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唱三嘆

主人公琀媽是一個在理想、榮譽等信念的支撐下孤獨一生的老人。在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時代，琀媽那擁有過人的數學天賦的大兒子昆生被她以“可以幹更大的事業”為由，送到了鄉下農場，成為一個平庸的農場小學老師；大女兒南生在琀媽的勸阻下，與放棄支邊的男友斷絕關係，踏上了奔赴新疆支邊的列車，並在幾年後的一天突然失蹤，從此杳無音信；在琀媽的教育下，二兒子蜀生大學畢業去了青海什多龍高原，三兒子寧生研究生畢業去了偏遠的大西南一隅；小女兒宜生是唯一沒有下鄉的子女，在偏遠的郊區工廠工作並嫁給了自己的工人師傅。作為母親的琀媽，作為有着高尚覺悟的國家公民，在她平靜地送走孩子、甚至面對孩子失蹤消息的時候，在她興奮地坐在主席台上接受英雄母親的榮譽。但隨着社會歷史的變遷，除了牆上破舊的獎狀，琀媽貧病交加，一無所有，內心充滿了懊悔與絕望，同時還要因經濟拮据而忍受病痛折磨，孤獨和淒涼將永遠伴隨她走向生命的終點。 ^{[2]  [3]} 

20世紀90年代初期，新寫實小説在文壇風行一時，圍繞這種創作也展開了很多討論，其中不乏否定之詞。在眾多的質疑聲中，新寫實小説對社會庸常的過度認同尤其為人詬病。但細究起來，這樣的批評其實對被視為新寫實領軍人物的方方、劉震雲等作家來説是不公正的。在他們的筆下，雖然對於生活在社會底層的民眾生活進行了較多的關注和頗富於同情心的描述，但並不能稱得上是完全認同作品中的小市民生活的價值觀的。對待生活的艱難，市民階層有自己的智慧與道德判斷，作家在展示這種生活狀態的同時並非是簡單地認同或欣賞，甚至可能完全不是認同或欣賞，而是帶有審視和批評的。

但是隨着“新寫實”這種潮流的興起，方方等人作為“新寫實小説代表作家”的名號不斷地被強化，“新寫實小説”在表現普通市民生活時所流露出的同情也被悄悄地置換為認同和推崇，繼而推及對這些“代表作家”的作品簡單地一概而論。對此，方方表示了不以為然。她曾在一次訪談中對此有過一個戲謔的比喻：“對於我來説，這是件無所謂的事，評論家總要把寫作相近一點的作家歸堆，寫文章時方便提及，道理就跟菜場裏要把蘿蔔白菜分別歸堆一樣。”顯然，方方不認為所謂的“新寫實”能夠概括自己當時的寫作。一方面，市民題材確實只是方方創作中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方方在對市民生活進行真實反映的同時，確實保持着非常鮮明的審視、批評的態度。她在作品中表現出的是對世俗的蔑視與反對，但堅守理想的沉重人生又往往讓人絕望，《一唱三嘆》就是這樣一部寄託了痛苦與憂慮的作品。 ^[2] 

琀媽是一個在理想、榮譽等信念的支撐下孤獨一生的老人，她把她的四個兒女連同她的丈夫都奉獻給社會，但是除了滿牆的獎狀，她什麼也沒有得到。到了晚年，只有一個十七歲的小保姆伴隨她生活在一個十二平米的狹窄空間裏，守着滿牆獎狀一盞孤燈做伴，住着狹仄的十二平米小屋，連買煤買米都要自己動手，同時還要因經濟拮据而忍受病痛折磨，孤獨和淒涼將永遠伴隨她走向生命的終點。琀媽曾經榮光過，但活得畢竟太空泛。待她有所覺悟。卻已經晚了。 ^[4] 

琀媽確實是一個單純的理想主義者，甚至可以説她當初的將孩子交付出去的行為是有些盲目的，國家的號召和能夠響應號召的激動讓琀媽被一種近似自虐的熱情所迷惑，尤其是她要求大兒子昆生放棄考大學而去下鄉的舉動，顯然並非一種理智的追求理想，南生的愛情悲劇和人生悲劇更增加了琀媽這種盲目熱情的悲劇感。琀媽在子女的問題上所表現出的態度與人倫天性相悖，但卻在道德上具有理想化、崇高化的特徵。並且，琀媽做這樣的選擇並非為了沽名釣譽，而是出於一種為了國家、理想自我犧牲的崇高信念。雖然最初琀媽因為深明大義而獲得了許多的榮譽，她也為此而興奮、激動，但平心而論，琀媽不是為了所謂的個人榮譽而狠心送走孩子的。 ^[2] 

盈月老師是一個深諳世俗生活之道的精明女性。她對琀媽的人生理想不屑一顧，認為琀媽“最要命的弱點就是頭腦簡單”。琀媽則對盈月老師有着同樣否定的評價：“她為自己的每一件事都算計得不會有分釐的虧吃。她天天算計怎樣才能對自己有好處，一點也不感到累，她在這方面是個天才。”在盈月老師的精明算計下，她的二兒子在臨行之際屈從於母親的自殺威脅而放棄西行支邊的計劃，亦與自己的女友即琀媽的大女兒南生分手，後來混到局長的職位，生活優裕，再回首當年歲月時，便讚歎母親的遠見卓識。同樣，在面臨小兒子的婚事時，盈月老師以畢業之前結婚能保證兒子不被分配到外地為由，讓兒子和女友匆匆結婚並獲得親家贊同，其實盈月老師真正的目的是為此可以省下一大筆結婚典禮的費用，因為兒子的工作實際已有着落，並無分到外地之憂。到了老年，“盈月老師氣色紅潤，細皮嫩肉，穿着質地精良的老年時裝，一副貴夫人的頤指氣使態”，同時還有孫子孫女承歡膝下，得以盡享天倫之樂。這與的琀媽形成天壤之別。兩相對照，一個兒孫滿堂、志得意滿，一個形單影隻、孤苦可憐，讓觀者感慨萬分。 ^[2] 

《一唱三嘆》中，支持琀媽如此行事的原因是琀媽認為“養兒子本來就不只是為自己養的，自然是為這個國家養的”，所以一旦國家需要、工作需要，她就鼓勵孩子“好兒女志在四方”，積極響應國家號召，義無反顧地把一個個子女送到祖國的偏遠之地，以為這樣就能讓孩子更好地為祖國建設服務，以為這就是她作為一個母親應盡的義務，以為這就是將自己的理想、追求付諸實施的最佳方式。可結果卻是事與願違：子女的遠去未見得就是他們的最佳生活方式，這裏指的並非子女物質生活環境的惡劣，而是指每個孩子的能力與其施展的空間並不一定是最適合的。尤其是昆生，將過人的數學天賦僅僅用來教一個農場小學可謂是一種極大的浪費；而南生的失蹤、生死未卜更是一個永遠無法知曉的人生悲劇。 ^[2] 

方方的《一唱三嘆》出現在“新寫實”風行一時的時期，卻並沒有重複其他新寫實作品對世俗人生的認可和維護。而是用作家善用的對比模式，設置了兩種人生的對峙。在這對峙中，有對世俗人生態度的描繪，更有對崇高理想的堅守。這樣的交鋒讓人感喟於現實的冷漠與不近人情，但無疑作家對堅守理想的主人公琀媽是持同情態度的。方方借琀媽的遭遇以及心態的變化揭示出了一個女性真實人性的迴歸，同時也表現出堅守理想的不易。故事的結局並非是否定理想，而是質問了社會的庸俗、腐敗以及虛假、矯飾的冠冕堂皇，這樣的質問無疑是對理想的另一種形式的張揚。 ^[2] 

在《一唱三嘆》中，作者站在一個更高的位置上，塑造了“我”，以一種遠觀的方式冷靜地表達了對琀媽的理解、同情，以及對這種給女性穿上盔甲，將其模式化的社會觀念的批判，但沒有認識到琀媽真正想的是什麼，沒有看到琀媽思想觀念的變化。作者在作品中有對女性的苦難有温柔的同情，雖已認識到了女性的生命情感渴求，卻將自己放在了一種同情的姿態上，不痛不癢地表達了自己對當時社會觀念的一種批判。這是20世紀90年代初期一種認識上的侷限，也體現了當時社會普遍價值觀的一種侷限性，沒能正確認識女性正常的情感訴求，而是運用社會輿論給女性穿上了一件閃爍着耀眼光芒的盔甲，而不去管這件盔甲是不是女性們真正所需要的。 ^[11] 

讀畢全篇，人們在感慨嘆息之餘，不免掩卷沉思：究竟是社會應該給琀媽以更公平的待遇，還是晗媽應該早些覺悟，讓自己活得更實在些？這就是這個有限的短箱所藴含的深長的意味。方方的小説的確變得越來越冷峻、沉潛和深邃了。（文學評論家陳駿濤評） ^[4] 

《一唱三嘆》首次發表於《廣州文藝》1992年第1期，後收錄至方方出版的小説集中。

方方，本名汪芳，生於南京市，祖籍江西彭澤，曾任湖北省作家協會主席，中國作家協會第五、六、七、八、九屆全委會委員。1978年考入武漢大學中文系。1982年畢業分配至湖北電視台當編輯。1989年調入湖北省作協，專業作家。1976年始發詩歌，大學期間轉寫小説。1987年發表中篇小説《風景》，成為“新寫實派”代表作家之一。著有長篇小説《烏泥湖年譜》《水在時間之下》《武昌城》《軟埋》《是無等等》，中篇小説《桃花燦爛》《中北路空無一人》《萬箭穿心》《琴斷口》《刀鋒上的螞蟻》《塗自強的個人悲傷》等，散文隨筆《到廬山看老別墅》《漢口的滄桑往事》等。作品多次入選中國小説學會排行榜，獲《小説月報》百花獎、中國女性文學獎、《中篇小説選刊》優秀作品獎、上海政府獎、湖北屈原文學獎、魯迅文學獎等國內重要獎項。已出版各類作品集一百多部，多部作品被譯成英、法、日、意、葡、韓、泰、西班牙、阿拉伯等文字在國外出版。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