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

1924~1927年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之後，“中國應走什麼道路?”“中國向何處去?”這樣嚴峻的問題擺在全國人民面前。為了正確解答中國革命的性質、方向和任務的問題，就需要研究中國古代歷史發展的階段和當代社會的性質。各階級、各黨派的人們從各自的階級派系的利益出發，站在不同的立場，積極參予了這場論爭，提出並宣傳各自的論點，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務。 ^[1] 

1928年6~7月，中國共產黨召開了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確認中國革命性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革命，並批判了認為中國革命當時階段已轉變到社會主義性質革命的錯誤論斷，指出把現時中國革命説成"不斷革命"，是不對的。“六大”這一科學論斷，遭到了敵對的階級或黨派來自“左”的或右的方面的攻擊和反對，也得到了進步的革命的理論家、歷史學家的擁護和捍衞。論戰實質上是圍繞着“六大”決議而展開的。 ^[1] 

論戰從對於古代社會性質的討論開始。當時流亡在日本的郭沫若(1892~1978)於1930年發表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批駁了“中國國情特殊”論者對共產主義學説的非難。它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揭示了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進程，論證了中國社會的發展是符合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發展普遍規律的學説的。同時，李達也積極地宣傳了中國共產黨的路線和主張，於1929年出版了《中國產業革命概觀》一書，對鴉片戰爭後中國社會經濟結構作了具體分析。他們的著作，遭到了論敵的猛烈攻擊。 ^[1] 

參加論戰的各色人中，有新生命派，即由國民黨官僚戴季陶(1890~1949) 陳果夫(1892~1951) 周佛海(1897~1948)等所創辦的新生命書局，根據蔣介石(1887~1975)的“把共產黨的一切理論方法和口號全部剷除”的反革命意圖，出版《新生命》雜誌，拋出許多反共文章。還有以汪精衞(1883~1944)為首的國民黨改組派，於1928年由陳公博(1890~1946)等創辦《革命評論》，宣傳汪精衞的“分共”方針，發表了一些反共文章。還有胡適(1891~1962)梁實秋等創辦的新月書店，於1929年底出版《新月》雜誌，提出了“中國現狀”問題，發起討論。還有以陳獨秀(1880~1942)(當時仍留在共產黨內)為首的少數人，他們信奉JI.Д.托洛茨基(1879~1940)的主張，撰寫直接針對中共“六大”決議的文章。此外自1931~1933年由王禮錫主編的《讀書雜誌》亦號召各派對自古代社會到當代社會性質問題，開展全面的論戰。這些派別對中國社會歷史發展階段的論點，歸結起來不外是:①中國沒有存在過奴隸社會;②封建社會的歷史很短，到秦朝就已消亡;③此後到清朝2000多年，是一個特殊的“商業資本主義”，或稱前資本主義、專制主義社會;④鴉片戰爭以後就是資本主義社會。 ^[1] 

面對着各種反動的社會史論，中國共產黨組織了反擊。1929年11月由中共理論工作者在上海創辦《新思潮》雜誌，1930年4月該雜誌第5期《中國經濟問題研究專號》發表了王學文(鄭景)、吳黎平、李一氓、潘東周、向省吾等人的文章，明確地提出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論點，集中地批判了新生命派，尤其是託派關於中國社會性質的論點。同年6月，左翼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在上海成立，提出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駁斥反馬克思主義思想、促進中國革命勝利的任務，創辦了《社會科學戰線》，投入論戰。這時論敵的一些文章主要發表在《動力》雜誌上，對《新思潮》進行攻擊。 ^[1] 

《讀書雜誌》是中國社會性質論戰的主要陣地。該雜誌自1931年第1卷第45期起，《中國會史論戰》特輯，到1933年3月彙編成3卷4冊。在該雜誌發表文章、參加論戰的有新生命派的陶希聖等，託派的任曙、嚴靈峯、李季、王宜昌、杜畏之等，神州國光社的王禮錫、胡秋原;中國共產黨方面則有《新思潮》的成員，還有劉夢雲、張聞天(1900~1976)熊得山等;此外，也有其他革命知識分子和無黨派的人士參加。 ^[1] 

在反對中國共產黨的各派理論家中，以託派最為活躍，他們斷章取義地引用一些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字句。他們的論點無非是説，帝國主義的侵入“絕對地”破壞了封建制度的經濟基礎，直接推動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包括農村在內的封建勢力，已是微不足道的殘餘，佔支配地位的已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因此“中國日前是個資本主義社會”。他們無視帝國主義在華投資和買辦資本同民族資本之間的根本區別，混淆了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界限，把對中國社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的科學論斷污衊為沒有根據的宣傳。 ^[1] 

許多進步學者，特別是新思潮派，嚴正地駁斥了託派及其附和者的謬論。他們理論結合事實，正確地指出，鴉片戰爭以前的中國是封建社會，隨着商品經濟的發展和手工業作坊的出現，已有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蔭芽;帝國主義的商品和先進生產技術的移入，固然打擊了封建的自然經濟和城市行會制的手工業，但相反萬面，帝國主義在農村中勾結和維護了封建生產關係，在城市中打擊了民族工商業，使中國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不能正常地建立起來，使中國成為一個特殊的社會經濟形態，即帝國主義侵略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這些分析和論斷有力地捍衞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 ^[1] 

自從1931年“九一八”事件後，中國共產黨發出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號召，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抗日救亡運動。中國社會性質的論戰已過了高潮時期。1933年神州國光社被國民黨特務搗毀，《讀書雜誌》被迫停刊，論戰在上海告一段落。

從1928 年開始持續 10 年的關於中國社會性質和社會史問題的論戰,在中國現代政治思想史和文化思想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

(一)這場論戰首先是一場政治鬥爭。雖然參戰者之中也有中間派人物,但論爭本身實質上是革命文化界反對國民黨文化“圍剿”的組成部分。通過論戰,國民黨統治區的許多知識分子,對中國社會性質和革命道路(包括農村社會性質和農村改造道路)有了比較明確的認識,對中國共產黨的民主革命綱領和土地革命政策有了比較正確的理解。1935 年7月沈志遠在《現階段中國經濟之基本性質》一文中説.“現在你隨便拉住一個稍稍留心中國經濟問題的人，問他中國經濟如何,他就毫不猶豫地答覆你中國經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的經濟。”這段話生動地説明了這場論戰的重大理論成果在文化界所產生的廣泛影響。這是馬克思主義者在政治理論戰線反“圍剿”鬥爭中取得的一個勝利。 ^[2] 

(二)這場論戰有力地促進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中國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的發展。許多社會科學工作者積極翻譯出版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和撰寫哲學社會科學論著,都是為了論戰的需要。他們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作為剖析中國社會和歷史的有力武器。 ^[2] 

例如他們在分析中國經濟問題和社會性質時,用對立統一的辯證法批判反對派的機械論。他們指出機械論的思維方法是“是一是”“否一否”。因此他們認為中國近代社會的性質,要麼是資本主義社會,要麼是封建主義制度,此外沒有另一種過渡性的社會形態;關於革命性質,在資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之間,不可能有第三種形式-工農民主革命;在政權形式上除了資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之外,不可能有“居間的統治形式”工農民主專政。馬克思主義者則認為,帝國主義者的人侵,既破壞了中國的自然經濟，促使封建主義的解體它們又有意識地維護和扶助封建勢力;外國資本主義經濟既促進了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又阻礙和壓制了中國民族工商業的發展。既破壞它，又鞏固它;既促進它,又阻礙它。這種“一正一反”的矛盾運動,是一切形而上學的機械論者“百思千思而不得其解的”。但是這種“一正一反”的矛盾運動卻正是近代中國經濟狀況最本質的特徵。此外,進步的社會科學工作者還普遍用質和量、一般和特殊、主觀和客觀形式和內容、現象和本質、內因和外因等一系列對立統一的哲學範疇,來分析中國的社會和歷史，使之成為戰勝論敵的有力武器。 ^[2] 

(三)在論戰中,運用最多的是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理論,如馬克思、恩格斯的《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列寧的《資本主義在俄國的發展》、《帝國主義論》等經典著作。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關於商品經濟、僱傭勞動地租形式商業資本等的論述都是當時學者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理論根據。其中最重要的是關於生產力生產關係和生產方法(即生產方式)的學説。他們運用這些理論對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與中國民族經濟的關係,對中國自古至今的經濟發展概況,中國近代的農業、工業、交通、運輸、金融貿易以及農村經濟狀況-地佔有、階級構成剝削形式等都作了開創性的研究。一支生氣勃勃的經濟理論隊伍在論戰中成長起來。 ^[2] 

(四)這場論戰的又一積極成果，是中國歷史科學體系的開始形成。中國學者全面而系統地研究中國歷史，是伴隨着中國社會性質論戰而展開的。論戰所提出的問題，是中國當前的社會性質過去所經歷的道路和今後發展的趨向。它包括了從遠古至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整個過程。革命的史學工作者在深人學習和掌握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的同時,對我國自古至今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進行了考察。他們經過努力探討,終於尋找出我國曆史發展的嚴整體系。首先是把 1840 年鴉片戰爭確認為劃分我國社會史段落的一個界碑。1932 年出版的李鼎聲的《中國近代史》,正式把鴉片戰爭定為我國近代史的開端。其次是認為自奴隸制崩潰以後至鴉片戰爭的中國社會是封建社會。雖然學者們對奴隸制社會和封建社會之間的劃界時期持有不同意見,但他們都認為中國的封建社會延續了 2000 多年其間未曾出現過超越人類社會發展一般規律的其他社會形態。再次，馬克思史學家的另一大功績就是對中國奴隸制社會的發現。到了30代中期，“周奴隸社會”論,為越來越多的史學界人士所贊同。此外,郭沫若對中國原始社會的婚姻制度和氏族組織等進行的粗略描述,衝破了歷史懷疑論者的迷魂陣;呂振羽對殷代以前的遠古社會歷史，也初步整理出一個系統。總之,革命的史學工作者,把從古代到現代的中國歷史演化過程,勾畫出一個明晰的輪廓構成一個科學的史學體系。這些研究成果雖然還是初步的,但卻是前所未有的。30 年代末至40年代初在毛澤東的倡導和關懷下,更多的史學家利用30年代社會性質論戰的成果,把中國通史和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大大地推向了前進。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