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品差調

中國古代的户等制度的正式出現，始於“九品差調”，備於唐，盛於宋，與國家的賦役有重要的關係。

劃分户等主要依據“物力”多少而定，按户計算資產的辦法，早在秦漢時期即已存在。秦始皇“使黔首自實田”[1]，“乃尊獎併兼之人”，“上家累巨億之貲，斥地侔封君之土”，“下户踦●，無所跱足”[2]。漢代史籍有“高訾”（大姓、大家、富訾、豪右）、“中人之家”（中民）、“小家”和“貧民”，即是按財產多少區分的，當時謂之“各以其物佔”[3]。漢簡記載，核算一些富户的貲直，把牛、馬、驢、車、田、宅、奴、婢都統計在內[4]。“貧民”卻只能“以衣、履、釜、鬵為貲”[5]。核算民户的貲產，是為了“以訾徵賦”[6]。漢朝設置嗇夫、有秩等基層政權頭目，“皆主知民善惡，為役先後，知民貧富，為賦多少，平其差品”[7]。此外，災荒之年還有按貲產減免賦税的辦法。如漢成帝鴻嘉四年（公元前17年）正月，詔令關東“被災害什四以上，民貲不滿三萬，勿出租賦”[8]。總的説來，秦漢時雖有計貲的制度，並與賦税的徵收或減免有密切關係，但似乎尚未出現正式的户等制度。

西漢以後，計貲徵收賦税的辦法，仍然繼續使用，並在實踐中有了明顯的發展。

北魏孝文帝時，召開公卿大臣御前會議，討論在全國貫徹實施三長制。著作郎傅思益發表了不同意見，他説：“九品差調，為日已久，一旦改法，恐成擾亂。”[9]這種為日已久的九品差調法到底始於何時，史書未見有明確記載。《初學記》卷27《寶器部·絹》條所引《晉故事》，記錄了西晉開始實施課田制時，法令規定徵收租調的具體數額，並且指出：“書為公賦，九品相通，皆輸入於官，自如舊制”。所謂“自如舊制”，説明早在課田制頒行以前，社會上業已存在九品相通的差調辦法。但自司馬炎篡魏建立晉政權，直至滅吳以前的十餘年內，看不到晉政權實施計資徵賦的痕跡。三國鼎立時，蜀、吳兩國徵收賦税，也不見計資的記載，而曹魏卻有計資調發的辦法。漢末建安時，曹操為司空，“以己率下，每歲發調，使本縣平貲，於時譙令平（曹）洪貲財與公家等。太祖曰：‘我家貲那得如子廉邪。’”[10]表明曹操執政時，確是存在着計貲發調。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頒令，户調絹綿[11]，便是鐵證。因此，我們推測西晉的九品相通，計貲發調辦法是始於曹魏時，這不僅符合“自如舊制”的説法，而且聯繫到魏文帝剛即位，便頒行了選拔人士的九品中正制，從側面證明，同一時期在經濟政策方面，也出現了區分為九品的徵税辦法。

關於兩晉南北朝時期“九品混通”徵收户調的辦法，唐長孺先生已作過詳細論述[12]，不須重複。應當指出，北魏前期，已出現了一些新的情況。魏獻文帝時，“因人貧富，為租輸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內納粟，千里外納米，上三品户入京師，中三品入他州要倉，下三品入本州”。這項法令將過去的“九品混通”輸租辦法進一步具體化了，也將太武帝時，所以“裒多益寡，九品混通”原則具體化了[13]。按照貧富不同品級，對輸税地裏遠近作出了明文規定，與後來趙宋依户等高低決定支移遠近的辦法頗相類似。

北魏晚年，分裂為西魏和東魏，但東、西魏都繼續實施“九品差調”的辦法。現存西魏大統十三年（公元547年）瓜州地區的計帳文書記載，民户區分為上、中、下三等，按照不同情況徵收租調[14]。東魏不久被高氏所替代，建立了北齊，武成帝河清三年（公元564年），規定“墾租皆依貧富為三梟。其賦税常調，則少者直出上户，中者及中户，多者及下户。上梟輸遠處、中梟輸次遠，下梟輸當州倉，三年一校焉”[15]。這説明東魏、北齊同樣存在上、中、下三等不同的徵税辦法。至於三梟遠近的差別則與北魏時的規定相類似，而且明文規定“三年一校”，當賦税額少時，下户乃至中户可以不納，這是前所未見的。

總之，秦漢以至南北朝時期，社會上普遍存在着計算家貲物力的辦法。雖然各個朝代的計資有其特色，如漢代有“以貲為郎”[16]，“訾算十以上乃得官”，“無訾又不得官”[17]，這類計貲須另當別論。甚至在王莽時，“壹切税吏民，訾三十而取一”的貲賦[18]，也不能和本文所説的計貲以劃分户品等級相提並論。

自曹魏以至南北朝時期，南北都出現了“九品相通”的徵賦辦法，由於史料限制，現已無法知道“九品混通”的具體做法。但可以推知，為了保證國家需要的大量賦税收入，各地必須劃分民户品級，評定貲產必然要成為當時經濟生活中的重要工作。北朝時，明文規定九品區分為上、中、下各三品，上户出賦多，輸租遠，中、下户納税少，照顧就近輸納。由此可見，九品户的劃分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作用已在逐步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