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夢旦

光緒十六年(1890)其表兄魏瀚任馬尾船廠總監工，請高為家庭教師。

時船廠技工多系英、法留學生，高經常和他們交往，大量閲讀西方譯書，讀至建官、設學、理財、明刑、訓農、制兵、通商、勸工諸大政論述後，始悟非效法西方無以自強，遂益潛心研討時。

光緒二十二年，隨長兄鳳岐幫助杭州知府林啓(迪臣，福州人)創辦“求是書院”和“蠶業學校”，時值康有為、梁啓超等人提倡變法維新，夢旦十分贊成，在教學餘暇作《議廢除跪拜逸事論》，署名“崇有”，投稿登於《時務報》，受到梁啓超讚賞，結成忘年交。

他講究新政新法養蠶，蠶業學校辦得很有成績。

光緒二十八年，求是書院擴展為浙江大學堂，鳳岐為總教習，夢旦為教習。翌年，浙江大學堂選派學生赴日本進修，夢旦任留學監督，乘便考察日本明治維新後政治、文化、教育諸設施。是時梁啓超也在日本，夢旦出示他根據宋沈括在《夢溪筆談》中關於更改曆法的倡議，改寫成的《改歷私議》舊稿，梁看後認為，《十三月新曆法》是近代世界改歷的一種新學説，將它刊登於《新民叢報》。同年冬，夢旦回國，與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張元濟談到日本之所以興盛，乃得力於重視教育，而辦教育又要以小學為基礎，因此編寫小學教科書實為當務之急。張元濟聘夢旦入館任編譯所國文部部長，後繼任編譯所所長。

夢旦接任後，大力擴展編譯業務，多方延聘人才，依據頒定的學制，分科編輯中、小學和師範學校的教科書，並相繼出版。編譯所最盛時下設二十多部，職工多達數百人，成為國內規模最完備、影響最大的編譯單位。夢旦在編撰課本的過程中，再次感到漢字筆畫結構過繁，不易認不易寫，很難普及，曾就其形體繁簡異同進行比較，評定優劣，試行取捨，進而與勞乃宣、王照二人研究漢字改革方案。

在編寫字書、詞書的同時，決心革新《康熙字典》用部首偏旁檢字的方法。經過長時間的苦思冥想，他根據漢字以形為主的特點，就舊字典所列214個部首，把形體相近的合併為80個部首，確定了它們上下左右的部屬，成為後來“四角號碼”的雛形。

民國8年(1919)，“五四”運動爆發，夢旦年已五十，他謙虛地認為：“時局日益革新，編譯工作須適應潮流，站在前線，吾將不適於編譯所所長，當為公司(指商務館)覓一適於此職之人以自代。”遂推舉王雲五接任編譯所所長，自己轉任出版部部長，但仍盡力協助王雲五開展工作。

民國13年11月，王雲五開始研究漢字號碼檢字法，夢旦積極幫助，把自己苦心鑽研的稿件送他參考，王雲五即據以改進補充，最後完成“四角號碼檢字法”。

民國15年，《四角號碼檢字法》單行本出版，王雲五特於書首鄭重聲稱：“高夢旦君為本檢字法附角之發明者。且對於本檢字法種種問題，為雲五解決不少。本檢字法能有現在之成績，多賴高先生之力，謹此志謝！”

民國17年，夢旦以年將六旬，向館方請求辭去出版部部長職務，他只任董事，而對館務的關心仍一如既往，商務印書館所以成為舊中國規模最大的編輯出版機構，與夢旦的勞瘁是分不開的。

民國25年7月23日，夢旦病逝於上海，享年67歲，葬於虹橋路萬國公墓。

在商務印書館近代館史中，公認有“兩興”：首興於張元濟，再興於王雲五。但在這兩個炫目的名字身後，卻有一個常被人忽略卻又不可或缺的“賢臣”——高夢旦。

“五四”運動後，51歲的高夢旦自認對新學“所知不多”，主動辭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職務，並親赴北京，邀請不滿30歲的北大教授胡適前來擔綱。胡適雖未上任，但推薦了他的老師王雲五。

王雲五當時毫無名氣，懷疑他才能的人，“商務書館內外皆有之”。高夢旦卻用了3個月時間，幫助他熟悉館中各項工作，在王接手後還盡力輔佐。有商務元老感到不解，高夢旦解釋道：“公司猶國家也。謀國者不可尸位，當為國求賢……國方得以長久。”

果不其然，1932年“一·二八”事變，商務印書館遭日機轟炸，幾成廢墟，王雲五僅用半載，便使“商務”恢復元氣。

多年後，胡適回憶起這段歷史，説道：“他看中了一個少年書生，就要把畢生經營的事業付託給他：後來又聽信這個少年人的幾句話，就把這件重要的事業付託給了一個他平素不相識的人。這是老成人為一件大業求付託人的苦心，這是大政治家謀國的風度。”

高夢旦識才，亦愛才如命。他提升青年沈雁冰任《小説月刊》主編，後者卻向他提出3條苛刻要求：一是現存稿子都不能用；二是全部改用五號字；三是館方應當讓其全權辦事，不能干涉編輯方針。高夢旦全部應允。

民國15年，《四角號碼檢字法》單行本出版

1920年，洪朝生院士出生於北京。父親洪觀濤早年曾加入同盟會，後赴法國、比利時留學8年，專習鐵路工程。回國後任隴海鐵路潼關至西安段工程局局長兼總工程師及鐵道部路政司技正等職。外祖父高夢旦為近代著名出版家。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