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袖1935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因反對王明“左”傾教條主義，他被免去紅軍中所有職務，在遵義會議上，增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他雄才偉略、機智果敢、與羣眾同甘共苦。面對同志們的猶疑，面對敵情的瞬息萬變，他殫精竭慮，甚至深夜造訪周恩來的住處，説服領導集體接受他的意見，最終帶領紅軍擺脱生存的險境。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是中央委託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在遵義會議上作軍事報告，是“三人團”成員之一。他處在黨和紅軍領導集體的核心層，對當時的複雜情況比較瞭解。在紅軍與國民黨生死存亡的角逐過程中，他遵循馬克思唯物主義選擇領袖的過程，與毛澤東等在血與火的硝煙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和信任。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革軍委主席、紅軍總司令。面對艱難處境，黨和紅軍的領導集體內部並不是一派祥和，而是存在教條主義與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持續衝突，針對應該帶領紅軍向什麼地方去、以什麼形式突圍產生了激烈爭論。在遵義會議上，他充分肯定毛澤東指揮革命戰爭的傑出才能，支持毛澤東正確的軍事路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華蘇維埃人民委員會主席。他在遵義會議上作批判“左”傾軍事路線報告，亦稱“反報告”。遵義會議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但在黨的領導集體當中，對他的領導能力還是有懷疑的。危難之中，他選擇堅定地支持毛澤東，使得毛澤東的主張得以採納和執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革軍委副主席。他在遵義會議上支持毛澤東指揮紅軍，提出紅軍應該由毛澤東同志這樣有實際經驗的人來指揮，應當取消李德、博古同志的軍事指揮權，解散“三人團”。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臨時中央總負責人。由於推行王明“左”傾教條主義路線，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是“三人團”成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