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姓回鶻可汗碑

九姓回鶻可汗碑(3張)

回鶻汗國時期的碑刻 。19 世紀末發現 於今蒙古國杭愛省的哈拉巴勒嘎斯城址內。碑文包括漢文、突厥文和古回鶻文。主要記述回鶻汗國建國後至保義可汗在位時（808～821）的史事、 與中國唐朝關係及摩尼教傳入回鶻的情況，回鶻與唐保持着軍事、政治上的密切關係 ；摩尼教於 7世紀由昭武九姓國人傳入回鶻。

該碑銘是研究早期回鶻史的重要材料。

九姓回鶻可汗碑(3張)

碑立於唐憲宗元和九年（814），發現時已經碎成 20 多塊，文字損毀嚴重。碑高約 352或 360 釐米，寬 176 釐米，厚 70 釐米，轉角處寬約 5.5 釐米。漢文直書，刻於石碑正面左側，正面 19 行，左轉角 1 行，碑左側面估計還有 14，共約 34 行，每行約 78 或 80 字；粟特文直書，刻在碑正面右側，正面 27 行，右轉角 1 行，碑右側面估計尚有 17 行，共約45 行；突厥文橫書，刻在碑陰，大約 116 行，每行約 70 或 75 字。1889 年俄國探險隊雅德林採夫（N. M. Yadrintsev）發現此碑，並盜走兩塊。1890 年芬蘭考察隊海開勒（H. Heikel）光顧此碑，並拍攝了碑文。1891 年俄國再次派出拉德洛夫（W. W. Radloff）率領鄂爾渾考察隊製作出新的拓本。翌年，俄國駐華公使把這一新拓本送交清朝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請求考釋和林三碑（闕特勤碑、毗伽可汗碑、九姓回鶻可汗碑）。

洪鈞將此交予在此任職的沈曾植，沈曾植撰寫跋文，此即“總理衙門書”，是此碑的早期研究。隨後荷蘭學者施古德（G. Schlegel）、德國學者繆勒（F.W. K. Müller）、漢森、法國學者沙畹、伯希和、日本學者安部健夫、羽田亨等分別進行了解讀，。中國方面即沈曾植之後又有李文田、羅振玉、王國維等人的進一步研究。近些年來，美國學者哈密頓，尤其是日本學者森安孝夫、吉田豐對石碑碎片及其各國拓本做了全面的整理復原和系統研究。石碑的不同拓本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館和圖書館，可參考林梅村、陳凌、王海誠的《九姓回鶻可汗碑研究》。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和天津歷史博物館都存有石碑的拓片。據碑銘漢文的銘刻，立碑者為回鶻內宰相頡於伽思，漢文的撰寫人為伊難主和莫賀達幹。據學者們的研究，此碑記述回鶻汗室先世葛勒可汗（747-759 在位）、牟羽可汗（759-780在位）協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亂的功勳；牟羽可汗從中原引入摩尼教，回鶻人改變了舊的薩滿教信仰，摩尼教遠播漠北，西達天山；回鶻保義可汗（808-821 在位）出兵西域，與吐蕃展開鬥爭，協助唐王朝保衞北庭（今新疆吉木薩爾）、龜茲（今新疆庫車）。此碑是唐與回鶻友好關係的見證。 ^[1] 

為中國古代漠北回鶻政權第九世愛登裏羅汨沒蜜施合毗伽可汗（譯意為“天賜福神武智慧可汗”，唐朝封號為“保義可汗”）在位時（808～821）所立的紀念碑。

此碑立於唐元和九年(814),到清光緒十六年(1890)，始由芬蘭民族學家、考古學家A.O.海凱勒在蒙古旅行中於漠北唐代回鶻首府喀喇巴喇哈遜（黑虎城）附近柴達木河畔附近發現，首先刊印在1892年由他編纂的《一八九零年芬蘭考古隊所集鄂爾渾碑文》中。

碑文分別用粟特文、突厥文和漢文3種文字銘刻。因年代久遠,碑銘面損壞甚重，保留下來的字數較少，特別是碑陰粟特文的一面剩下僅半塊稍多點，突厥文部分也僅保留三角形似的一小塊；而碑陽漢文部分則保存的比較完整，所以它對研究回鶻民族的歷史具有重要價值。據碑銘漢文銘刻，立碑者是回鶻內宰相頡於伽思，漢文撰寫人為伊難主和莫賀達幹。

漢文碑面發現時已碎為8段,碑銘現存22行，其主要內容：

①追敍回鶻汗室先世葛勒可汗(747～759)、牟羽可汗(759～780)參加平定唐朝安史之亂的功勳。

②頌揚牟羽可汗從中國內地傳播摩尼教於回鶻地區，使回鶻人改變了舊的薩滿教的信仰，新的摩尼教不但傳播漠北，而且西達天山，在長安、洛陽以及長江流域普遍地建立了摩尼廟。

③回鶻保義可汗出兵西域，與當時吐蕃展開鬥爭，以保衞北庭(今新疆吉木薩爾北破城子)、龜茲（今新疆庫車縣一帶），維護祖國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