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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得山
鎖定
熊得山，字子奇。荊州江陵人。1906年春與胡鄂公等組織“輔仁社”，進行反清革命活動。翌年赴日留學，並先後加入"共進會"和"同盟會"。1909年回國。辛亥革命爆發後任"北方革命總司令部指揮處"秘書長。五四運動後接受馬克思主義理論，與胡鄂公等在北京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又稱中國共產黨同志會），是中國早期共產主義團體。1922年2月，創辦《今日》雜誌，任主編。撰寫和翻譯了《公妻説的闢謬》、《社會主義未來國》、《社會主義與人口論》、《國際勞動同盟的歷史》等著作。所譯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在《今日》雜誌第一卷第四號上發表，使得這部科學社會主義文獻第一次與中國廣大民眾見面。1927年返回湖北，先後任《商大週刊》主編、武昌法科大學和中教授。次年到上海任法政學院和暨南大學教授，後在中國共產黨指導下，與李達、鄧初民等發起組織了"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並參加"中國互濟總會"。1933年離滬赴廣西，任廣西壯族自治區立師範專科學校（後改廣西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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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2月，正是日軍飛機瘋狂轟炸桂林的時期，因缺醫少藥，病逝於桂林大埠大岡埠村，享年四十九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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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
- 子奇
- 逝世日期
- 1939年2月
- 本 名
- 熊得山
熊得山人物事蹟
- 青年時以“恢復中華、追求共和”為己任
熊得山，原名熊學峻，字子奇，又字德山，後改為得山，湖北省江陵縣熊河鎮熊家大灣人。據他的摯友胡鄂公回憶，熊得山生於光緒乙丑年（1889），其家人回憶他的生肖屬牛。一些研究資料將熊得山先生的出生年份寫成1890年，顯然是弄錯了。
1907年，熊得山與錢納水往日本求學。熊得山先在日本弘文學院讀預科，然後進入明治大學攻讀學位。
在日本學習期間，熊得山和錢納水認識了孫武，並經孫武介紹加入了同盟會。1909年夏天，二人回國。回國後的熊、錢二人很快與胡鄂公取得聯繫，並與胡一起在河北保定成立了“共和會”，由胡鄂公任幹事長，熊得山任幹事，有資料介紹李大釗也參加了共和會。共和會很快在北京、廣州、桂林等地設立了六個分會，後來集體參加了同盟會，轉而成為同盟會的一支重要力量。
武昌起義不久，胡鄂公再赴河北、天津一帶，組織革命力量舉行暴動。11月27日，這支革命力量在天津成立了北方革命軍總司令部，推舉胡鄂公為總司令，熊得山為秘書長，約定29日舉行大規模暴動，以響應武昌起義。因為缺乏組織經驗，起義者誤發了信號，導致一些人提前起義，另一些人則未能及時響應，致使起義失敗。起義失敗後，為避免更大犧牲，熊得山主動向當局攬責被捕，至南北議和方獲釋。
袁世凱就任大總統後，熊得山又與友人共同創辦了《大中華日報》，以揭露袁世凱為己任。
俄國十月革命以後，給當時的世界帶來巨大影響，社會主義思想被大量介紹到中國。這一時期，熊得山與李大釗等人來往密切，受社會主義思想影響頗深，並積極向國人介紹馬克思主義。馬克思的著作《哥達綱領批判》和《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等馬列著作，就是由熊得山最早翻譯介紹到中國來的。
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夕，各地已經有了不少的馬克思主義組織，如共產主義小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等。1921年，胡鄂公、熊得山等人在北京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又稱中國共產黨同志會），並於次年創辦了《今日》雜誌，熊得山任主編。中國共產黨成立後，經瞿秋白介紹（有的研究者認為是李大釗介紹，但胡鄂公本人的回憶是瞿秋白介紹，故取此説），這個研究會的成員集體加入了共產黨。這樣，熊得山就成為我黨最早的黨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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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積極參與中國社會史論戰
根據1923年11月30日出版的《中國共產黨黨報》第一號刊印的資料，中國共產黨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執行委員會本定於10月20日召集，後延遲到11月24日上午9時開會，25日下午4時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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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會議形成的《第一次中央執行委員會開會紀要》一共討論了十項日程。其中第八項為：胡鄂公等黨籍問題。討論的結果：胡鄂公在未能證明其確未幫忙賄選以前，仍舊停止出席小組會議；熊得山、汪劍儂因與胡有連帶關係，亦應同樣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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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一些廣西大學老人的回憶，熊得山在廣西大學任教期間，仍然與一批中共黨員或者前黨員過從甚密，如李達、陳望道、楊東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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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據《解放前中共廣西省立師專黨的活動概述》介紹，1936年，熊得山在廣西大學教授任上與中共中央北方局派來的薛尚實接上頭，幫助薛尚實在學生中發展黨組織，並將自己的學生莫西凡等介紹給薛尚實。這些回憶説明，熊得山一直是我黨的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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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7月15日，汪精衞在武漢宣佈分共，實現了寧漢合流，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破裂，大批共產黨人被殺被捕。熊得山無法在武漢立足，跑到上海去避居，先是靠賣短文暫且生活。1929年，他在上海與李達、錢納水、鄧初民、施存統等人發起開辦了崑崙書店，系統地向中國讀者介紹西方的社會科學著作尤其是社會主義學説的著作。在這一時期，熊得山除了打理書店業務外，還將主要精力放在社會史和經濟學方面，他在這一時期的重要著作有《中國社會史研究》《社會主義之基礎知識》《社會思想》《社會問題》《中國革命的出路》《社會主義未來國》《公妻説的闢謬》等，譯著則有日本學者住谷悦治的《物觀經濟學史》、山川均的《唯物史觀經濟史》、關衞的《西方美術東漸史》、山內房吉的《社會思想解説》等，還與錢納水等人合著了《西洋哲學史》。這些著作，國家圖書館和上海圖書館都有藏本。
1932年，中國社會科學界展開了一場激烈的中國社會史論戰，熊得山挾兩篇論文《中國農民問題之史的敍述》和《中國商業資本的發生之研究》參與論爭，力圖以馬克思主義之觀點，闡述中國的商業資本問題和農民問題。在那個時代，人們對當時中國處於什麼社會狀態討論熱烈卻認識不清，有的説中國尚處於封建社會，有的説中國已經是前資本主義社會，還有人借用歐人之語説中國處於亞細亞式社會。熊得山則明確提出：當前中國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這個觀點，已經被中國史學界普遍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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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聘師專教授、結緣廣西大學
熊得山1913年元旦結婚，1916年長子出生。有了妻兒，家庭的生活總是一道必答題，這就需要相對穩定的工作。1925年，熊得山被聘為湖北法專教授。國民革命軍北伐攻克武昌後，武昌各高等專科學校合併為國立第二中山大學（後更名為國立武漢大學），熊得山遂成為國立第二中山大學的名教授之一。他的次子、三子、四子均在這一時期出生，他的岳母（其妻的養母）因為幫助照看孩子，從此開始隨熊得山一家生活。到1928年時，熊得山已有四個孩子。長子出生前後，他把家安置在荊州老家；後面幾個孩子出生的時間比較集中，那是他在武漢任教時期。
從武漢避居上海後，熊得山先是賣短文謀生，爾後與朋友共同創辦了崑崙書店。1932年，熊得山被上海法政學院和遷到上海的暨南大學聘為教授。作為教授，收入穩定下來，但架不住一家老小七張嘴，加上請保姆的費用，日子還是比較清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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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年，陳此生到上海延攬了一批進步教授，以充實學校的教學力量，陳望道、鄧初民、馬哲民、施復亮、熊得山、楊潮（羊棗）、夏徵農、胡伊默、沈西苓等，就是這個時期到師專的。由師專培養出來的數百名學生，對中國革命和廣西的教育事業做出了積極貢獻。
當時的廣西當局也有雄心大志，雖然治理一個窮省，對外省來應聘的教授工資卻是發的國幣，本省教授則發省幣。國幣與省幣之比是一比二，實際上外省教授的工資就相當於本省教授的兩倍。這樣，熊得山一家的日子才顯得稍好一些。
熊得山應聘師專，仍把家安在上海，獨自來到桂林，住在文昌街，學校則在良豐的雁山園，講授中國通史。1936年，廣西大學從梧州搬遷到桂林，廣西師專併入廣西大學，熊得山遂成為廣西大學文法學院教授，仍舊講授中國通史。
熊得山先生是一個非常勤奮的人，加上清貧，營養不良，早在青年時期身體一直不很好。腦力勞動者常見的神經衰弱症和胃病，於他來説尤為嚴重。在廣西大學任教授期間，每週雖然只有五六節課，但他卻非常嚴謹認真地備課。他的授課講義，每一章節、觀點，均親自考證並撰寫。因為他的嚴謹，也因為戰亂時期難以查詢相關資料，偏偏他的家後來在日軍空襲中被炮火付之一炬，數十年收藏的書籍資料均在戰火中滅失，可以想見他的教案准備是很艱辛的。可惜只講到明史部分，熊得山便因病溘然而逝。他在廣西大學講授中國通史的這份講義，後商定由李達先生校刊作序，胡鄂公和錢納水覆校付印。
也就是在1937年，熊得山先生去了一趟上海。
1928年，熊得山避居上海時，全家隨同前往。這段時間，幾個年幼的孩子都在上海入讀幼兒園和小學。1934年，熊得山應聘到桂林任職，是隻身前往的。1937年，“八一三事件”爆發，日軍侵略上海，這讓遠在廣西桂林的熊得山很是不安，於是回到上海，接家人往桂林安家。畢竟，桂林地處西南，是當時的大後方，相對要安全得多，何況自己也在那裏工作！
因為戰爭，上海通往內陸的交通已經陷於停頓。幾近波折，終於通過關係，弄到了幾張上海往香港的船票。船隻是法國郵輪詩芬克斯號，雖然有三萬噸排水量，船體不小，但也只能買到五等艙的船票，這還是用二等票價買到的。
船到香港後，又停留了三天，才弄到香港至梧州的船票。到梧州後，沒想到接到了廣西大學的電報：熊得山已經被解聘了！雖然原因不詳，讓人驚愕，也得繼續硬着頭皮繼續前行啊，畢竟上海已經回不去了。在梧州經停，再換小一些的輪船經大藤峽往柳州，然後轉桂林。在大藤峽一帶，拖船與客船的拖繩斷了，客船幾乎失控，經過一番有驚無險的搏擊，輪船總算被控制住。
船到柳州，熊得山一家卻被好吃、好喝、好招待地安頓在最豪華的樂羣社裏住下，這真是讓人感到雲裏霧裏。
廣西當局派了兩部小轎車將熊得山一家接到桂林。到了桂林，才知道原來桂林發生了“王公度事件”，桂系乘機打擊進步力量，強令廣西大學文法學院的社會系和文學系提前畢業，以藉機解聘兩系的進步教授。因此，熊得山尚在旅途中，便接到了解聘的電報。據胡鄂公回憶，次年，廣西大學相關係重新恢復，熊得山再次被聘為歷史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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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的歷史背景是：1938年2月，白鵬飛任西大校長，他辦學效蔡元培“兼容幷蓄”的方針，延聘在全國教育界頗有聲望的進步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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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熊得山先生是名教授，兩人同是日本留學生且同庚，故熊應在此聘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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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到桂林以前，熊得山隻身住在文昌街一間小屋。這樣，全家一起不算保姆，也有七口人，文昌街是住不下了，熊得山就把家搬到了義倉街（今臨桂路）。
廣西大學的校車每天回到桂林的起始站，是義倉街與五美路的交叉處（今交通路北段），廣西大學駐桂林的辦事處就設在這裏。那是一部燒木炭的汽車，動力不足，只是代步工具罷了。逢有課時，熊得山先生會在清早乘車到雁山園上班，只是週末才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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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2月24日，日軍數架飛機轟炸桂林。熊得山位於義倉街的家也被炸成一片瓦礫！幸運的是，老大當時在廣西大學讀書；老二老三當時正隨學校到大圩宣傳抗日，遠遠地看見了桂林城的炮火，但沒有身陷炮火中；熊得山和妻子、岳母及小兒子因為當局警報及時，得以躲避轟炸，倖免於難。但是，作為一個學者的熊得山，其藏書全都隨着這場轟炸灰飛煙滅了。
村裏還有同盟會員唐民三的舊居。廣西大學在大岡埠辦了預科班，每天有校車將教授們送到桂荔公路路口，教授們再步行到村裏。熊得山是第一個把家安頓在大岡埠的教授。接着，千家駒、林東海（文法學院院長）、梅斌林等教授也搬了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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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難年代真情多
熊得山是個內心充滿熱情但語言不多的人。在幾十年的生涯中，他的朋友主要有幾撥：志同道合的革命者，社會科學領域的權威人物，教學生涯的同僚。
根據目前查得到的資料，在熊得山的青年時代，與之來往最密切的人有胡鄂公、錢納水、鄺摩漢、寧敦武等；從武漢避居上海，與友人合作成立了崑崙書店以後，他與當時中國社會科學領域非常活躍且頗有建樹的一批學者來往密切，如李達、鄧初民、張定夫等，並且參與發起成立了“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這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與“左聯”具有同等影響的、由我黨領導的文化組織。其中，李達還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大代表。
- 一生清貧、去世後竟無資入殮
熊得山先生早年奔走於革命，並無任何積蓄可言。從武漢避居上海後，先是靠賣短文補貼家用，在上海這個一切都需要用錢的地方，生活實在是窘迫得很，甚至要依靠隨他一起生活的岳母（孩子們都稱之為“奶奶”）把本來就很微薄的私房錢拿出來用於貼補生活。
後來，熊得山被聘為上海法政學院以及暨南大學的教授，算是開始有了較為穩定的收入。按説，民國時期的教授，其經濟收入相對還是不錯的，但熊得山先生要撫養一大家子人，還要償還以前欠下的債務，加上自己的身體不好，吃藥看病要花不少錢，那時的西醫西藥尤其昂貴。所以，他一直過着很清貧的生活。在上海期間，他的妻子有時還在路邊擺個油鍋，炸蘿蔔糕賣，以貼補家用。在大埠生活期間，熊得山先生的岳母則靠養雞補貼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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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遷到桂林後，一度收入中斷，生活尤其困頓，熊得山的身體更加糟糕，神經衰弱和胃病都強烈地折磨着他。1938年12月24日，日軍轟炸桂林，熊家在轟炸中化為灰燼時，熊得山就正在家中養病，因警報及時，臨時離屋，逃過一劫。這次轟炸後，全家搬到大埠，熊得山則一直抱病在家。兩個月後，因胃病加劇，大埠又遠離醫院，在缺醫少藥的情況下，熊得山於1939年2月終告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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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得山一生清貧，死後竟無資入殮。幸而熊先生是名人，廣西正副綏靖主任李宗仁、白崇禧，廣西省主席黃旭初，以及張懷九、馮玉祥，湖北省代主席嚴立三等人致以重賻，李任仁、千家駒、李達、張映南、陳此生、熊子民等人，熱心經紀張羅，才使得熊得山順利安葬入土。先是安葬在大埠鄉桂荔路口附近的燒灰山，後遷葬至桂林市東郊堯帝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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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得山代表作品
熊得山著作甚豐，有《中國革命的出路》、《社會主義基礎知識》、《中國社會史研究》、《社會思想史》等20多種，譯著有《歌達綱領批判》、《唯物史觀經濟史》、《歐洲經濟通史》、《西方哲學史》等20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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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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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熊得山：早期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社會學家 ．荊州市人民政府網[引用日期2023-01-13]
- 2. 熊得山：早期的社會活動者 ．廣西大學黨史學習教育專題網站[引用日期2023-0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