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光下的罪惡

《陽光下的罪惡》的受害者是美麗的阿爾利納·斯特瓦德·瑪爾肖，她身為一度走紅的演員，還吸引着一批觀眾的關注，包括英國年輕和年老的男人。赫克爾·波洛和度假的人很快都注意到她所散發的超凡魅力。度假地似乎只有一個人能對阿爾利納的調情視而不見，這人真是難以理解。肯尼斯·瑪爾肖可以容忍妻子的嬌縱，儘管她和度假的已婚男子調情，讓他痛苦不堪，顏面掃地。

和其他男士一樣，派瑞克·雷德芬很快迷上了這位可愛的女人，當着她妻子的面，還不要説這個女人的丈夫也在場，對自己的熱情毫不節制。大庭廣眾之下，他和阿爾利納在沙灘散步，揹着人的時候，兩個人就更親密了。

這兩個男人，對於兇案來説都值得懷疑。但是一直都保持沉默的克里斯蒂·雷德芬夫人，“可憐的小妻子”是否也和此事有關，她也很有可能去懲罰情敵。繼女林達和死者關係又如何，阿爾利納一向不是個“稱職母親”，林達因這個女人對父親的態度而極為不滿。

作者不僅僅列出了四位嫌疑犯。在傑裏·洛傑旅館的客人中有一位服裝設計師，曾為瑪爾肖將軍設計服裝，他是個討厭的英國人，沒有什麼生活來源，熱衷於追求身着鮮紅色服裝的阿爾利納·瑪爾肖。每個人都有可能殺害這個甜美女人——嫉妒、金錢，或是出於神聖的報復心。

波洛並不是這件案子的主管人。幾個客人打聽他為什麼會來到寧靜的斯瑪格勒島，他只是辯解説自己還在度假。可波洛明白，任何地方都可能發生謀殺案，即使在傑裏·洛傑旅館。

一如既往，波洛關心着各種線索和動機。作為一個現實主義者，每個人都必須毫無例外地接受盤問。 ^[2] 

小説通過一樁光天化日之下的謀殺案，深刻地揭示了莫里哀所説的“人活着究竟為了什麼”一語的真諦；同時也對當時社會的價值觀進行了有力的反諷，正如其名字所示“陽光下的罪惡”，為了名利、金錢，有的人可以不顧一切代價，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險也要去追求那所謂的“名利場”。 ^[1] 

依靠特殊環境進行殺人是偵探小説的一大看點，環境的設置成功與否直接對作品的受歡迎度有着較大的影響。《陽光下的罪惡》恰恰運用了這一成功的環境設置，以海邊賓館為據點，以周圍的海水、山、船為媒介物，猶如將整個事件設置在一個極其優美的環境之中。藍藍的海水、靜靜的小船、安逸的賓館構成了一個平面視圖，一切都是那麼的靜謐、悠然。作者採用“欲揚先抑”的手法，帶讀者進入一個充滿人文景觀的世界，彷彿沈從文先生的小説《邊城》中描繪的美景一般。然而正是在這種環境下卻孕育着無限的殺機，兇殺案由此展開。如題目所言“陽光下的罪惡”，發人深省。可以説，這類偵探小説大多利用人的心理誤區和錯覺，誘導讀者對此案產生濃厚興趣，進入作者設置的“陷阱”之中，這也是環境設置成功的標誌之一。 ^[1] 

案件的環境直接決定着最終的結果將會呈現出一種即在其中又出乎其表的性質。我們可以設想一下當時的情境，當被害者進入山洞後“山洞”這一特殊的意境呈獻給讀者的是一種冰冷、閉塞、無路可逃的文學特徵，其象徵的意味使案件的發生成為一種可能，而這種可能又變成了讀者世界中的“懸疑影像”，猶如物理學中“小孔成像”般地顯現於讀者面前，透過小孔可見成像，換言之，透過山洞即可看到所謂的“密室兇手”。這種詭異的情節安排，充滿了懸念，令人非一口氣讀完不可，而這就是偵探案件的懸疑魅力。在偵探小説的創作過程中，無論作品的犯罪題材如何變化，設計特殊的殺人環境一直是西方偵探小説作家首選的寫作方法，而“密室殺人”類偵探故事被西方偵探小説界推崇為“至尊”，由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即可見一斑，而《陽光下的罪惡》可謂箇中翹楚。 ^[1] 

在《陽光下的罪惡》中，波洛運用一系列知識來對案件進行投石問路般的推理，這其中就顯示了他在醫學、化學、解剖學、地質學、犯罪心理學、刑偵邏輯學等方面的廣博知識。這一點在小説中亦有深刻的體現，當波洛在指出罪犯是誰時，搞笑離奇的一幕出現了，罪犯反問波洛證據何在？大家都以為波洛會十拿九穩地給出證據，這時波洛以歐洲人常有的聳肩表示歉意的方式告訴大家，兇手説的沒錯，儘管他的推理完全正確。接下來的一幕則顯示了波洛的睿智，當罪犯離開旅館時，他在離開旅館上的付款單上的簽名使得波洛靈機一動，儘管名字與之前的不同，但是筆跡一樣，而且這名字的筆跡跟幾年前兇殺案的名字筆跡一樣，於是波洛認定此人是兩宗案件的主謀。緊接着，波洛又找出了伯克利先生那丟失的鑽石，原來在兇手的煙袋裏藏着一顆紅寶石，波洛説自始至終兇手的煙袋就沒有點着過，靠精細的觀察和某些細節，波洛即能巧下斷語。這也就是柯南·道爾提出的偵探要學會辨認足跡、泥印、煙絲等。

縝密的邏輯推理還體現於對生活細節的關注中，波洛很善於觀察周圍人的生活習慣。在《陽光下的罪惡》中，他對幫兇克里斯丁的觀察可謂細緻入微，如克里斯丁總是圍着臉怕日光曬壞她那有着過敏體質的臉，但在懸崖上看錶時她的臉是什麼都沒帶的，這就形成了鮮明的反差；阿倫娜的養女總是嫉恨她，波洛也是看在眼裏的；阿倫娜通常不用防曬霜，可恰恰在死亡那天她卻塗了防曬霜等細節。可以説高爾基的“文學即人學”是對偵探觀察生活細節的最準確註腳，學會觀察人、觀察生活，這就是偵探應具備的素質，也是文學創作中的“源於生活，而又高於生活”理論的闡釋。 ^[1] 

她將秘密猶如引爆地雷般揭示出來——《泰晤士報》文學增刊 ^[4] 

阿加莎·克里斯蒂，英國推理小説作家。她的著作英文版銷售量逾10億冊，而且還被譯成百餘種文字，銷售量亦逾10億冊。她一生創作了80部偵探小説和短篇故事集,19部劇本，以及6部以瑪麗·維斯特麥考特的筆名出版的小説。著作數量之豐僅次於莎士比亞。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第一部小説《斯泰爾斯莊園奇案》寫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戰時她擔任志願救護隊員。在這部小説中她塑造了一個可愛的小個子比利時偵探赫爾克里·波洛，成為繼福爾摩斯之後偵探小説中最受讀者歡迎的偵探形象。

1971年，阿加莎·克里斯蒂獲得英國女王冊封的女爵士封號。1975年，英格麗·褒曼憑藉根據阿加莎·克里斯蒂同名小説《東方快車謀殺案》改編的影片獲得了第三座奧斯卡獎盃。阿加莎·克里斯蒂數以億計的仰慕者中不乏顯赫的人物，其中包括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和法國總統戴高樂。1976年，她以85歲高齡去世。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