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銅器

土耳其東部的卡螢泰佩遺址發現距今10000年的自然銅製品，並經退火處理。這是迄今為止世界上發現的最早銅製品，未經冶煉，為自然銅加工而成。

隨後的2000年中，金屬銅出現於土耳其東部和伊拉克北部的核心地區以外的地方，如敍利亞西南部的TellRamad遺址和伊朗西南部AliKosh遺址出土的銅珠等，並於距今8000年傳播到巴基斯坦中部的Mehrgarh地區。與此同時，土耳其中部發現了融化或熔鍊坩堝，這標誌着真正的冶銅技術的出現，但仍有爭議。

倫敦大學學院考古研究所最新的研究表明，東歐塞爾維亞早在距今7000年前即開始青銅冶煉，這項工作提出本地可能存在銅冶煉起源的獨立中心，可挑戰歐亞大陸的銅冶煉技術單一地點起源的模式。在塞爾維亞發現的少數銅塊和爐渣，經檢測為人工冶煉所得。是世界上已知的最早“青銅冶煉”技術。 ^[1] 

距今6000年左右，土耳其東部地區的冶銅技術已經比較成熟，並擴散到周邊地區，這一地區普遍出現低水平砷銅。距今5500年，普遍開始有意識地生產砷銅等銅合金。距今5000年左右，西南亞出現了錫青銅，幾百年後，歐洲中部和亞洲中部也出現了青銅的澆鑄，標誌着冶金技術的一大飛躍。 ^[3] 

當地時間2022年11月8日，意大利考古學家宣佈，在托斯卡尼的温泉泥漿中發現了24尊保存完好的2300多年前的青銅雕像，將“改寫歷史”。專家稱，這是自1972年來，古地中海歷史上最重要的青銅器發現之一。 ^[7] 

中國已發現的、最古老銅製品是來自陝西姜寨遺址出土的黃銅殘片，經檢測為冶煉所得，距今6500~6700年曆史。 ^[4] 

甘肅馬家窯文化遺址出土的單刃青銅刀是已知的中國最古老青銅器，同時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青銅刀。經碳14鑑定距今約5000年。此刀長12.5釐米，為單範鑄成。沒有槽及環首等成熟的後世刀具才有的部件，在刀具形成史上具有典型的代表意義。

從考古資料來看，土耳其是世界上最早掌握金屬冶煉技術的地區，中國相對稍晚卻緊跟其後。雖然中國青銅冶煉技術掌握時間略晚。就銅器的使用規模、鑄造工藝、造型藝術及品種而言，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的銅器可以與中國古代銅器相比擬。這也是中國古代銅器在世界藝術史上佔有獨特地位並引起普遍重視的原因之一。

隨着原始社會的發展，鼎由最初的燒煮食物的炊具逐步演變為一種禮器，成為權利與財富的象徵。鼎的多少，反映了地位的高低；鼎的輕重，標誌着權力的大小。在商周時期，中國的青銅器形成了獨特的造型系列：容器、樂器、兵器、車馬器，等等。青銅器上佈滿了饕餮紋，夔紋或人形與獸面結合的紋飾，形成神靈的圖紋，反映了人類從原始的愚昧狀態向文明的一種過渡。

夏朝是中國傳説中的最早奴隸制王朝，經夏商周斷代工程認定，其開始於約公元前2070年（禹傳啓家天下），滅亡於約公元前1600年（商湯鳴條滅夏）。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一般被考古學界認定為夏朝都城所在位置。

夏朝青銅器是中國青銅歷史上的快速發展時期，偃師二里頭遺址青銅鑄造作坊面積超過1萬平米。二期至四期都有冶煉青銅器的出土，一期青銅鑄造遺蹟裏也有冶煉痕跡。

現已清理出二至四期的鑄造工場遺址，其周圍遺留不少陶範、坩堝、爐壁、銅渣、木炭,及一些小件銅器、少量大件銅器。青銅器是二里頭遺址出土的主要遺物之一,有禮器、工具、兵器等。 ^[5] 

（公元前16世紀--前15世紀中葉）

相當於商二里岡文化期。鄭州商城夯土中木炭測定碳14年代為公元前1620年，正合於商湯立國的時期，但是二里岡文化的下限還不大清楚。二里岡遺存分上下兩層，上下層青銅器的差別不是屬於風格方面，而是上層比下層的器類有更多的發展。商代早期青銅器在鄭州出土很多，這是由於鄭州商城是商代早期的都邑之故。重要的有二里岡、白家莊、張寨南街、楊莊，南關外、銘功路、二七路等地的墓葬或窖藏。大體分佈在商城的南面和東南角。在城的東北和西面，也有埋青銅器的墓地。在河南北部發現了商代早期青銅器多起。在湖北黃陂盤龍城、安徽嘉山泊崗、江西清江吳城等地也有重要的發現。以上遺址和墓葬中發現的商代早期青銅器，以二里岡上層的居多。

綜合各地出土的器物，計有：鼎、大鼎、大方鼎、鬲、甗、瓿、簋、爵、管流爵，觚、斝、罍、提樑壺、瓠形提樑壺、中柱盤、盤等，包括了飪食器、酒器和水器等門類。較早的器類比較簡單，但是爵、觚、斝組合的一套酒器，已普遍出現。二里岡上層青銅器的器形更為發展，商代青銅禮器的體制業已形成。屬於二里岡下層的青銅器，器壁普遍很薄，二里岡上層的青銅器，有的器壁巳相當厚重。

青銅器【南京博物院館藏】(22張)

商代早期青銅器具有獨特的造型。鼎、鬲等食器三足中必有一足與一耳成垂直線，在視覺上有不平衡感。鼎、斝等柱狀足成錐狀足和器腹相通，這是由於當時還沒有掌握對範芯的澆鑄全封閉技巧。方鼎巨大，容器部分作正方深鬥形，與殷墟時期長方槽形的方鼎完全不同。爵的形狀承繼二里頭文化式樣，-律為扁體平底。流甚狹而長。青銅斝除平底型的以外，還出現了袋足斝。觚、尊、瓿、罍等圈足器皆有+形大孔，相當二里岡上層的器，+字形有成為大方孔的。有的更在圈足的邊沿，留有數道缺口，鄭州和黃陂盤龍城都出土過這種實例。管流斜置於頂上的半封頂袋足盉，後側有一大鋬可執，在本期內頗具特色。罍皆狹唇高頸有肩，形體亦偏高。商代早期壺有提樑的有長頸小口鼓腹形和小口體呈懸瓠形的兩種，也有小口器頸不高不設提樑的。商代早期青銅器紋飾主體已是獸面紋，以粗獷的勾曲迴旋的線條構成，全是變形紋樣，除獸目圓大，以為象徵外，其餘條紋並不具體表現物象的各個部位，紋飾多平雕，個別主紋出現了浮雕，二里岡上層尊、罍等器肩上已有高浮雕的犧首裝飾。所有的獸面紋或其它動物紋都不以雷紋為地，是這一時期的特色。商代早期的幾何紋極其簡單，有一些粗率的雷紋，也有單列或多列的連珠紋，乳釘紋也已經出現。

商代早期的青銅器，極少有銘文，以前認為個別上的龜形是文字，實際上仍是紋飾而不是文字。商代早期青銅器的合金成分經測定：含銅量在67.01～91.99%之間，含錫量在3.48～13.64%之間，含鉛量在 0.1～24.76%之間，成分不甚穩定。但含鉛量較高，使銅液保持良好的流動性能，與商代早期青銅器器壁很薄的工藝要求是相適合的。

（公元前15世紀中葉-前13世紀）

在商二里岡文化期和殷墟文化期之間，有幾批青銅器出土。這些器物有某種商代早期的特點，然而已有較多的演變；也有某些殷墟時期青銅器特點的肇始。比較典型的是河北地區藁城台西下層墓葬中出土的一批青銅器，北京平谷劉家河商代墓葬中出土的青銅器，安徽阜南和肥西地區出土的青銅器。在豫西的靈寶東橋，也有出土。殷墟文化一期有這類器物發現，如小屯232號墓所出土的一組青銅器，和小屯331、333號墓等所出土的部分青銅器。但這一類器物在殷墟發現並不多，而在其它地區有的反而比殷墟的更為典型而精好，如今還找不出像二里岡或殷墟那樣生產這類青銅器的商代大都邑。盤庚遷殷之前的商都在奄，更早在庇和相，但是在二里岡期之後，殷墟期之前這批青銅器是客觀存在。由於這類青銅器具有早期至晚期的過渡特點，所以有的將之斷在二里岡期，有的斷為殷墟文化早期。這類青銅器的分佈具有一定的廣泛性，而其時生產它們的中心又不在殷，因而完全有必要在二里岡文化期之後，和成熟的殷墟文化期之前，劃出一個稱之為商代中期的階段。商代中期的上限不易確定，下限約在武丁之前。

這一時期接近早期的器形有爵、觚、斝等。爵尾雖然與早期相似，但流已放寬，出現的圓體爵是放所未見的。斝在空椎狀足之外，出現了丁字形足，底多向下臌出，平底已較少見。早期雖已出現了寬肩的大口尊，這類器形在此時有較大的發展，像阜南的龍虎尊和獸面紋尊這樣厚重雄偉的造型，在商代早期是從未出現的。瓿這類器形，也是這個時期發展 起來的，藁城的獸面紋瓿是其典型。早期體型較高的罍，在這時發展為體型比例較低而肩部寬闊的式樣，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巨型獸面紋罍是其典型。這時的圈足器上的+形和方形的孔，與早期相比，有所縮小。鼎、鬲類器比較突出的變化是一耳不再與-足對立，形成不平衡狀，而是三足與兩耳對稱，成為以後所有鼎的固定格式，但這時澆鑄時芯範懸封的方法還沒有完全解決，因而中空的鼎足還有與器腹相通的情形。

紋飾分為兩類，一類是二里岡期變形動物紋的改進，原來粗獷的線條變得較細而密集，一股如平谷的獸面紋鼎和肥西的斝與爵，而阜南龍虎尊和嘉山泊崗的主紋獸面紋已較精細，圈足上的獸面紋仍保持早期的結構和風格。第二類是出現了用繁密的雷紋和排列整齊的羽狀紋構成的獸面紋。這類獸面紋雙目往往突出。如果不是浮雕，則無論是頭像還是體軀都沒有明顯的區分。這方面的實例如藁城的瓿和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大罍，已採用較多的高浮雕附飾，但線條輪廓有渾圓感，與晚期浮雕輪廓線峻直鋭利的風格不同。 ^[6] 

商代中期青銅器一般仍保持着不鑄銘文的習慣，但個別器上發現鑄有作器者本人的族氏徽記，但是沒有發現被祭祖考的日干之稱。 ^[6] 

（公元前13世紀至前11世紀）

起自武丁至於帝辛。殷墟文化的考古分期一般採用鄒衡的四期説，即第一期盤庚至小乙，第二期武丁至祖甲，第三期辛至文丁，第四期帝乙帝辛。以後的發現，大體上都沒有越過這個界限。而殷墟的青銅器分期則有張長壽的三期説，即第一期盤庚至武丁，第二期祖庚至康丁，第三期武乙至帝辛。此外，還有-些其它的説法。

商代晚期如以武丁後期起計，至帝辛可能接近二百年或不足二百年，在這樣長的時期內，按照具體情形， 又可區別為前後兩個階段。

1、商代晚期前段：本期新出現的器類有方彝、觶、觥等。方形器大為發展，幾乎所有的酒器都為方形。紋飾方面，動物形象比較具體，有的甚至有寫實感，主體花紋和地紋明顯區分，地紋常為細雷紋，與主體花紋構成強烈對比。主體花紋多采用浮雕手法，風格有渾圓、峻鋭兩種。銘文多為一二字，為器物所有者的族徽。器形方面，鼎的變化較大，除通常樣式外還出現了分檔鼎。方鼎都是槽形長方，柱足粗而偏短。簋仍為無耳，腹變淺，最大腹徑上移。觚的造型向細長髮展，喇叭口擴展，大十字架鏤孔退化為十字孔，或穿透或不透。扁體爵大減，圓體爵盛行。斝的變化是斝板上始見獸頭裝飾。三足明顯增高。戈出現了帶胡帶穿。

2、商代晚期後段：器類方面，無肩尊和扁體卣是新出的典型器，始見馬銜等車馬器。多沿用商代晚期前端的器類。這一期紋飾最為發達，藝術裝飾水平達到高峯，以動物和神怪為主體的獸面紋空前發展。紋飾不僅僅施在器身，有些視線不及的底部也裝飾花紋。花紋總體風格森嚴莊重。這一期出現了記事形式的較長銘文。但最多不過三四十字。銘文鑄工精細，內容有族徽、祭祀祖先、賞賜、征伐等。器形方面鼎除柱足外，出現了蹄形足；圓鼎較多，直耳略向外撇。簋最大變化是雙耳簋急劇流行觚基本似前段，仍為細長身喇叭口。爵的變化不大，仍為圓體爵，平底爵消失，爵柱後移。斝仍見獸頭裝飾，繼續流行袋足斝，但體較低而寬，柱飾粗壯。戈多有胡，胡上有一二穿。

中國青銅器不但數量多，而且造型豐富、品種繁多。有酒器、食器、水器、樂器、兵器、農具與工具、車馬器、生活用具、貨幣、璽印，等等。單在酒器類中又有爵。角、觶、斝、尊、壺、卣、方彝、觥、罍、盉、勺、禁等二十多個器種，而每一器種在每個時代都呈現不同的風采，同一時代的同一器種的式樣也多姿多彩，而不同地區的青銅器也有所差異，猶如百花齊放，五彩繽紛，因而使青銅器具有很高的觀賞價值。而從文物鑑定的角度來説，無疑增加了鑑定的難度，鑑定難度大，反過來又使研究賞析更富有情趣，青銅器也更具有吸引力。

即中國青銅器時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戰國早期，延續時間約一千六百餘年。這個時期的青銅器主要分為禮樂器、兵器及雜器。樂器也主要用在宗廟祭祀活動中。圖為東周早期的青銅鴞首提樑壺由終身獨身日籍名醫森承一郎傳承人呂默齋（志強）持有，日本傳奇古董商坂本五郎代為操作。本件青銅屬私家藏品且據合法性，青銅器是資深藏家最認可的板塊之一，但青銅器屬珍貴文物，國家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規來加以保護，對青銅器流通有嚴格管制。可以在市場上合法流通的青銅器大致有如下兩類：1949年以前出土，流傳有序，並有明確著錄可以佐證的青銅器；從海外迴流的青銅器。因此，青銅器在國內市場上一直不温不火，大多屬於私下交易，而中國藏家進入國際拍賣圈也不過5年左右。一般指戰國末年至秦漢末年這一時期。傳統的禮儀制度已徹底瓦解，鐵製品已廣泛使用。

到了東漢末年，陶瓷器得到較大發展，把日用青銅器皿進一步從生活中排擠出去。至於兵器，工具等方面，這時鐵器早已佔了主導地位。隋唐時期的銅器主要是各類精美的銅鏡，一般均有各種銘文。自此以後，青銅器除了銅鏡外，可以説不再有什麼發展了。

範鑄法和失蠟法，範鑄法較早，應用的最普遍，瞭解古代製造方法有助於辨偽。

範鑄法又稱模鑄法，先以泥制模，雕塑各種圖案、銘文，陰乾後再經燒製，使其成為母模，然後再以母模製泥範，同樣陰乾燒製成陶範，熔化合金，將合金澆注入陶範範腔裏成器，脱範後再經清理、打磨加工後即為青銅成品。

根據從古代青銅作坊遺址發掘出的實物，再結合青銅器的外形分析，專家認為，中國古代青銅器絕大部分是採用範式鑄造方法制作的。

範鑄法工藝流程共分為五步：

第一步為塑模，用泥土塑造出銅器的基本形狀。在制好的泥模上畫出銅器紋飾的輪廓，凹陷部分直接從泥模上刻出，凸起部分則另外製好後貼在泥模表面；

第二步為翻範，用事先調和均勻的細質泥土緊緊按貼在泥模表面，拍打後使泥模的外形和紋飾反印在泥片上；

第三步為合範，將翻好的泥片劃成數塊，取下後燒成陶質，這樣的範堅硬不易變形，稱為陶範。將陶範拼合形成器物外腔，稱為外範。外範製成後，將翻範用的泥模均勻削去一薄層，製成器物的內表面，稱為內範，銅器的銘文就刻在內範上。將內外範合成一體，內外範之間削出的空隙即為銅液留存的地方，兩者的間距就是青銅器的厚度；

第四步為澆注，將銅液注入陶範。待銅液凝固後，將內外陶範打碎，取出所鑄銅器。一套陶範只能鑄造一件青銅器，因此不可能存在兩件一模一樣的青銅器；

第五步為打磨和整修。剛鑄好的青銅器，表面粗糙，紋飾也不清晰，需要經過打磨整修，才能成為一件精緻的銅器。

失蠟法是一種青銅等金屬器物的精密鑄造方法。做法是，用蜂蠟做成鑄件的模型，再用別的耐火材料填充泥芯和敷成外範。加熱烘烤後，蠟模全部熔化流失，使整個鑄件模型變成空殼。再往內澆灌溶液，便鑄成器物。器物可以玲瓏剔透，有鏤空的效果。湖北隨縣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銅尊、盤，是中國所知最早的失蠟鑄件。

春秋晚期，中國人可能就已發明了失蠟法鑄造工藝。失蠟法的工藝流程分為三步，首先以易熔化的石蠟製成蠟模，用細泥漿多次澆淋蠟模，使之硬化後形成鑄形。然後，將鑄形烘燒陶化。這一過程中，石蠟熔化流出，於鑄形中形成空腔。最後往空腔中澆注銅水，製成器物。失蠟法通常用於鑄造那些外形非常複雜的青銅器，河南淅川出土的楚國銅禁以及湖北隨州出土的曾侯尊盤被認為就是用失蠟法鑄造的。

器物一次澆鑄成形的鑄造方式，稱為渾鑄法。器形過大或形狀過於複雜，需要將整個器物分為數件分別翻範澆鑄，最後拼接成一個整體，這種鑄造方法稱為分鑄法。鑄造多個較小物件時，還會將多個鑄範層疊裝在一起，由一個澆口澆注銅水，一次鑄成多件器物，這種工藝稱為疊鑄法。疊鑄法多用於鑄造錢幣等小型器物，出現於春秋時期，漢代時逐漸流行。

鼎相當於如今的鍋，煮或盛放魚肉用。大多是圓腹、兩耳、三足，也有四足的方鼎。

鬲（li，音歷） 煮飯用：一般為侈口、三空足。

甗（yan，音演） 相當於如今的蒸鍋。全器分上、下兩部分，上部為甑，置食物；下部為鬲，置水。甑與鬲之間有一竹製分隔物，叫做箅。上有通蒸氣的孔洞。

簋（guǐ）銅器銘文作“毀”，相當於如今的大碗，盛飯用。一般為圓腹、侈口、圈足、有二耳。

簠（fǔ） 長方形，口外侈，四短足。有蓋，蓋、器大小相同，合上成為一器，打開則為相同的兩器，在古器物學上又稱為“卻立”或“卻置”。簠器在經籍中稱為“胡”或“瑚”。

盨（xǔ） 盛黍，稷，稻，粱用。橢圓形，斂口，二耳，圈足，有蓋。

敦（duì） 盛黍、稷、稻、粱用。三短足、圓腹、二環耳、有蓋。也有球形的敦。

豆 盛肉醬一類食物用的。上有盤，下有長握，有圈足，多有蓋。

爵，温酒器。相當於後世的酒杯。圓腹前有傾酒用的流，後有尾，旁有鋬（把手），口有兩柱，下有三個尖高足。

角 飲酒器。形似爵，前後都有尾，無兩柱。有的有蓋。

《禮記·禮器》中稱：”宗廟之祭”，”尊者舉觶，卑者舉角”。商周之際發展為造型精美的禮器，流行於週中期之前，之後開始衰落。

《考工記·梓人》引《韓詩》雲：”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依此説，角與爵之容量為四與一之比。角的造型與無柱的爵很像，只是流與尾同為尖狀。自宋以來，定爵形器無流而具兩翼若尾者為角。

斝（jiǎ） 温酒器。形狀像爵，有三足，兩柱，一鋬。

觚（gū） 飲酒器。長身、侈口、口和底均呈喇叭狀。觚的形制為一具圈足的喇叭形容器，觚身下腹部常有一段凸起，於近圈足處用兩段扉稜作為裝飾。商早中期器形較矮，圈足有“十字孔”。商晚期至西周早期造型修長，外撇的口、足線條非常優美，紋飾繁複而華貴。

觶（zhì） 飲酒器。圓腹、侈口、圈足、形似小瓶，大多數有蓋。

兕觥（sìgōng） 盛酒或飲酒器。橢圓形腹或方形腹， 圈足或四足，有流和鋬，蓋作成獸頭或象頭形。

尊 盛酒器。形似觚，中部較粗，口徑較小，也有方形的。

卣（yǒu） 盛酒器（是盛酒器中的主要一種）。一般形狀為橢圓口、深腹、圈足，有蓋和提樑，腹或圓或橢或方，也有作圓筒形、鴟鴞形或虎食人形。

盉（hé） 盛酒器，或古人調和酒水的器具。一般是深圓口、有蓋、前有流、後有鋬，下有三足或四足，蓋與鋬之間有鏈相連接。

方彝（yí） 盛酒器。高方身，有蓋，蓋形似屋頂，且有鈕。有的方彝上還帶有觚稜。腹有曲的，有直的，有的在腹旁還有兩耳。

勺 取酒器。一般作短圓筒形，旁有柄。

罍 （léi）盛酒或盛水器。有方形和圓形兩種形式。方形罍寬肩、兩耳，有蓋；圓形罍大腹、圈足、兩耳。兩種形狀的罍一般在一側的下部都有一個穿系用的鼻。

青銅器角(16張)

壺 盛酒或盛水器。如《詩經》上説：“清酒百壺”，《孟子》上説：“簟食壺漿”。壺有圓形、方形、扁形和瓠形等多種形狀。

盤 盛水或承接水。多是圓形、淺腹，有圈足或三足，有的還有流。

匜（yí） 《左傳》有“奉匜沃盥”，沃的意思是澆水， 盥的意思是洗手洗臉，説明是古代盥洗時澆水的用具。形橢圓，三足或四足，前有流，後有鋬，有的帶蓋。

瓿（bù），盛酒器和盛水器，亦用於盛醬。流行於商代至戰國。器型似尊，但較尊矮小。圓體，斂口，廣肩，大腹，圈足，帶蓋，有帶耳與不帶耳兩種，亦有方形瓿。器身常裝飾饕餮、乳釘、雲雷等紋飾，兩耳多做成獸頭狀

盂 盛水或盛飯的器皿。侈口、深腹、圈足，有附耳，很像有附耳的簋，但比簋大。

鑑 水器，形如現代的盆。有四種用途：（一）容水 ；（二）盛冰，《周禮》：“春始治鑑，凡外內饔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鑑。”；（三）沐浴；（四）鑑容照面，以後才為銅鏡所替代。鑑的製作在春秋戰國是最為盛行，當時種、鼎、壺、鑑四器並稱。

編鐃盛行於商代，是中國古代軍隊中所用樂器之一，可手持或植於座上演奏。商代的鐃為青銅鑄造，外形似倒置的鐘，當口朝上，體小而短闊，下有中空短柄，裝入木桶柄後可執，以棰敲擊當口方形鼓起處而鳴。

編鐘 打擊樂器（宮廷雅樂）。面較大而薄，多為弧形，根部凹進，邊部稍作翹起，當口朝下，編懸。

編鎛 打擊樂器（宮廷雅樂）。鎛體趨向渾圓，形制與編鐘相似，但口部平齊，特懸（即可單獨懸掛在牆上）。

鉞本是王者貴族用於劈砍的兵器，也是象徵權力的刑器和禮器。形狀像板斧、斧頭而較大。作為一種兵器，由青銅鈹頭、長柄構成，鈹頭尖鋒直刃、扁莖，穿透力很強，很可能是由扁莖短劍發展而來。它出現於春秋時期，在戰國時期大量使用。至於斧鉞，由於其殺傷力不如戈矛，在春秋時期實戰中的地位已大大降低，已多用於儀仗、裝飾之需，以作為軍權的象徵。

“鉞”是商周時代重要的禮器之一，也是一種兵器。據考證，這種器物是由石斧等工具演變而來的，在青銅器中更強調華麗、美觀的特質，成為象徵權力、象徵威嚴的禮儀用物，此處所選兩件鉞是商代後期作品，格外強調器物威嚴恐怖的特性，同商代藝術風格完全一致。

青銅禮器是奴隸主貴族用於祭祀、宴饗、朝聘、征伐及喪葬等禮儀活動的用器，用以代表使用者的身份等級和權力，是立國傳家的寶器。青銅禮器種類繁多，數量巨大，工藝精美，其存在是中國古代青銅器的顯着特點。青銅禮器可分為四大類：

從青銅器的社會功能進行分類，把青銅器分為禮器、重器、葬器、日用器。

禮器：商周奴隸主崇神鬼、重祭祀、行巫術，將幾件大型青銅器按一定的方式組合為“禮樂之制”，作為王權、名位以及國威的標誌和象徵。青銅禮器由食器、酒器、水器、樂器，兵器等組成，在使用排列上有濃重的巫術色彩。

重器：單件鑄造的大型青銅器，其上鑄有銘文，專門用來記載某件大事，或頌揚先王、先祖的功德，都叫“重器”。銘文長的青銅器都是重器。

明器：即“神明”之器。古人認為人死亡而靈魂不滅，要在另一個世界中重新生活，所以商周奴隸主貴族盛行厚葬，將生前喜愛的青銅器、玉器、陶器等均隨葬入墓。

青銅殉葬 禮器一般由鼎，簋、豆、壺、弇（或盉）組成，等級不同的貴族用器數量都有規定。但這種明器不同於後世專門製作的殉葬用器，仍為禮器。

在古人心目（古代文獻）中，青銅器有兩種基本功能或用途，一是“納（內）、入”，即盛裝物件；二是“設”即陳設佈列。《禮記·禮器》説得很明確：“三牲魚臘，四海九州之美味，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鄭玄注：“金炤物，金有兩義，先入後設。”　納是青銅器的第一位的基本功用，而納的基本目的是“示和”。所納對象即古文獻所謂“實物（所實之物）”，就是上面所説“三牲魚臘”，“四時之和氣”之屬，實際就是犧牲（肉食）、黍稷（主食）以及酒醴之類祖先生前生活必需品。而其主要就是把諸如此類分別納入鼎簋尊彝等各類器物中，然後作以調和以供祭祀祖先之用。《説文》説：“鼎，和五味之寶器。”《呂氏春秋·本味》記載伊尹“負鼎俎，以滋味説湯，致於王道”，《國語·鄭語》記載史伯説：“夫和生實物，……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肢以衞體。”《左傳·昭公二十年》記載晏嬰説：“和如羹焉，水、火、醯、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泄其過。……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都在申明用青銅器調濟容物，“和五味”以“示和”的基本意思。其調和方法就是“濟其不及，以泄其過”，而最終目的則在於和人心，“成其政”。

以金示和還有另一層或者説更深一層的意義，這就是“炤物”或“象物”示和。《左傳·宣公三年》説：“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奸……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原來鑄鼎，製作青銅器不僅用來盛裝和調劑犧牲等給祖先奉獻的禮物，還有一個重要作用是“象物”，也就是在銅器外表刻畫“物”的圖像。通常所説銅器花紋實質就是圖物象物。

那“物”是什麼呢? 答案其實非常簡明。“物者，方物、神物也。”“物”也就是人們所崇拜的神靈，或者視之為自己祖先所由來的神物，有類於西方所謂“圖騰”。當年傅斯年先生在其《跋陳擿君春秋公矢魚於棠説》首次發明：“物即圖騰”，可謂真知灼見。其實先秦文獻所見諸多“物”字，很多都可以這樣來理解。如《尚書·旅獒》：“畢獻方物”；《詩·大雅·生民》：“有物有則”；《左傳》中《隱公五年》：“取材以章物採”，《桓公二年》：“五色比象，昭其物”，《宣公十二年》：“百官象物而動”；《國語》中《周語》：“服物昭庸”，《越語》：“民神雜糅，不可方物”；以及《周禮》中《春官·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司常》等“旗物”，《大司樂》：“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等等。

由於西周時期的青銅器製作方法同夏、商時期一樣，沒有太大的變化，都是陶範製作，且一器一範，手工製作，這樣就不能鑄造出相同的陶範，所以，在西周時期也是沒有完全相同的青銅器造型，如果有，肯定有一件是偽器，或二者皆偽。

由於同夏、商時代一樣為陶範鑄成，一範一器，幾乎沒有完全相同紋飾或刻痕的青銅器，除了個別用單範鑄造成器的有相同的紋飾，不過這樣的紋飾在西周時期很少見。

近代的考古發現新材料證明，在商代晚期和西周早、中期，這類銅鐵合鑄器所使用的鐵都是隕鐵，那麼究竟什麼時候出現人工冶鐵， 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時間推定問題，因為，只要這個時間鉚定了，我們才可以知道從商代晚期到什麼時候屬於隕鐵和銅材料結合成器存在的時間，而什麼時候又是人工冶鐵和銅結合器存在的時間。1990年，河南三門峽西周晚期虢國貴族墓地出土了一把玉莖銅芯柄鐵劍，為銅鐵合鑄的典型器物，且是人工冶鐵，被稱之為“中華第一劍”，是中國迄今發現最早的人工冶鐵實物，由此我們可以推定，中國歷史上銅和隕鐵合鑄的時代是從商代晚期到西周晚期。而人工冶鐵與銅合鑄成器的時代至遲在西周晚期技術上已經成熟。

西周時期除了陶範法冶鑄外，也還延續了夏商時期用石範鑄造青銅器小件和不復雜器物的傳統。由於石範法只能製造一些簡單的工具和武器類青銅器，所以到西周時期石範鑄造青銅器的方法，基本上沒有得到發展，在西周時期絕大多數青銅器的鑄造還是採用陶範法鑄造，只有極少數的青銅器是用石範鑄法鑄造，我們在鑑定這一類石範法鑄造的青銅器時，就要和陶範法鑄造青銅器的鑑定要點區分開來，如石範法鑄造的青銅器，存在着器形和紋飾之間相同的現象。

從其它看，西周時期青銅器在以下幾個方面和夏代青銅器的特徵相似，如，在聽聲音上和青銅器的鏽蝕上、以及青銅器的重量上，其辨偽的方法基本相同。

西周時期的青銅器紋飾在繼承商代的基礎上繼續發展，西周早期和商代晚期一樣進入了紋飾發展的鼎盛期，這是同當時的社會歷史大背景分不開的，也就是説雖然朝代更替了，但統治階級用禮器統治人們的思想沒有改變，所以，青銅禮器發展的大環境沒有改變，這樣青銅上的紋飾還是按照為禮器服務的思想不斷髮展，商代的許多紋飾在西周時期仍然在使用，如，商代晚期獸面紋的變化的形式“環柱角形、牛角形、外卷角形、羊角形、內卷角形、曲折角形、雙龍角形、長頸鹿角形、虎頭形、熊頭形獸面紋”等紋飾，在西周早期仍在使用。而在西周中後期形成了西周時期特有的紋飾特徵，如，西周中後期，主要流行環帶紋、竊曲紋、重環紋、垂鱗紋、波曲紋、鳳鳥紋、瓦紋等，另外，還出現了許多無紋飾的素器，在這些素器當中有的也有飾幾道紋的。西周時期的青銅器，有時候用雷紋為地，這實際上是延續了青銅器禮器化的進程，可以想象以雷紋為地的青銅器上存在的各種紋飾多是天上的神靈，或是能上天入地的神物，因為，它可以在雲雷紋之上生活，但西周時期的青銅器上的雲雷紋沒有商代普遍，這從另一個方面也説明了在西周時期人們崇拜的對象，逐漸從天上回到了人間。但我們應明白，商代和西周時期雖然在紋飾的種類上不同，但這些紋飾的本質和功能沒有變，仍然是為了增強青銅器的神秘性，加強了其禮器的地位。當然，在西周時期青銅器紋飾進化的過程中，否定掉的許多傳統的青銅器紋飾，這些紋飾為什麼會被否定掉呢? 原因很簡單，就是這些紋飾不適應時代的要求了，不符合禮器神秘性規律了，所以，自然就會被淘汰掉。

西周時期的許多紋飾遵循這個規律，如商代和西周早期的獸面紋及其變形的紋飾，在西周時期就逐漸被淘汰，在西周中後期，獸面紋很少，即使有也多在足部和一些不起眼的地方。另外，商代的夔龍和鳥紋在西周時期也是少見，基本上棄置不用了，這是因為，西周時期人們崇拜的對象發生了改變，生產力進一步得到了提高，西周時期已經沒有什麼動物是人的對手了，人們對許多自然界中存在的動物不再恐懼，不再崇拜，既是征服不了的猛獸至少也對它的習性有了深刻的瞭解，已經不再屬於崇拜的對象，這樣這些動物的神秘性就小了，更不要説是稱之為神了，所以在西周時期真正的獸面紋就少了。即使有，也多是以抽象的形式出現。因為，只有抽象才是超現實的，才是人們所崇拜的，因為人們只崇拜抽象的事物。而替代的則是新的紋飾，當然，這些紋飾是抽象到了極點，如，重環紋、垂鱗紋、龍紋等。當然，也有一些比較難於解釋的紋飾，比如説波曲紋，在西周時期的青銅豆和青銅甑等器物上都有表現，對於這種波曲紋有的人認為是一種不知名的獸紋，當然，我們對波曲紋的研究還很不夠，但是，據我對虢國墓地青銅器上的波曲紋進行觀察，總覺得象是大海的波浪，或者至少應該和大海有點聯繫，因為大海在周代是不為人們所認識和理解的，所以，大海對於周人來講還是極神秘的，這樣人們就會成為人們崇拜的對象，也許這種波曲紋本身並不是來源於大海，但從外形上看不免會被人們這樣理解。

西周時期許多青銅器上的紋飾，在佈局方法上還出現了幾種紋飾並存的局面。有的上面飾竊曲紋、中間為三角紋和竊曲紋、腹部為鳳鳥紋或龍紋、圈足是竊曲紋，十分複雜，在手法上，主要採用虛實、縱橫、疏密等排比方法，使圖案變化豐富多彩，但是對稱性很強。另外，西周時期紋飾的特點還有一點，這就是主次紋飾的應用，即在西周時期青銅器上的紋飾一般都有幾種，但只有一種紋飾是主體，其特點很明顯，一般都佔據着顯著的位置，且面積很大。如今市場上有很多仿製的西周青銅器，但大多都不得其精髓。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歷代制禮作樂均依周制，政府或私人為了舉行祭祀等禮儀活動的需要，不斷仿照《三禮圖》或商周時期的青銅禮器而鑄作新的青銅禮器，這就是仿製品。其特點是在器物上大多標明仿製的時間、用途及仿製者等。在進行鑑定工作時，首先要區分仿製品與偽品，不應將仿製品列為偽品。其次仿製品對研究歷代禮樂制度及文化藝術也有着一定的價值，不應簡單地予以否定，而應給予適當的評價。宋代以前的仿製品已很少見。宋代由於金石學興起，收集了大量的古代青銅器，並認識了《三禮圖》的錯誤，遂改依古代青銅器仿製禮器，用來作為廟堂之祭器。宋代仿製情況見於宋翟汝文《忠惠集》及清孫詒讓《政和禮器文字考》等。宋徽宗崇寧四年（1105）仿春秋時期宋公戍鍾而製作的大晟鍾，尚有流傳至 今者。清代的青銅器圖錄書中也著錄了一些宋仿銅器。元代官府出蠟局亦曾仿古代青銅器而製作了一批祭器。明代著名的宣德爐有許多是仿照古代青銅器的形制加以變化而製作的。

青銅器的修復與保護由於金屬類文物的修復保護技術基本相同，青銅器修復保護技術在金屬類文物中比較全面，而且青銅器佔金屬文物中的比例最高，所以本文以青銅器的修復保護為主全面系統的介紹青銅器修復保護技術，大家可從中借鑑其它文物的修復保護方法。在人類歷史上曾經歷了一段漫長的青銅時代，這是一個以青銅製造工具、用具和武器為特徵的人類物質文明發展階段。所謂青銅是：銅與錫或鉛等元素按一定比例熔鑄而成的合金，以銅為主，顏色呈青，故名青銅。

對一件出土不完整的青銅器文物首先要焊接把青銅器拼接成一個完成的器物，焊接是傳統修復技術中的重要環節，是修復破碎青銅器和復原器形的主要手段。需要根據青銅性質、殘破和腐蝕情況不同，而採用不同的焊接方法，即“大焊”和“小焊”。首先用矬子把焊口銼平，然後焊接是用電烙鐵將錫融化注入要修復青銅器上。

補配是傳統青銅器修復技術中復原殘缺部分的重要技術。補配就是殘缺的青銅器不完整了，根據銅器種類、形狀、殘缺部位，打製補配和鑄造補配。補配要根據青銅器的紋飾先拓下來，然後通過紋飾製作補配的器形，然後拼出一件完成的青銅器文物。

埋藏於地下的青銅器由於墓穴崩塌、地層變化等原因造成擠壓變形，出現裂縫等。出土後的青銅器往往需要整形。青銅器整形的方法有錘打法、模壓法、鋸解法、加熱整形及其物理整形等。選擇方法的依據是器物的變形程度和銅器的質地。

要修復和保護好青銅器，必須對青銅器腐蝕的機理進行探討，以利於採取正確的、有效的保護措施。

青銅器鏽蝕機理隨着科學的發展在不斷的有所發展，各種理論和觀點不斷踴現，但如今看法較為一致的是：

器物埋藏地下時接觸到氯化物，因為氯離子半徑小，容易穿透水膜而與銅作用形成氯化亞銅：Cu十Cl=→CuCl十e 氯化亞銅又與水反應生成氧化亞銅和鹽酸：2CuCl十H20→Cu20十2HCl 氧化亞銅遇氧氣、水和二氧化碳時可生成鹼式碳酸銅； Cu20十―02十H20十C02→CuC03·Cu（OH）2 氧化亞銅遇水、氧，加上鹽酸又可轉化為鹼式氯化銅：2Cu20十2H20十02十2HCl→CuCl2·3Cu（0H）2。

因此，青銅器在外界環境影響下所形成的腐蝕產物，是一種由內向外為CuCl、Cu20，再向外是CuC03·3Cu（OH）2或CuCl2·3Cu（OH）2，或兩者都有的層疊狀結構，這一結果已被x射線衍射法的分析所證實。

由於氧化亞銅層的轉化產物一鹼式氯化銅是疏鬆膨脹的，呈粉狀，通常稱為粉狀鏽，氧和水仍可進入其中，使氯化亞銅層轉化為鹼式氯化銅∶ 4CuCl十02十4H20→CuCl2·3Cu（0H）2十2HCl 這就造成了內部生成粉狀鏽的條件；生成的鹽酸遇到共析組織，又使銅轉化為氯化亞銅：4Cu十4HCl十02→4CuCl十2H20 形成的氯化亞銅又與浸入內部的氧氣和水作用生成鹼式氯化銅。這樣週而復始，使青銅器的腐蝕產物不斷擴展、深入，直到器物潰爛、穿孔，這就被稱為“青銅病”。

青銅器鏽蝕機理有的資料認為還與青銅中錫、鉛密切相關。這種硫化物是在嫌氧細菌的作用下，由微生物還原硫酸鹽產生的硫化氫而轉變得采的。

有關生物與青銅器鏽蝕關係的理論還有待於人們進行更深入的研究。

青銅器大多數曾經地下埋藏，因而受到不同程度的腐蝕。作為腐蝕介質土壤的毛細管及孔隙被空氣、水和電解液充滿。青銅器埋於地下，在空氣、水、電解液的作用下，自然形成各種不同色彩的腐蝕覆蓋層，有黑色的氧化銅（CuO）、紅色的氧化亞銅（Cu2O）、靛藍色的硫酸銅（CuSO4）、藍色的硫酸銅（CuSO4·5H2O）、綠色的鹼式硫酸銅【CuSO4+3Ca（OH）2】、白色的氯化亞銅礦（CuCl）、白色的氧化錫（SnO2）等不同色彩。絕大多數屬腐蝕產物，不僅沒有破壞古代藝術作品，反而更增添了青銅器藝術效果。古色的腐蝕層，成為青銅器莊嚴古樸、年代久遠的象徵，鏽層一般並未改變青銅器物的形態，而且銅鏽的性質也較穩定，不致使器物破壞。所以這類腐蝕層應保留。但鑑於大多數出土青銅器基本上都是有土及鏽包着，如要露出底色、花紋、圖案、銘文，就必須除鏽。但除鏽又不能損傷銅器本胎，並要保留好的鏽色。與基本除鏽不同的是“粉狀鏽”的去除，青銅器鏽蝕機理主要為氯離子的存在對青銅器的鏽蝕影響最大，是產生“粉狀鏽”使青銅器遭到破壞的主要原因。要保護好青銅器，關鍵在於如何處理氯離子，怎樣將氯離子從器物裏層移出來加以除去，或者是把氯離子封閉、穩定在器物的內部，使之與氧氣和水分隔絕，免受外界環境因素的影響。去除多餘銅鏽及“粉狀鏽”方法很多，採用何種方法除要視每件文物的具體情況而定，但總的有一條原則，必須保持器物的原貌，特別不能傷害器物的銘文、花紋和古斑。

主要處理方法有三類：即機械法、化學法和電化還原法。三類方法上相互配合使用。

一、機械方法：分為手工操作和機械操作。手工操作：多用於已暴露在青銅器表面上的粉狀鏽。可以用各種工具，如不鏽鋼針、錘子雕刻刀、鑿子、鏨子、不鏽鋼手術刀、多功能刻字筆、潔牙機等，直接在器物上操作，細心地將粉狀鏽剔除。在粉狀鏽去除後，往往會發現一層很薄的銅，這並不 青銅器的銅體，而是氯化銅水解過程中產生的銅。它的下面常掩蓋着許多灰白色的氯化亞銅，因此，用鋼針刺穿薄層銅質後，發現確係氯化物可將其去除，直至見到銅體為止。機械方法包括：挖剔、削切、刮磨、鋸解、掃刷、吹掃、打磨等。機械操作有：噴砂機：可用於清除金屬表面上的鏽蝕和腐蝕產生，它的去鏽原理是利用氣壓噴射金屬微粒，鏽會被迅速去除。該方法一是快速，二方便，三去鏽面積可大可小，這一點比激光器去鏽、超聲波去鏽有更大優勢，四有些洞隙深處的鏽也能去除。激光去鏽：採用激光對青銅器孔洞狀深部病灶中氯化物的去除具有準確、易行的特點。主要利用激勵出的巨大光能，瞬時作用在表面鏽層上，使表面温度迅速上升，利用激光束同物質相互作用時產生的光熱、光化、光壓等光學效應。由於鏽層結構疏鬆，對該能量的吸收能力強，因而將鏽蝕層迅速燒熔，汽化與本體分離，他能夠快速、高效、無污染地清除掉青銅器表面的綠色有害粉狀鏽，從而達到延長青銅器壽命、有效保護文物的目的。這種方法不適用於大面積有害鏽的去除。超聲波去鏽法：超聲波清洗器，是採用超聲波微機械振盪波，無論在固相、還是氣相介質中均可以波的方式傳播。其機理：借空泡作用，而發生高頻衝擊及振動液體，在超聲波的一個週期中的某個時間受到負壓，液體在液固界面被引開使那裏成為真空，產生空化氣泡，在另一時期，又因承受正壓而空泡形成至破裂過程，以高頻反覆進行，對被清洗物品上的污垢進行週期性的強力衝擊，而使之脱離物品，而污垢物品表面的空化氣泡的劇烈振盪作用，更促使污垢自物品剝離，故超聲波能達到極 好的清洗效果。也可加入倍半碳酸鈉溶液浸泡通過超聲波加速反應，在很短的時間內達到長時間的浸泡處理效果。另外，還可以用超聲波潔牙機、刻字筆等。

二、化學法用化學試劑配製除鏽液，除鏽液配方較多。

1、 用5%－10%檸檬酸、5%－10%氫氧化銨、鹼性酒石酸鉀鈉，可直接將青銅器置於除鏽液中浸泡，也可以用脱脂棉蘸除鏽液，再敷於生鏽的部位。

2、倍半碳酸鈉法：倍半碳酸鈉亦稱鹼浴浸泡法，所用化學劑為碳酸鈉和碳酸氫鈉，配製成碳酸氫三鈉溶液，將含氯化物的青銅器浸入1%或5%的倍半碳酸鈉（Na2C03·NaHC03·2H20）溶液中浸泡，浸泡時最好加熱，使液温白天保持在40℃左右。晚上自行冷卻。溶液中，至該浸液中無氯離子出現為止。然後再將器物用蒸餾水浸泡沖洗，將鏽蝕的青銅器放入溶液開始每週換一次，幾周後可半個月或更長一點時間換，浸泡至少要三個月，直至氯離子濃度達4PPm以下為止，這是一種沿用很久的方法，缺點是極其費時。這種方法，通過浸泡腐蝕產物與倍半碳酸納發生作用，而使氯離子進入溶液中，對保存綠色的銅鏽有利，當需要保留銘文、花紋和古斑時，用本法比較合適，所以直至 今 日還被廣泛採用。但是從除去氯離子的效率來看，它不是特別好，這是因為青銅器表面腐蝕層受許多因素的影響，是一個由擴散控制的動力學過程。只有多次更換浸泡液，才能使氯離子繼續擴散出來。為了提高除鏽的效果，需要延長浸泡的時間。如果倍半碳酸鈉的濃度採用5%。不但釋放出的氯離子多，而且速度也快，但是對銅的消耗也相應增加，故不宜採用過濃的倍半碳酸鈉溶液。

3、苯並三氮唑（BTA）法：BTA法系國內外用來保護銅及銅合金常用的很有效的青銅緩蝕劑，用於古青銅器的保護，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苯駢三氮唑是白色到奶油色的粉末結晶，能溶於乙醇、苯等有機溶劑中，關於BTA抑制銅腐蝕的機理主要有兩種，即吸附理論和成膜理論。吸附理論認為，BTA吸附於銅器表面後，改變了金屬與溶液的界面結構，並使陽極反應的活化能顯著升高，從而降低了銅本身的反應能力。而成膜理論認為，BTA對銅的保護與Cu20膜的存在有關，能形成Cu（I）-BTA配合物保護膜，也能在Cu0表面上形成Cu（I）-BTA配合物保護膜，這種膜覆蓋性能良好；緊貼在金屬的外部，把金屬表面與腐蝕介質隔開，形或不溶於水及部分有機溶劑的透明覆蓋膜，生成膜比較牢固，使金屬的溶解或離子化程度大大降低，起到了保護金屬的作用。例如BTA與芐胺混合，不僅加快了成膜速度，而且也提高了緩蝕能力。BTA與鉬酸鹽混合使用，其緩蝕效果加倍。

4、過氧化氫法：用過氧化氫作為氧化劑將氯離子氧化除去，所用的濃度，視鏽蝕情況而定，剩餘的過氧化氫稍為加熱即可全部分解，對器物不會產生任何影響。本法與倍半碳酸鈉浸泡法比較：處理的時間短，除去氯離子比較徹底。與局部電蝕法、氧化銀封閉法比較，過氧化氫法對面積大小不同的粉狀鏽，對深淺不同的粉狀鏽都可清除，使用面寬而且處理比較簡便。

5、乙睛法：用50%、5%乙腈、5%乙醇加水至10O%。這種溶液中的乙腈與亞銅離子形成穩定的鹼式氯化銅，這種溶液效果較差，不能在短時間內起作用。本法的不足之處在於浸泡時間長了會導致綠色銅鏽變黑，而且因乙睛蒸氣有中等程度的毒性，浸泡時需要良好的通風環境或密封措施。

6、氧化銀保護法：此法適用於斑點狀“粉狀鏽”局部腐蝕的器物。它是利用氧化銀與氯化亞銅接觸後，在空氣中水蒸氣的作用下，形成角銀膜的辦法，封閉氯化亞銅的暴露面，以達到控制青銅器腐蝕的目的。首先用機械方法將產生“粉狀鏽”的根源一灰白色臘狀物的氯化亞銅剔除，直到看見新鮮銅質為止，用丙酮將腐蝕區擦乾淨，然後用乙醇將氧化銀調成糊狀填充剔除部分，使未剔淨的氯化亞銅與氧化銀接觸進行反應，形成角銀膜而阻止氯離子的作用，使銅器趨於穩定。但此法經填充後的凹坑表面形成棕褐色斑點，還要作隨色處理。

7、去離子水法：對於一般青銅器的清洗可採用40℃一60℃的去離子水或蒸餾水反覆多次漂洗腐蝕的青銅器，可以洗去氯離子而不會改變青銅器的綠鏽。

8、檸檬酸和硫脲混合溶液法：5%檸檬酸、1%硫脲的水溶液（PH=O.95）清除局部有害鏽，然後用l%NaHco3水溶液中和殘留試劑。本法對大件青銅文物，特別是需要揭示表面銘文和花紋圖案時，可顯出很好的效果。

9、鹼性連二亞硫酸鈉法：將器物用5%連二亞硫酸鈉水溶液浸泡24小時，再運用鹼性連二亞硫酸鈉溶液去除硫酸根。在運用鹼性連二硫酸鈉溶液去除氯化物時，應注意控制溶液的PH值於13以下。用此法處理後，還要在蒸餾水中清洗48小時，以除去殘留的腐蝕性溶液。連二亞硫酸鈉具有強烈的刺激性惡臭氣味，處理必須在密閉容器中進行。

鴞[xiāo]尊為古代盛酒器。銅尊，最早見於商代。鴞，俗稱貓頭鷹。在古代，鴞是人們最喜愛和崇拜的神鳥。鴞的形象是古代藝術品經常採用的原形。

鴞尊一九七六年出土於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原器為一對兩隻，鑄於商代後期。原器通高四十五點九釐米，外形從整體上看，為一昂首挺胸的貓頭鷹。通體飾以紋飾，富麗精細。喙、胸部紋飾為蟬紋；鴞頸兩側為夔紋；翅兩邊各飾以蛇紋；尾上部有一展翅欲飛的鴞鳥，整個尊是平面的立體的完 美結合。尊口內側有銘文“婦好”二字。

西周晚期青銅器物，道光末年出土於陝西省寶雞市岐山縣。由作器人毛公（廠音）得名。直耳，半球腹，矮短的獸蹄形足，口沿飾環帶狀的重環紋。銘文32行499字，乃目 前現存最長的銘文：完整的冊命。共五段：其一，此時局勢不寧；其二，宣王命毛公治理邦家內外；其三，給毛公予宣示王命之專權，着重申明未經毛公同意之命令，毛公可預示臣工不予奉行；其四，告誡勉勵之詞；其五，賞賜與對揚。是研究西周晚年政治史的重要史料。

2009年11月13日至15日，中國仿古工藝品及技術展覽會在上海國際展覽中心舉行，洛陽粵鈺青銅器有限公司鑄造的高仿“毛公鼎”獲得唯 一 金獎。

商器。原器1957年出土於安徽阜南縣。器高50.5釐米，口徑44.9釐米，重約20公斤，是一件具有喇叭形口沿，寬折肩、深腹、圈足，體形較高大的盛酒器。

龍虎尊的肩部飾以三條蜿蜒向前的龍，龍頭突出肩外。腹部紋飾為一個虎頭兩個虎身，虎口之下有一人形，人頭銜於虎口之中。虎身下方以扉稜為界，飾兩夔龍相對組成的獸面。圈足上部有弦紋，並開有十字形鏤孔。

龍虎尊紋飾的主題是"虎口銜人"。關於這一主題，有人認為：在這裏，"人"應是那些奴隸，"虎口銜人"反映奴隸社會的殘酷、恐怖。對於這種傳統的解釋，另外一些考古學家則提出質疑，他們認為這應該是在表現一種巫術主題。

青銅器在當時是十分重要的禮器，這樣的紋飾應是巫師做法的情景紀實。張開的虎口在古代是分割生死兩界的象徵。虎口下的人很可能就是巫師，巫師在祭祀中通過老虎的幫助而表現出一種能夠通天地、感鬼神的能力。

"虎口銜人"這一圖案的含義還不能做出精確的解釋，但在當時可能是和某種神話和宗教信仰相聯繫的，在祭祀活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此尊是商代青銅器中與四羊方尊齊名的珍品。

司母戊鼎（又稱“後母戊鼎”）是中國商代後期（約公元前16世紀至公元前11世紀）王室祭祀用的青銅方鼎，1939年3月19日在河南省安陽市武官村一家的農地中出土，因其腹部著有“後母戊”三字而得名，現藏中國國家博物館。司母戊鼎器型高大厚重，又稱司母戊大方鼎，高133釐米、口長112釐米、口寬79.2釐米、重832.84千克，鼎腹長方形，上豎兩隻直耳（發現時僅剩一耳，另一耳是後來據另一耳複製補上），下有四根圓柱形鼎足，是中國已發現的最重的青銅器。該鼎是商王祖庚或祖甲為祭祀其母"戊"所鑄。

四羊方尊，商朝晚期偏早青銅器。屬於禮器，祭祀用品。是中國現存商代青銅器中最大的方尊，高58.3釐米，重近34.5公斤，1938年出土於湖南寧鄉縣黃村月山鋪轉耳侖的山腰上。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四羊方尊器身方形，方口，大沿，頸飾口沿外侈，每邊邊長為52.4釐米，其邊長几乎接近器身58.3釐米的高度。長頸，高圈足。頸部高聳，四邊上裝飾有蕉葉紋、三角夔紋和獸面紋。尊的中部是器的重心所在。尊四角各塑一羊。肩部四角是四個卷角羊頭，羊頭與羊頸伸出於器外，羊身與羊腿附着於尊腹部及圈足上。尊腹即為羊的前胸，羊腿則附於圈足上，承擔着尊體的重量。羊的前胸及頸背部飾鱗紋，兩側飾有美麗的長冠鳳紋，圈足上是夔紋。方尊肩飾高浮雕蛇身而有爪的龍紋，尊四面正中即兩羊比鄰處，各一雙角龍首探出器表，從方尊每邊右肩蜿蜒於前居的中間。全體飾有細雷紋。器四角和四面中心線合範處均設計成長稜脊，其作用是以此來掩蓋合範時可能產生的對合不正的紋飾。

據考古學者分析四羊方尊是用兩次分鑄技術鑄造的，即先將羊角與龍頭單個鑄好，然後將其分別配置在外範內，再進行整體澆鑄。整個器物用塊範法澆鑄，一氣呵成，鬼斧神工，顯示了高超的鑄造水平。四羊方尊集線雕、浮雕、圓雕於一器，把平面紋飾與立體雕塑融會貫通、把器皿和動物形狀結合起來，恰到好處，以異常高超的鑄造工藝製成。在商代的青銅方尊中，此器形體的端莊典雅是無與倫比的。此尊造型簡潔、優美雄奇，寓動於靜。被稱為“臻於極致的青銅典範”。

羊父丁方鼎，通高21.3cm，寬17.1cm，重3.12kg。

鼎長方體，口沿外折，口上有雙立耳，直壁，深腹，平底，腹下有四柱足。口下、腹部的四角及足上均有凸稜，腹部中央飾勾連雷紋，左右及下方各飾三道乳釘紋，口下和足部飾獸面紋。

器內壁上有銘文1行4字：

作父丁。羊。

銘文記：為父親丁做器。“羊”為族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