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丁·沙爾菲

沙爾菲 ^[1]  在芝加哥長大，是吉他手伊萊·沙爾菲（1910—1996）和服裝店主維維安·沙爾菲（婚前姓Friedlen，1913—2005）的兒子。他的外祖父Meyer L. Friedlen早年從芝加哥移居莫斯科，祖父母本傑明和埃絲特·沙爾菲從佈列斯特遷居辛辛那提。

1965年他被哈佛大學錄取，本來準備念數學專業，但後來轉攻生物化學。最後一年之前的他在克勞斯·韋伯的實驗室工作了一個暑假，但是“那是如此令人沮喪的徹底失敗，我決定我不該從事生物學工作。”在最後一年他讀完了本專業，並選擇了一些法律、喜劇和俄羅斯文學的課程。

在哈佛他參加了游泳隊，被取了“隊長”的綽號。那時游泳教練比爾·布魯克斯説：“馬丁會成為一個卓越的隊長，因為全隊都尊敬他。”作為隊長，他贏得了Harold S. Ulen獎，受獎理由是“作為哈佛隊的學長，最好的詮釋了領導力、體育道德、團隊合作的價值，是Harold S. Ulen的典型，”諾貝爾獎結果公佈後，他大一時的室友説，“他永遠將自己看作游泳者” 。

1969年畢業後，他做了一系列臨時工作，比如幫父母的服裝店賣衣服以及在Hamden Hall Country Day School教書。1971年夏，他在耶魯大學何塞·扎杜奈斯基實驗室的研究促成了他的首部出版物。他的信心增加了，回到哈佛在羅伯特·帕爾曼指導下讀研究生，1977年獲博士學位。

他與西德尼·布倫納和約翰·蘇爾斯頓在分子生物學實驗室合作完成了博士後研究，三人1985年發表了關於線蟲觸覺感官的神經迴路的論文。沙爾菲後來於1982年離開了分子生物學實驗室，加入了哥倫比亞大學生物科學系，繼續研究線蟲的觸摸突變體。

沒有馬丁·沙爾菲，綠色熒光蛋白似乎只是科學研究中產生的一種“副產品”。下村修1972年發表涉及綠色熒光蛋白的論文，沙爾菲直至1988年才在哥倫比亞大學一次講座中聽説這個名詞。先前多年，他潛心研究一種僅1毫米長的線蟲神經結構。這種線蟲由959個細胞組成，卻有大腦、性別和壽命。如果説下村修是綠色熒光蛋白的“接生婆”，沙爾菲則是綠色熒光蛋白的價值發現者。不過，沙爾菲與綠色熒光蛋白的“邂逅”帶有僥倖成分。

^[2]  沙爾菲敏鋭地意識到，綠色熒光蛋白或許會成為研究線蟲的神奇工具。經多年研究，沙爾菲1994年在美國《科學》雜誌上發表《作為基因標識的綠色熒光蛋白》一文，儘管正文只有一頁，卻標誌綠色熒光蛋白投入實驗室應用。

2008年諾貝爾化學獎名單公佈後，北京大學“未名論壇”生物學板塊上一些網民認為，沙爾菲撿了個便宜，綠色熒光蛋白只是他研究線蟲的一個工具。他們認為，伍茲霍爾海洋生物實驗室前研究員道格拉斯·普拉舍比沙爾菲更有資格獲獎。

下村修發現綠色熒光蛋白後，普拉舍發現能克隆綠色熒光蛋白的基因。錢永健曾回憶説，他和沙爾菲均受惠於普拉舍，因為後者無償向他們提供了這種基因。

普拉舍對當年把基因提供給沙爾菲和錢永健一事並不抱憾。他説，兩人付出了巨大努力。而自己當時苦於經費不足，恐怕無以為繼。

普拉舍因經費原因離開伍茲霍爾實驗室後，輾轉於美國農業部下屬一家實驗室和美國航空航天。兩年半前，航天局中斷與他的合同。普拉舍現在是阿拉巴馬州一名汽車推銷員。

沙爾菲2004年當選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

沙爾菲對自己獲獎似乎感到意外。他説，8日那天，他上網才得知，自己是諾貝爾化學獎得主之一。

沙爾菲説，幾天前，他無意中把家裏電話的鈴聲調小了。

8日早晨，他醒來聽到電話鈴響，以為是隔壁鄰居家電話，“我有點惱火，他們怎麼不接自己的電話”。

很快，沙爾菲想起當天是化學獎公佈的日子，“我想知道，今年到底是哪個笨蛋獲獎……我打開筆記本電腦，發現我就是那個蠢貨”。

沙爾菲8日説，獲獎後，他首先要在學術界一封支持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貝拉克·奧巴馬的公開信上簽名。

2008年9月，美國61名諾貝爾獎獲得者發表公開信，稱美國“迫切需要一位有遠見的領導人，確保美國在科學和技術領域的傳統強大地位”。這些代表美國科學界的精英認為，在現任總統喬治·W·布什的8年任期內，聯邦政府不僅損害了一些研究部門的活力，甚至把政治帶入科學研究中。這些學者在信中公開支持奧巴馬，認為奧巴馬能讓美國科學界重整旗鼓。

沙爾菲是最新加入諾獎獲得者行列的美國科學家。他説，科學界需要來自白宮的支持，他的研究成果離不開政府支持，“但不幸的是，過去8年間，政府對基礎研究的支持正在消失”。他説，如果政府不能恢復對科學研究的支持力度，許多諾獎獲得者將來可能離開美國，另尋科研聖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