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石胡

“離石胡”是稽胡的一種。稽胡，據《北史》卷九六《稽胡傳》載：“蓋匈奴別種，劉元海五部之苗裔也。或雲山戎赤狄之後。”劉元海即劉淵，避唐高祖李淵諱以字稱。劉淵是匈奴屠各種，因“屠各最豪貴”,世襲單于之位。“五部之苗裔”乃指漢魏時期曹操所分匈奴五部一事。“山戎”“赤狄”亦是匈奴的別類稱謂。從這條史料可知，稽胡似屬於匈奴種落。然而，從東漢建武二十三年(47)匈奴日逐王比“遣使詣西河內附”起,到西晉永安元年(304)屠各劉淵以匈奴五部反於離石止，匈奴以及其他民族由於內亂和災害，不斷向中原靠近，與漢人雜居錯落，“户口漸滋”,種落繁盛。在諸族交往的過程中，其血統不可能一直純正，各民族成分複雜，匈奴亦不例外。

在匈奴旱蝗累年、內部王權爭立處於劣勢的情況下，日逐王比選擇內附於漢，“奉藩稱臣”。東漢建武二十四年(48)冬，日逐王比分匈奴為南北兩部，自稱南單于。據《後漢書·南匈奴列傳》載，此次匈奴內附人口有四五萬人。隨後，南單于將其王庭徙於離石。作為王庭的離石必然聚居着大量匈奴種落。

西晉初年亦有將匈奴徙於離石的記載，不過對於這一時期所遷入的種落，應更準確地將其稱為“雜胡”。泰始年間，“塞外匈奴大水，塞尼、黑難等二萬餘落歸化”,晉武帝將其置於“河西故宜陽城下”。泰康五年(284)“塞外匈奴胡太阿厚帥部落二萬九千三百人來降，帝處之塞內西河”。首先需要釐清“河西”與“西河”所指何處?據學者考證，“河西”既可指“河西走廊”之地，又可同於“西河”^[4]。在尚無新發現的情況下，本文取“河西”與“西河”相同的觀點。“西河”當指西河郡(國),漢武帝元朔四年(前125)置西河郡，屬縣有離石。東漢永和五年(140),匈奴句龍吾斯等人勾連諸部寇略皋狼城(今呂梁方山),東漢政府遂將西河郡治所由平定(今陝西神木北境，一説今內蒙古自治區杭錦旗境)南遷遷至離石。隨後，南匈奴王庭美稷(今內蒙古自治區準噶爾旗境)也由北南遷入皋狼故城，西河郡南遷和南匈奴王庭南遷，必當有大量胡人遷入。這一猜測可通過如下史料得到佐證：

告(劉)宣等招集五部，引會宜陽諸胡。

(劉)淵令攸先歸，告(劉)宣等使招集五部及雜胡。

當劉淵謀叛司馬穎時，左賢王劉宣不僅召集了匈奴五部，還有宜陽諸胡。“宜陽諸胡”在《通鑑》中記載為“雜胡”,上述《晉書·北狄匈奴傳》則有將歸附的兩萬餘落匈奴置於“河西故宜陽城下”的記載。按學者所指出的，“原來的上郡、北地及西河的大部分，實際上都已不在西晉的版圖內”,此地多羌胡雜居，而“‘河西宜陽城’本就不在西晉郡縣境內”^[5]。“河西”同於“西河”,那宜陽想必應在“離石以西，安定(郡)以東”的範圍內。在這一範圍內不僅聚居着匈奴五部，亦有宜陽諸雜胡。

此外，據《通鑑》泰康五年(284)十二月條載：“塞外匈奴胡太阿厚帥部落二萬九千三百人來降；帝處之塞內西河。”此次匈奴歸附人口較多，晉武帝將其置於西河郡治離石以及它的屬縣。

在匈奴日逐王比歸附，“徙居西河美稷”時，東漢政府以“中郎將段郴及副校尉王鬱留西河擁護之，為設官府、從事、掾史。令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馳)刑五百人，助中郎將衞護單于，冬屯夏罷。自後以為常”。東漢政府置漢人官僚體系來防護匈奴部落，將其納於漢王朝的控制之下。這與曹操分匈奴為五部，既“立其中貴者為帥”,又“選漢人為司馬以監督”的做法,如出一轍。後世學者多將曹操劃分匈奴五部視為意在削弱其勢力,亦有學者從匈奴五部的“位置佈局”和“方位朝向”指出匈奴五部的設置其意義遠超於此，應是曹操希望重新部署南匈奴的防禦力量，“目的在於加強幷州防務，其意義在於漢匈關係重回舊軌”。這則史料或可充實這一觀點。不過東漢政府設置的這一套官僚體系，要比曹魏時期所置司馬的作用要大。《後漢書·南匈奴列傳》記載道，當單于去世，汗位處於更迭之際時，“中郎將段郴將兵赴吊，祭以酒米，分兵衞護之”,以保證汗位的穩定過渡。

既然曹魏時期以漢人為司馬監督匈奴五部的做法與東漢政府所置的漢人官僚體系較為相似，那是不是以“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馳)刑五百人，助中郎將衞護單于，冬屯夏罷。自後以為常”的舉措在曹魏時期亦有遵循?如果該舉措得到遵循，東漢順帝將西河郡治遷於離石時，這些舉措應當隨郡治遷往而重新設置。“騎二千”當為騎兵，此處較為特殊的是“(馳)刑五百人”。

“(馳)刑”見於史料“遣驃騎大將軍杜茂將眾郡施刑屯北邊”。東漢建武十二年(36),參狼羌寇略諸郡，杜茂率施刑屯戍防範。該條史料註釋有“施，讀曰。,解也。前書音義曰：‘謂有赦令去其鉗鈦赭衣，謂之(馳)刑’”的記載。據此知，(馳)刑乃犯罪見囚之人。(馳)刑是徙的一種，而“每一種徙都是對家庭的遷徙”。冬天屯戍，夏季退罷者，當僅指騎兵。(馳)刑之人連帶其家人應留在屯戍地，而屯戍於此的(馳)刑之人與當地的百姓錯落雜居，發展社會生產。

由上述分析可知，屠各劉淵起兵之時，劉宣所召集的不僅有匈奴五部，還有宜陽雜胡。而在“魏初人寡，西北諸郡皆為戎居”的大背景下,處於戎狄雜居之地的離石充斥着為數不少的胡人。離石境內亦有不少鮮卑人，石勒令石季龍(石虎)率三萬騎兵“討鮮卑鬱粥於離石，俘獲及牛馬十餘萬，鬱粥奔烏丸，悉降其眾城”,這一事蹟僅見於《晉書·石勒載記》,似孤證不立，但亦表明離石境內鮮卑人數量之多。屠各劉淵建立漢趙政權後，採取“匈奴與氐羌政治聯盟”的民族政策來維護自身統治的優越性，即以姻親關係與氐羌族結成同盟。而這一聯盟在劉聰設計殺死劉乂時宣告破產,其所帶來的後果便是“氐羌叛者十餘萬落”。雖然因永興二年(305)離石發生饑荒，劉淵遷其都城，但氐羌達五十萬人不可能都隨其遷置，必有散居於離石者。同時，據陳琳國先生考證，“幷州山北”當是呂梁山區，該地有很多羯人。

此外，離石地區亦有普通百姓和屯戍的犯罪見囚之人。這些人都處於一個較為封閉的空間裏，各民族之間的隔閡會慢慢鬆動，在相互交往中，彼此都塗抹塑造着離石，使其浸染了少數民族色彩。因此，最初所提出的“稽胡”似屬於匈奴部落的觀點應得到修正，“稽胡”最初可能僅指代匈奴及匈奴別部，但是隨着民族遷徙、雜居和融合，顯然已是“雜胡”。而呈現出“雜胡化”趨勢的“離石胡”是稽胡的一種，同樣屬於“雜胡”,並且隨着北朝時期的叛亂以及統治者對叛亂的處置，“離石胡”呈現出“雜胡化”的趨勢。

見於史料記載的“離石胡”叛亂，始於北魏天興元年(398)三月。《魏書·庾業延傳》對於這一事件的記載較為詳細：三月，“離石胡帥呼延鐵、西河胡帥張崇等不樂內徙，聚黨反叛。嶽(字業延)率騎三千，討破之，斬鐵擒崇，搜山窮討，散其餘黨”。“離石胡”叛亂的原因是“不樂內徙”。考諸史料，當與之前所發佈的徙民命令有關，天興元年正月，道武帝拓跋珪下令：“徙山東六州民吏及徒何、高麗雜夷三十六萬，百工伎巧十萬餘口，以充京師。”道武帝徙民以充實京師(都代，今山西大同),與“漢高帝徙關東豪傑以實關中”的做法較為相似。可以看到此次所徙之民不僅有州縣百姓，還有相當數量的雜夷，“離石胡”當在被徙之列。

同時，應當注意這些酋帥的族源。反叛者為“離石胡帥呼延鐵”和“西河胡帥張崇”,“呼延”,顏師古注：“即今鮮卑姓呼延者也”,視“呼延”為鮮卑族羣，然不知其所據資料源於何處，或許是鮮卑與匈奴結合的雜種。據《晉書·北狄匈奴傳》載，匈奴有四姓：“呼延氏、卜氏、蘭氏、喬氏”,其中，當以“呼延氏最貴”。屠各劉氏多與呼延氏聯姻，結成姻親關係。如劉淵的父親劉豹以呼延氏女為妻。劉淵起兵後，“立其妻呼延氏為王后”。劉聰殺兄僭位後，亦以“其妻呼延氏為皇后”。而且呼延氏在漢趙政權中亦有身居高位者，如司空呼延晏。由此可見，呼延氏是匈奴貴種，與漢趙政權關係尤為密切。離石胡帥呼延鐵應屬匈奴呼延氏，是稽胡的一種。西河胡帥張崇，雖是漢姓，但亦是匈奴後裔。此可以少數民族漢化的表現，即“改姓”來解釋。“因為政治上、生活上尤其是各族混居的原因，每個民族都分化出很多姓氏”^[22],匈奴屠各亦多變更自己的姓氏為張、李、王、路等漢姓。

“離石胡”不滿遷徙，離石胡帥呼延鐵、西河胡帥張崇聚種落反叛。庾業延以騎兵三千討伐，反叛之眾應與其人數相當。叛亂的結果便是呼延鐵被斬，張崇被擒，而跟隨反叛者多被散其種落，與它族雜居。

此後，又有諸胡聯叛事件。《資治通鑑》卷一一六載此事較詳：“吐京胡與離石胡出以眷叛魏，魏主嗣命元城侯屈督會稽公劉絜、永安侯魏勤以討之。丁巳，出以眷引夏兵邀擊絜，禽之以獻於夏；勤戰死。”《通鑑》將此次叛亂的時間置於晉安帝義熙九年十月條，即北魏明元帝拓跋嗣永興五年(413)。《漢書·地理志》載，西河郡轄縣有土軍。吐京，“即漢西河土軍縣，夷、夏俗音訛也”,“吐京胡”當為聚居此地的胡人。

離石胡與吐京胡反叛，又勾聯夏兵。“夏兵”當指於天賜四年(407)六月，自稱大單于、大夏天王的赫連屈丐所統帥的軍隊。《魏書·神元平文諸帝子孫》亦載此事：“吐京胡與離石胡出以兵(眷)等叛，置立將校，外引赫連屈丐。屈督會稽公劉絜、永安侯魏勤捍之。”赫連屈丐即“赫連勃勃”,是“匈奴右賢王去卑之後”,離石胡亦是匈奴五部的後裔，他們之間得以勾聯或許有這一部族背景。此次叛亂的結果史書雖未明確記載，但從其他傳記中可以推測。《魏書》卷三十《周觀傳》載，其“從破離石胡，加散騎常侍”。前述拓跋屈、劉絜、魏勤等人的討伐以失敗告終，“勤沒於陣，絜墜馬，胡執送屈丐，唯屈眾猶存。太宗以屈沒失二將，欲斬之”,而周觀卻因討伐離石胡有功而遷官。

離石胡形成割據之勢的當屬大業年間劉苗王(龍兒)父子的相繼為亂。隋煬帝大業九年、十年間，各地叛亂此起彼伏。如大業九年(613),王彥冰、王潤寇陷太原郡，李德逸“劫掠山東”,白榆妄“劫掠牧馬”、勾結突厥，韓進洛聚眾為盜……此年最大的叛亂當屬禮部尚書楊玄感之叛。大業十年(614)二月，唐弼聚眾反，以“李弘為天子，自稱唐王”。在各地叛亂風起雲湧的情況下，很多叛亂者多自立為王，甚至有稱皇帝，建立年號者。

這些叛亂出現在隋煬帝出兵高麗，“遼東戰士及饋運者填咽於道，晝夜不絕，苦役者始多為羣盜”的大背景之下。從大業八年到大業十年，隋煬帝三次出兵遼東，征討高麗。徵調的士兵不可勝數，僅有明確記載的，就達“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號二百萬，其饋運者倍之”。隋煬帝征討高麗的過程並不順利，“九軍並陷，將帥奔還亡者二千餘騎”,第一次征討高麗便以失敗告終。大業九年(613),隋煬帝又“徵天下兵集涿郡，始募民為驍果，修遼東古城以貯軍糧”。大業十年(614)二月，“詔復徵天下兵，百道俱進”。雖未有詳細的徵兵數額，但可以看到已經將普通百姓納入應役範疇，修築糧食屯戍點。相較於泛化的不滿於隋煬帝殘暴統治的觀點，苦於徵役，應是這一階段叛亂或者是叛亂者所憑藉的主要原因。大業十年十一月，離石胡劉苗王(龍兒)叛亂是苦於徵役下的反動。

有學者指出，“隋末農民起義是一次各族人民的聯合起義”,離石胡叛亂是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大業十年十一月，“離石胡劉苗王(龍兒)舉兵反，自稱天子，以其弟六兒為永安王，眾至數萬。將軍潘長文討之，不能克”。《隋書》將叛亂者記為離石胡劉苗王，根據行文的連貫，甚至會得出劉苗王的弟弟是劉六兒的錯誤理解。通過對新舊《唐書》的梳理，可知劉苗王當為劉龍兒，劉六兒乃是劉季真的弟弟。現列相關史料如下，以供分析：

《舊唐書·梁師都附劉季真傳》:“劉季真者，離石胡人也。父龍兒，隋末擁兵數萬，自號劉王，以季真為太子。

《新唐書·劉季真傳》:“劉季真，離石胡人。父龍兒，大業十年舉兵自稱王，以季真為太子，弟六兒為永安王。

《舊唐書》缺“六兒”的記錄，而《隋書》則缺“以季真為太子”的記載。從“義師起，季真與弟六兒復舉兵為盜，引劉武周之眾攻陷石州”的史料來看季真與劉六兒是兄弟，劉龍兒是他們的父親，劉苗王與劉龍兒是同一人。

劉苗王叛亂人數達數萬人，潘文長多次討之不能攻克，後被“虎賁郎將梁德所斬，其眾漸散”^[。但大業末劉季真與劉六兒能夠再度叛亂，説明“離石胡”勢力仍較為強大。這也能從後來劉季真“引劉武周之眾攻陷石州。季真北連突厥，自稱突利可汗，以六兒為拓定王，甚為邊患”的事實中得到證明。直到武德三年(620)劉季真被殺，“離石胡”叛亂才得以平定。

綜上所述，“離石胡”叛亂大多集中於北魏年間，另有隋煬帝末年劉苗王(劉龍兒)與劉季真父子的相繼叛亂。除了大規模的叛亂之外，“離石胡”不斷擄掠居民，北周武帝保定年間(561—565),“汾州之北，離石以南，悉是生胡(離石生胡),抄掠居人，阻斷河路”。“離石胡”叛亂的原因或出於不喜遷徙，或與其他胡帥聯叛，或擄掠居民，或謀求割據政權……有時單一，有時交織在一起。檢諸史料，終唐一代，石州境內的“離石胡”沒有出現叛亂行為，應與統治者的民族政策以及“離石胡”的漢化有關。

面對“離石胡”接而連三的叛亂，為維持政權穩固，當局者亦採取了一系列的應對方式：

首先，誅殺酋帥以鎮壓叛亂。如前所述，天興元年(398),庾業延討伐離石胡和西河胡叛亂，便是以“斬(呼延)鐵擒(張)崇”而告終的。

其次，離散部落，與編民雜居。除《魏書·庾業延》明確記載“散其餘黨”外,大業十年(614年)十一月，離石胡劉苗王叛亂被梁德所殺後，亦有“其眾漸散”的記載。這些人與當地居民錯落雜居，最終發展成為繳納貢賦的國家編民。

再次，派良吏為官長監督撫綏諸胡。《北史·庾慶則傳》載：“越王盛討平稽胡，將班師，內史下大夫高熲與盛謀，須文武幹略者鎮遏之，表請慶則，於是拜石州總管。甚有威惠，稽胡慕義歸者八千餘户。”宣政元年(578)九月，“汾州稽胡帥劉受邏(羅)千舉兵反”,詔以越王盛討之，“越王盛”即宇文盛。“汾州稽胡帥”也被稱為“汾胡帥”,仍是以胡人所居地來名之。對於此次叛亂的處理，蓋以“汾州之北，離石以南，悉是生胡”,所以選派官吏以羈撫諸胡。

值得注意的是庾慶則的出身，史書載，其“京兆櫟陽人也，本姓魚。其先仕赫連氏，遂家靈武，世為北邊豪傑”。有學者根據太原所出土的魚(虞)弘夫婦墓誌，提出“虞弘和虞慶則皆從魚氏改為虞氏，似屬同一家族”的的觀點。甚至有學者認為，庾慶則屬“西域胡人”。以《唐故處士魚君(本)墓誌銘並序》中“君諱本，字僧惠，其先京兆櫟陽人也”的記載來看,庾慶則的籍貫與其相同。而庾本的祖父是魚弘，其“為粟特魚國 (漕國)人，虞慶則當亦如是，北周或隋初從靈武回樂遷至京兆櫟陽”。前説若成立，則庾慶是西域粟特人，而以他為石州總管，撫綏諸胡能夠起到很好的效果，事實也證明了一點，“稽胡慕義歸者八千餘户”。

除以上做法外，當局者亦採取築城的方式，防止諸胡叛亂。如北周保定年間(561—565),“離石生胡數寇汾北，勳州(治玉壁，今山西稷山西南)刺史韋孝寬於險要築城，置兵糧，以遏其路”。這或許也是周武帝在此後於離石置州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