州拉薩爾縣的一個牧羊場做客。歐·亨利一去便喜歡上了西部牧場的生活，在那兒一住就是兩年。他有時幫忙做牧羊人、廚師、嬰兒看護員，並從一些移民那兒學了一段時間的西班牙語和德語。

1884年，歐·亨利來到奧斯汀，住在一位同鄉的家裏，並在奧斯汀找到了工作。歐·亨利當過歌手、戲劇演員、藥劑師、繪圖員、記者和出納員等，改變了貧窮的生活狀況。西部生活激發了他的幽默細胞，而且成為他後來的短篇小説的重要素材。他在21歲這一年改變了志向，立志成為作家。

1887年，歐·亨利與阿索爾·埃斯蒂斯（婚後改為阿索爾·波特）結婚，同年在《底特律自由報刊與真實》上發表了作品。

1891年，歐·亨利來到奧斯汀第一國民銀行當出納員。

1894年，歐·亨利花250美元買下了奧斯汀的一家週刊，將它更名為《滾石》，使它成為一份幽默雜誌。他既當編輯又當出版商，自己寫文章，自己作畫。同年10月，聯邦銀行檢查員發現歐·亨利的賬目有問題，他只好辭職。

1895年4月，在編輯《滾石》一年後，雜誌完全失敗，於是歐·亨利將雜誌物歸原主。接着，他們搬到了休斯頓，歐·亨利轉到《休斯頓郵報》當記者和專欄作家。

1896年2月，歐·亨利受到了盜用公款的起訴，被傳受審並被暫時關押。他的岳父將他保釋出獄。本來歐·亨利的案情並不嚴重，但他在傳訊的前一天（1896年7月7日）逃到了新奧爾良，然後又逃到了洪都拉斯。他在特古西加爾巴的旅館裏呆了好幾個月。他早年間學的西班牙語幫了他大忙，他在洪都拉斯開始寫長篇小説《白菜與國王》。 ^[5] 

1897年2月，歐·亨利獲悉身患結核病的妻子病危，便趕回了奧斯汀。他回國後隨即被捕，但又很快再次被岳父保釋出獄。7月25日，他的妻子阿索爾·波特死於結核病。

1898年2月，歐·亨利被判有罪，被判處五年有期徒刑。3月25日，他開始在俄亥俄州哥倫布的聯邦監獄服刑。服刑期間，歐·亨利當上了監獄的藥劑師，同時為了維持女兒和自己的生活，以及供女兒上學，他開始認真寫作短篇小説。同年，歐·亨利將自己的名字從William Sidney Porter 改為William Sydney Poter。 ^[6] 

1899年12月，他以“歐·亨利”為筆名在《麥克盧爾》雜誌聖誕專號上發表了短篇小説《口哨大王迪克的聖誕襪》。他把小説寄給他在新奧爾良的朋友，他的朋友再轉寄給雜誌社。此後，他的筆名開始為讀者所關注。

1901年，服刑3年零3個月後，歐·亨利因在獄中表現良好而提前獲釋。7月24日，他在匹茲堡與女兒團聚。

1902年，歐·亨利移居紐約，成了職業作家，創作了上百篇優秀的短篇小説。在紐約，由於大量佳作的發表，他名利雙收，有時也受到記者的採訪。可他不僅揮霍無度，而且賭博，並染上了他父親的惡習酗酒。寫作的勞累與生活的無節制使他的身體受到了嚴重損傷。

1904年，歐·亨利出版了一生中唯一一部長篇小説《白菜與國王》，這是一部結構鬆散的政治諷刺小説，有時也被視作短篇小説集。

1906年，歐·亨利出版了短篇小説集《四百萬》。

1908年，他與第二任妻子莎拉·林德賽·科爾曼離婚。他的經濟狀況也開始不好，為了緩解生活壓力，他不得不以很快的速度創作小説來換取稿費，這也導致了他的作品的質量參差不齊。他經常一週六天喝酒、賭博，第七天花一天來寫一篇短篇小説，再交給雜誌發表。同年，他出版了短篇小説集《城市之聲》和《最後一片葉子》。

1909年，歐·亨利出版了短篇小説集《命運之路》。

1910年，歐·亨利創作了《紅毛酋長的贖金》。6月3日，歐·亨利在寫作他一生中最後一篇短篇小説《夢》時病倒了。6月5日，歐·亨利死於肝硬化。他的葬禮在紐約舉行，他被葬於北卡羅來納州阿什維爾。 ^{[3]  [7-8]} 

1885年，歐·亨利認識了一位名叫阿索爾·埃斯蒂斯（Athol Estes）的17歲的姑娘，當時她還在中學唸書。歐·亨利當時是吉他手和琴師。歐·亨利追求了她兩年。1887年7月1日夜，也就是阿索爾·埃斯蒂斯才唸完中學的那天晚上，她瞞着父母與歐·亨利雙雙跑到奧斯汀的一位牧師家結婚，請他證婚。這位牧師雖沒料到兩位年輕人夜裏跑來結婚，但見他們已經成人，便順水推舟，給他們證了婚。於是，他便於1887年7月1日夜與阿索爾·埃斯蒂斯結了婚。婚後，阿索爾·埃斯蒂斯改名為阿索爾·波特（Athol Porter）。姑娘的母親本希望她嫁個有錢人，得知此事後十分生氣，竟數月不肯上教堂，更不理那位牧師。不過，這一次婚姻只持續了10年。1897年，歐·亨利的妻子因病去世。 ^[9] 

1907年，歐·亨利跟早年時代的戀人莎拉·林德賽·科爾曼結婚，次年離婚。 ^{[9]  [3]} 

威廉·西德尼·波特是美國流行文學的中心人物。他享有大量的、長久的讀者，他的名聲幾乎等於短篇小説這種文體，雖然他説不上是這種文體的創造人之一，或者説是主要的創新人之一。他的喜劇天賦相當突出，儘管有侷限性；他細膩的自然主義筆法幾乎總是受到他的前輩弗蘭克·諾里斯光環的影響。對於歐·亨利來説，最重要的是他留住了一個世紀的觀眾：普通讀者在他的故事裏看到的是他們自己，不是更真實或者更奇怪，而是像他們自己的過去和現在一樣。（美國耶魯學派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評） ^[5] 

“歐·亨利的作品是小把戲，叫人眼花繚亂，趣味橫生，但畢竟只是小把戲。”（《劍橋美國文學史》評） ^[12] 

“（歐·亨利）整個是一個消遣作家。”（美國作家德萊賽評） ^[12] 

以上參考 ^{[1]  [10]} 

從題材的性質來看，歐·亨利的作品大致可分為三類。一類以描寫美國西部生活為主；一類寫的是美國一些大城市的生活；一類則以拉丁美洲生活為對象。這些不同的題材，顯然與作者一生中幾個主要生活時期的不同經歷，有着密切的關係。而三類作品當中，無疑又以描寫城市生活的作品數量最多，意義最大。

歐·亨利的小説通俗易懂，其中無論發生了什麼，發生在何處，也無論主人公是何等人物，他的故事寫的都是世態人情，並且易有濃郁的美國風味。一般説來，驅使人們行動的慾望和動機是相當複雜的，但是歐·亨利人物的思想相對來説卻都比較簡單，動機也比較單一，矛盾衝突的中心似乎都是貧與富。這一方面大概因為美國是個平民社會，不存在天生高人一等的貴族階級，既然金錢面前人人平等，貧富就成了社會的主要矛盾。另一方面，此時正值美國內戰後的“鍍金時代”，拜金主義盛行，坑蒙拐騙樣樣齊全，貪污氾濫成災，似乎只要人能賺到錢便是成功，並不問問錢的來歷是否清白合法，金錢的佔有程度便成了人們關注的中心，歐·亨利筆下的芸芸眾生就是生活在這樣一個金錢主宰的世界中，他們的處境動機，他們的喜怒哀樂，大都與金錢的佔有有關，所以歐·亨利描繪的世態人情，無論是善是惡，都有某種美國式的單純。

歐·亨利小説中感人至深的落魄的小人物在艱苦的求生環境中，仍能對他人表現出真誠的愛與關懷，做出難能可貴的犧牲。為了給丈夫購買一條白金錶鏈作為聖誕禮物，妻子賣掉了一頭秀髮。而丈夫出於同樣的目的，賣掉金錶給妻子買了一套髮梳。儘管彼此的禮物都失去了使用價值，但他們從中獲得的情感是無價的。為了鼓勵貧病交加的年輕畫家頑強地活下去，老畫家於風雨之夜掙扎着往牆上畫了一片永不凋落的常青藤葉。他為自己的傑作付出生命的代價，但青年畫家卻因此獲得勇氣而活了下來。一個富人已經淪落到捱餓的地步，但他堅持履行自己的一年一度在感恩節請窮苦朋友吃飯的職責。而剛吃飽飯的窮朋友為了使對方滿意，也忠實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他們各自做出犧牲，為的是給他人一點安慰。所有這些都未必稱得上轟轟烈烈的大事，而是小人物們日常完成的小事，但正在這些小事上，他們達到了善，達到了自己精神境界的至高點。

歐·亨利對惡具有同樣的敏感，他把美國這個名利場上的把戲看得十分透徹，那些“叢林中的孩子們”爾虞我詐，勾心鬥角，巧取豪奪，行的都“叢林法則”。殘忍遇到狠毒，小騙碰上大騙，強盜騙子縱然高明，卻仍然鬥不過金融家，華爾街的經紀人是決不手下留情的，更可悲的是，在這種對財富的角逐中，人們的靈魂受到腐蝕，年輕的姑娘明明在飯館當出納員，卻偏偏裝腔作勢，假冒名門望族。忙忙碌碌的經紀人竟然忘了昨夜的新婚，向妻子再一次求婚。在一個金錢萬能的世界裏，父親的財神可以在最關鍵的時刻製造一起交通堵塞，從而使獨生子獲得求婚的機會，愛神對此只能甘拜下風。不過，歐·亨利筆下的善與惡並不那麼截然分開，涇渭分明，它們之間有着一個廣闊的中間地帶，其中存在着良心發現，幡然悔悟，重新做人的種種可能性。 ^[11] 

歐·亨利的小説在藝術處理上的最大特點就是它們的“意外結局”，只有到了最後一刻，“謎底”才最終解開，情節的發展似乎明明朝着一個方向在發展，結果卻來個出其不意。這意外的結局一般説來是比較令人寬慰的，即便是悲哀的結局，也常包含着某種光明之處，這就是所謂“帶淚的微笑”，即“歐·亨利式結尾”。像《帶傢俱出租的房間》這樣的悲劇在歐·亨利的筆下是很少發生的。然而，意外的結局不能不經常依賴於某種偶然性，而太多的偶然性又不能不與現實產生差距，所以“意外結局”一面使歐·亨利的小説顯示得趣味盎然，同時也使它們缺乏深度。以現實主義的筆法，觸及中下層人羣的日常狀態，並提煉出貧苦生活中的幽默、機智的一面；善用各種戲劇性巧合，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結尾，這正是美國短篇小説家歐·亨利的典型風格。 ^[5] 

兩難的處理和意外的結局往往產生令人啼笑皆非的幽默效果，在歐·亨利的小説中，幽默是貫穿始終的，有的專門是為幽默而幽默的。綁架孩子的歹徒被頑童折磨得苦不堪言，寧可倒貼錢把孩子護送回家。幽默家被近日復一日地製造幽默，竟變成了一個心力交瘁的吸血鬼，最終在殯儀館的後房中才得以告別塵世的愚蠢，重新恢復了一個正常人的知覺。歐·亨利諷刺，但不流於諷刺，他的嘲諷和幽默通常是善意的，有時能令人震驚地揭示出人生的真諦，如《生活的陀螺》和《鐘擺》那樣，它們體現了歐·亨利透視生活的能力。歐·亨利的語言本身也充滿了誇張和幽默，而幽默能直到淡化事物悲劇性的作用，使大眾讀者更能接受。 ^[5] 

歐·亨利的小説常常採用全知敍述者，即採用無所不知、無處不在的“上帝視角”對故事世界的一切予以揭示，還會不時地站出來對故事中的人物、場景進行評述。不過，“即便在一些以全知視角為主導的小説中，故事外敍事者有時也會暫時放棄自己的視角，採用人物視角來揭示人物對某個特定空間的心理感受。”人物視角就會作為人物的感知而構成故事內容的一部分，從而有效地塑造人物形象、展示人物心理活動，進而揭示作品的主題。 ^[11] 

人物類型化在歐·亨利的小説中，有關人物外在特徵的細節描寫，遠遠超過對人物內心世界的探索和解析。也許是受篇幅所限，也許是歐·亨利對於呈現人物的內心衝突不是很感興趣，他常把小説中的人物稱為“提線木偶”，認為他們無力掌控自己的命運，帶有典型的宿命論色彩。由此，他更樂於描繪和呈現“木偶們”身處的社會背景。由於缺乏人物心理描寫，很少觸及人物的內心衝突，被刻畫的人物有時會顯得缺乏個性和深度，不免陷入類型化的窠臼。小説中的主人公大多是男性，而且常常被貼上傳統類型的標籤：好人與壞人，以及一些變體。經常出現的人物有：牛仔、牧羊人、騎警、醫生、強盜、銀行家、小職員、農夫、廚師，以及他們的妻兒。在每一個短篇中，歐·亨利只需從形形色色的人物類型中挑選出幾種，把人物關係稍加變換，再輔以有趣或離奇的情節，就能炮製出使讀者滿意的作品。有評論家認為，歐·亨利這種創作態度削弱了他的小説力度，導致了他的小説過於簡單、類型化；不夠細膩，缺乏深度和複雜性。尤其是他的“西部小説”，人物的動作只停留在事物表面，結果使得多數小説只描繪了一些人類最基本的情感，諸如：愛、恨、恐懼、貪婪和憤怒。除此之外，人物之間的大多數衝突都以婚姻或死亡結束，不管讀者感到滿意還是悲傷、憤慨，都只能被動接受，因為小説已經隨着“令人吃驚”的結尾戛然而止了——沒有任何分析人物動機的內容了，因為短篇小説的篇幅非常有限。當然，這對讀者也是一種挑戰，對結局不滿意的讀者，完全可以把故事結局當成開放式結尾，對其進行加工再創作。 ^[11] 

1918年，美國設立一年一度的“歐·亨利紀念獎”，專門獎勵短篇小説的成就。 ^[13] 

為了紀念歐·亨利，每年五月，位於美國奧斯汀的“歐·亨利博物館”還會舉辦“世界雙關語錦標賽”。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