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彬

民國十一年（1922年），高文彬出生於上海，他的父親是上海一家洋行的普通職員。 ^[4]  （一説1922年其實指的是農曆。高文彬屬狗，陽曆生日為1923年2月11日。 ^[10]  ）

民國十八年（1929年），高文彬就讀私立澄衷中學（小學、初中），於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畢業；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9月至民國三十年（1941年）7月就讀東吳大學附屬中學（高中）並畢業。 ^[1] 

民國三十年（1941年），高文彬進入東吳大學法學院，開始學習法律。 ^[11]  在校期間，高文彬進行了系統的英美法和中國法的學習，掌握了較高的英語能力和紮實的法學理論功底。 ^[12] 

同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開進上海租界，佔領了東吳大學。為了不在汪精衞偽政府的教育部登記，學校多次遷移。高文彬在讀期間隨學校落腳在南洋路的愛國女中。

由於抗戰期間家境困難，為了讀大學，高文彬不得不採取半工半讀的方式，每週一到週六，上午去南京西路附近的南方中學教英語，下午去東吳大學唸書，同時，通過親友的介紹，又在跑馬廳找了一份工作。每逢星期日，去跑馬廳查賬。 ^[11] 

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夏，高文彬從東吳大學法學院畢業。最初，他任職國民政府上海地方法院刑庭書記官。 ^[2]  兩個月後，他經人介紹在上海老閘區區公所（即黃浦區）任户政股主任。閘北區當時是上海最繁華的地區，區內商城、食館、戲院等比比皆是。由於工作需要，高文彬要經常去區裏的各個地方，包括一些燈紅酒綠的聲色場所查對户口。父母怕他在這種地方工作久了，會不自覺沾染上許多不良習氣，因此一再要他更換工作。 ^{[4]  [11]  [13]} 

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中國政府擬派出的檢察官向哲浚開始在國內選拔人才，組成東京審判的中國代表團。同年4月，向哲浚來到上海招翻譯，高文彬報名參加。 ^[4]  高文彬和另外兩名東吳大學法學院的畢業生一起到華懋飯店接受考試。一個禮拜後，高文彬接到書面錄取通知。 ^[14] 

高文彬遠赴異國，隨身攜帶幾大箱有關南京大屠殺的中文資料，作為遠東國際法庭審判時的證據。法庭上全部使用英語，擺在高文彬面前最急迫的任務是大量的翻譯工作和整理文檔，高文彬通宵達旦完成了任務。 ^[14] 

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8月，東京審判結束，高文彬回到上海。 ^[11]  回國之後，高文彬將整理的庭審記錄一套給了東吳大學法學院，一套由向哲浚帶到南京給了司法行政部。可是在內戰和東吳大學法學院解體之後，這兩套寶貴的材料不幸遺失。 ^[4] 

民國三十八年（1949年），高文彬繼續在上海工作，成為國民政府外交部駐上海辦事處的一名專員。 ^{[4]  [15]} 

上海解放後，高文彬參加人民政府組織的改造學習班，1949年9月起留任上海軍管會外事處工作，並繼續兼任東吳法學院講師至1951年底。 ^[2] 

1950年12月份，高文彬戀愛結婚，搬到南京西路、吳江路交界的地方去住。不久大女兒出生。 ^[16] 

1952年5月，高文彬被控“泄露國家機密”罪名逮捕判處10年徒刑（1954年減刑2年），被送往蘇北、江西等地農場勞動改造，至1960年4月期滿留場就業。

1979年2月，高文彬回滬被介紹至上海海運學院工作， ^[2]  成為國際航運系教授，主講國際法、國際私法、海洋法等。 ^[17] 

1984年，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工作人員，將高文彬參與東京大審判那段歷史寫入檔案，把他的大幅照片懸掛於紀念館。 ^[14] 

1985年9月，高文彬加入中國民主同盟。1986年，被上海海運學院提升為教授。 ^[2] 

1988年2月，從上海海運學院國航系退休並被返聘擔任原職。

1990年2月至1991年8月，高文彬應聘去美國緬因州州立大學講學。 ^[2] 

1991年，高文彬應邀赴美國加州大學海斯汀法學院講學，被該院推薦為“馬文·安特生基金會”第一任外國專家講師。 ^[17] 

1992年11月，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對高文彬案重新審理後，宣告高文彬無罪並撤銷錯誤判決。 ^[2] 

1997年，高文彬不顧年邁，參與《元照英美法詞典》編纂工作。 ^[14] 

2016年，95歲高齡的高文彬堅持參加東京審判開庭70週年的紀念活動，提出建立“東京審判紀念館”的願望。 ^[18] 

2020年9月7日凌晨，高文彬因癌症在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去世，享年97歲。 ^{[7]  [19]} 

2021年9月3日，高文彬正式落葬上海福壽園。 ^[22] 

作為檢察官秘書，高文彬每天早晨都要整理前一天的庭審記錄，貼好標籤放好；同時每天上午國際檢察處也會有文件送來，他要接收這些文件。另外，還要幫向哲浚準備開庭的資料。

空閒時，高文彬常到國際法庭的圖書館去翻譯資料。一個偶然的機會，高文彬在一份日本報紙上發現了兩名日本軍官在中國南京進行殺人比賽的報道，他怒火中燒，立即讓相關部門複印了三份，拿回去，經向哲浚和倪徵燠（中國檢察署首席顧問，也是東吳校友）研究決定，送兩份到南京，辦公室留下一份。資料中描述的就是日本軍隊從上海向南京進攻途中，兩名日本軍官（野田毅和向井敏明）所犯下的慘絕人寰的殺人罪行。 ^[11] 

高文彬在《東京日日新聞》（即現在的《每日新聞》）上看到了一則新聞，日本少尉軍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南京大屠殺中，以軍刀砍掉中國人的頭顱數量作為比賽內容，最終以向井殺死106人“獲勝”，而野田失敗的原因，是軍刀的刀刃“卷”了。那張拍攝於1937年的照片上，兩個人並肩站着，用軍刀撐地，臉上露出了笑容。

高文彬立刻將這份報紙複印了3份，一份留在國際檢察局辦公室，另兩份通過倪徵燠轉寄給了南京軍事法庭庭長石美瑜。石美瑜收到報紙後，立即向盟軍總部提出抓捕向井敏明和野田毅。

當時，日本戰敗後，這兩人混跡於被遣返的日軍當中，悄無聲息地回到了國內，隱匿於市井之間。由於重名者很多，搜尋持續了將近半年時間，最終在兩人的家鄉日本崎玉縣發現了他們。昔日的劊子手已經脱掉軍裝，頭裹白布，在街邊做起了小生意。最終兩人被押解回南京接受審判。根據後來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的記載：儘管兩人在法庭上極力推諉，但因證據確鑿，最終被判處死刑。1948年1月28日，兩人被帶到南京雨花台刑場執行了槍決。 ^[4] 

1997年，高文彬開始參與《元照英美法詞典》編纂工作。這是一項精細、繁重卻沒有報酬的工作。高文彬所負責的是以A、D、H為首的詞條的校訂。編委會把經過英中對譯的初稿送到高文彬家裏，而後定期把校訂後的稿子取回。請他審閲的初稿都是手寫稿，看起來頗費勁。他一絲不苟地對每一條目進行審定，邊勘誤邊對照，有出錯的地方，就修正抄寫後貼到樣稿上。高文彬廢寢忘食，期間因過於勞累而中風，出院後，又繼續投入到編撰工作中。

2003年，這部詞典一經出版得到海內外學術界的一致認可。詞典的扉頁上，記錄下了高文彬的名字。 ^[18] 

各方面都在積極努力，追尋和還原那段歷史。 ^[14]  時間賽跑，找回來的，不止是一段歷史、一次反思、一種紀念，還有中國人在飽經傷痛之後，從未失掉的奪回正義與尊嚴的勇氣、骨氣和愛國之心。正如當年擔任東京審判的中國法官梅汝璈先生生前在日記中所言：“我無意去做一個復仇主義者，但是如果我們忘記歷史，那一定會招來更大的災難。”（上海教育新聞網） ^[20] 

高老先生是個平易近人、樂觀豁達的人。他是民國時期、舊大學體制下的人才，參與過重大歷史事件東京審判。”　1921年出生的高文彬現已94歲高齡，他曾是上海海事大學法學院的教授，擔任過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中方翻譯，是目前中國國內健在的參加過東京審判的中國代表團成員。作為東京審判的親歷者，他和其他中國代表一起，歷經艱辛，親手把日本戰犯送上了審判台。（東方網） ^[8] 

年輕時的高文彬，眉目俊朗，英氣非凡，帶着一副金絲鑲邊眼鏡……當一張張照片翻過去，最後又合上的那一刻，感覺彷彿又品讀了一遍高老先生歷盡滄桑的人生。再望着眼前如此儒雅安祥的老人，不由感慨萬千，心生無限敬意。

相信，歷史不會忘記東京審判，也不會忘記在東京審判中，為祖國伸張正義，懲奸除惡的這些英雄中國人的名字。高文彬先生一生傳奇，為中華民族貢獻甚巨，他的名字，必將同另16位中國代表團成員們的名字一起，永遠被載入歷史史冊。（上海海事大學）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