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鼎聲

1927年1月，李平心根據黨的安排，肄業離校，赴浙江第六師範學校任社會學和哲學教員；並與曹亮同志編輯出版《世界月刊》，宣傳馬克思主義，討論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等問題。同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立志為建立一個光明、自由、民主的新中國而獻身。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白色恐怖籠罩着全國。李平心遭到反動當局的通緝後，由臨海轉道上海，在中共上海滬東區委從事宣傳工作。6月2日，他在《文學週報》上發表《〈慘霧〉的描寫方法及其作風》一文，呼籲文藝工作者“打起精神來描寫一般被壓迫的人類”。他力圖在革命低潮時期，從文學戰線上鼓舞革命士氣，激勵廣大勞苦大眾起來反對蔣介石的反動統治。

1928年2月，李平心加入蔣光赤、錢杏邨等領導的太陽社。他響應創造社、太陽社提倡的撰寫革命文學的號召，在《太陽月刊》上發表了小説《巴里亞的勝利》。小説以上海工人武裝起義為題材，歌頌了無產階級英勇善戰的革命精神，從而教育無產者認識到只有靠自己的力量才能夠主宰自己的命運。

1928年1至3月，他在《布爾什維克》雜誌上發表了《中國土地問題與土地革命》，對中國農業經濟和土地關係的特點及農村的階級矛盾進行了深刻的分析。他認為：“近時的中國農業經濟和土地關係雖然還保持着它主要的歷史特點”，可是“資本主義的侵入中國和國內都會工商業的發達，破壞了農業經濟的均勢，使農村的經濟組織和土地關係成為畸形的狀態，地主豪紳對於農民的壓迫只有一天一天的加緊，農民所受的經濟痛苦隨着土地所有權的集中，農業資本的集中，利貸資本的發達，只有一天一天的增加。”他指出，資產階級和地主豪紳階級與他們的總代表——軍閥官僚，像鐵鏈一樣結成一條聯合戰線。因此，無產階級與農民階級應結成鞏固的聯盟去錘碎這條鐵鏈。他在文章中宣傳了我黨發動農民運動，進行土地革命，建立農村蘇維埃的主張，提出了土地革命的原則及其具體方案的設想。這是一個共產黨員在大革命失敗後．對中國革命經驗的總結和對革命道路的探索，表現了忠貞不渝的革命精神。

1928年5月，因叛徒出賣，李平心在上海被捕入獄。10月，經保釋回南昌。在故鄉，他翻譯了《政治思想史大綱》一書（1930年5月出版）。1929年6月，重返上海，從事黨的地下工作。7月，他與光華書局訂約譯《資本論》第一卷。後因光華書局毀約未能出版。1930年6月，他根據《資本論》的理論，並參引《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等馬列經典著作，編寫出版了《現代社會學理論大綱》一書，對社會學的性質、對象、範圍等問題闡發了自己的見解，表現了可貴的探索精神。

1930年，李平心在上海經惲代英同志推薦，在黨中央領導的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準備委員會擔任秘書工作。其間，他在周恩來、瞿秋白、鄧中夏、林育南等同志的親切關懷和教導下，參加了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土地改革法》、《教育改革法》、《蘇維埃選舉法》等文件的起草工作。後因蘇準會遭到破壞，李平心等同志與黨中斷了組織聯繫。

九一八事變後，民族矛盾空前激化。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積極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對我黨領導下的革命根據地進行瘋狂的圍剿。為挽救民族危亡，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影響下，平心把自己的全部智慧和知識凝聚在筆端上，辦進步刊物，著書立説，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和愛國民主思想。

1931年秋，李平心參預發起現實週刊社，負責《現實週刊》的編輯校訂工作，撰文宣傳抗日救亡，抨擊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1932年，他參加了我黨領導的社會科學聯盟的活動。1932年以後，主要為《生活週刊》、《新生週刊》、《大眾生活》等刊物撰稿，相繼發表了六、七十篇文章，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歷史、哲學、文學和青年修養等方面。其中，《現代學生與經濟思想》、《生產力與生產關係》、《論形式邏輯》、《論真理》、《論思想》、《論道德》、《論文明》等文章，不僅對舊的社會思想、研究方法、道德觀念等一一進行了批判，而且啓示讀者用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研究社會科學。他的文章在當時頗有影響，正如韜奮所説：“平心先生的文字，結構細密，婉轉曲達，最擅長於説理，無論怎樣艱深的理論或複雜的內容，經他的筆端以後，總使人感到豁然貫通，條理分明。”

1933年，正當中國文化界圍繞着中國社會性質諸問題激烈論爭的時候，李平心的《中國近代史》正式出版。它在中國現代史學史上是有一定影響的。平心在“緒論”中説：“中國近代史的主要的任務，就是要説明國際資本主義侵入中國以來，中國社會、經濟、政治所引起的重大變化，中國民族的殖民地化的過程，以及在此過程中所發生的社會階級之分化與革命鬥爭的發展起落。”特別指出：中國近代史並不象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樣是中國資本主義的獨立發展的歷史，“卻是一部中國民族淪為半殖民地及國民經濟受着帝國主義破壞的歷史，這部編年史是用血與火來寫成的。”該書從鴉片戰爭講起，一直敍到1933年日本侵佔熱河察哈爾為止，創造性地提出了以1840年鴉片戰爭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闡明瞭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總結了近百年來人民革命鬥爭的經驗教訓。可以説，這是我國較早的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系統地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著作。它問世以後連續再版，深受廣大讀者的歡迎，曾被解放區翻印作為八路軍、新四軍的歷史教材。這對當時反帝反封建的愛國民主運動起了一定的教育宣傳作用。

1934年開始，李平心又致力於傳播和推廣無產階級大眾文化。是年，他編輯出版了《現代語辭典》。次年5月，又負責編輯《讀書與出版》刊物。他在“創刊漫談”中説，“如果説我們出版這刊物有什麼宗旨，那只有兩點值得宣佈一下的：頭一是要替讀者和出版界做一個老實的媒婆，一面叫出版界好的貨色不至擱在灰塵滿布的深閨中做老處女，一面叫讀者不必化冤枉錢討進一隻白鴿或楊梅毒；還有一點，我們很願盡力告訴讀者一點讀書的‘門檻’，報告一些新書或出版消息”，將“讀書由少數人書齋裏的遊戲奇蹟變成為眾多人所必需的粗衣淡飯”。《讀書與出版》作為無產階級大眾文化的播音者，深受廣大讀者歡迎。1935年11月，生活書店刊行了李平心編輯的《全國總書目》。這是我國現代目錄學史上較早而有影響的一部全國總書目，收錄了1921至1935年間出版的書籍約二萬種。它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批判地吸收了當時流行的杜威分類法，儘可能按照學術與知識系統建立圖書分類法。而且，其所收書目不論學派，惟以內容嚴正為尚，對黑幕書、誨淫書、低級趣味的讀物以及宣傳宗教迷信之書概不收入。該書目的出版是當時文化界、出版界的一件大事，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狀況，填補了我國缺乏較完整的全國總書目這一空白，對讀者和圖書館工作均有極大幫助。

1936年，李平心參加了孫冶方、薛暮橋、錢俊瑞等主辦的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的工作，併為會刊《中國農村》撰文，探討鄉村救亡運動的方針和路線。同時，他又連續為《世界知識》雜誌主辦的《國際問題基礎知識講座》撰稿，所發表的文章後彙編成《國際問題研究法》一書。是年，他還編寫出版了一部介紹和指導讀者學習社會科學的通俗讀物《社會科學研究法》。書中闡述了理論聯繫實際的科學思想，指出：“學習和實用，理論與實踐，不是機械地可以隔開截斷的，它們必須要統一起來，唯一面努力學習理論，一面隨時參加實踐，才能夠使社會科學成為有用的知識。”其用意是反對那種誇誇其談、脱離實際的“理論家”和否定理論的所謂“實幹家”，從而啓發讀者“對社會和歷史的認識”，“以便能夠適應時代的需要而生存，不致背反或乖離現實”；培養和鍛鍊讀者“變革現實的能力，以便為爭取民族解放和創造新生活而努力”。因此，這本書出版不久，就被國民黨政府列為重點查禁之書。

李平心很注意青年的智能訓練和意志培養，發表了許多關於青年修養的論著和文章。其中《青年的修養與訓練》一書，在當時頗有影響。它以青年的自我教育與自我訓練為目的，力避“説教佈道”的寫法，而採用啓發、商榷的方式，以提高青年理解和分析問題的能力，同時還選引了很多古今中外著名文學家、思想家、科學家、革命家的奮鬥事蹟。作為青年自我修養與生活言行的範例，以鼓勵他們百折不撓，積極向上。可以説，這是一部向青年宣傳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系統地討論青年自我教育和自我訓練的書。三十年代彷徨迷路的青年，曾或多或少地在這部書裏得到教益和啓發。

1936年秋，隨着民族矛盾的日趨尖鋭和抗日救亡運動的深入發展，李平心又着手主編了《自修大學》，第一期於次年1月發行。該刊內容翔實，體例新穎。刊首為“一葉評論”，闡述編者對時局的看法，宣傳抗日救亡；下分“時論專輯”、“兩週漫談”、“百科全書知識速修班”、“文學研究”、“知識往來”、“書刊介紹”、“問題解答”等專欄。它既是宣傳馬克思主義和愛國民主思想的通俗讀物，又是傳授科學基礎知識的自修讀本。不久，《自修大學》就被列入國民黨的黑名單，遭到查封。

七七事變後，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李平心的學術活動與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緊密聯繫在一起。他為民族解放而吶喊，先後編寫出版了《抗敵戰略論》、《民族統一戰線論以》、《戰時的青年運動及青年工作》等著作，在理論上就如何開展抗日民族運動進行探討和闡發。同時，又結合民族救亡運動研究歷史，對人民進行愛國主義教育。他編寫出版的《各國革命史講話》（再版後改名《各國革命史》），特點就是因史作鑑，為抗日鬥爭服務。他在“序言”中指出：“革命史是過去革命鬥爭的總結，它的最大作用在於激發被壓迫大眾為變革人類歷史及改造自己的命運而奮鬥，貫通豐富的經驗與戰鬥教訓，使革命指導者與革命大眾有所借鑑。目前我們是在進行神聖的民族義戰，根據‘抗戰即革命’的真理，我們自然有取法革命的必要。固然我們要研究中國的革命傳統，但是外國革命歷史同樣也能給我們以許多珍貴的啓示和教訓。”該書反映了近百年來世界歷史變革的政治風雲，總結了農民戰爭、資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成敗的經驗與教訓。這對於學習和研究世界史，借鑑各國革命運動的經驗，啓發和教育本國人民，推動抗日民族解放運動，起了一定的宣傳鼓動作用。

1938年，上海淪為“孤島”。上海地下黨組織根據黨中央關於就地組辦“抗大”培訓幹部的指示，以中華職業補習學校（簡稱“四補校”）的名義出面，舉辦了《現代知識講座》，聘請陳望道、周谷城、李平心等進步教授、學者擔任教師。李平心主要負責哲學部分。他的哲學講座深入淺出，長於説理，深受廣大青年歡迎。四補校的《現代知識講座》實際上是黨辦的幹部訓練班，當時有“上海抗大”之稱。它使許多青年開始學得了一些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和抗日救亡的道理，提高了政治覺悟，為轟轟烈烈的抗日民族運動培養和輸送了大批優秀幹部。

1939至1942年，國民黨反動政府置民族危亡於不顧，對陝甘寧邊區實行武裝封鎖，並發動皖南事變，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怒。在這期間，李平心為《民族公論》、《學習半月刊》、《上海週報》、《求知文叢》等刊物撰稿，無情地揭露和譴責國民黨反動派摧殘民主、危害團結、勾結日寇、破壞抗戰的罪狀，駁斥反動派對中國共產黨的種種誣衊，抨擊當時流行的各種反動政治説教。為了“有助於大眾對於祖國進步的認識”，他揮筆疾書，又相繼編寫出版了《中國現代史初編》（原名《中國民主憲政運動史》）和《論新中國》（又名《抗日戰爭時期的民主與反民主鬥爭》）。在這兩部著作中，他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新民主主義理論，從近百年中國民主革命運動的歷史事實中，比較全面、系統地論證了新中國成長的道路。他説：“‘新民主主義’口號的提出，在今天顯然有着重大的歷史意義。我在上月間看到了一則印刷模糊的通訊，其中刊出了當代一位大政治家關於‘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的演講提要，不禁喜狂，因為在簡短的提要中，已經閃耀了演講者天才的光輝，發掘了中國現代歷史的真理。……我曾蒐集了一些材料加以研究，在拙著《中國民主憲政運動史》及兩篇論文中，把新民主主義的問題作了一些粗淺的發揮。”②這本書的主旨是“總結中國近百年的民主憲政運動，描寫民族自覺的生長與中國人民的進步”，使讀者看到“中國人民近百年來爭取民族解放與民主過程中所創造的業績，所積蓄的經驗和所遺留的教訓。”《論新中國》既是一部為民族解放鬥爭服務的政治論文集，也是一部現代史著作。它除了對當時中國革命發展的新特點、舊中國的沒落與新中國的興起以及爭取新中國全面勝利的方針與方法等問題作了解説和推論外，還“就新中國的生長過程，提出了幾個具體問題，來研究中國的現狀與前途”；並着重論述了民族統一戰線的新形勢，批駁了皖南事變前後國民黨反動政府的倒行逆施，證明了抗日的重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解放區。

1941年，李平心所著的《論魯迅思想》（再版後改名《人民文豪魯迅》）出版。這是魯迅逝世後第一部最有系統、最精闢的研究魯迅思想的專著。他首先從社會的戰鬥意義上去認識魯迅，通過對其作品和思想的研究、總結，反映中華民族的面貌和精神，以激勵人們向魯迅學習，發揚革命的戰鬥精神。他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簡要地刻劃了魯迅思想的發展過程，即從受進化論、尼采主義的思想影響到成為確信“惟有新興無產者才有將來”的社會主義者，並以魯迅的這一思想發展反映中國現代史的轉變與進展。他還介紹和頌揚了魯迅對於中國文化事業的貢獻，再現了魯迅的光輝形象。1956年，許廣平同志曾推薦這本書，認為這是瞭解魯迅、研究魯迅的第一本著作。

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上海淪陷。不久，李平心被捕入獄。他在日寇監獄中遭受各種酷刑，以致留下了宿疾（頭昏病）。經地下黨和朋友們的營救，他被保釋出獄。後住上海法藏寺，大量閲讀和整理經史資料；並完成了《中國通史》初稿百餘萬字，後散失。

抗戰勝利後，蔣介石頑固地推行賣國、獨裁和內戰的反動方針。上海人民掀起了愛國民主運動。馬敍倫、周建人、許廣平、趙樸初、李平心等進步人士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於1945年12月30日在上海成立了中國民主促進會，並經常在《民主》、《週報》、《文萃》、《時代》、《文匯報》、《聯合晚報》等進步報刊上撰文，或通過學聯、小學教師聯合進修會、中等教育研究會、婦女聯誼會等羣眾團體集會演説，嚴厲抨擊蔣介石的法西斯統治和內戰陰謀，堅決主張實現和平、民主和統一。這一時期，李平心先後寫了《戰後的蕭條與安定民主》、《以團結克服分裂》、《論黨爭與統一》等十餘篇文章，後彙輯成《從勝利到民主》一書，以實際行動投入了當時日益高漲的愛國民主運動。

1946年，國民黨反動派公開破壞和談，悍然向解放區大舉進攻。一些“幼稚病患者”仍然對美蔣反動派存有幻想，企圖以“第三種人”自居，在革命與反革命、民主與獨裁、正義與邪惡之間搞折衷。為此，平心在《文匯報》上發表了《論“第三方面”與民主運動》，剖析了“第三方面”的社會性質、政治地位、特點與弱點、任務與前途等問題，批評中間路線的幼稚和糊塗，呼籲廣大人民為爭取一個光明、民主、自由的新中國而奮鬥。

上海解放後，李平心以火熱的激情、絢麗的文采，寫下了《上海解放的意義》、《把勝利的歡喜化為建國的力量》等文章，滿腔熱忱地歌頌新中國，並表示願把自己的一切獻給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在擔任《文匯報》編輯時，他配合全國解放的新形勢、新任務，在報上發表了大量的政論文章。

1952年8月，李平心受華東師範大學之聘，任歷史系教授，從事教學和科研工作。他整理積年考史資料，對中國古代史、甲骨、金文進行研究，先後在《華東師範大學學報》、《文匯報》、《學術月刊》和《中華文史論叢》等刊物上，發表了《伊尹遲任老彭新考》、《卜辭金文中所見社會經濟史實考釋》、《從姺妚與商國的關係看殷代社會性質》、《周伐商唐新證》和《商代彗星的發現》等數十篇文章，在許多問題上提出了自己獨特的見解。

1955年，李平心被選為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理事、全國政協委員和上海史學會副會長等職務。他在繼續從事史學研究的同時，還為《人民日報》、《文匯報》、《解放日報》撰寫政論文章，歌頌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促進各民族的團結。

1958年前後，國民經濟建設在“左”的思想幹擾下，出現了違背客觀經濟規律的冒進現象，遭到很大損失。為了總結經驗教訓，把我國國民經濟建設納入正軌，1959年六月至1961年八月，李平心先後在《學術月刊》、《新建設》、《文匯報》等刊物上發表了十餘篇研究生產力的理論文章。他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闡述了在社會主義時期生產力仍然是最革命、最活躍、最積極的因素，生產力內部存在着矛盾，生產力有它自己的運動規律，生產關係不能超越生產力發展規律的範圍來推動生產力前進等觀點。然而，這一理論探討在當時遭到了“棍子”、“帽子”的打擊。有些人説他是“唯生產力論者”，犯了雅羅申科用生產力取消生產關係的錯誤，等等。面對那些蠻橫無理的攻擊，李平心坦然地説：“學術討論是嚴肅的、細緻的思想勞動。惟有崇尚事實，堅持真理，誠意助人，虛懷納善，才有益於學問，有利於爭鳴。”這番話説明了他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和治學精神。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我們飽嘗了林彪、“四人幫”批判“唯生產力論”而使國民經濟遭受巨大破壞的痛苦教訓後，平心論生產力的理論文章更顯示出它的科學性。

1965年11月10日，在江青、張春橋的直接策劃下，反動文痞姚文元在《文匯報》上拋出了一篇臭名昭著的黑文——《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李平心對姚文元歪曲歷史、牽強附會、亂打棍子的惡劣手法極為憤慨。針對姚文元“清官比貪官更壞”的謬論，他從歷史實際出發，相繼寫了《漫談清官》、《“循吏”、“清官”、“良吏”的歷史評價法》及《關於評價歷史人物的標準問題和“循吏”、“清官”的分析批判問題》等文章，與姚文元之流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他不僅揭穿了姚文元歪曲歷史的文痞面目，而且尖鋭地指出，姚文元“把馬克思主義庸俗化”、“簡單化”，痛斥姚文元是“新黑幫分子”，“同老黑幫淵源互接”，“披戴着紙糊的‘革命’鎧甲，一手揮舞有形的刀槍，一手掄動無形的板斧，並且善於濃裝豔抹，長於辯辭巧説，對照老黑幫來説，他們的確是青出於藍，後來居上”，有力戳穿了姚氏父子一貫反黨反人民的反革命老底。姚文元夥同張春橋，利用竊取的職權和控制的輿論工具，組織整版的文章批判李平心，對其進行反革命的文化“圍剿”。姚文元化名“勁松”、“伍丁”，接連拋出《歡迎“破門而出”》、《自己跳出來的反面教員》等黑文，誣陷李平心“反黨反社會主義”，是“反動的學術權威”，“赫魯曉夫的應聲蟲”，等等。

在“四人幫”的殘酷迫害下，李平心於1966年6月15日含憤去世，終年五十九歲。臨逝世前，他曾對華東師大歷史系主任吳澤教授説，“吳澤同志，我們多年在一起工作、戰鬥，你是瞭解我的啦！我熱愛新中國，熱愛毛主席，熱愛中國共產黨，把一生獻給黨的文化科學事業，我寫的文章和書，白紙黑字，誰都知道！他們誣陷我是什麼‘反動學術權威’，我死也不能瞑目……”這些話，既是對林彪、“四人幫”的控訴，也是無愧的自我總結。

李平心一生儘管經歷那樣艱難坎坷，但始終在黨的領導和影響下挺立在思想文化戰線上，“為真理與勝利而吶喊，而宣傳，而歌唱”。他的學術成果豐富多彩，建樹卓著，給我們留下了一份珍貴的文化遺產；他那實事求是、堅持真理、敢於創新的科學態度和嚴謹的治學精神，更是值得我們學習和發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