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1、河南鄭州老奶奶廟舊石器時代遺址

發掘單位：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鄭州市二七區文化旅遊局

發掘領隊：張松林

2、福建漳平奇和洞遺址

發掘單位：福建博物院、龍巖市文化出版局、漳平市博物館

201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終評會(14張)

發掘領隊：範雪春

3、浙江餘杭玉架山史前聚落遺址

發掘單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江南水鄉文化博物館

發掘領隊：劉斌

4、內蒙古通遼哈民史前聚落遺址

發掘單位：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科左中旗文物管理所

發掘領隊：吉平

5、四川宜賓石柱地遺址

發掘單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發掘領隊：周科華

6、湖北隨州葉家山西周早期曾侯墓地

發掘單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博物館

發掘領隊：黃鳳春

7、遼寧建昌東大杖子戰國墓地

發掘單位：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葫蘆島市博物館、建昌縣文物管理所

發掘領隊：華玉冰

8、江蘇盱眙大雲山江都王陵

發掘單位：南京博物院

發掘領隊：李則斌

9、山西大同雲岡石窟窟頂北魏遼金佛教寺院遺址

發掘單位：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雲岡石窟研究院、大同市考古研究所

發掘領隊：張慶捷

10、山東京杭大運河七級碼頭、土橋閘與南旺分水樞紐遺

發掘單位：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發掘領隊：李振光

河南鄭州老奶奶廟舊石器時代遺址 ^[6] 

鄭州老奶奶廟(2張)

老奶奶廟舊石器時代遺址位於河南省鄭州市西南郊，二七區侯寨鄉的櫻桃溝景區內，東南距代家門村約500米，西鄰賈魯河上游九娘廟河，坐落在河旁二級階地之上。該遺址發現於2005年冬。2011年4～8月，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與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對該遺址進行首次發掘，發掘面積50平方米。發現數以萬計文化遺物，包括石製品、骨製品與動物骨骼及其殘片等，還有20多處用火遺蹟，以及由上述遺存構成的古人類居住活動面。

通過區域地層對比可知，埋藏在上部馬蘭黃土堆積之下河漫灘相堆積中的老奶奶廟遺址，應屬於深海氧同位素3階段，氣候較暖濕時期。剛剛獲得的一組加速器碳14的年代測定數據均為距今40000年前後（未校正），校正後的實際年齡應該更早。這些情況顯示老奶奶廟遺址正處於現代人類及其行為出現與發展的關鍵時段。而在老奶奶廟遺址新發現的數量眾多的文化遺物，尤其是以灰燼堆積為中心的活動面遺蹟的發現，則填補了過去中原地區以及東亞大陸這一階段舊石器文化發現的空白，為認識中國境內及東亞地區現代人類及其文化起源與發展等 一系列重要史前考古的關鍵課題，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新資料。

福建漳平奇和洞遺址 ^[7] 

福建奇和洞洞穴遺址位於漳平市象湖鎮灶頭村東北，在2008年12月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中發現。遺址出土了一批重要的遺蹟與遺物。遺蹟包括舊石器時代晚期人工石鋪活動面、灰坑等，新石器時代早期房址、灶、火塘、柱洞、灰坑等。遺物包括人骨、打製石器、磨製石器、陶器、骨器、動物化石、煤矸石、動物骨骼、螺殼等。

福建漳平奇和洞遺址(5張)

奇和洞遺址地層連續、清楚，碳14測年數據與文化特徵表明：遺址的年代為距今17000~7000年，是一處舊石器時代晚期向新石器時代早期過渡的洞穴遺址，也是目前福建省發現的最早的新石器時代遺址。

奇和洞遺址的發現是福建省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的一項重要發現，也是近年東南沿海地區史前考古的重大突破。該遺址代表了福建地區最早的新石器時代土著文化，對分析海峽兩岸古人羣的遷徙和文化交流以及對南島語族的起源與擴散等課題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奇和洞遺址的發現，不僅填補了福建乃至中國東南區域在舊石器時代晚期向新石器時代早期過渡階段的空白，為探討新舊石器過渡階段人類體質演化、生計模式轉變、技術發展等提供了珍貴而翔實的材料。對探索農業起源、陶器起源和早期燃煤歷史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

浙江餘杭玉架山史前聚落遺址 ^[8] 

玉架山遺址位於杭州市餘杭經濟開發區。從2008年10月起，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餘杭博物館合作，對該遺址進行了全面鑽探調查與發掘。玉架山遺址的發掘，第一次發現了由多個環壕組成的環壕聚落，這種聚落模式不僅是良渚文化的首次發現，也是長江流域史前考古的新發現，是田野考古上的一次新的突破。玉架山遺址也是迄今為止清理良渚文化墓葬數量最多的遺址。

玉架山遺址(4張)

三年多來，考古專家共在此發現了六個相鄰環壕圍溝組成的良渚文化完整的聚落遺址，總面積約15萬平方米。這一發現為研究當時的社會結構，進而瞭解整個良渚文明發展有着重要的意義。

玉架山史前聚落遺址由多個環壕組成的完整聚落， 第一次揭示出了良渚文化社會的一個基本單元， 提供了研究良渚文化的基本社會組織單元及其人口數量可供觀察討論的全新材料和視野。玉架山遺址的重要性在於它的唯一性，其重要性不在於環壕這一形態，而是6個環壕構成的聚落羣，它的每個環壕內的墓葬涵蓋了良渚文化早、中、晚各個時期，而且在其內部已形成中心，有了初步的社會分化，有較穩定的社會形態，對研究當時的社會性質是十分難得的。

內蒙古通遼哈民史前聚落遺址 ^[9] 

哈民遺址地處內蒙通遼市科左中旗舍伯吐鎮東南約15公里，南距通遼市區40公里。這裏南望西遼河，北靠新開河，是大興安嶺東南邊緣，松遼平原西端，科爾沁草原的腹地。遺址在一片相對低窪平坦的林網帶北部，被掩埋在一米多厚的風積沙層下面，遺址總面積達17萬餘平方米。

內蒙古通遼哈民史前聚落遺址發掘現場(7張)

2010年5～9月，因通（遼）－霍（林河）鐵路複線改擴建設，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會同通遼市科左中旗文物管理所組成聯合考古隊，由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牽頭，對鐵路沿線進行文物調查，這期間發現了附近正在被盜掘的哈民遺址。鑑於遺址保存現狀堪憂，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迅速上報國家文物局，經批覆後對遺址進行了局部的搶救性考古發掘。 2011年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對哈民遺址進行了大面積有計劃的科學考古發掘工作。

哈民遺址距今約5500年之前，其規模之大、保存之好、現象之複雜奇特、出土遺物之豐富在整個東北地區的史前考古中都是極其罕見的，尤其是殘存的木質房屋頂部結構和房址內大量凌亂的人骨遺骸為復原史前生活原貌起到了重要作用，以及有自身特色的裝飾麻點紋的陶器、種類繁多的石、骨角蚌器、精美的玉器等，對研究新石器時期的房屋結構、經濟生活、製陶工藝、宗教習俗等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實物資料。

四川宜賓石柱地遺址 ^[10] 

四川宜賓石柱地遺址(7張)

石柱地遺址位於宜賓市屏山縣樓東鄉田壩村七、八組，地處金沙江北岸一至五級台地，屬於向家壩水電站淹沒範圍。2010年5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組織專業鑽探隊伍對遺址進行了勘探，發現有新石器、商周時期文化層堆積及大量漢代墓葬，遺址分佈面積約10萬平米，可分為四個區。2010年6月至2011年11月,在遺址的I區、III區進行了四次考古發掘，發掘面積共10000平方米。共清理新石器、商周、戰國秦漢、明清各時期遺蹟800多個，採集了大量土樣、炭樣、動植物標本，出土有大量陶器、銅器、鐵器、石器等。

I區：地層堆積可以分成22層，其中19-22層為新石器時代，15-18層為商周時期,11-14層為秦漢時期，2-10層為明清時期文化層。

III區：地層堆積可以分成12層，其中第12層為新石器時代，9-11層為沙層，6-8層為商周，4-5層為漢代，2-3層為明清時期文化層。

石柱地遺址分佈面積大、文化堆積豐富、時代跨度時間較長，在川西南乃至金沙江流域是首次發現。新石器時期文化遺存距今約4500年，是繼叫化巖遺址之後在向家壩水庫淹沒區取得的又一重大收穫。

湖北隨州葉家山西周早期曾侯墓地 ^[11] 

湖北隨州葉家山西周早期曾侯墓地(5張)

葉家山墓地位於隨州市經濟開發區淅河鎮蔣寨村八組。2010年12月底，當地村民在平整土地時發現一批銅器。2011年1月至6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就隨州葉家山墓地進行了第一階段的田野考古發掘工作，共發現墓葬65座和1座馬坑，除因民房壓佔的2座大墓未掘外，其餘墓葬都已發掘完畢。

墓羣共出土陶、銅、瓷、漆木、玉石等各類質地的文物達739件套，青銅器多達325件。據器物形制特點分析，這批遺物的年代為西周早期。從多座墓葬出土青銅器上見有“曾侯”和“曾侯諫”的銘文看，比已知的曾侯乙墓要早500餘年，説明此處墓地應是與早期曾國和曾侯相關的一處高等級貴族墓地。

隨州葉家山墓地具有如下特點：一是西周姬周文化的特性，時代早且明確；二是出土銅器豐富、完整；三是多數銅器都有銘文，國屬應屬於曾國。上述若干特徵已初步顯示這一墓地的重要性及所具有的重大學術價值。

遼寧建昌東大杖子戰國墓地 ^[12] 

建昌東大杖子戰國墓地位於遼寧省建昌縣鹼廠鄉東大杖子村內，墓葬區位於東大杖子村中部老河道以西的村落中，佔地面積10萬餘平方米。在院落空地及街路中間發現墓葬137座，由於民居、院內硬覆蓋地面下均未能勘探，推測墓葬總數應超過200座；在墓區西北部的北山遺址所見遺蹟有窯址、灰坑、灰溝、灶址等，墓區東部500米處的杜梨樹遺址為戰國至西漢時期的窯場。

遼寧建昌東大杖子戰國墓地(3張)

東大杖子墓地目前已發現墓葬137座，已發掘43座，出土各類遺物近千件。

墓地中的墓葬分為兩類：一類為中、小型封石墓，隨葬品均較豐富，以銅器為主，包括具有土著特點的曲刃青銅短劍（個別有金套柄）等兵器，具有燕文化特點的銅禮器（個別有金屬鑲嵌）、車馬器等。有少量的陶器，多具有土著文化特色，如盉、大口尊等。另一類為封土墓，可分大、中、小三種，這類墓隨葬品相對較少，以燕式陶器為主。其中M40出土了大量燕式仿銅陶禮器。

從已發掘的墓葬分析，墓地年代上限為戰國早中期，下限為戰國晚期。

從北依大山、南臨開闊平川的地理形勢，推測該墓地的墓葬總數在200座墓以上。見有長寬近10米大型墓葬的等級，置木棺槨和卵石封填的墓葬結構，隨葬有錯金鑲嵌的成套大型精美燕文化銅禮器、車馬器、兵器，特別是出土了具有東北土著文化特色的金柄套曲刃青銅短劍、以及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銅戈祖型的雙胡銅戈等，都説明，這是一處在遼寧乃至東北地區前所未見的等級很高且完整保存下來的戰國墓地，對研究公元前三至五世紀前後東北以至北方地區有關民族的活動、燕文化與東北以及東北亞古代民族的融合過程、燕秦漢統轄東北地區的歷史背景等，均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江蘇盱眙大雲山江都王陵 ^[13] 

江蘇盱眙大雲山江都王陵(18張)

大雲山漢墓位於江蘇省盱眙縣馬壩鎮雲山村大雲山山頂，海拔高程73.6米，西距盱眙縣城30公里，南距漢代東陽城遺址1千米，西南與青墩山、小云山漢代貴族墓地相鄰。

2009年初，大雲山發生了嚴重盜墓事件。2009年2月至3月，由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對現場進行考古調查與勘探，鑽探表明大雲山山頂區域存在大型漢墓區。由於現場不斷受開山採石破壞，經國家文物局批准，2009年9月至2010年12月，南京博物院對大雲山漢墓區進行了全面勘探與搶救性發掘，揭示出一處完整的西漢江都王陵園，出土了大量銅器、金銀器、玉器等精美文物，許多文物均為首次發現。

大雲山一號墓的墓主人當為江都易王劉非，大雲山漢墓陵園為西漢江都王劉非的陵園。

山西大同雲岡石窟窟頂北魏遼金佛教寺院遺址 ^[14] 

雲岡石窟位於大同市西16公里的武周山麓，武州川的北岸，以開鑿於北魏的大型佛教石窟著名於世，是我國第一批國保單位，2001年又成為世界文化遺產。

在山西省文物局和大同市文物局安排下，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牽頭，雲岡石窟研究院和大同市考古研究所配合，組成雲岡聯合考古隊。根據國家局和專家組意見，連續數年在雲岡窟頂做遺址調查和發掘。2010年，雲岡聯合考古隊在山頂試驗區（一區）南部（33窟以西）發掘一處較完整的北魏佛教寺院遺址，發現塔基、前廊後室的北房、東房和西房等。印證了《水經注》描寫雲岡石窟當年“山堂水殿，煙寺相望”的雄宏氣象。在去年工作基礎上，我們今年又在雲岡窟頂八字牆以東發掘一處北魏至遼金的建築遺址。

發掘工作始於今年4月，先期用RTK測繪儀按照大地座標測量布方，保證了與其他學科的對接和相互使用；還做了窟頂工地南部邊緣的安全保護矮牆。隨後由南至北開10×10米的探方50個進行發掘， 10月底發掘基本結束。連同探溝，發掘總面積5000多平米，具體位置在雲岡石窟五窟和六窟頂部。

今年發掘出土的依然是一個佛教寺院遺址，地層分四層，現代層、明清層、遼金層和北魏文化層。發現的主要遺蹟有塔基、石柱礎、鑄造井台、熔鐵爐、灰坑、水井、建築遺蹟等。

山東京杭大運河七級碼頭 ^[15]  、土橋閘與南旺分水樞紐遺址 ^[16] 

2011年3～4月，為配合南水北調山東段的工程建設，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聊城市文物局、陽穀縣文物管理所，對位於山東省陽穀縣七級鎮的七級碼頭遺址進行了全面發掘。

山東京杭大運河七級碼頭(15張)

七級碼頭坐落在橫穿七級鎮的京杭大運河東岸，明、清兩代是莘縣、陽穀、東阿等周邊市、縣漕糧北運的起始碼頭。其歷史悠久，《中國古今地名大詞典》載陽穀七級鎮曾名毛鎮，北魏時因有七級石階的古渡口而改名七級鎮。據《陽穀縣志》所記，“七級古渡”在明、清兩代為陽穀八景之一。其始建年代不詳，根據考古調查發現的《重修渡口石磴碑記》碑文所錄，本次發掘所見碼頭系乾隆十年（1745年）由民間集資重修而成。清末以來運河缺少監管，地處鎮中心的七級碼頭一帶被建房的居民完全填埋。

本年度考古工作，對七級碼頭進行了全面的清理發掘；對東側連接碼頭的古街進行了部分發掘；對碼頭南側運河東岸的晚期排水設施進行了清理。

本次考古發掘發現了較為豐富的古代文化遺物。出土清代、民國時石碑六方，碑座、碑首若干。出土數量較多的瓷器，以青花瓷為主，還有少量的白瓷、青瓷、藍釉瓷、彩瓷。另出有日常生活陶器、陶硯台、小型石器和少量銅錢等。值得注意的是碼頭下河道地層中的包含物很少，當為碼頭使用中經常清淤的結果。

七級碼頭的發掘，清理了一座保存良好的京杭大運河碼頭設施，為七級鎮的名稱由來提供了考古實證，確定了碼頭的結構、尺寸、構築方法，發現了水線和大量反覆插拔的木樁痕跡等，讓我們對運河河水與河道的變化狀況以及船隻停靠岸邊的方式有了深入瞭解。

古街的清理，確定了古鎮街道的歷史及鋪設構成方法，與碼頭和兩側店鋪相結合，重現運河古鎮交通暢達、商業繁華的景象。大量石碑的發現，對了解運河古鎮的人文歷史有着重要價值。七級碼頭遺址的發掘，也為大運河申遺工程提供了新的重要材料。

南旺分水樞紐工程遺址是京杭大運河遺產中具有代表性的水利樞紐遺址，具有一套完備的運河分水和航運系統。通過大面積的調查、勘探、測繪，對分水樞紐工程有了全面的瞭解，為今後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堅實基礎。磚石堤岸、石砌台階碼頭、南岸大堤、石駁岸以及石砌分水口設施、邢通斗門的清理發掘，讓我們對南旺段運河河道設施、引汶濟運工程設施的結構、佈局以及大運河河水的平衡調節有了更為深入的認識，明確了通過戴村壩截引小汶河水源和利用石駁岸頂衝與分水口的形狀結構相結合實現南北分流濟運的水工技術成就，為研究分水樞紐工程提供了更為豐富的資料，對科學編制運河保護規劃、京杭大運河整體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產生積極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