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快車謀殺案

比利時名偵探赫爾克里·波洛在敍利亞阿勒頗為法國軍隊偵破一起內部案件後，搭乘託羅斯快車前往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打算從那裏轉車回歐洲。車廂中，除了波洛外，只有兩位英國旅客，一個是駐印度的英軍軍官，另一個則是位面容端莊的小姐，這兩名乘客似乎非常熟絡，互稱對方為阿巴思諾特上校和瑪麗·德貝納姆小姐。列車抵達伊斯坦布爾後，波洛渡過博斯普魯斯海峽，在託卡良旅館遇到舊友——國際客車公司的董事布克先生。二人共進晚餐時，鄰桌的美國人雷切特引起了波洛的注意，他看上去有六七十歲，眼睛裏始終透露着兇狠、邪惡的氣息。而更奇怪的是，似乎全世界的人都選在那一夜出行，原本鋪位一向寬裕的豪華列車竟一票難求。急於返回英國卻買不到車票的波洛，在布克先生的幫助下擠上了列車。

第二天中午，來到餐車的波洛，依照習慣開始觀察起車廂裏的旅客：身材魁梧、皮膚黝黑的意大利人，瘦小端莊、傭人模樣的英國人，一個大個子、像是旅行推銷員的美國人，一板一眼的俄羅斯老貴婦以及侍者，來自匈牙利的大使夫婦，還有阿巴思諾特上校和德貝納姆小姐等人。車廂另一頭則坐着麥奎因和他的僱主雷切特。餐車散席後，旅客們陸陸續續地離開。就在這時，雷切特突然湊了上來。來人已經得知波洛身份，他直言自己的生命正受到威脅，希望能夠僱傭波洛來保護自己。波洛不為所動。

當天夜裏，列車抵達貝爾格萊德，加掛上車廂。布克先生讓出一號包廂給波洛，自己則搬到二等車，波洛接受他的好意，搬進雷切特隔壁的包廂。當天深夜，睡夢中的波洛被一聲哀嚎驚醒。同時，由於遭遇暴風雪，列車被積雪困在温科夫齊和布洛德之間動彈不得。深陷積雪的車廂內，雷切特死在了他的包廂，他被刺了十二刀，可包廂的門卻是反鎖着的。隨着調查的深入，案情似乎更加撲朔迷離，波洛想出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結論。 ^[2] 

1933年，在如今的伊拉克地區陪同丈夫進行考古挖掘工作的時候，阿加莎開始寫作《東方快車謀殺案》。小説中的謀殺案來源於一起真實的綁架案。1932年，曾駕駛飛機橫渡大西洋的飛行員林白在自家窗台上發現了一張字條，僅有20個月大的兒子被人擄走，留下了五萬美元的贖金要求。當林白終於湊足贖金，等來的卻是孩子屍體。

在開始寫作《東方快車謀殺案》前，阿加莎已數次搭乘東方快車，來往於歐洲與中東。1929年，快車曾因暴風雪在土耳其境內停留了六天。1931年12月，阿加莎在乘坐東方快車的途中，也曾遭遇過洪水和滑坡，不得不停留了24個小時。這些見聞和經歷變成了小説中暴雪天氣和旅程中斷的靈感來源。 ^[4] 

赫爾克里·波洛：比利時名偵探。波洛是個外表非凡的小個子男人，身高只有五英尺四英寸，但舉止穩重莊嚴。他腦袋的形狀像個雞蛋，而且他還喜歡把頭稍稍偏向一側。他的鬍子硬邦邦的，像軍人的鬍子。他的着裝整潔得驚人，一粒灰塵落在他身上，簡直比讓他中了子彈還難受。這個時髦的小個子如今步履蹣跚，可他原來是比利時警方的成員之一，作為一個偵探，他成功偵破了一些當時最難的案件。

薩繆爾·雷切特：案件被害人。真名卡塞蒂，臭名昭著的專業綁匪，小黛西·阿姆斯特朗綁架案主謀。

阿姆斯特朗夫婦：羅伯特·阿姆斯特朗上校是英國人，獲過十字勳章。阿姆斯特朗太太索妮亞是美國悲劇演員琳達·阿登的女兒。他們一家定居美國，有一個女兒黛西。她三歲時被綁架了，綁匪索要的贖金數額巨大。這對夫婦交付了多達二十萬美元的贖金之後，發現了孩子的屍體，至少已經死了兩個星期。索妮亞當時懷着孕，由於受到巨大的刺激，她早產生下一個死胎，之後撒手人寰。傷心欲絕的阿姆斯特朗上校也開槍自殺。

卡羅琳·瑪薩·哈巴特太太：嫌疑人之一，荒謬可笑、寵愛女兒的美國夫人。她是一個結實的、滿臉笑容的老女人，她像個鄰家的老太太，是個話嘮，聲音清晰緩慢而單調，完全沒有停下來喘口氣的意思。她喜歡處處提及自己的女兒，而且言論中充滿對美國的熱愛和對東方異國的不滿，她抱怨東方落後，連水都有股怪味道。實際上她是索妮亞的母親琳達·阿登。

瑪麗·德貝納姆小姐：嫌疑人之一，來自巴格達的英國女教師。她身材修長苗條，五官端正，皮膚白皙，眼神冷淡，是波洛眼中無論在哪兒都能照顧好自己的年輕女人，沉着而且有能力，雖然她的幹練不被波洛所喜歡。她態度剋制，行為舉止也像她的頭髮那樣沉着冷靜，完成任務這樣的事才能讓她表現不出以往死一般的冷靜。實際上她是阿姆斯特朗家的家庭教師。

約翰·阿巴思諾特上校：嫌疑人之一，英國駐印度部隊軍官。四五十歲的阿巴思諾特上校身形偏瘦，棕色皮膚。與瑪麗小姐不太一樣的是，英國上校更容易動感情，除了一貫冷冷的表情外，他也容易臉色有點發紅，有點氣惱，不斷維護喜歡的瑪麗小姐和表達對美國人的不滿。實際上他是阿姆斯特朗家的朋友。

娜塔莉婭·德拉戈米羅夫公主：嫌疑人之一，法國人，舊沙俄時代貴族。作為火車上“身份最高的人”，這個醜陋而有錢的俄國公主聲音清晰、禮貌，但透着一種專橫。但在波洛要證詞時，她並不介意去餐車，對詢問非常配合。她説話謹慎機敏，在提到與阿姆斯特朗一家時，她開始含糊其辭。實際上她是索妮亞的教母。 ^[15] 

愛德華·亨利·馬斯特曼：嫌疑人之一，雷切特的貼身男傭，跟隨雷切特只有九個多月。他是個臉色蒼白、面無表情的英國人。實際上他是戰時阿姆斯特朗上校的勤務兵。

赫克託·麥奎因：嫌疑人之一，年輕的美國人，雷切特的秘書。他一直很敬慕索妮亞，而他的父親是處理阿姆斯特朗綁架案的地方檢察官。

魯道夫·安德雷尼伯爵：嫌疑人之一，匈牙利外交官。他是個英俊的男人，至少有六英尺那麼高，肩膀寬闊，腰身細窄，穿着裁剪得體的英國花呢西服。

海倫娜·安德雷尼：嫌疑人之一，安德雷尼伯爵妻子。她的眼睛很可愛，烏黑的杏仁眼，長長的黑睫毛襯托着精緻白皙的臉龐。她的嘴唇塗成了流行的鮮紅色，微微張着。整個人看上去很美，極富異國情調。實際上她是索妮亞的妹妹，最後由丈夫代替她向卡塞蒂下手。

希爾德佳德·施密特小姐：嫌疑人之一，德拉戈米羅夫娜公主的德國女傭。實際上她是阿姆斯特朗家的廚娘。

安東尼奧·福斯卡雷利：嫌疑人之一，美籍意大利人，汽車公司代理人。實際上他是阿姆斯特朗家的司機。

格麗塔·奧爾松小姐：嫌疑人之一，一位盤着淺黃色髮髻、長着一張和善的山羊臉的瑞典女人。她説自己在斯坦布爾附近的一所教會學校做護士長，是受過專門訓練的護士。實際上她是照顧過小黛西的護士。

塞勒斯·B·哈德曼：嫌疑人之一，他稱自己是受雷切特僱傭的美國偵探。他穿着一身俗豔的方格西裝，粉紅色襯衫，彆着華麗俗氣的別針。那張多肉、粗獷的大臉上，倒是一副和氣的表情。阿姆斯特朗案中自盡的保姆蘇珊娜是他曾經的戀人。

皮埃爾·米歇爾：法國人，品行端正、誠實本分，頭腦不怎麼靈活，住在加來附近。同時，他是東方快車加來車廂列車員，在這個公司已經工作了十五年。蘇珊娜是他的女兒，實際上他是對卡塞蒂下手的人之一。 ^{[5]  [15]} 

1932年的林白綁架案觸動了阿加莎的創作靈感。然而，更重要的是觸動了她關於正義、關於尊嚴、關於復仇正當性的多重聯想。小説《東方快車謀殺案》中，犯罪嫌疑人卡塞蒂被抓獲，很快進入案件審理階段。然而在作者筆下，整個事件出現了另一種表達：首先，案件之外再添幾條人命。黛西已有身孕的母親悲傷過度去世，阿姆斯特朗本人無法接受種種殘酷，在絕望中棄世。家中的一個女傭，也因無辜受到懷疑而自殺。其次，殘忍的真兇卡塞蒂最終未被定罪，因為金錢搞定了一切。第三，便是出現在東方快車上的離奇命案。十二名旅客正好是英美法庭陪審團的人數，他們代替法律行事，朝卡塞蒂身上一人捅了一刀，作為造成阿姆斯特朗家庭毀滅性悲劇的兇手的懲處。這樣的復仇讓這個模式化故事引出系列可以讓人不停探究的主題：私刑是否可以作為法律缺位的替代手段，儀式化的私刑是否提升了私刑的正義性，而集體行兇是否減輕了個體的邪惡感。 ^[1] 

在《東方快車謀殺案》中，犯罪行為並不是單純的出於卑劣動機的暴行，而是一樁正義的復仇，甚至是一樁為社會除害的正當行動。在阿加莎的作品中，人的原罪與慾望無處躲藏，正義也從不會缺席。深深的悲涼中透出人性關懷的希望，使作品超脱了缺乏社會意義的“犯罪小説”水平。小説中的嫌疑人聚集在一起，將兇手“繩之以法”時，他們成了另一樁案件的兇手。依據法律他們理應受到制裁，但同時他們也是受害者，他們的生活被卡塞蒂摧毀，他們失去了家人，失去了他們生活中的一切。 ^[16] 

小説通篇以第三人稱敍事，看似完全是敍述者採用全知全能的視角在故事外進行的隱身式敍述。但在敍事的初始階段，敍述者便跳出文本之外，表明了他是在整個事件發生後對其進行的總結敍述。“往後他將想起這一景象。”就這一句話就可以證明敍述者倒敍性的敍事性質。阿加莎實際上是採取將敍述者的視角位移至小説中人物視角的辦法，掩蓋了敍述者全知全能的聚焦空間。通篇來看，敍述者的聚集範圍基本在波洛的判斷範圍之內。實際上達到的效果是通過將波洛作為一種敍述者的方法拉近了敍述接受者同他的距離，儘管故事是由第三人稱來敍述的，事件卻是透過波洛的眼光去看的，並通過他的腦子思考和聚焦。敍述者運用權力自限來完成了敍事聚焦的轉變。小説雖然通篇運用第三人稱敍事，實質上，其在小説敍事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等同於第一人稱的敍事，只有這樣，為敍述接受者提供有限的資料才成為可能。阿加莎之所以沒有直接選擇採用第一人稱敍事的方式，是為後面跳角的使用留有餘地。在靜坐思考的部分，敍述者為我們分別展示了波洛、布克先生和康斯坦丁醫生的意識流思考過程，只有敍述者使用僅管是假性的全知視角，才能實現人物間限知視角的隨意轉化。 ^[6] 

小説中的波洛有着遠超常人的近乎愚昧的固執，他始終保持自己的處事原則。小説中他反覆強調：案情一旦有他插手，絕不半途而廢，直至查出事情的真相為止。因為事情的真相幾乎是他的最高信仰。在他的思想中法律和真相近乎於他本身，但隨着案情逐步抽絲剝繭，真正的真相呈現在他的眼前——小説中唯一的死者，其實是個惡名昭彰的職業綁匪。而這個綁匪卻在犯案後改名換姓，靠着到手的鉅額贖金舒舒服服過日子，直到被複仇者殺死。真相大白以後，本應代表法理的波洛卻沒有做出符合法律預期的裁決，反而輕描淡寫的幾句話，從容放過了兇手。本應將對惡棍復仇的兇手們送進警察局的大偵探，將強烈正義感化作了濃濃柔情。可他心中的衝突卻顯而易見，將其潛藏在心中的人性揭露無疑，但又對自己的失職無法介懷。作為法律的代言人，波洛在做出最終決定的那一瞬間，內心的掙扎可想而知。 ^[7] 

故事發生在冬天，“冷風呼嘯着，兩個人都打了個寒噤”，波洛“添了好幾件衣服，外加圍巾，把身子包得密密實實的”還“打了個哆嗦”，管理員在月台上“又蹬腳又搖臂地”驅寒，杜波斯克中尉“説話的時候，雪白的美髭還顫顫發抖”。作者通過對具體動作的動態文字描寫，如“打、添、包、蹬、搖，抖”，塑造了視覺效果和觸感效果。謀殺案發生的時間在黑夜，黑色能掩護嫌疑犯的一系列動作，也能增加被害者的恐懼心理，更能給讀者帶來緊張感，從而增強恐怖氣氛和懸疑性。作者葉將兇案進行的場景安排得恰當好處。案件發生的半夜，波洛發現車廂裏很多噪音——隔壁有人咔啦一聲按下洗臉枱的塞子，水龍頭打開後的流水聲，水的衝濺聲，走道上有人穿着拖鞋曳足而行，外面有人按鈴，鈴聲一直不停，突然出現的急促腳步聲，重物跌下來磕在門上，穿紅便袍的女人匆忙閃進房去。這種借用小説人物的視覺和聽覺的動態描寫方式，給讀者以身臨其境之感。 ^[14] 

《中國新聞週刊》：美國偵探、意大利司機、俄羅斯公主、德國侍女、瑞典婦女……看似不搭界的12名乘客被捲入了這起離奇的富商死亡事件中。實際上，魚龍混雜的人物身份、旅程沿途的異國情調，如同虛構的天然土壤，裝載着奇遇和歷險、謀殺與逃亡。在阿加莎的這部作品中，層層剝繭之後展露出的不僅是一個精心策劃的復仇故事，還有法理困境中的複雜人性。 ^[11] 

電影《東方快車謀殺案》導演肯尼思·布拉納：《東方快車謀殺案》在懸疑的外表包裹下，始終是個關於人性的故事。對我來説，當我再次讀到這個故事的時候，我仍然被故事中的熱情和古典的主題所打動，讓我對重新講述這個故事充滿熱情。 ^[12] 

阿加莎·克里斯蒂，原名阿加莎·瑪麗·克拉麗莎·米勒，1890年9月15日出生於英國德文郡託基。1920年，她出版了首部偵探小説《斯泰爾斯莊園奇案》。1929年，《羅傑疑案》的出版一舉奠定了阿加莎在偵探文學領域不可撼動的地位。之後，她又陸續出版了《東方快車謀殺案》《ABC謀殺案》《尼羅河上的慘案》《無人生還》《陽光下的罪惡》等作品。根據她的小説改編而成的舞台劇《捕鼠器》，已經成為世界上公演場次排行靠前的劇目。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創作生涯持續了五十餘年，總共創作了八十多部偵探小説。她的作品熱銷全世界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累計銷量突破二十億冊。她創造的小鬍子偵探波洛和老處女偵探馬普爾小姐為讀者津津樂道。1976年1月12日，阿加莎·克里斯蒂逝世於英國牛津郡沃靈福德家中。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