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自珍己亥雜詩注

《己亥雜詩》是清代詩人龔自珍於公元1839年（農曆己亥年）創作的一組詩集，共計315首，其中第五首及第一百二十五首收錄於我國中小學語文課本中。這是一首出色的政治詩。全詩層次清晰，共分三個層次：第一層，寫了萬馬齊喑，朝野噤聲的死氣沉沉的現實社會。第二層，作者指出了要改變這種沉悶，腐朽的觀狀，就必須依靠風雷激盪般的巨大力量。暗喻必須經歷波瀾壯闊的社會變革才能使中國變得生機勃勃。第三層，作者認為這樣的力量來源於人材，而朝庭所應該做的就是破格薦用人材，只有這樣，中國才有希望。詩中選用“九州”、“風雷”、“萬馬”、“天公”這樣的具有壯偉特徵的主觀意象，寓意深刻，氣勢磅礴。 詩的前兩句用了兩個比喻，寫出了詩人對當時中國形勢的看法。 龔自珍不僅是清代著名的思想家，又是清代著名的詩人；而且“詩人龔自珍”的名氣也決不遜色於“思想家龔自珍”。一百多年來，龔自珍的詩同他的政論一樣，也產生過重大影響。晚清民初之際，學龔詩、集龔句的人之多，打開幾大冊《南社詩集》便可見一斑。南社詩人柳亞子推崇龔自珍的詩是“三百年間第一流”，決不是過譽之詞。

可惜在龔自珍身後，著作嚴重佚失，而以詩為尤甚。龔氏於己亥年（一八三九年）出都時，曾自稱“詩編年始嘉慶丙寅，終道光戊戌，勒成二十七卷”（見《己亥雜詩》第六五作者自注），那時還未包括《己亥雜詩》。但這二十七卷早已佚失，今除龔氏自定的《破戒草》《破戒草之餘》外，都是後人陸續收拾的，全部合起來不過二百八十餘首。龔詩現存而最完整的，就是《己亥雜詩》了。

《己亥雜詩》是中國詩史上罕見的大型組詩，共有三百一十五首，都是七絕（有些是不那麼按照格律的古絕）。這一大型組詩寫於道光十九年己亥（公元一八三九年）龔氏辭官返家之時，由當年農曆四月二十三日開始寫起，至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止。龔自珍於庚子年（道光二十年）春給友人吳虹生的信中，提到這事：

弟去年出都日，忽破詩戒，每作持一首，以逆旅雞毛筆書於帳簿紙，投一破簏中。往返九千里，至臘月二十六日抵海西別墅，發簏數之，得紙團三百十五枚，蓋作詩三百十五首也。——《龔自珍全集·與吳虹生書（十二）》

這一組詩，是龔自珍有意識地對前半生經歷作一小總結而寫的（當然其內容不限於總結過去）。其中不少篇章是自述家世出身，仕宦經歷，師友交遊，生平著述的。這種自述性質的詩，可使人更好地瞭解作者的生平為人。但這僅僅是內容的一部分，《己亥雜詩》所涉及的遠不止此。

龔氏在寫給吳虹生信中的所謂“往返九千里”，大抵是這樣的：己亥年農曆四月二十三日出北京，行前向一些老朋友告別，然後遵陸路南行。五月十二日抵達江蘇省清江浦，再南行至揚州，沿路會見一些友人，渡長江到鎮江，歷江陰、秀水、嘉興，於七月初九日抵達杭州。在杭州稍作停留，與舊友相見，大約八月底回到崑山縣的羽琌別墅。住到九月十五日再出發北上迎接妻兒。九月二十五日重到清江浦，十月初六日渡河北上，在山東曲阜稍作勾留，然後在河北省固安縣等候妻兒出都。十一月二十二日，與妻何頡雲及兒子昌匏、念匏女兒阿辛等南歸，至十二月一干六日抵羽琌別墅。《己亥雜詩》就是在這大半年時間內寫成的。

正像但丁是中世紀的最後一位詩人和新時代的第一位詩人，龔自珍在中國文學史上也起着承前繼後的作用。他的思想照亮了清代後期的知識分子，令無數的人“若受電然”。而他的詩作雄奇瑰麗，生命力之旺盛，自屈原而下，一人而已。《己亥雜詩》更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大型組詩。劉逸生先生的注本對於讀定庵詩者決

龔自珍，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字璱人，號定盦，又名鞏祚。生於清乾隆五十七年（公元一七九二年），卒於道光二十一年（公元一八四一年），得年五十歲。

龔自珍生長在經濟號稱繁庶，文化也較為發達的東南地區，門第又可稱得上書香世族。祖和父輩除了任官，還有著述；外祖父段玉裁更是著名的古文字學家，父親麗正有史學著作，母親段馴也是詩人。龔自珍從小就受到嚴格的封建文化傳統的教育，對經學、史學、古典文學、諸子百家，或深入研究，或廣泛涉獵，早年就打下相當紮實的學問基礎。其時正當乾嘉考據之學盛行，龔自珍的師友輩中，不少又是考據學者，加上祖父輩的薰染，所以龔自珍自幼便養成考據的癖好，懂得如何“以字説經，以經説字”。他十二歲開始習誦《説文解字》，十四歲考訂古今官制，十六歲讀《四庫全書總目》，開始蒐羅罕見古籍，致力於目錄學，十七歲進一步收集石刻，研究金石文字，進行古文字學的研究。凡此，都説明他自小深受乾嘉樸學的影響。假如不是“世變劇烈”，迫使他走上另一條道路，他大有可能沿着閻若璩、戴震、王念孫、段玉裁等人開闢的路子走下去，成為著名的考據學者的（清《皇朝經世文編》《經解續編》均收錄龔自珍的《大誓答問》；光緒重修《杭州府志·人物誌》列龔自珍於“儒學”，可見當時一些人的看法）。

不過，龔自珍在仕途上是很不得意的。由此終於阻塞了他親手施行改革政治的宏願。

龔自珍於嘉慶十五年庚午（公元一八一○年）首次應順天鄉試，考中副榜第二十八名，那時只有十九歲。但在龔自珍自己看來，還是很不如意的。因為鄉試的副榜貢生，在一般人心目中還不是正式舉人，比秀才高不了多少。龔自珍不滿意這個“出身”，因此他在嘉慶十八年癸酉（公元一八一三年）和嘉慶二十一年丙子（公元一八一六年）兩次再應鄉試，希望取得正式舉人的資格，可惜都落了第。直到嘉慶二十三年戊寅（公元一八一八年），第四次應鄉試，即清嘉慶帝六旬萬壽恩科，他終於中式第四名舉人。那時不過是二十七歲。第四名舉人是所謂“五經魁”之一，這使龔自珍大受鼓舞，以為科名從此一帆風順，可望置身於卿相之列，實現改革政治的理想了。

不料事與願違，龔自珍再考進士試，卻連連落第。嘉慶二十四年已卯是恩科會試，不第；嘉慶二十五年庚辰是會試正科，仍不第，只好出任一名內閣中書的微官；道光二年壬午是道光皇帝登極恩科，會試仍未第。這樣一直到道光九年，龔自珍已經三十八歲了。這年是第六次會試，才勉強中了第九十五名，殿試為三甲第十九名，連一個翰林院也考不上，只好仍舊回到內閣中書的老位子上。

我們知道，科舉出身的高下，在那時是極關重要的。龔氏既無法“掇取巍科”，此後就始終被棄置在中書、主事的冷署閒曹之中，無從施展抱負。十年之後，終於迫得他不能不辭官而去。這就是龔自珍在官場上坎坷的一生。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