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國璋

黃國璋，1926年赴美國芝加哥大學地理系攻讀研究生。1928年10月學成歸國，任南京中央大學地理系教授。1936年8月任北平師範大學地理系教授、主任。抗戰期間，任西北聯大訓導長兼地理系主任。1944年底，與許德珩、潘菽等發起民主科學座談會(翌年9月3日更名九三學社)。抗戰勝利後，復任北平師範大學教授、地理系主任、理學院院長。1952年高等院校調整，調任陝西師範大學地理系教授、主任。“文革”中受迫害，1966年9月6日含冤去世，終年70歲。

在1930年代，中國地理學界有“南胡北黃”之説，南方以胡煥庸教授為首，北方以黃國璋教授為首。

1911年，在湘鄉東山高等小學堂，同時走出兩位“奇特”的學生，並同時考入湘鄉駐省中學。一位是語文成績特優，懷着“改造中國與世界”的偉大抱負，走“政治救國”之路，後來成為中國人民偉大領袖的毛澤東；一位是英語成績特優，走“科技救國”之路，後來成為中國地理“三傑”之一，被譽為地學先師與泰斗，同時又是九三學社創始人之一，原九三學社中央常務副理事長的黃國璋。他們兩人殊途同歸，對國家的民主與富強都做了貢獻。毛澤東功高日月，成為一代偉人；黃國璋憑着冀民族興旺、望祖國昌盛的赤子之心，在地理學領域裏頑強拼搏，取得了豐碩成果，並不斷探索真理，追求光明，在民主愛國運動中英勇搏鬥，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真誠朋友和高層民主人士。

黃國璋字海平，祖籍湘鄉縣城北郊黃泥坪，1896年8月5日生於上海。父黃撫九曾在上海謀事，目睹帝國主義強盜侵略中國、欺壓中國人民的種種暴行，感到十分氣憤；同時，看到滿清末期，洋務運動的興衰滄桑，又覺得我們的國家太落後了，深信“師夷長技以制夷”才有出路。他聘請家庭教師，教兒子從小學習英語，以期將來成為“通曉西事”，掌握西方科學技術，為國家發展工業做出貢獻的人才。黃國璋受此薰陶，從小把父親的期望化作自己的志向，努力學好英語，為學習西方先進技術打下基礎。故從小學到大學，其英語尤其是口語水平，總是居全班第一。清末民初，湘鄉東山高等小學堂有不少留學日本和英美迴歸的學子擔任教師，民主科學空氣甚濃，學校學風嚴謹，以關心國家民族命運，革新教學內容聞名遐邇，且學校開設英語課。黃撫九慕名將兒子送到這裏讀書。

從東山高小到駐省湘鄉中學，再到雅禮大學，黃國璋一直把英語和理科作為重點，以實現父親囑咐和自己的志向。1919年大學畢業後，他留校在中學部教英語和地理。“五四運動”的偉大潮流，不僅給他以民主和科學的洗禮，更使他懂得個人的命運與國家前途息息相關的道理。在地理教學中，他接觸到魏源的《海國圖志》和德國學者洪堡、李特爾的著作，逐漸認識到要報國圖強，需要首先了解自己的國家。他對比西方與中國的地理科學，覺得我們太落後了，國家疆界混亂，被列強不斷蠶食，令人痛心。他想，如能掌握西方地理科學，改變國內地學落後狀態，將有利於守土衞國，有利於開發資源，有利於提高大眾愛國熱情。他欣喜地認為，這就是報國之路，強國之策。他在《學習本國地理第一要義》一文中寫道：“ 學習本國地理的第一要義，就是要明瞭我們國家的偉大，我們國家的可愛，喚起民眾、一般國民的國家觀念。”

1926年，黃國璋懷着振興中國地理科學，改進中國地理教學的志向，辭去教師職務，毅然踏上赴美留學之路，成為我國出國學習經濟地理第一人。在輪船上，他望着浩瀚無邊的海洋，經受着滔天巨浪的顛簸，感嘆外面的世界是多麼大啊、多麼精彩啊！他心潮澎湃，思緒萬千，恨不得馬上登上美國的大學課堂，去接受那些認識海洋，認識高山、平原、湖泊、河流，認識大千世界的地理學知識。

在美國，他舉目無親。那裏的風土人情與祖國迥異，人們穿着五彩繽紛，夜晚的霓虹燈不停地閃爍，茶樓、酒館、歌廳、舞廳、夜總會人流如潮、熙熙攘攘，男女成雙成對，或牽手，或擁抱，或翩翩起舞……黃國璋無心領略這些異國風情，他不去任何娛樂場所遊玩，他不吸煙、不喝酒、不下棋、不打牌，只是一個心思地學，如飢似渴地吸吮着科學知識。1927年入美國紐芬雅魯大學理科研究院，當年畢業；次年入芝加哥大學地理系作研究生，師從著名人文地理學家亨丁頓，當年畢業，獲碩士學位。他的導師和同學，對他在如此短期內完成學業並取得優秀成績讚歎不已。在美國，他閲讀了大量歐美近代科學方面的書籍和資料，學到了先進的野外考察方法和繪圖技術，併到美國的港口、草原和峽谷考察，獲得了豐富的地學知識。對此，他感到極大的欣慰。他想，我們的國家太需要這些知識了。我們的國家還有多少草原、森林、峽谷、港口有待我們去了解去認識啊！他下定決心，獻身祖國地理科學，直到生命的最後一息，絕不動搖。

畢業後，美國的一些學校留他教學，一些科研機構勸他留在美國搞科研、做學問，薪金比國內高得多。他都一一謝絕。他説：“中國是我的祖國，我為祖國的需要來學，學到手了就要回祖國去服務。”1928年底他滿懷報國圖強之志，帶着豐碩的學習成果，回到了魂牽夢縈的祖國。

從美國回來後，黃國璋一度彷徨：學了這麼多先進的地理科學知識，怎樣用來為國家服務呢？去野外考察，繪製山川形勢圖嗎？不是幾個人能辦到的事；搞地學研究，提高國內地學水平，努力趕上歐美嗎？國內還沒有地學研究機構；到邊疆考察，搞清地域疆界及其歷史淵源嗎？這更是國家行為。他思前想後，一時難以定奪。當他想到在雅禮中學部教地理時的情景，所用地理教材內容陳舊，概念不清；教學方法落後；無論搞考察，作研究，從事地理教學都需要人才。我國地理科學落後，人才奇缺，而中小學地理教師中，不乏濫竽充數之輩，要改變這種狀態，關鍵是要從教育入手，培養地理學科學人才。經過彷徨、思索，他決心獻身地理教育事業。從此，他在近40年的地理教學中，殫精竭慮，嘔心瀝血，為國家培養了一代又一代的地理科學中堅人才。他先後在南京中央大學、北平師範大學、西北聯合大學、陝西師範大學地理系任教授兼系主任，是我國創辦大學地理系最多、擔任系主任時間最長的人。

1929年，他被聘為南京中央大學地理系教授，後兼系主任。在這裏，他成為傳播西方地理科學的主要學者。在教學中，他刻苦努力，對學生循循善誘，用愛國主義思想激發大家學習地理的積極性。學生都喜歡聽他講課。由此而使“地理新潮滾滾東來，在國內新興科學中，儼如異軍之突起”（《地理教學》發刊詞），有力地衝擊着我國傳統的記述型地誌學。

1936年，黃國璋被聘為北平師範大學地理系教授兼主任。他認為，在這裏可以更好地實現為國家培養地學教育人才的夙願。為此，他決心把這個系辦成全國有影響的系。首先確定地理系的任務和目標有三：改進各中等學校的地理教學；培養中學優秀地理教師；開展地理科學研究工作。據此，他採取一系列措施：打破門户之見，聘請國內外名家學者來系授課；派得力教授到中學任教，從中瞭解教學情況，探索教改之路，發現和培養地理科學拔尖苗子；自己動手製訂教學計劃和教學大綱，實行野外考察與教學並舉的方針；親自聯繫學校，派青年教師出國深造。不到一年，北師大地理系教學與學術研究取得突破性進展。“為地理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也可以説是北師大地理系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北師大地理系教授宋春青：《黃國璋事略》）他還把幾經周折爭取到的中英庚款董事會捐贈的兩萬塊銀圓，全部用來採購圖書和儀器。“凡有利於中等學校地理教學之事項而本系人力物力所及者，無不規劃周詳，亟圖充實”（《國立北平師範大學地理系概況》）。

多年教學實踐，黃國璋深感基礎教育和科學普及的重要，他力主創立了地理叢刊委員會、中小學地理教學研究會、中小學課外讀物編纂委員會，編纂出版了《亞洲地形圖》、《河北地形圖》和其它教學用圖。他主持編輯出版的《地理教學》雙月刊，是我國最早的地理教學刊物，對指導中學教師教好地理課，發揮了很大作用。一時間，北師大地理系在黃國璋主持下，系風突變，百家爭鳴，在全國聲譽日隆，為培養高校地理教學人才，推動全國中小學地理教育做出了重大貢獻。

“盧溝橋事變”爆發，北平各大學西遷城固，組成西北聯合大學。他受命籌建聯大地理系。在國家艱危、烽火連年的歲月裏，他克服重重困難，日夜奔波操勞，使地理系在短時間內籌備就緒，並及時開課。

1948年底至1949年春，他頂住反動政府的壓力，拒絕出逃台灣，並與廣大師生一道護系護校，粉碎了反動派的破壞陰謀，使北師大地理系完整地回到了人民手中。

1952年黃國璋受到錯誤處理，被撤銷九三學社中央及中國地學會的一切領導職務，貶出北京。當組織找他談話時，他不為自己的冤屈申訴，不為留戀北京求情，唯一的請求是允許他繼續教地理，從事地理科學，哪怕是到邊遠山區教中學地理也行。其獻身地理科學，熱愛地理教學的赤誠之心，聞者莫不為之肅然起敬！後被派往陝西師大籌建地理系。他胸懷寬廣，毫無怨言，一到任就亡命工作。他的行動和敬業精神，感動了所有的人，深得院校領導的尊重與信任。

黃國璋先後主講《世界地理》《北美地理》《中國經濟地理》《地理學原理》《地理教學法》及英語等課程。他的講授內容充實，語言風趣，引發學生對地理科學的濃厚興趣。他在教學中不斷吸收科學新成果，充實教材內容。他常説：“地理學家的思想，隨着人類對地球的認識而演變，而人類對地球的認識又隨着人類活動範圍而與時俱進。”同事們評説，黃國璋的地理學思想、地理教育，真正做到了與時俱進。他經常注意在教學中啓發學生的愛國主義思想，闡明學習本國地理的要義。他常説：“一個近代公民對於自己國家內的山川氣候等自然形勢，人口聚落、物產交通等人文現象及相關之理應有一個深刻的瞭解，只有這樣才能培養出共同的國家觀念，才能激發出愛國激情。”

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寇的鐵蹄蹂躪我東北三省，南京的大街小巷，湧動着東北的入關難民，秦淮河畔飄蕩着“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的血淚歌聲。作為地理學家的黃國璋，眼睜睜地看着野獸的鐵蹄踐踏着祖國母親的胸膛，他的心快要碎了。而蔣介石實行不抵抗政策，相反調集30萬大軍對工農紅軍進行圍剿。黃國璋氣憤、心痛，和師生們走上街頭遊行請願，要求舉國一致，槍口對外。而蔣介石的答覆卻是無情的鎮壓。黃國璋再次為報國無門陷入痛苦的思索之中。 山河破碎，國無寧日。長期霸佔緬甸的英國，乘我東北多事，蔣介石寄希望於國聯調解之機，藉口緬甸和我國雲南西部的南北未定界懸案，攫取我國班洪銀礦區，激起雲南人民的極大憤慨，派代表團到南京向中央政府呼籲求援。當時我國邊界地理不清，外交爭執難有依據，須組織實地調查考察，繪製山川形勢地圖，確定兩國邊界。黃國璋得知此消息，對英帝罪行十分氣憤。他慷慨激昂地説：“晚清時期的留學生，面對清政府的腐敗和列強的侵凌，提出頭可斷，身可滅，家可毀，而地不可失，種不可奴，國不可亡。如今日寇侵我東三省，英國又在雲南邊疆打我們的主意，真是欺人太甚。我是民國時期的留學生，只要國家用得着我，一定要發揚先輩愛國精神，共赴國難。”後經各方聯繫，決定由黃國璋教授負責籌組雲南地理考察團入滇。黃國璋欣然應命。經多方努力，籌措法幣2.4萬元，購置從德國進口的先進儀器，與國際聯盟派來的奧籍專家費師孟（H·V·WISSMANN）教授及滇籍外交專家張鳳歧、助手王德基、嚴德一等5人組成考察團，經專業培訓並籌足路費後，於1934年中秋出發。時蔣介石忙於“剿共”，交通阻塞，乃繞道香港、河內到達昆明。英國政府慌了手腳，忙派人到南京交涉，以阻撓考察團進入爭議地區。蔣介石不敢得罪英國，與之訂立中英兩國政府關於暫緩兩方人員進入爭議地區考察的協議。剛到昆明的考察團得到的是任務被取消的消息。黃國璋眼看一腔熱血，兩年籌備好的計劃付之東流而心急如焚。他以雲南南部當時在中國地理學界尚為盲區為由，經與雲南地方當局協商，改去西雙版納考察熱帶資源。11月，黃國璋率考察團順迤南大道翻越海拔2000-3166米高的哀牢山脈，遞降至1000米左右的普洱、思茅高原，下瀾滄江邊的卑濕低壩，勘查西雙版納全境。從迤南至允景洪共24個馬站，僅兩站通汽車，其餘全靠馬馱轎乘。他們曉行夜宿，邊走邊工作，沿途繪圖攝影作筆記，並調查訪問。黃國璋除抓全面外，還兼農林地理。時值旱季，“山徑變為懸梯，無論騎乘，備感忐忑。”（《中國科技史料》1981年4期）步履之難，難以想象。沿途常遇老虎、豹子、野象及毒蛇出沒，須巧妙周旋，方可避害。路上的宿店有的隔三四十里，有的隔八九十里。曉行夜宿，必須趕店，否則夜宿林邊，必遭野獸侵擾。普洱、思茅系滇南名城，考察團到此時，只見城內十室九空，街肆館舍關門落鎖；所見城鄉居民，多是面黃肌瘦，骨瘦如柴，大腹如鼓，腦殼如瓜，史稱瘴氣之鄉，都因瘧疾為災。自元江以南，氣候漸熱，蚊蠅四季不絕，高原人士談瘴色變。在昆明就聽到“欲過元江壩，先把婆娘嫁”的警言。考察團一行，嚴格注意防蚊，可喜均未感染瘧疾。元江河谷海拔僅500米，而周圍都是2000米以上的高山，故氣候酷熱，考察團成員個個汗流浹背，徹夜難眠。黃國璋總是鼓勵大家咬緊牙關，克服困難，完成任務。

考察團繞西雙版納一週，考察滇緬、滇越邊界，勘察了瀾滄江河谷。蒐集到的文字資料和圖片都極其豐富珍貴。黃國璋用平板儀步測景洪壩曼景囊村前的田畝圖，研究傣族土司的土地制度和灌溉系統。圖成後明確傣族沿襲的土地制度，是土司有大片官田，居灌溉渠首，由百姓集體共耕，作為勞役。民間耕地為村有，居灌溉下游，由各村頭人計户授田，各自耕種，收賦三成。公私田畝，圖上分明，極似漢族古代的井田制。研究結果使黃國璋極為興奮。他和張鳳歧詳細探討這種制度形成的歷史。他認為，不論怎麼説，它都證明西雙版納和內地農業文化的血緣關係。黃國璋深知這樣的考察機會難得，他要求團員們勤於採風問俗，廣作社會調查，併為各族人民攝像，還購買許多少數民族服飾實物帶回南京。考察歷時半年。在總結這次考察時，黃國璋興奮地説：“這次我們看到，這裏的熱帶資源原封未動，面積有30萬方裏（即30萬平方里），自古就是中國領土。英法帝國主義向遠東掠奪緬甸、安南熱帶資源貪得無厭，猶覬覦這塊寶地。我們這次經廣東、廣西、雲南河口一帶地區調查訪問，華南沿海的雷州半島、海南島和廣西的龍洲、滇南河口各地，栽培熱帶植物均難免冬季寒潮、夏秋颱風的災害。西雙版納因位在北迴歸線以南，熱量充足又屬印度洋西南季風範圍，北有高原屏障寒潮，東南距海較遠，可免颱風襲擊，是今後栽培熱帶植物的理想寶地。”

此次考察開學者考察西雙版納之先河。黃國璋著的《滇南人生與自然》、《滇南邊疆局勢及今後應注意之點》，資料翔實，描述生動，曾在國內外廣為傳播，引起各界極大興趣，為解放後對這個地方的考察與開發起開拓性作用。考察團帶回的圖片實物，令學術界耳目一新，讚歎不已。民族學家凌純聲、馬長壽等，認為這是一次全方位的考察，除地理農林學外，還豐富了民族學和社會科學，使美麗富饒的西雙版納名揚中外。

在以後的歲月裏，黃國璋多次率隊翻山越嶺對川康、漢中盆地、嘉陵江流域、陝南進行考察。1938年率30多人的考察隊，歷6-12月的酷暑與嚴寒，步行或騎馬翻越麻日雪山，拜會月孜土司和已故九世班禪大師肉身像，並給德欽汪母活佛攝影留念，觀看藏民族天葬大禮。1958年，他身處逆境，以62歲高齡之軀，率陝西師大地理系師生到秦巴山區作考察。他著的《西康邊防問題及解決途徑》，其意義已超出單純的地理學；他的《漢中地理志》被國家地方誌指導小組作為地理志的範本推廣；《渭水河流域報告》《陝西經濟地圖》等，對陝西經濟的發展起了積極作用。

黃國璋不怕艱苦，不辭辛勞，巍巍青山，滔滔江河，莽莽草原，皚皚雪域，到處留下了他地理考察的足跡，他的這種實幹求真精神深深地感染着他的同事和莘莘學子！

黃國璋利用自己在地理學方面的聲望，致力團結地學界人士和廣大科學工作者，為人民民主和科學的繁榮做了許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積極參加中國地學會的活動。1909年，著名地學家張相文，在天津創辦中國地理學會。這是我國成立最早的三個羣眾學術團體之一。該會於1910年創辦的《地學雜誌》，為我國最早的地學學術刊物。1936年，中國地學會改組，推黃國璋為總幹事。他為《地學雜誌》內容的革新和編輯工作，傾注大量心血，並取得顯著成效。次年，抗日戰爭爆發，地學會停止活動。1946年黃國璋回北平後，他以地學會總幹事和北師大地理系主任的身份，和地學會理事張星火良（張相文之子）教授聯繫，恢復地學會活動，推張為理事長，黃為副理事長兼總幹事。他積極做好會員登記和發展工作，並藉此機會，宣傳“九三學社”的主張，動員廣大會員積極從事民主科學活動。1948年9月，中國地學會參加全國12個學術團體聯合舉行的年會，動員科學工作者為人民民主和科學大眾化出力。1950年夏，黨中央在北京召集全國各界自然科學代表，商討組建全國科聯和科普機構。中國地學會代表黃國璋、王成組同中國地理學會（1934年在南京成立）的代表李春芳、李旭旦協商南北兩會聯合，推科學院副院長竺可楨為中國地理學會理事長，黃國璋為副理事長。黃國璋對中國地理學會後期的恢復與發展，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積極參與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的籌建工作。二戰期間，反法西斯陣營有一個進步組織——國際科學工作者協會。著名的李約瑟博士和居理分任英、法分會負責人。1944年春，在中國共產黨的支持與領導下，黃國璋與潘菽等40多位科學工作者，共同發起籌組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1945年8月1日，在重慶沙坪壩正式開會成立，推竺可楨為會長，梁希為副會長，藩菽為常務理事。1948年，黃國璋與錢偉長、馬大猷等發起組織世界科學工作者協會北平分會，團結廣大科學工作者，在民主與科學的旗幟下，為反對獨裁，爭取人民民主而奮鬥。1948年3月28日，黃國璋在《大公報》發表《科學工作者要聯合起來——慶祝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北平分會成立》一文，指出：“在我們中國，剛在勝利之餘，歡呼未停，而殺聲又起。”“今日的科學工作者，普遍地在為着將要斷炊的柴米和子女的教育費而發愁，為着實驗設備的缺乏而阻撓了工作程序，為着肚皮的飢餓而降低了工作能力，這是司空見慣的事實。”“同時科學的成果被少數的資本家和野心家所壟斷收買，當作了個人致富的法寶，這樣科學乃遭遇了空前的大危機，而大多數的人民便躬逢了大迫害。”“只有為大眾的科學才算真正的科學。”“……科學與民主，這隻有科學工作者聯合起來去爭取，才能達到目的。”

積極參與組織民主科學座談會，並進而發起組建“九三學社”。1943年，黃國璋由北碚（中國地理研究所駐地）轉到重慶市區建設委員會。時日寇對我大西南發動進攻，桂林失陷，川黔吃緊，國民黨內投降空氣濃厚，法西斯勢力猖獗。黃國璋常為此痛心疾首。因他與許德珩之妻兄勞啓強是同學，故結識許氏夫婦，常去許家暢談國事。兩人對局勢均感焦慮。後他邀潘菽，潘又邀税西柱、梁希、金寶善等一起參加，座談民主與抗戰問題。大家對中共代表林伯渠在參政會上提出“立即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深表贊同。在許德珩倡議下，決定將座談會固定下來，取名“民主科學座談會”。1945年5月黃國璋赴蘭州講學，介紹黎錦熙、袁翰青二人蔘加“民主科學座談會”。8月28日，中共代表團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到重慶參加國共和談，黃國璋與各界人士到機場迎接。9月3日日本簽字投降，民主科學座談會開會慶祝，定名“九三座談會”，進而成立九三學社籌委會。次年5月4日，九三學社在重慶開成立會，黃國璋被選為常務理事兼總幹事（秘書長）。成立大會上，他與盧於道等演説，指出武力不能求得統一，東北及中原內戰須立即無條件停止，在政府根據政協決議改組前，美國不應有援助中國任何黨派之行為，希望馬歇爾公正調解國共糾紛，實現中國的和平民主。8-9月，九三學社中央遷北平，黃國璋回北師大任教，他兼學社組織和財務，成為許德珩的重要助手。他在地理界發展不少人入社。時愛國民主人士李公僕、聞一多遭國民黨特務殺害，白色恐怖籠罩全國。黃國璋毫無畏懼，在許德珩領導下，團結帶領廣大社員積極參與反獨裁、反內戰、反暴力民主運動。學社多次發表聲明，譴責國民黨反動派挑起內戰，鎮壓人民，表示擁護中共主張，支持人民革命。他本人也多次撰文或與各界知名人士聯合發表聲明，反對內戰，要求和平。1948年4月19日，國民黨北平市黨務委員吳鑄人發表講話，攻擊許德珩等在北大民主廣場反對偽國大的演講是“受奸匪利用。”23日，黃國璋與北平4院校90名教授聯名寫信給北平各報，駁斥吳的謬論並質詢。6月29日，黃國璋與各院校104位教授發表宣言，抗議反動派轟炸開封，“迫切呼籲全國父老，共同抗議。”1949年1月16日，黃國璋與北平10餘位教授，應北平“剿總”傅作義之邀，在中南海勤政殿座談和平解放北平與軍隊出城事宜。1月27日，黃國璋與北平文化界30餘位人士發表聲明，堅決擁護毛澤東主席14日所提八項和平主張。5月的一天，毛澤東到北師大看望湯王噪真、黎錦熙、黃國璋及許德珩夫婦等九三學社的朋友，聽取黃國璋關於九三學社成立經過的彙報。毛澤東頻頻點頭，表示讚許，並囑咐大家為政協的召開和新中國文教事業的發展努力。事後，黃國璋積極參與政協籌備工作。

1950年11月29日—12月5日，九三學社召開第一次全國工作會議（代表會議性質），黃國璋被選為中央理事會理事兼秘書長。1951—1952年知識分子思想改造中，有人抓住他曾為美國地理學會會員，1940年又籌建中國地理研究所任所長，後任國民政府設計局委員、區劃設計組組長等歷史問題，説他站在反動政府一邊，給予猛烈批判，撤銷其九三學社中央及中國地理學會一切領導職務。“多虧竺可楨等一批老前輩力保，年近花甲的黃國璋先生才免西出陽關。”（《民主與科學》1996年6期）應本人請求派到陝西師院（後為師大）籌建地理系。他不計個人得失，努力教學，多次找黨組織彙報思想，申請入黨。

1966年，70高齡的黃國璋，申請去農村社教與貧下中農“三同”，交了許多農民朋友。他説：“我是搞經濟地理的。對農村、對貧下中農不瞭解，就難以教好經濟地理。同時，我們老知識分子，只有深入實際，接近工農，才有利於思想改造，才能鍛鍊成為一名共產黨員。”回校後，正準備向校黨委遞交入黨申請書。“文化大革命”爆發，他們兩夫婦被輪番揪鬥。9月6日與夫人範雪茵含冤去世。1978年6月17日陝西師大隆重舉行追悼會，為其平反昭雪。1979年，在廣州舉行的中國地學會全國代表大會，為黃國璋恢復名譽。1996年5月30日，又在陝西師大召開盛況空前的黃國璋誕辰百週年暨學術思想研討會，九三學社中央副主席陳學俊、中國地理學會理事長吳傳鈞等6位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北師大、浙大等國內10多所名牌大學54位教授，10多家新聞媒體。以及湘鄉的代表等參加大會，對黃國璋一生追求真理，獻身科學，致力愛國民主運動，給予充分肯定，稱他為地學界先驅、先師與泰斗，大家表示要學習他熱愛中國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祖國，愛崗敬業的崇高精神；學習他一心為公，不計個人得失的品格；學習他精深而又與時俱進的地學思想，為四個現代化而奮鬥。

黃國璋有5女1子。他處處充當子女的表率，不吸煙、不喝酒，無其它不良嗜好，專心致志做學問，一心一意講奉獻。他嚴格要求子女，一輩子跟共產黨走，並要求他們在艱苦中鍛鍊成長。他的女婿劉滌源是武漢大學著名經濟學教授，整風中被錯劃成右派，黃國璋與他談心，鼓勵他相信黨和人民，走認準的道路。三女興友畢業後，支持她長期在雲南邊疆工作。幺女大學畢業後，響應號召參軍赴中老邊境，她給父親寫信報告軍旅生活情況後，黃國璋給眾兒女寫信説：“興燕來信，她思想進步，認識正確，工作熱情很高，可喜！這確是她一次很好的革命鍛鍊時機。”20世紀50年代，他給四女興寧寫信，談如何做人時説：“一個人的品質：1、社會主義覺悟水平怎麼樣，至少對社會主義和黨的領導有正確的認識，這是最低的政治要求。2、做人必須忠誠老實，而不能陽奉陰違，口是心非，這是非常重要的。3、做事要踏踏實實，不投機取巧。一個青年若具備這三條，在品質上也算差不多了，至少説是一個可靠的人。如果一個人基本不可靠，其它也就無從談起。”他對兒女中最小的也是唯一的兒子力民，從小就嚴格要求。1958年，大鍊鋼鐵，讀高三的兒子與同學一道去60裏外用板車拉石灰，感到為難。他鼓勵兒子：“都是年輕人，農村孩子能拉，你也能拉，身體是鍛煉出來的，再累，累不壞人，鍛鍊自己，堅持到最後就是勝利。”在他的教育下，6個子女都在大學本科畢業，都成為國家有用人才，成為教授、高級工程師、主任醫師，其中3個參軍。

黃國璋愛國、愛黨、愛人民、愛科學的精神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