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

《楊奎松著作集：革命》囊括頂尖的中國現當代史研究學者楊奎松教授研究中國現代革命的四本經典著作，精裝套封配以珍貴插圖。作者精心校訂文字，並撰寫長篇新序。

在這套集子中輯錄的四種專著，圍繞的都是一個核心問題，即二十世紀前半期發生的中國革命。《“中間地帶”的革命》和《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着重討論的是中共革命的國際背景，尤其是受到俄國革命，亦即受到強鄰蘇聯等外部因素的影響問題。前者側重於宏觀線索的梳理與解讀，後者側重於説明毛澤東個人在其中的經歷與作用。《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和《西安事變新探》，着重討論的是中國近代兩大革命黨，即國民黨與共產黨在大陸近三十年分分合合及勝負較量的問題。前者側重於國民黨與共產黨關係總體變化的解讀，後者側重於國共關係史中影響重大的事件説明。 ^[1] 

楊奎松：1953年10月生於北京，1969年隨父去湖北襄樊“五七”幹校勞動，1970年入北京第二機牀廠當工人，1976年因天安門事件入獄，1977年平反出獄，1978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1982年畢業任中共中央黨校《黨史研究》編輯部編輯，1987年任中國人民大學黨史系講師，1990年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任助研、副研、研究員、正副室主任；2001年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2003年任華東師範大學特聘教授。

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現代史，著有《中間地帶的革命》；《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開卷有疑》；《西安事變新探》；《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內戰與危機》（《中國近代通史》卷八）；《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海市蜃樓與大漠綠洲——中國近代社會主義思潮研究》等專著十餘種，並在中國大陸及海外學術雜誌上，發表了上百篇研究論文。 ^[1] 

一 “中間地帶”的革命——從國際大背景看中共成功之道

二 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三 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

四 西安事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共關係之研究 ^[1] 

華僑出身的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鄧澤如領銜上書孫中山，指陳鮑羅廷時常與陳獨秀等共產黨人集會，討論國民黨的政綱、政策，於此似可見“俄人替我黨訂定之政綱政策，全為陳獨秀之共產黨所議定”，“為蘇俄政府所給養”之共產黨，正在“借國民黨之軀殼，注入共產黨之靈魂”。

這時，孫中山確實在委託鮑羅廷代為起草制定國民黨的政綱及黨章等重要文件。他也清楚鮑羅廷與共產黨人之間的來往甚至會議。但是，整個政綱、黨章的討論和修改，很大程度上是由孫中山指定的委員會在負責，最後還要經孫中山親自審定批准，所謂“俄人替我黨訂定之政綱政策，全為陳獨秀之共產黨所議定”，自然純屬子虛。因此，孫中山對此明白解釋説：政綱草案等“為我請鮑羅廷所起，我加審定，原為英文，廖仲愷譯為漢文，陳獨秀並未與聞其事，切不可疑神疑鬼”。“若我因疑陳獨秀而連及俄國，是正中陳獨秀之計，而助之得志矣”。這一段話，對鄧澤如等有所批評，但“正中陳獨秀之計”云云，卻清楚地反映出孫中山對中共的不滿。十分明顯，注意到鮑羅廷與共產黨人的關係，一心希望得到蘇聯全力幫助的孫中山，難免會對中共與俄國的關係心存芥蒂乃至醋意。他嚴厲地指出：以陳獨秀為首之“中國少年學生自以為是”，“初欲包攬俄國交際，並欲阻止俄國不與吾黨往來，而彼得以獨得俄助而自樹一幟與吾黨爭衡也”。當然，孫中山並不認為這是俄國人的問題，他反對把俄人與中共相提並論，且因此愈加相信有吸收中共黨員入黨之必要。他為此特別解釋説：“我國革命向為各國所不樂聞，故嘗助反對我者以撲滅吾黨，故資本國家斷無表同情於我黨，所望為同情只有俄國及受屈之國家及受屈之人民耳。此次俄人與我聯絡，非陳獨秀之意也，乃俄國自動也。”“俄國欲與中國合作者只有與吾黨合作，何有於陳獨秀？”“俄國之革命黨皆屬有黨政經驗之人，不為此等少年所遇（遏），且窺破彼等伎倆，於是大不以彼為然，故為我糾正之，且要彼等必參加國民黨，與我一致動作，否則當絕之；且又為我曉喻之，謂民族主義者，正適時之良藥，並非過去之遺物，故彼等亦多覺悟而參加（對）吾黨。”“不能以彼往時反對吾人，而絕其向善之路。”批示最後，孫中山強硬表示，他絕不會聽任共產黨人在國民黨內自行其事，儘管陳獨秀等已加入本黨，但“陳如不服從吾黨，吾亦必棄之”。

從孫中山的上述表示，可以清楚地看出他與共產黨的關係，多少有些無可奈何的味道。他之所以會接受俄國人的干預和勸説，吸收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雖然有欣賞共產黨人能力的因素，很大程度上卻還是由於“所望為同情只有俄國”。倘若一方面允許共產黨保持自身的組織獨立性和批評自由，另一方面又要求共產黨員像所有國民黨員那樣服從自己，這實在過於困難。如果説他開始時還沒有能夠清楚地意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的話，那麼他這時顯然早有領教了。他之所以能夠對馬林脱口而出地表示：“如果我（因為）能自由地把共產黨人開除出國民黨（而要受到蘇聯的干預），我就可以不接受（蘇聯的）財政援助”，就是因為他已經意識到自己陷入到這樣一種兩難的境地。當然，在孫中山看來，事情還沒有發展到必須做出抉擇的地步。萬一逼不得已，他還是能夠做出壯士斷腕的舉動的。他曾經明白告訴共產國際代表説：“共產黨既加入國民黨，便應服從黨紀，不應該公開的批評國民黨，共產黨若不服從國民黨，我便要開除他們；蘇俄若袒護中國共產黨，我便要反對蘇俄。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