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吉生

休·黎吉生(Hugh Edward Richardson),1905年出生於英國。畢業於牛津大學凱布勒學院。

1930年進印度內務部工作,是年被派往孟加拉任職,1932-1934年擔任米德納布爾區塔姆魯克(Tamluk)的副長官。這期間曾利用休假的機會前往錫金、帕裏訪問,併產生了對西藏的興趣,開始向身邊的一名西藏僕從學習藏文。

1934 年奉調入印度內務部的下屬機構外交和政治部任職,與英國駐錫金政治專員古德(Basil Gould)相識。

1936年,古德率代表團出訪中國西藏,黎吉生以英國駐江孜商務代表身份充任古德的特別助理,隨代表團到達拉薩,並任英國駐拉薩辦事處負責人,接替被調回印度的饒依巴都·諾布頓珠的職務。

1940年離開拉薩到印度西北邊境邦任職兩年。

1942年赴重慶任英印駐華專員公署一等秘書,代理署務。 ^[1]  在英國商務代表黎吉生的暗中支持下，西藏分裂勢力蠢蠢欲動，策劃所謂“外交局事件”。 ^[3] 

1943年,黎吉生向西藏噶廈建議:“為使西藏在政治、軍事、工業各方面能夠獨立行動,應讓更多的藏族青年學習英文”。在他和錫金總督的“幫助”下,噶廈在拉薩開辦了英文學校。是年，他還同英國駐華大使薛穆(SirH.J.Seymour)與中華民國外交官宋子文談判《中英新約》(即《關於取消英國在華治外法權及其有關特權條約》),代表英印政府簽字。

1944年再次對西藏進行了短暫的訪問。後任英印政府外交部副秘書。

1946年重返拉薩復任英印駐江孜商務專員,併兼任英國駐拉薩辦事處負責人。

1947年印度擺脱英國的殖民統治獲得獨立後,黎吉生搖身一變而為印度駐拉薩辦事處的負責人,直到1950年被驅逐出西藏為止。在此期間,他鼓動噶廈派代表出席於印度召開的“泛亞洲會議”,並説，“如果西藏政府這次派代表出席會議,就能體現西藏是一個獨立國家。從目前世界形勢看,正是從事西藏獨立活動的大好時機，務必派代表出席會議,英國政府已經表示要從各方面予以支持。”還建議西藏代表帶一面“國旗”(即雪山獅子旗)。

在1947年發生的“熱振事件”中,黎吉生支持攝政大札,迫害愛國的熱振活佛。

1948年1月31日,他代表印度政府與西藏“外交局”會談,不許西藏代表團參加國民政府會議,要求由印度繼承英在藏義務和特權,否則將斷絕印度與西藏間的一切交通往來。

1949年他對攝政大札説，目前正值政局大變化之時.應立即把漢人驅逐出境，否則,勢必裏應外合,引進共產黨和解放軍。煽動噶廈製造了“驅漢事件”。

1950 年從印度內務部退休回國。

1951 年與瑞萊(Huldal Rennie)結婚，住在聖安德魯郡。

1959年大批藏人流亡國外後,西方掀起了西藏研究熱潮,美國的“洛克菲勒基金會”出於政治目的,資助西方各大學和研究機構的西藏研究項目.黎吉生受聘充當顧問。隨後，他對定居印度的藏人進行了廣泛調查。

1961年，他作為客座教授前往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協助剛開展的西藏研究課題，並在該大學的遠東和俄國學院執教。後應邀訪問波恩大學,為西藏研究出謀劃策。他一直同西藏流亡政府官員保持着聯繫,並向其所辦刊物投稿。

1962年,當愛爾蘭代表團在聯合國提出西藏問題議案時,黎吉生應該代表團之邀充當其私人顧向。是年出版鼓吹西藏獨立的專著《西藏及其歷史》（即《西藏簡史》）。黎吉生從英印及西藏政治舞台上隱退之後,熱心於西藏研究，為西藏獨立找“根據”,造輿論。1968年與斯勒爾格諾夫（DavidSnellgrove）合作出版《西藏文化史》,1979年向牛津第二屆國際藏學討論會提交了題為《1947年的熱振陰謀》的論文。從40年代至今,出版藏學論著10部，發表藏學論文及書評等100餘篇,被西方藏學界奉為“藏學泰斗”、“西藏通”。 ^[1] 

2001年1月5日，倫敦的一家報紙刊登了黎吉生（Hugh E. Richardson）去世的消息，並簡略地介紹了他的生平，將他稱之為第一位，也是最後一位英國/印度常駐拉薩的代表。 ^[5] 

1937年2月，古德離藏，黎吉生則被留在拉薩。從此，在拉薩出現了一個英國政府的常設辦事機構。

英國在拉薩派駐代表是沒有條約依據的，實際上是非法的。早在1904年英國發動第二次侵藏戰爭，逼籤《拉薩條約》時，英國侵略軍的頭子榮赫鵬就想為英國爭得在拉薩派遣常駐代表，或者至少英國人可以隨時前往拉薩的權利。在他的壓力下，當時昏庸的清朝駐藏大臣有泰甚至以互換照會的方式承認了上述權利。但是由於其他列強，特別是沙皇俄國反對的壓力，英國政府後來未予批准，只在江孜設立了商務代表處。因此《拉薩條約》的最後文本中就刪去了這方面的內容。古德為了留下黎吉生在拉薩，是搞了陰謀詭計的。離開拉薩之前，他故意在一些問題上與噶廈政府反覆爭論，而後表示願意留下黎吉生在拉薩繼續磋商。因此黎氏之常駐拉薩，實在是名不正，言不順。英國學者蘭姆就曾經指出，在拉薩的英國辦事機構不過是錫金政務官的一個前哨。它的存在本身就表明英國不承認西藏是一個主權國家。後來國內外的一些著述將該機構稱作英國駐拉薩的領事館，顯然是錯誤的。

採取騎牆政策的噶廈政府，希望依靠英國的支持與中央周旋，因而默認了上述有實無名的不正常狀況。1940年，南京政府派出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入藏，主持達賴喇嘛十四世的坐牀儀式，並正式設立了駐藏辦事處。1944年，蔣介石指派沈宗濂接任駐藏辦事處的處長。那時的南京政府駐藏辦事處只有數人，肩負着維護中央在藏權威，保持中央與西藏地方的聯繫和與英帝國主義作鬥爭的數重使命，日常的工作就是結交和影響拉薩的僧俗上層貴族、瞭解西藏政局的變化信息、抵制英帝國主義的分裂陰謀。而黎氏則盡其所能做相反的工作——在拉薩的上層貴族中培植分裂勢力、散佈親英思想、鼓動西藏獨立。黎吉生來到中國之後，還專門為自己取了一個與其英文名字讀音相近的中文名字——“黎吉生”。雙方的鬥爭尖鋭而複雜，但是在公開場合還要保持紳士風度和彬彬有禮的舉止。據柳升祺先生回憶，在拉薩期間，他和黎吉生經常見面，有時還一起打網球。 ^[5] 

1947年8月15日，經過長期奮鬥的印度，終於擺脱了英國的殖民統治，宣佈了獨立。印度的獨立，對英帝國主義在亞洲的統治地位無疑是一次極大的沉重打擊，同時也影響到英國對西藏的直接控制。在印度宣佈獨立前夕，英國設在拉薩的商務辦事處的頭目黎吉生，十分擔心印度獨立的衝擊波湧到西藏後出現的不利局面，害怕經英國新老殖民主義者一百多年苦心掠奪的權益葬送在自己的手裏，所以他千方百計地想變相地保留這塊“領地”，把既得利益轉交給仍是“英聯邦”成員的印度手裏。英國人始終認為，保持對西藏這片“緩衝區”的控制，對印度依然是十分重要的，不能輕易丟失；印度新政府總理尼赫魯（Nehru）明裏宣稱要保持印中友好，暗地裏又想毫不費力地從英國人手中繼承這份寶貴的“遺產”。因此，英國和印度在所謂“西藏問題”上暗中達成了秘密交易，他們各自向西藏發去內容相近的信函，聲稱印度政府根據現在的條約，將繼承英國在西藏的一切權利和義務。8月15日後，江孜、亞東、拉薩等地的英國商務辦公地點都收起了英國國旗，同時換上印度國旗，而貌似堂堂正正的大英帝國的駐拉薩商務代表黎吉生（Huge Richardson），一夜之間搖身一變而接受了印度政府任命，擔任印度駐拉薩的代表。如此一來，英帝國主義在拉薩的機構被原封不動地保留下來。 ^[6] 

如今保存在英國國家檔案館（the Public Record Office）的一份檔案編號為“FO 371/76314/18828”的訪談錄記錄，1949年12月3日和4日兩天，一位名叫戴維斯（Davies）的人在印度採訪了剛剛從拉薩抵達加爾各答的黎吉生。此時，新中國已經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已經表示一定要解放西藏。黎吉生坦率地説：當時西藏的政權掌握在一小撮富人手中，他們的日子已經屈指可數了。他預計中共遲早要“入侵”西藏，而西藏的封建制度將會垮台。黎吉生還提到，生活在封建條件之下的西藏人民，可以被視為共產主義宣傳的肥沃土壤，而唯一阻礙他們接受共產主義的是他們的佛教信仰。這就是説，黎氏自己也認為，舊西藏的封建農奴制已是行將就木了，而飽受封建農奴制度剝削和壓迫的西藏人民，將會歡迎一個廢除了這種落後制度的新社會。顯然，黎吉生當時並不認為那個封建農奴制的舊西藏值得並且能夠繼續存在下去，他並沒有像今天某些從未到過西藏的西方人那樣，把他生活其間多年的舊西藏描述為人間天堂，可是，他的這些認識，在其後來所著的《西藏簡史》中，都全然不見了。 ^[5] 

達賴喇嘛丹增嘉措1935年7月出生於青海湟中縣祁家川的一個農民家庭，乳名拉木登珠。1938年，他被原西藏地方政府遴選為第十三世達賴喇嘛的唯一轉世靈童，於1940年繼位為第十四世達賴喇嘛。1950年11月17日，丹增嘉措開始親政。 丹增嘉措和歷世達賴具有共同的一面，即都是西藏封建農奴主階級利益的總代表。但是，他與歷世達賴也有不同的一面，那就是，他從小就被灌輸了分裂主義思想。他和國際上的“藏獨”勢力走得很近，並經常跑到國外開展遊説活動。達賴的“國際化”色彩，與他年少時受過西方老師教導有很大關係，而且，他的外國老師對他分裂思想的形成也起了重要作用。

達賴少年時代，有兩個西方人對他的思想影響最大，一個是英國人黎吉生，另一個是奧地利人、納粹分子海因裏希·哈勒。

黎吉生是英國駐西藏江孜商務代表古德爵士的繼任者，1936年留駐拉薩，一直待到1950年，他是西方人中在西藏停留時間最長的一個。黎吉生在藏期間可沒幹過什麼好事。他建立了“英國駐拉薩代表處”，並以此為掩護，積極展開對達賴及大扎活佛等人的分化利誘工作。他常給達賴“授課”並給大扎等人出謀劃策，可以説，20世紀40年代西藏地方權貴策動的“驅漢”事件，都與黎吉生有關。達賴喇嘛1959年外逃後仍念念不忘這位“恩師”，於是多次面見黎吉生，請他指點迷津，並要求部屬閲讀黎吉生離藏後撰寫的有關西藏的書籍。 ^[2] 

1949年7月，西藏噶廈政府在印度駐拉薩代表黎吉生的精心策劃下，發動了“驅漢事件”。7月8日，噶廈政府“召見”國民黨政府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代理處長陳錫璋，通知辦事處全部人員及其眷屬限期撤離西藏。這是在新中國成立前夕，西藏分裂勢力乘國共內戰無暇西顧之際在西藏獨立道路上走得最遠的一步。 ^[4] 

1949年，當中國人民解放軍即將在全國範圍內取得勝利之際，印度政府駐拉薩代表黎吉生與西藏地方政府官員頻繁接觸。黎吉生對西藏攝政達札進言：“目前正值中國政局大變化時刻，我們要立即把漢人驅逐出藏，如不這樣，勢必裏應外合，引進共產黨。”又説：“這是關係到西藏政教宏業之大計，望各位嚴守機密，團結一心，認真辦好。”在黎吉生的鼓動下，西藏地方政府在當年7月製造了震驚中外的所謂“驅漢事件”，噶廈派人佔領了國民政府駐拉薩的電台，並派兵監視國民黨政府駐藏機構和人員，催促其立即整裝啓程。國民黨政府交通部在拉薩的電台被搗毀，台長受傷，在拉薩經商的漢人都被驅逐。

夏扎·甘登班覺證實了噶雪·曲吉尼瑪所説的黎吉生向達札出謀“反共驅漢”，他説，黎吉生還向達札秘密進言：“目前中國正值大局變化時刻”，要西藏地方“立即把漢人驅逐出藏，如不這樣勢必裏應外合，引進共產黨”。黎吉生關於如果共產黨接管國民黨政權將把原國民黨的辦事處改為共產黨的辦事處的話，對噶廈的確產生了“影響”。此前，噶廈的反共還停留在“宗教反共”，製造仇視、敵視共產黨的思想意識和宗教情緒上。而黎吉生所説，將共產黨與國民黨駐藏機構聯結在一起，使噶廈將反共與驅漢結合起來，有了一個明確的現實目標，即將國民政府各駐藏機構逐出西藏。當時，並不是所有噶廈的官員都贊成達札將“反共”的意識轉變為“驅漢”的行動。在達札召開的會議上，噶雪·曲吉尼瑪提出“驅逐漢人是否合適”的懷疑；索康、然巴等人則羣起駁斥，他們聲稱：“乘中國時局不定之際，是能把漢人從西藏趕出去的。況且今後對各方面都有利，還是遵照攝政指令把漢人趕出西藏為妙”。

黎吉生在本人撰寫的《西藏簡史》中簡要地提及拉薩“7·8”事件，對自己扮演的角色隻字不提，只是一筆帶過：“印度代表團事先毫無所知。” ^[6] 

西藏地方當局自知沒有物質資源，也沒有武器和人力阻撓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因此試圖藉助外力插手，冒險一搏。1949年底至1950年初，噶廈在印度駐拉薩代表黎吉生的直接唆使策劃下，決定派出幾個“親善使團”，分赴美、英、印度、尼泊爾等國，以尋求對“西藏獨立”的支持和軍事援助。

1950年，黎吉生派報務員福特（Robert Ford）攜帶收發報機和大批汽油到昌都建立電台，收集軍事情報，直接幫助西藏地方政府，企圖抵制解放軍。福特在昌都期間，害死了前去勸和的西南軍政委員、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甘孜白利寺格達活佛。後來，福特在昌都戰役中被中國人民解放軍俘獲，成為外國勢力阻撓中國解放西藏的鐵證。 ^[6] 

作為上個世紀先後待在西藏將近10年之久的一個英國人，黎吉生不僅是那個時期英國侵略西藏政策的執行者，也是當時西藏社會的見證人。1950年黎吉生的離開西藏，與稍後不久另一位英國人福特（Robert Ford）在西藏的被俘，標誌着一個時代，即帝國主義侵略中國西藏的時代的結束。

作為帝國主義者的黎吉生，目睹舊中國長期遭受包括英國在內的列強的欺侮，並不覺得有何不妥；談論起當年榮赫鵬率領侵略軍在屠殺了成千上萬的西藏僧俗之後闖入拉薩、逼籤條約的往事，也不覺得有什麼可恥；在英印士兵的武裝扈從下，在拉薩觀看藏軍用英語口令操練、演奏英國國歌，他也並不擔心是不是會影響了西藏的“自治”；但是在中國人民翻身解放做了自己國家的主人，把帝國主義勢力從西藏，從中國大陸驅逐出去之後，他“良心”發現了，要出來伸張正義了。可惜的是，他所主張的西藏獨立，既沒有歷史的根據，也違揹包括藏族人民在內的中國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得不到任何國家政府的承認。這樣的“西藏獨立”，在中國積貧積弱、帝國主義列強橫行世界的20世紀一直沒能實現，在中國日益強大、和平和發展已經成為世界潮流的21世紀更不會有實現的可能。作為帝國主義者的黎吉生，對此只好抱憾終生了。

應當指出的是，除了作為帝國主義者的黎吉生之外，還有一個作為學者的黎吉生。黎氏在藏多年，受藏族文化影響頗深，一生著述不輟，直到1998年仍然在發表有關西藏的文章。他對於藏文古碑刻的研究，在西方藏學界具有較高的水平，其學術地位受到公認。客觀上，他也為讓更多的西方人瞭解西藏和藏族做了不少事。但是，由於頑固的帝國主義立場，他在對西藏曆史進行研究時，對史料隨意取捨、歪曲史實，立論偏頗，刻意否認藏族與漢族、西藏地方與中國中央政府歷史上長期存在的密切聯繫，否認自己在藏期間挑撥西藏與中央政府的關係，干涉中國內政的種種不法行為，為其西藏獨立論服務。對於這些，就是當今西方的藏學家也不乏譏評。 ^[5] 

西方反華勢力為了給“西藏獨立”尋找證據，不惜採取剪裁史料、歪曲史實等做法，變換花樣，為分裂陰謀張目，提出了形形色色獨立謬論。西藏“自古獨立説”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個。提出這種説法，並在國際上有代表性的著作是黎吉生的《西藏簡史》和夏格巴·旺秋德丹的《藏區政治史》。前書作者是上個世紀四十年代英印政府駐藏代表，是一個一直鼓吹“西藏獨立”的英國人，《西藏簡史》是他聽了1959年10月聯合國第14屆大會關於所謂“西藏問題”辯論之後開始撰寫的，目的就是要説明“西藏自古以來就和中國不一樣，是一個獨立的國家。”而後書作者曾於上世紀四十年代擔任舊噶廈政府官員和“西藏貿易代表團”團長，是從事“西藏獨立”活動的“藏獨”急先鋒。他們撰寫這些著作的唯一目的就是鼓吹“西藏獨立”。他們的共同做法是：首先，把西藏的人種、語言文字和文化同中國文化，特別是作為中國主體民族的漢族文化割裂開來，甚至對立起來。其次，在西藏與歷代中央政府關係問題上大做文章，製造一個一脈相傳的“西藏獨立”國家發展的歷史。第三，混淆民族與國家界限，將“藏族”等同於“西藏國”，試圖從狹隘的和極端的民族主義立場來曲解中國的歷史和民族關係史。

事實上，西藏自古是中國一部分，不僅有充分的理論依據，也有堅實的史實基礎。在西藏曆史問題上，不管採用什麼手法，使用什麼字眼，都無法改變西藏自古是中國一部分這一歷史事實。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