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亥黨論

之前在緒論裏，筆者已經説過，擁立朝鮮中宗登基的功臣派在1519年發動的“己卯士禍”中剷除了以趙光祖為首的士林派。當時的士林派，可以説是真心倡導儒家學説、愛國忠君的士林。但就是這樣真正的士林派，卻在政治鬥爭中根本不是功臣派的對手。也因此從“己卯士禍”到“灼鼠之變”的十年裏，朝廷依然牢固地把持在功臣派手中。 ^[1] 

隨着功臣派的沈貞派和世子派的金安老在朝廷裏被剷除掉以後，朝廷的職位出現了大空擋。當時在朝廷中擁有極高地位的兩位國舅尹任（章敬王后之兄）和尹元衡（文定王后之弟）叔侄，為了增加自己的勢力，不得不拉攏士林派的力量，從而形成了“大尹派”和“小尹派”。得到外戚支持的士林派，通過在各地的“書院”慢慢培育新的人才。而“書院”本身從原先研究教育儒家學説的清明場所，逐漸墮落為腐敗政治勢力的聚集之處。 ^[1] 

發生在1545年的“乙巳士禍”和“大尹派”下台的事件，讓廣大士林更瞭解到只有通過權勢才能達到進入朝廷的目的。因此，越來越多的士林派投身到“小尹派”的麾下，出賣了儒家思想真正的精神。而從文定王后停止垂簾聽政退居幕後開始，朝鮮明宗大王（1545——1567在位）扶植仁順王后沈氏的外戚家門“青松沈氏”。而青松沈氏也在各地拉攏士林的力量，對抗以文定王后和尹元衡為首的“坡平尹氏”的外戚勢力。被青松沈氏扶植拉攏的前輩士林，日後就轉變為西人黨的勢力。而被坡平尹氏利用拉攏的後輩士林，日後就轉變為東人黨的勢力。像那些真正尊重儒家精神的士林，如尹殷輔和李彥迪等人卻遭到了無情的排擠。

然而，文定王后、尹元衡和鄭蘭貞（尹元衡之妻）的專橫導致了天下百姓一致的排斥和牴觸，而扶植僧人普雨的勢力也令他們麾下的士林派產生反感。1565年文定王后薨逝後，仁順王后之弟沈義謙聯合尹元衡的門客金孝元等人，發動政變將尹元衡趕下台，更以毒殺正室夫人的罪名通緝尹元衡之妻鄭蘭貞。當尹元衡夫婦被百姓亂棒打死於街頭的同時，朝廷落到了以沈義謙和金孝元為首的兩股士林派的手中。 ^[1] 

1567年明宗薨逝後，他的侄子河城君被立為國王，是為“朝鮮宣祖”。明宗的王妃仁順王后以王大妃的身份開始了垂簾聽政。雖然她攝政的時間很短，但也足以給沈義謙培養足夠的勢力。這些政策引起了金孝元等另一股士林派強烈的不滿。所以他們千方百計地阻止沈義謙一派的人進入朝廷的中樞。前輩與後輩兩股士林派對峙的局面逐漸形成了，而真正促使這兩大勢力轉變為東人黨和西人黨的政治事件，就是1575年的“乙亥黨論”。

這裏先來簡單介紹一下金孝元和沈義謙兩人。金孝元，1532——1590，本貫善山，字仁伯，號省庵，著名學者曹植和李滉的門人，曾為尹元衡的門客，1564年考中進士，在一年之內歷任了兵曹佐郎、正言、持平等官位，明宗薨逝後逐漸掌握了朝廷要職。沈義謙，1535——1587，本貫青松，字方叔，號巽庵、良庵、黃庵，明宗妃仁順王后沈氏之弟，著名學者李滉的門人，1555年考中進士，在仁順王后攝政期間逐漸掌握了朝廷要職，被授予“青陽君”的爵位。 ^[1] 

到了1575年，兩派的暗鬥終於發展到了公開的地步。兼任吏曹參議的沈義謙想給自己的弟弟沈忠謙一個吏曹銓郎的官位，而兼任吏曹正郎的人卻是金孝元。沈義謙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通過沈忠謙的力量，奪取金孝元的官位，把後輩士林派的勢力從擁有人事選拔權的吏曹當中給趕出去。金孝元也非常清楚，一旦批准了讓沈忠謙出任吏曹銓郎，那以後就很難再把吏曹給掌控住，更難取得人事選拔的大權，所以他就以“外戚干政”的理由，拒絕批准沈忠謙出任吏曹銓郎。“乙亥黨論”就此開始。

就為了這麼一個看似很小官位，兩股士林派為了各自的利益公開鬥爭了起來，終於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由於金孝元住在漢城東部、沈義謙住在漢城西部，因此各自以他們兩人為中心，形成了東人黨（嶺南學派）和西人黨（畿湖學派）。根據他們對吏曹銓郎這一官職的爭奪來看，東人黨認為，朝廷官位的任職必須通過選拔，而西人黨認為，朝廷官位的任職可以通過上級官員的推薦。人事案，是東人黨與西人黨對立的首要矛盾。 ^[1] 

與此同時，朝鮮的兩位大儒學家李滉與李珥，因為對從中國傳來的程朱理學的不同解釋，發生了思想界的對立。李滉認為程朱理學的核心在於“主理説”，李珥則認為程朱理學的核心在於“主氣説”。這個思想界的對立很快就被朝廷的朋黨鬥爭利用。東人黨支持“主理説”，而西人黨則支持“主氣説”。從人事之爭很快發展到了思想之爭，令朋黨的影響力很快就深入到社會的各個階層。 ^[1] 

但對於重大朝廷政事來説，無論是東人黨還是西人黨，一時之間都無法為所欲為，這樣就不能真正把對方給剷除掉。因此，兩大黨派需要在朝廷的其他高官間形成對立局面，拉攏他們成為兩黨骨幹成員。不久，東人黨共奉許曄為領袖，而西人黨共奉樸淳為領袖。許曄，1517——1580，本貫陽川，字太輝，號草堂；樸淳，1523——1589，本貫忠州，字和叔，號思庵。他們兩個與金孝元和沈義謙一樣，都是當年打倒尹元衡的士林派的骨幹成員，也保持着相沖突的政見。同時，許曄依靠着出使明朝的機會獲取了宗主國的大力支持，在朝廷裏擔任司法機構的最高官職——大司憲；而樸淳也歷任了左議政、右議政和領議政等朝廷最高官位。由於他們的加入，東人黨和西人黨的勢力獲得了空前的提高，進一步發展到了左右朝政的地步。

年幼的國王宣祖，根本無力去制止兩大黨派的朝廷爭鬥。朝政就這樣因黨派鬥爭而荒廢，剛剛脱離坡平尹氏專政的朝鮮人民又迎來了黨爭這一無盡的傷痛。“乙亥黨論”宣告了朝鮮兩百多年的朋黨政治時代的開始，也預示着朝鮮王朝逐漸走上了衰敗之路。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