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溥

馮溥是馮裕六世孫。清順治三年（1646）進士，選翰林庶吉士。

順治七年（1650）升為翰林編修，累遷秘書院侍讀學士。居翰林10餘年，勤勉供職，被順治帝稱為“真翰林”。

順治十六年（1659），擢為吏部右侍郎。

康熙七年（1668），遷左都御史。

康熙九年（1670），授刑部尚書，

康熙十年（1671），晉文華殿大學士。

康熙二十一年（1682），以原官致仕，晉太子太傅。卒諡文毅。

馮溥還屢陳富國安民之策。在軍事上，他指出，古時邊防將士不帶家口，到期輪換。今皆攜家眷，十萬之師，便有百萬之眾，不僅物資供應困難，而且將士為家室所累，一旦軍情緊急，很難令到即行，應當改變將士攜眷戌邊的狀況。在任命官員上，他指出當時吏部選人規定年限的弊端，主張選官授職，不應僅按資歷，而應重視對其真才實學的考察。康熙八年（1669），江南發生捕役誣陷良民，並施刑致死一事，他上疏建議，為使百姓安居樂業，要省刑、薄税。因馮溥所獻之策，皆切中時弊，多被採納，成為康熙所倚重的朝臣，所以在他64歲上疏乞休時，康熙帝仍不批准，曰：“卿六十四歲未衰也，俟七十乃休耳”。直到74歲才準他致仕歸鄉，並賦詩相贈。足見馮溥在清初政壇上的地位。

就文學成就而言，不在其詩文曲賦，而在於他培養簡拔人才，為清初詩文復興，做出了貢獻。世傳他愛才如命，一遇賢才，便竭力薦拔，多為文人敬重。據《臨朐縣誌·馮溥傳》載：“康熙十八年（1679），（溥）為會試正考官，適詔試博學鴻儒，溥所薦法若真、曹溶、施閏章、沈珩、葉舒崇、曹禾、陳玉璂、米漢雯等，各授侍讀編修。”“而毛奇齡、朱彝尊、陳維崧，一時皆出其門下。”王士禎自稱其“門下士”，一大批有才之士，清初文壇的領軍人物，多因馮溥薦舉而得重用。所以高珩在《佳山堂集序》裏説：“千載一時，而側席幽人，風雲蔚起四漲，人才一時羅之金門玉堂中。”因而“天下之士，歸之如魚龍之趨大壑”。清初一大批新詩人的出現和清初詩壇的再度繁榮，不能不説與馮溥慧眼識才和擢拔有關。

他的《佳山堂集》刊行時，為其作序者多達22人，多為其門生，足見其在清初文壇的重要地位。馮溥有《佳山堂集》19卷傳世。其詩承家學詩風，作詩不求雕琢鋪華，而有幽雅淡泊之氣，論馮溥詩者，多舉他的邊塞詩為例：“十月風吹塞角哀，行人泣望李陵台。飢鳥啄雪羣孤立，此代曾淹異代才！”（《再寄李吉津遼四首》其一）此詩對清統治興者動眾、勞民傷財，藴含譴責之意。詩調蒼勁悲涼，悽惋動人。故施閏章在《佳山堂集序》中評其詩曰：“出入三唐、樂府，五言古尤有漢魏遺風。其憂時愍事，不無小雅悽惻之言，而讀之蒼然！”此論十分確切。他的田園詩也寫得清新可人。如《冶湖四首》其一：“竹裏柴門傍水潭，冶湖風物似江南。龍吟湫老生雲窟，僧梵鍾沉對石龕。花徑不除無客至，村醪小試帶朝酣。支筇到處聽啼鳥，偶值鄰翁即快談。”總起來看，馮溥的詩雖非上乘之作，但他主張詩歌要吟詠“真性情”，卻是繼承我國古代詩歌的現實主義傳統，在他的門人為其《佳山堂集》作的序中，對這一點都大加推崇和讚揚。陳玉王基、説：“夫子之詩求之性情，已工。”毛端士説：“夫子起而振衰，式靡為狂潤砥柱。調尚正聲，體從大雅，必凌宋鑠元，而宏音亮節，依然漢魏三唐之遺響矣！”門生評宗師，可能誇飾，但馮溥薦舉人才，並有大量的詩作，為振興清初詩壇，起了重要作用卻是不爭的事實。

酷嗜圖籍，家有名山佳處曰偶園、萬柳堂。藏書樓有“佳山堂”，藏書中善本頗多。曾編撰《佳山堂書目》1卷，著錄古籍900餘種，其中除了四部分類之外，另分有韻書、佛書、醫書、道書、雜記、家刻等。乾隆間，山東藏書家李文藻曾訪其藏書處，得到數種精槧，並借錄過不少藏書。清道光間藏書家劉喜海曾在道光二年、三年（1822～1823）兩訪益都，登“佳山堂”，遊相國故園，已成廢井頹園。刊刻圖書有《山堂詞稿》《宗伯遺稿》《風雅廣義》《文毅公年譜》《文敏公奏疏》《詩經》《萬柳堂唱和詩》等15種，多為自著之書，著有《佳山堂詩集》《山堂詞稿》等。 ^[2] 

關於馮溥的野史傳聞很多，譭譽不一，如在青州臨朐一帶流傳很廣的關於“夥巷街”的傳説。據説，馮溥在京城為官時，家中壘牆與鄰居房氏發年矛盾，兩家為爭地基，互不相讓。馮府家人修書一封，讓馮溥出面講話，馮溥作詩一首寄回，詩曰：“千里寄書為打牆，讓他三杆又何妨。萬里長城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後馮家主動讓步，房家也退讓三杆，兩家之間，闢出一條小巷，人稱其為義和巷，即今青州城裏的夥巷街（一説為張英的故事）。

再如康熙娶妹的傳説。康熙欲娶其妹，眾羣臣皆曰不可，惟馮溥答曰：“亦可，亦不可。兄娶其妹，則不可；若使公主為臣之螟蛉義女，則可也！”於是康熙帝拜溥為相國，是為“馮國老”。論此事者多譏馮溥奸滑。民間有很多關於馮溥及其後人的軼聞，譭譽參半。馮溥官至極品、位高權重，為官圓滑，又善斂財，特別是他以明士而入清廷為官，為當時有氣節者鄙之，其後人也有不檢點者，所以對馮溥貶褒不一。

馮溥著有《佳山堂集》，有王士禎、陳維崧、方象英等十幾人為之作序，讚揚其文風“承累家學，繼文敏公之後，涵蓄演迄為巨儒。”馮溥於康熙六年（1667）和十八年兩次任會試考官，在清初文壇上據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高珩在《佳山堂集》序中對馮溥薦拔人才多有讚揚之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