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手拍照解救乞討兒童

2011年1月，只要您在微博上關注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於建嶸教授開設的“隨手拍照解救乞討兒童”官方微博，每天打開微博必定能看到該微博一連串的更新，內容均是全國網友發佈的街頭乞討兒童照片和信息。據記者粗略統計，截至昨日，在上傳的乞討兒童照片信息中，共有50餘名為廣州地區的乞討兒童。

於建嶸表示，“隨手拍照解救乞討兒童”微博 ^[1]  的建立，起因是1月17日一名母親讓他幫忙發微博，尋找失蹤的孩子楊偉鑫。微博發出後，立刻引起網友關注，並且有網友表示，2010年初曾在廈門看到一名和楊偉鑫相似的孩子在乞討，並上傳了孩子乞討時的照片。隨後，孩子的家人立刻趕往廈門尋找其下落。

於建嶸説：“這個事情過後，不少網友都讓我幫忙發尋找孩子的信息。於是我專門建立了一個‘隨手拍照解救乞討兒童’的微博。希望通過網友的力量，讓丟失孩子的母親在這個微博裏看到希望。”

據介紹，目前該官方微博已形成一個5人小團隊，管理微博的分別是網友“@色色猴”、“@王瑤瑤”和“@80後大男生”。“@朱日坤”提供場地支持、攝影機、負責籌備製作工作。目前，該官方微博還在招募合適的志願者。

據於建嶸教授介紹，“隨手拍照解救乞討兒童”官方微博於1月25日正式建立，立刻引起全國網友的關注和支持。微博開通才5天就已有1萬餘人關注，300多條乞討兒童信息發佈其上。其中以廣州、長沙、廈門等地的乞討兒童最多。另據微博網友“董崇飛”統計，1月25日至2月2日，網友上傳的乞討兒童照片信息中，廣東共有104個信息。

首先，微博的作用佔了很大一個方面。

春晚説，微博就是公開的短信，這句話反應了微博的即時性和信息含量。他能夠在最短的時間內被特定的人收到，而短信的信息量則要求信息具有簡短的話語和明確的含義。除此之外，微博還有廣泛的流通性，能夠最快速的凸顯出具有共同關注價值的社會事件，並且不受交際圈的限制。信息量、流通性以及廣泛性，足夠微博作為一個信息平台的成功了。對於微博來説，他的下一步也體現在這三次詞語，怎樣在同樣字數或者多媒體的限制下給出更多的信息，如何在不同的環境不同的條件下共享微博而不是侷限於手機電腦等個人IT設備，如何讓不同地域不同階層的人有着共同的信息分享程度。第二，使人聯想到了當今社會的精神狀態。 隨手拍照解救乞討兒童的微博是由一位教授發起的，他的關注者有很多明星大腕以及政府機構。但是，更加重要的一點是，這個行動的響應者，志願者，信息收集者是誰？我想應該是7080後的一代年輕人。他們有熱血，有激情，熱愛生活，感恩社會。儘管被這個社會的種種壓力壓得無法喘氣，但是他們的骨子裏仍然充滿着愛，想要為這個社會做點什麼。

曾幾何時，我們大聲呼喊着，在這個拜金主義盛行的時代，在這個中國人沒有信仰的社會，金錢成為了一切的標準，成為了信仰。似乎那些摒棄道德和愛的人更容易獲得金錢上的成功。在這種浮躁的社會環境下，我們不得不隨波逐流，開始體會父輩們的真理，走進社會，接受現實社會的再教育，放棄自己從書中從學校中收穫和體會到的真誠和腳踏實地。營救拐賣兒童，正是對於這種情緒的發泄口。我們還有愛，我們還是真誠的，我們還是有激情的。工作上用不到這些詞語，與人打交道用不到這些詞語，那麼就拯救孩子這一點，我付出再多也不會錯。

劉易斯拐點是最近熱起來的一個詞語，即勞動力過剩向短缺的轉折點，是指在工業化過程中，隨着農村富餘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逐步轉移，農村富餘勞動力逐漸減少，最終枯竭。一是勞動力無限供給階段，此時勞動力過剩，工資取決於維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二是勞動力短缺階段，此時傳統農業部門中的剩餘勞動力被現代工業部門吸收完畢，工資取決於勞動的邊際生產力。由第一階段轉變到第二階段，勞動力由剩餘變為短缺，相應的勞動力供給曲線開始傾斜，勞動力工資水平也開始不斷提高。經濟學把聯接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的交點稱為“劉易斯轉折點”。 在我看，當前的中國，經濟形勢與精神狀態是有聯繫的。工業化的過程中，有農村富餘勞動力向着非農業產業轉移，但是並沒有轉移的限制，而是直至農村勞動力枯竭，工業勞動力過剩，此時意味着劉易斯拐點到來，工業部門不再有無限的勞動力，必須用有競爭力的工資來決定生產力，農業開始步入工業化，工業化勞動力與農業化勞動力將產生新的平衡。

而拜金主義，完全可以理解為當代人為了適應這種高速發展並且一切為經濟建設服務的副產物。就像工業化，無限的勞動力與如今的工業現狀是相輔相成的關係，説如今的中國是無數農民工前赴後繼硬推上去的應該不為過。拜金這種浮躁的社會狀態，也正如精神領域的農民工，這樣的精神狀態是最簡易最容易獲得利益最大化的，所以就廉價的，無限的充斥在社會上，儘管有人不斷呼籲和提醒人們的精神健康問題，但礙於大環境不會有根本性變化。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在工業化基本成型的今天，物質豐富達到了一定的程度，人們終於開始迴歸精神上的健康了。就好比，如果十年前招人的標準是會説話有小聰明，現在的用人標準就是誠實與腳踏實地。當社會繼續前進，物質需求得到更加充分的滿足，必然是精神上的高度進步，如果最終能達到共產主義，這些都是歷史的必然路程。隨手拍照解救乞討兒童這個事件，只是在一個合適的時間出現在了一個合適的地方。時間上正是社會轉型期，更底層人們的生活狀態開始被關注，和諧二字被逐漸迴歸到其本質的含義，就算不是解救乞討兒童這個事件，也必然有其他諸如關愛老人，整肅社會治安等類似共同關注的社會事件出現。而地點上則是微博以其獨特的信息共享能力使得這個事件被快速的無限放大，引起各種媒體和政府機關的關注。這個途徑，相比從前的報紙社評，電視曝光，天涯跟帖等相對傳統的途徑來説，又是一種進步，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隨着事件的進一步發展，拍照解救乞討兒童必然會成為一種獨特的有示範作用的平台，為日後更多類似的有規模的社會關注事件提供參考。

據於建嶸介紹，目前發佈的乞討兒童信息中，已有部分家庭留言稱可能是自家失蹤的孩子，並與發佈消息的網友聯繫。“現在這個微博的一個缺陷是信息反饋太慢。有時候家長或公安部門想聯繫網友不能第一時間聯繫上，而我們也不可能讓網友留下詳細的聯繫方式。”於建嶸説。

曾有網友建議於建嶸將微博的活動發展落實到地，建立相關組織收留乞討兒童。於建嶸則表示，公安部門等相關單位有對乞討兒童進行調查的職責，而網友的作用應該着重在信息蒐集方面。

2011年2月，在天河區體育東路與天河路交界處看到兩名身穿校服、在馬路上乞討的女學生。其中一名叫常麗紅，她們來自甘肅定西市岷縣中寨鎮，在媽媽的帶領下前幾天才到廣州乞討，目前居住在番禺市橋百越廣場附近。常麗紅説：“我今年15歲，父親病了，姐姐在上海念大學。媽媽説家裏急需錢，讓我出來乞討。”

常麗紅只知道母親姓馬，不知道全名，而且姐姐在哪所大學唸書也不清楚。記者因覺得其媽媽身份不明，便撥打110報警讓公安民警前來協助調查。經民警查證，常麗紅所説的家庭住址、父親姓名均正確。民警表示，過年期間，廣州也有不少貧困地區人員帶着孩子到廣州乞討，常麗紅應該屬於此種類型。廣州市公安局有關方面表示，他們已經關注“隨手拍照解救乞討兒童”微博。同時，警方提醒網友，如發現乞討兒童有被拐嫌疑請立即撥打110。廣州網友報警核實乞討兒童

2011年2月5日，微博網友“GJ的微博”在微博上發信息表示，他在廣州市天河區體育西路“鹿港小鎮”餐館門口看見一名男子在路邊抱着一名2歲左右的小孩乞討。當時孩子的頭部包着紙，紙上有很多血。男子自稱孩子跌傷了沒有錢看病，所以乞討。為了以防孩子是被拐來的，於是撥打110，乞討男子及其孩子隨後被帶回天河南派出所調查處理。

昨晚7時許，記者前往天河南派出所找到網友“GJ的微博”。他告訴記者，經公安部門證實，乞討男子和小孩是貴州人，已確定為父子關係。不過小孩頭上的傷是假的。而另外還有3名乞討母子也被送往公安局，目前公安部門正在確認他們的身份。

“GJ的微博”説，“我一直在關注‘隨手拍照解救乞討兒童’微博。儘管我覺得看到這種乞討兒童就報警的行為有點過激，但是下次讓我看到有乞討的兒童，還是會報警。目的就是推動大家關注乞討兒童，發現懷疑是被拐的兒童一定要報警，這樣被打殘廢、弄傷出來乞討的兒童就會減少。現在已經有600多人關注我在公安局發佈的最新消息”。

兔年（2011年2月）春節期間，一起非常值得關注的公共事件，就是微博“打拐”。網友們零碎的、非專業的行動，與公安部門、媒體、人大代表及政協委員等社會力量結合在一起，迅速形成輿論焦點。或許，在微博傳播的歷史上，這是一起值得被銘記的事件。

事件起於中國社科院學者於建嶸教授所發的“隨手拍照解救乞討兒童”微博，該微博經熱心網友不斷轉發，形成強大的輿論傳播力量，並吸引了傳統媒體的跟進與關注。一時間，微博與“打拐”分別成為春節期間的重要關鍵詞。這起高舉道德與法律旗幟的公共事件，為兔年春節塗抹了一層人文的亮色。

眾所周知，拐賣兒童婦女犯罪是極其野蠻、殘忍的社會醜惡現象，而那種逼迫兒童致殘之舉，更是令人髮指的反社會、反人類行為。鑑於兒童處於更為弱勢的行為狀態，拐賣兒童比之拐賣婦女犯罪更牽動人心，更容易引發公憤。於建嶸教授“隨手拍照解救乞討兒童”的微博之所以一時間應者雲集，既有其個人的影響力因素，也因為“解救乞討兒童”這一話題本身的張力。

新中國建國初期，拐賣兒童婦女犯罪曾遭嚴厲打擊，基本絕跡。上世紀80年代初，此類犯罪又沉渣泛起、死灰復燃，雖幾經嚴厲打擊和整治，但屢打不絕、時有反覆，呈發展蔓延之勢，急需加大打擊整治力度。很明顯，這一次的微博“打拐”事件能夠產生如此之大的社會影響力，與微博這種傳播平台密切相關——所謂“以圍觀的方式改變世界”，箇中反映的，正是微博的一種傳播規律與特性。同時，拐賣兒童婦女犯罪形勢的漸趨嚴峻，則是微博“打拐”事件的主要社會背景。

2010年，曾被稱為中國的微博元年。隨着相關技術的不斷成熟，隨着微博註冊用户數量的不斷增加，微博平台越來越呈現出影響輿論甚至製造輿論焦點的力量。在2010年的多起公共事件當中，微博的功能展現可圈可點。不過，在微博“打拐”這一事件中，撇開技術層面的東西不談，就本質而言，其反映出的，仍是在處理公共事務過程中湧動的不可小視的民間力量。這種力量促使政府與民間行為合力，共同推動社會的進步。

回顧仍在進行中的微博“打拐”事件，人們在對微博發起者致以敬意的同時，也對眾多網友的熱心圍觀乃至參與，感慨良多。不少網友紛紛將所見到的乞討兒童照片上傳至微博，不斷與各地新聞媒體以及公安部門互動交流，形成了難以阻擋的“打拐”力量。沒有眾人拾柴，微博“打拐”這把火怎可能燒得如此之旺?民間的力量在督促、幫助警方加大對“打拐”的重視與投入，而不只是袖手旁觀。另外，高度流動的信息，其巨大價值難以用語言評估。從微博“打拐”這一事件中，人們也發現，事件的核心，即拐賣兒童婦女犯罪必須得到更為有力的打擊。兒童被拐，一般有兩種去向，一是被“賣”，與買方的私自收養聯繫在一起；二是被逼為丐——許多報道都已經梳理出，兒童被拐為丐的背後，有一條清晰的利益鏈條。而不論是被“賣”還是被逼為丐，都致使許多家庭骨肉分離，甚至家破人亡，嚴重危害社會和諧穩定。通過警方近年來公佈的一些信息看，拐賣兒童婦女犯罪已現上升勢頭，若不能有力遏制，後果必然十分嚴重。

希望大家在看到街頭乞討兒童時隨手拍照或錄像，可上傳自己的微博並關注“隨手拍照解救乞討兒童”微博。

1、在（騰訊、新浪、搜狐、網易、貓撲、新華、人民、人人、開心、鳳凰、央視、天涯、優酷、百度、51等）各大主流網站首頁、頻道首騰出位置，專題推薦報道“隨手拍照解救乞討兒童”行動。只要一有關於兒童失蹤或者被拐賣的信息，立刻整理資料並上傳活動官方網站，並進行推薦報道。發現失蹤被拐賣的兒童，立馬聯繫當地媒體進行直播，並通知家屬確認，連同當地警察一起解救。讓父母和被拐賣的兒童寫個解救後感，讓更多的兒童失蹤父母看到希望，鼓舞他們，讓他們堅持不懈地找到自己的孩子為止。其他兒童失蹤家庭也可以上網關注信息，以便早日找到自己的孩子。不會上網的，可以由會上網的人陪同。

2、為保被拐兒童安全，要建立新數據庫

於建嶸教授表示，連日來，網友積極響應，警方及時出警，讓他感到由衷的欣慰。但微博照片數量不斷增長，網民瀏覽數量的暴增讓他意識到了一個新問題。

於建嶸説，我們要考慮到拐賣兒童的可能是團伙，有人可能將轉移被拐兒童。從被拐兒童的安全考慮，儘量避免行動被犯罪分子發現。我們要建立新數據庫，做好保密工作。網友可以上傳照片，我們實行數據庫管理，把家長髮的照片進行對接，身份確認後允許他來看，免得打草驚蛇，照片將來不公開。總之我們要改變相關工作，使事情更加有效。

於建嶸教授説，解救乞討兒童的微博不僅僅引起廣大網友的關注，也引起全國各地公安系統的關注，更得到公安部門的大力支持。公安部、各省公安廳、各地方公安民警都非常配合。他們在微博裏也反覆呼籲，號召網友們打110，讓大家重視這個活動。

3、鼓勵全民參與，只要看見和發現乞討兒童，立即報警並拍攝照片上傳網絡，門户網站負責推薦。並聯系當地媒體進行跟蹤報道，以便能順藤摸瓜找出更多的失蹤兒童。

4、建立有獎機制，凡是看見、發現、拍攝到乞討兒童或者提供線索的，併成功協助解救的，由家屬獎勵現金或者話費。

5、報紙開闢專欄報道“隨手拍照解救乞討兒童”行動，兒童被拐賣信息傳播、跟進、解救、回家等全程報道。

6、電視和電台在已有的欄目開闢報道“隨手拍照解救乞討兒童”行動環節，兒童被拐賣信息傳播、跟進、解救、回家等全程報道。

7、為了防止拐賣兒童的人販子聞風而逃、藏匿，建議進行地毯式的打拐行動。

2011年1月25日以來，知名學者於建嶸開設的“隨手拍照解救乞討兒童”微博頗受關注。據報道，一方面，是網友紛紛將乞討兒童照片上傳至微博，希望家中有孩子失蹤的父母能借此信息找到自己被拐的孩子。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公安部門也對此予以迴應，並提醒網友，如發現乞討兒童有被拐嫌疑的請立即撥打110。

由學者發起，以微博為平台並由廣大網友參與的這項“解救”實踐，試圖通過網絡所帶來的技術性變革，扭轉以往在解救乞討兒童上信息隔絕的困境。此項“解救”成效究竟如何，自然還有待時間來檢驗。但在“隨手拍照解救乞討兒童”這一微博運行僅僅數天之後，我們已經樂觀地看到，微博所帶來的強大的社會動員能力。這一社會力量如能保持良性運轉，它所能帶來的社會收益將無可估量。

在這個“人人都有攝像機（手機拍照）”的時代，經由網絡傳播，已經有越來越多的網友具備了隨時都可成為“隨手拍”志願者的心境。收穫實質的“解救”成果，將只是時間問題。

旨在“解救乞討兒童”的“隨手拍”，還因其貼上了網絡媒體的標籤，而將擔負起監督乃至倒逼一些政府部門履職的功能。“隨手拍”是以網絡為媒介的社會動員，它的社會屬性和輔助作用異常明顯。解救乞討兒童的首要責任人仍是政府———當然，還可以具體到相應的政府職能部門。

從法律上説，乞討兒童本不應存在。《義務教育法》明確規定了凡年滿六週歲的兒童均應入學接受規定年限的義務教育。“適齡兒童、少年不入學接受義務教育的，由當地人民政府對他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批評教育，並採取有效措施責令送子女或者被監護人入學”。僅就這一法條的施行而言，年滿六週歲的乞討兒童都應接受當地政府的調查和救助。儘管這一工作可能會涉及複雜的異地協作和部門協作，但“複雜”並不是地方政府可以一推了之的理由。

對於未滿六週歲的兒童，也不應允許其乞討。 《未成年人保護法》對未成年人基本建立起了全方位保護機制。當作為最底層的“家庭保護”出現問題之後，“行政保護”、“社會保護”和“司法保護”理應無縫銜接。乞討兒童集中在城市，且乞討必須公開進行，因此，乞討兒童的行蹤並不難掌握。作為綜合執法主體的城管，能否擺脱與小攤販進行街巷追逐戰的固有形象，也真正履行起管理和協調職能來———至少，城管在發現乞討兒童後可區別情況及時聯繫公安或民政部門。

與此相關的另一項政府職能，是打擊隱藏於乞討兒童身後的刑事犯罪。除拐賣兒童外，刑法還明文規定了“強迫乞討罪”———以暴力、脅迫手段組織殘疾人或者不滿十四周歲的未成年人乞討的，即構成犯罪。對網友而言，在發現乞討兒童之後，既可以“隨手拍”上傳到微博，也可以同時向警方報案。對公安部門而言，不管有無接到報案，也不管是網上還是網下的信息，只要是本地出現了乞討兒童，都應進行調查處理。與司法的被動屬性不同，偵查是一項主動的權能。並不是所有的乞討兒童背後都有刑事罪案，只有經過調查之後才能排除暴力、脅迫或拐賣等犯罪嫌疑。從法治的角度看，對兒童乞討熟視無睹，就是一種失職。

網友夏商建議：“對待兒童被拐去乞討的最好杜絕辦法是：甭管乞討小孩多可憐，也甭管真是乞丐、自己小孩還是拐來的小孩，一律不給錢。給錢就是培育市場，堅決不給，讓這個市場凋敝，才會讓殺千刀的人販子死心，才不會有後面小孩被拐被弄殘。”

這條微博引起不少網友響應。但有網友擔心：如果不給，孩子討不到錢會被打的。該網友説，十幾年前，他在北京動物園天橋上親眼看到一個惡婦用礦泉水瓶打不肯乞討的女孩的頭，打得很兇，這一幕迄今難忘！“咱們現在要做的是聯合起來報警。”

不少網友認為，的確不能給錢乞討兒，給錢只會讓人販子變本加厲地拐騙兒童。“有善心的人們，應該把善款捐到合法的慈善機構。”

隨着解救行動的深入，也有一些網友發現，隨手拍照上傳網絡可能帶來一些法律問題，比如，會不會侵犯被拍兒童的隱私？

知名網友王小山説，這裏面確實存在隱私權問題，“乞討者也有尊嚴，隨便拍你都未必高興，何況低收入敏感人羣、兒童？”有網友説：“有沒有想過，如果有一天，這些孩子長大了，這些曾經的照片，這些曾經的遭遇，會為他們的生活帶來怎樣的問題？”

媒體人士趙何娟在微博中指出，新聞規範中即要求對未成年兒童的鏡頭和照片等個人信息未經許可都要打馬賽克等，哪怕是勞教者。但被殘害脅迫行討的被拐兒童是否可與正常行乞兒童區別對待，也很難説清楚。

一些網友擔心，就算被拐乞討兒童被拍照，由於分離幾年，兒童變化大，其父母未必能夠認出來。照片認親的可能性不大，也不可靠。

知名網友張洪峯近日觀察警方處置乞討兒童，發現警方按照規定只能調查詢問，而幾個兒童均回答大人是他們的家長，嬰兒則無法詢問，這種方式並不能絕對排除兒童系被拐。“公安部是否能出台規定，警方在接到乞討兒童的報案或巡邏發現後，應對家長和兒童進行血液採集，用技術驗證系親屬關係？”

一些人士呼籲，建立全國被拐兒童父母的DNA資料系統，一旦發現被網友舉報的可疑乞討兒，立即用技術手段測試乞兒的DNA進行比對。

一些人士擔心：讓乞兒們的照片在網絡上流傳，會不會給孩子帶來即時的危險和傷害？人販子會不會立即將其藏匿或滅口？

網友易天稱：“看見名人們在微博上掀起聲勢浩大的拯救孩子運動，希望全民拍照監督報警，不禁倒吸一口涼氣。我無任何鄙視的意思，一個無經驗的執行者，也許會斷送不少孩子的性命。”

網友“染香”稱“易天”是“明白人”。她説，拐賣兒童主要是將兒童拐騙然後賣了，被拐賣兒童不一定會去乞討。而乞討兒童的組織者常常會每年給孩子父母一筆費用，以收養的方式來逃避法律打擊。

一些人士認為，根本解決之道是立法要完善，公安、民政等部門要認真履行職責，以及建立一整套有效的打拐體系，網友們的拍照解救行動最多起到輔助作用。不過，幾乎沒有人懷疑，網友們的參與將會有力地推動問題的解決。

拍照解救乞討兒童應避免負面效應

既要解救乞討兒童，又要嚴懲犯罪分子，一個較好的辦法是：網友發現乞討兒童後，悄悄拍照作為證據，並立即報警，要求警方便服前來偵查，以發現隱藏的操縱者，網友可到公安部門作為證人。

由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副研究員於建嶸等發起的“隨手拍照解救乞討兒童”微博活動，得到眾多網友的支持，截至目前，共有800多張網友街拍乞討兒童照片被髮布在該微博上。警方也提醒網友，如發現乞討兒童有被拐嫌疑的請立即撥打110。

活動組織者的目的，是通過對乞討兒童拍照並上網，使失蹤兒童的父母在網上辨認，和拍照網友取得聯繫後去當地解救。但是，也有些可能的負面效應需要考慮，比如犯罪團伙在網上看到相關信息，等乞討兒童的父母趕到當地時，乞討兒童已經被轉移了，或者為了避免兒童被認出對其進行二次傷害。

有網友會説，乞討犯罪團伙不上微博啊。但這只是可能的情況之一，誰也不能排除另外的一種可能：乞討犯罪團伙也會收集相關信息。現在社會各界對此事都很關心，怎麼能排除他們獲悉情況的可能呢？哪怕發生一起因拍照“曝光”而引發的對乞討兒童造成二次傷害事件，那這項活動的代價也就夠大了。

既要解救乞討兒童，又要嚴懲犯罪分子，一個較好的辦法是：網友發現乞討兒童後，悄悄拍照作為證據，並立即報警，要求警方便服前來偵查，以發現隱藏的操縱者，網友可到公安部門作為證人。當警方經調查證實乞討兒童可能是被拐賣或拐騙的，並已經對乞討兒童採取了救助措施以保證其人身安全後，經公安部門同意，再將照片發佈到微博上，以供失蹤兒童的父母辨認。

而且，那些乞討兒童，一部分是被拐賣的，一部分不是，有的是父母或者親人領着孩子乞討，經警方確認再發布照片，也可以避免“誤傷”這些乞討兒童。

因此，網友們在做好線索提供者（對公安部門）和信息提供者（對失蹤兒童的父母）的同時，也應注重和政府有關部門以及警方的聯動。

實際上，政府對救助乞討兒童的工作十分重視，民政部、公安部等部門在2009年發佈的《關於進一步加強城市街頭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和流浪未成年人解救保護工作的通知》明確規定：接到羣眾舉報線索，要快速出警，及時處理，做到件件有記錄，件件有人管。堅持解救與打擊並重的原則，及時開展調查工作，確保打擊有力，解救到位。

這些規定能否最有效地發揮作用，還取決於對相關部門的監督和問責制度是否完善，而現在社會各界的積極參與，本身還是一個有效的外部監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