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自誠

魯自誠（1893—1969），祖籍浙江紹興，後遷居常德，父親是城市貧民，為清末白蓮教徒，被清政府殺害，母抑鬱而亡，不久，哥哥姐姐也相繼夭亡，13歲的魯自誠成為孤兒。他先進工廠當學徒，後加入湖北新軍，參加了武昌起義，在那裏認識了董必武。魯自誠粗通文墨，後離開軍界，在武漢幾所學校輾轉求學。1919年，他遠渡重洋去英國劍橋大學工讀，1924年回國後，在天津北洋鐵工廠當繪圖員。據《紅巖春秋》雜誌李忠效文章介紹，同年6月，由李立三、江竹遠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在天津總工會從事工人運動。一天，魯自誠和幾人在他的住處開會，被密探發現，為掩護別人撤退，他同前來搜捕的偵緝隊搏鬥，被打傷逮捕。儘管魯自誠在嚴刑拷打面前沒暴露身份，軍閥還是將他們作為罷工組織者判處死刑。主審官是直隸督軍褚玉璞，褚判他死刑。他憤怒至極，舉起沉重的手銬向褚砸去，但被保鏢擋了回來，手銬砸在自己的鼻子上，把鼻樑骨也砸斷了，接着被關入死牢，等待執行槍決。

1925年12月上旬，褚玉璞下令將魯自誠等拉出去槍決。在押赴刑場的途中，馮玉祥的國民軍第三軍攻入天津，四周槍聲大作，行刑隊見勢不妙，丟下十幾個死刑犯人四處逃散，魯自誠在混亂中脱險。1926年冬，魯自誠得知北伐軍到達武漢，到武漢接組織關係，未獲認同。1927年4月，蔣介石叛變革命，形勢突變，黨組織撤離武漢，魯自誠被留下做隱蔽工作。1929年2月被派到上海負責寧滬杭鐵路工會工作。1930年12月至1932年5月，魯自誠在北平北大和北師大、中大等大學以教授的公開身份講授社會學，同時秘密宣傳革命理論，開展學運工作。

1931年2月，魯自誠經中共北平市委審查，重新入黨，後回到上海繼續從事工運工作，任上海總工會組委、黨團書記，上海滬東區委書記等職。一天，魯自誠同一個黨員和兩個工人外出組織罷工，路過當時的百老匯路時，遇到公共租界英國巡捕房的警車捕人，魯自誠閃身躲入弄堂，被英國巡捕視為嫌疑分子，將其逮捕，關在提籃橋監獄西牢。兩個月後，黨組織通過宋慶齡領導的慈善機構共濟會，將他保釋出獄。魯自誠出獄後，很快與黨組織取得聯繫，他不為白色恐怖所懼，繼續滿腔熱情地為黨工作。

1932年，魯自誠接受戰友、中共黨員張曙時的委託，幫助照看他在上海南洋高級商業中學讀書的兒子張勉，認識了與張勉同宿舍的同學舒曰信和華明之。魯自誠在與他們的閒談中發現，舒曰信和華明之思想進步，有一股救國救民的熱情，就主動對他們進行培養和引導。1933年7月，魯自誠介紹舒曰信入黨。1934年7月，又和舒曰信一起介紹華明之入黨。並先後把他們移交給中央特科，為逆境中的中央特科注入了新鮮的血液。

1934年12月，魯自誠受上海中央局派遣，到北平檢查工作。魯自誠到達北平時，不知原來機關已被破壞，與聯繫人又不認識，他剛走進機關，便遭到特務逮捕。在獄中，魯自誠因為受刑，身上多處負傷，得到同牢難友李澄之等人的同情和支持，給予衣物等相助。由於敵人得不到任何口供，將他轉到北平憲兵三團關押，接着再轉到南京憲兵司令部。在南京，魯自誠多次受審，他仍然堅持説是誤入那個院子的。敵人沒有證據無法定罪，就把他當作“政治嫌疑犯”送往蘇州反省院關押。在反省院，魯自誠和廖沫沙、張忍之等人關在同一個牢房裏。魯自誠繼續堅持自己是冤枉的，未寫任何反省材料。

1936年1月，董必武瞭解到魯自誠被捕後的情況，通過中共地下黨員潘康時找到中國國民黨武漢戰區副司令何成浚，將魯自誠保釋出獄。魯自誠出獄後，馬上到上海與黨組織接上了關係。1936年2月至7月，擔任了中共杭州市委代書記。之後一直受董必武之命，在上海、武漢“檢查工作，建立組織”。1936年7月，魯自誠去看望他介紹入黨的華明之。當時沈安娜正在婆婆家坐月子，雖然沈安娜早就從丈夫口中知道魯自誠，但此時還是第一次見到他。華明之的妹妹華韻三思想進步，對革命者魯自誠非常崇拜，被他在獄中飽受酷刑堅貞不屈的精神所感動，兩人逐漸產生了感情。華韻三的父母對魯自誠也相當滿意。華父認為，魯先生相貌堂堂，舉止文雅，學問很深，像個英國紳士。華母覺得，魯先生對老人很有禮貌，把小姑娘託付給這樣的男人，非常放心。1937年，經二老同意，魯自誠和華韻三結為夫妻。

1937年夏，抗日戰爭爆發，魯自誠受黨的指派，通過關係當上了國民革命軍第三戰區副參謀長、皖南遊擊司令部（新四軍外圍組織）司令員，被授予少將軍銜和將軍佩劍──中正劍。當時魯自誠還秘密擔任中共皖南特委書記。經董必武介紹，華韻三在漢口戰時婦女工作團做組織工作，後擔任中國國民黨第七戰區皖南遊擊司令部秘書，並由新四軍總部的黃晨、朱光介紹入黨。此後，即由魯自誠“單線領導”，作為助手完成許多魯自誠交辦的具體工作。

當時中國國民黨軍隊和新四軍的轄區犬牙交錯，雙方的指揮部也相距很近，關係和睦時，雙方首長經常會面，新四軍副軍長項英就曾多次騎馬到對方指揮部去開會、吃飯，魯自誠夫婦還和新四軍軍長葉挺夫婦一起爬過黃山。魯自誠與時任新四軍第一支隊司令員的陳毅也很熟。1952年，陳毅從上海調到北京工作後，曾到魯自誠家拜訪。

1938年5月，魯自誠根據中共長江局領導人董必武的指示，離開皖南來到武漢。此時中國國民黨準備成立中央訓練團，急需人才。董必武通過潘康時，讓何成浚推薦魯自誠到中央訓練團工作。就在這時，魯自誠在武漢街頭見到了來武漢找黨的沈安娜。魯自誠將沈安娜帶到他在武漢暫時居住的地方。華韻三當時正懷有身孕，即將分娩。華韻三是沈安娜的姑妹，戰亂中親人意外相見，自然非常高興。在魯自誠的住處，沈安娜向他講述了她和華明之“八一三”之後與黨組織失去聯繫的情況，以及來武漢的目的。對於魯自誠，她沒有什麼可隱瞞的。魯自誠鄭重地説：“過去我雖不是你們的領導，但我知道，你和明之是做黨的情報工作的。你們做的工作，不能隨便對‘八辦’一般人員講，一定要見像董必武那樣的領導同志，才能彙報你們兩人的情況。”

魯自誠的指點，對於沈安娜後來的革命道路至關重要。所以沈安娜説，魯大哥是她的“革命引路人”。沈安娜很快找到了八路軍辦事處，由於有魯自誠向董必武作政治證明，她順利接上了關係。此前不久，蔣介石把他的親信、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驊調到武漢，任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處秘書長，沈安娜在浙江省政府當速記員時與朱家驊很熟。在這種有利的情況下，中共中央長江局領導周恩來和董必武親自找沈安娜談話，決定派遣她打入國民黨中央黨部。沈安娜按照周恩來和董必武的指示，找到朱家驊，順利打入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處下屬的機要處，任速記員，從此她在蔣介石等國民黨高官主持的重要會議上做速記員。1942年秋，沈安娜、華明之的直接領導人徐仲航被國民黨逮捕，他們與黨組織失去聯繫，同時面臨被捕的危險。在這種生死攸關的時刻，他們想起魯自誠當年被捕後，在胸口被烙鐵燙出一大塊傷口，並被宣判死刑的情況下，仍然堅貞不屈的英雄氣概，堅定了革命的意志。他們堅守崗位，不肯搬家，直到抗日戰爭勝利後黨組織再次和他們取得聯繫。他們在中國國民黨高層核心機關潛伏十一年之久，為黨組織收集輸送了大量的重要情報。

1938年底，魯自誠和華韻三帶着剛出生不久的兒子魯克行，隨撤退的中國國民黨軍政要員到達重慶。此後，魯自誠到重慶浮圖關（復興關）中國國民黨中央訓練團工作，先後擔任指導員、訓育幹事、設計委員等職，並被授予中將軍銜。他以此為掩護，在中共南方局的領導下，開展黨的秘密工作。

1942年秋，中國工礦銀行在重慶成立，魯自誠被中共南方局領導人董必武派去擔任該銀行的常務董事，把家搬到了重慶市區，住在忠烈祠三號，是一所很大的房子，光是客廳就有40多平米，家裏有一名男僕，一名女僕，出門還有一個固定的黃包車伕，儼然是個大資本家公館。

魯自誠根據南方局“勤交友”的指示，經常聯絡國民黨軍界人士和工商界人士在家裏聚會。魯自誠和男士們“談話”，開展統戰工作，相機蒐集情報；華韻三則忙於接待他們的女眷，在客廳裏陪她們打麻將。人多時，樓上一桌，樓下一桌，好不熱鬧。1945毛澤東到重慶談判，以探望工商界知名人士為名，由中共中央南方局王若飛、童小鵬陪同，登門看望了魯自誠，表揚他為黨所做的工作，還獎勵他一袋延安小米和一大包紫紅色的根據地生產的粗毛線。

1946年初，國民政府準備還都南京，很多企業被變賣、轉讓，其中雷震等人創辦的中國工礦建設總公司想脱手。中共南方局領導認為，可以利用這個官僚資本家的企業為地下工作做掩護，就派時任中共南方局秘書長的童小鵬，拎着一個裝着“小黃魚”（指五兩重的小金條）的小皮箱，送給魯自誠，買下了中國工礦建設總公司，由魯自誠出任總經理，華韻三任總公司襄理。為了更好地發揮該公司的掩護作用，特別聘請國民參政會秘書長雷震擔任董事長。這個公司後來為黨做了大量的情報、統戰、掩護電台、護送人員、向解放區轉運通訊和醫藥器材，以及籌集經費等工作。其間，先後由王若飛、童小鵬和吳玉章等人聯繫領導。

抗戰勝利後，工礦銀行總行遷往上海，改為總管理處，另設上海分行。1946年2月，上海分行開業，地點設在今延安東路9號。魯自誠是駐行常務董事，大部分時間住在上海，但是還要照顧重慶工礦建設總公司的業務，因此經常在上海和重慶之間奔波。

上海是全國經濟中心，上海分行的業務量佔第一位，各派人物都想佔領這個陣地，爭奪上海分行經理一職。魯自誠給總經理翟温橋出主意，讓他以總經理身份兼任上海分行經理，梁佐華為第一副經理，實際負責。翟温橋依其言，自任經理，任命梁佐華為第一副經理。別人以為梁是翟的親信，不知是魯自誠的巧妙安排。梁佐華當上副經理後，有了專用汽車，銀行本票、支票都由他單人簽字有效。中共地下組織得以利用這個有利條件，繼續以工礦銀行為活動地點，掩護地下工作。全面內戰爆發以後，魯自誠對梁佐華等地下黨員説：“現在要利用一切關係，進行策反起義工作。”梁佐華等人利用工礦銀行這個據點，以及他副經理的身份，做了很多統戰工作。

1949年後，魯自誠曾在鄧小平的直接領導下擔任西南軍政委員會財經貿易處處長、西南工業部駐京辦事處主任，還參與了當時西南地區最大的工程──成渝鐵路的建設。抗美援朝期間，曾主持將西南地區生產的軍火調往朝鮮前線。後來他被調到北京，在董必武和彭真的直接領導下，擔任中央政法委委員、最高人民法院顧問、國務院參事等職。文化大革命時期，魯自誠面對各種打擊，更是立場堅定，不屈不撓。但他畢竟年老多病，經不起折磨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大動亂局面不能不使他憂心如焚，病情加重。1969年魯自誠在北京家中突發腦溢血離世，終年76歲。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