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洪

光緒三十年（1904），被選送到日本東京鐵道學堂留學，次年，在日本加入山西同鄉會，積極為《晉學報》撰稿，宣傳進步思想。歸國後，執教於長子縣高等小學堂，提倡“女學”與“天足”。後投身於省城的實業教育，執教於山西鐵路學堂、實業學堂，被選為山西省諮議局議員。辛亥革命後，當選為山西省臨時省議會議員，不久被推選為省議會副議長。民國2 年（1913），參與同成鐵路（大同至成都）公司的創建作。民國8 年（1919），出任新創設的省統計處處長，親自主持調查、統計，前後歷時10 年編纂成全省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人口、氣候等資料，並彙編成冊。同時兼任省國民教育補習教材編纂會會長、國語研究會會長。他主編的《國語報》刊行全省。他還舉辦了注音字講習會，講授語音知識，為推動漢語讀音統一作出了貢獻。曾於太原籌置長子縣會館。將乾隆《潞郡舊聞》書稿自費鉛印500 部，並親為寫序，分贈各地。民國13 年（1924）任國會參議員時，反對曹錕賄選，堅拒“冰炭費”，棄權歸裏，潛心研究曆法，著有《曆法私議》一書。民國21 年（1932）7 月，與郭寶清、馬駿、連天祥等集資創辦上黨聯立鄉村師範學校，被推選為董事長。積極聯絡革命人士王中青、史紀言、趙樹理等來校主持校務工作，為後來的抗日戰爭培養了大批優秀人才。高洪嗜圍棋，奕理極深，並擅長書法，尤工行草，兼及隸篆；晚年致力於古籀文、金文、甲骨文研究，終生不輟。 ^[1] 

高洪出身寒微，其先世於明朝末年為逃避戰亂災荒，由山東省遷到山西上黨地區，落籍長子，累世農耕，不獲小康。出生之年正值清末，政治腐敗，外患頻仍，民生凋敝，上黨地區幾度荒旱，家計益形窘迫。高洪6歲時父親病歿，家裏生活更加艱難，全賴寡母一人苦苦支撐，將其撫養成人。母親雖系普通農婦，然治家甚嚴，沉毅果決，敦睦鄰里，共度時艱。她克勤克儉，節衣縮食，督課其子讀書向學不遺餘力，傾全力支持其學業。加以高洪本人穎敏嗜學，博覽強識，憂國傷時，奮發圖強，不數年，歲科兩試，名列前茅，補為廩膳生員。廢除科舉後，1904年（光緒30年）山西省奉令選派科甲出身優秀士子50人，官費留學日本，高洪順利入選，成為山西省首批官費留日學子之一，亦為本縣官派出國留學第一人。至日本，入東京鐵道學堂。其時反清革命運動方興未艾，國外科學文化、政治經濟日新月異，都給他思想上以深遠影響，於是毅然加入同盟會，成為孫中山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堅定追隨者，積極參與了流日學生山西同鄉會的革命活動，為《第一晉話報》等革命刊物撰稿，宣傳革命。

對於自己的成長，高洪特別感恩於其母。為報答寡母在極其艱難困苦的境遇中培養撫育之恩，曾於1916年其母60壽誕之日，邀集各界友好，舉行大型壽誕慶典。消息傳出，大總統黎元洪及民國政要徐世昌等人，也分別以國民政府或個人名義送來總統“褒獎狀”及賀帳、賀聯等多宗。事後又將趙戴文等多人所撰壽序、壽文，以仿古線裝本印成《高府宋太夫人壽文集》一書，分送鄉黨及友人，以為紀念。

高洪於1909年留學歸來。為開啓民智，返鄉後積極投身於教育事業，執教於縣立高等小學堂。在授課中向學生積極介紹海外新知，開拓其視野，宣傳反封建民主思想。聯絡業界同人，大力提倡“女學”、“天足”，贊助縣內女子求學，親自動員族中堂妹、侄女等親友中女子不纏足，入學求知，增長文化。在其積極倡導下，不少親友中已經纏足之青年女子也放足入學，這批女子後來大多又到太原、長治等處女子師範深造，成為縣內女子教育的先行者。

其後，高洪又至省城太原，投身於新興實業教育，先後執教於山西鐵路學堂、實業學堂，並廣泛聯繫社會各方賢達人士，其社會影響也與日俱增，成為諮議局 ^[2]  議員。其時，諮議局雖系清廷御用機構，但許多同盟會員、革命志士也滲入其中，成為一種特殊的政治鬥爭場所。

武昌起義，太原響應，1911年10月29日，山西同盟會發動新軍起義，擊斃巡撫陸鍾琦，推翻滿清地方政權。當天在諮議局召開緊急會議，推舉閻錫山為都督，組成軍政府。諮議局中立憲派議員在形勢逼迫下，也一致同意。但其後清軍反撲，閻錫山放棄太原遠走包頭，清廷派張錫鑾為山西巡撫鎮壓革命，守舊勢力死灰復燃，諮議局又在立憲派把持下恢復原狀。直到南北議和達成協議，諮議局才終於土崩瓦解不復存在。而這時，一批守舊政客、紳士又趁機成立“國民公會”代替諮議局，自稱民意機關。1912年初，河東軍政分府兵馬節度使、著名同盟會員王用賓趕來太原，倡議取消國民公會，組織臨時省議會，在留住省城各縣人士中，每縣選一人為議員，組成正式民意機關。當時，守舊人物不少已逃離太原，所以臨時省議會中新派革命力量大增。高洪積極參與其事，當選議員。

同年，根據民國政府選舉條例，籌備山西省首屆議會選舉。年末，經初選、複選，選出正式議員120人，候補議員120人。高洪當選為正式議員。其時，閻錫山取得袁世凱信任，已攫取了山西省軍政大權，急欲控制省議會，遂多方干預，安排其黨羽競爭正副議長席位。對議會正副議長，各方均矚意於三道平分權益，閻即內定擁閻派雁門道杜上化、冀寧道賈景德、河東道王某（佚其名）為正副議長人選。然賈景德原在外省謀事，辛亥革命大局已定方回省投靠閻錫山，社會聲望不高。且其為人諂上而驕下，官僚氣十足，不得眾望；多數議員對於冀寧道人選均矚意於高洪。賈無奈，於選舉前，一方面求見高洪，乞求其放棄競選；一方面指使黨羽胡某散佈流言，並在《唐風報》上刊文，詆譭高洪，謂其“不孚眾望”“難當大任”。為此，高洪訟之於法院，結果胡某潛逃，賈之圖謀未能得逞。河東道王某，也未能當選，而選出張端（平陸縣議員）。最終，杜上化當選議長，高洪、張端當選副議長。後來杜上化又與閻錫山發生矛盾，所以閻錫山完全控制第一屆省議會的圖謀，未能得逞。

在此期間，高洪還參與了山西省辛亥革命史上的一件盛事：歡迎孫中山蒞並視察。

1912年4月，孫中山根據南北和議有關條款，辭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職務，同年8月24日應袁世凱之邀，至北京共商國是。山西省同盟會乘便邀孫先生蒞並視察。9月18日，孫中山乘專車至太原，21日離去。三天內與晉省全體同盟會員、各界羣眾、山西省高級軍政人員等會見、演講，進行了許多革命宣傳活動和調查研究工作，事後並與各方人士分別合影留念。

辛亥革命後，高洪進入山西政界，前後大致有四種身份：第一屆省議會副議長；國會參議員；山西省政府統計處處長；山西省綏靖公署參議。此外，還曾充任省臨時議會議員和北洋系省長孫發緒組織的“山西省地方自治促進會”的評議委員等，不過都很短暫，無大影響。

山西省第一屆省議會成立之初，由於推翻帝制之後的某種民主空氣，加以閻錫山未能完全控制，尚能依法行使某些權責，特別在興利除弊、彈劾貪官污吏方面，曾提出不少積極議案，大會通過後移交省政府通令執行，有幾個劣跡昭著者受到了查處。但後來這類議案轉到省署，逐漸被擱置拖延，最後以“派員查辦，無甚實據”為由，不了了之。特別是1914年袁世凱復闢帝制時，更與閻錫山形成尖鋭矛盾。

1913年，孫中山發動二次革命失敗，各省同盟會員所任都督均被撤換，而閻錫山反於1914年5月，被袁世凱授予“同武將軍”稱號，實際上成為袁復辟帝制的幫兇。省議會羣情激憤反對帝制，而閻卻指使其爪牙以“共和與帝制有國會兩院決定，省議會無權提議”為由，加以阻止。高洪與杜上化、張端等不為所動，主持議會開會，形成議案，付諸表決，結果反對帝制者居絕對多數。而後領銜通電全國各省議會，呼籲一致反對袁世凱稱帝。此舉閻錫山十分不滿。不久，奉袁世凱之命，將省議會武力解散。

1916年，袁世凱死後由黎元洪任大總統，通令各省召集第一屆省議會復會。復會後，閻錫山欲賄賂議員選其嶽叔丈徐一清為國會參議員，事情敗露未達目的，乾脆置省議會於不顧。省議會的議案移文概不執行，應提交省議會審議的議案也不提交，一切獨斷專行，省議會落得形同虛設。

在這種情勢之下，高洪身為議會副議長而無所作為，思想上極端苦悶，曾給友人寫了這樣一副對聯相贈：

“尊前時復中清聖，燈下還能讀漢書。”

這副聯語，是他個人心跡的表述，也是當時政局黑暗的寫照。拖延至1918年，第二屆省議會選出，第一屆省議會宣告解散，結束了他的省議會副議長的政治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