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遺址

1978年至198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隊與臨汾行署文化局合作，揭露了居住區和墓葬區，發掘墓葬一千餘座。其中大貴族墓葬9座，出土了陶龍盤、陶鼓、鼉鼓、大石磬、玉器、彩繪木器等精美文物，震驚海內外，確定了陶寺文化。

1999-2001年，確定了陶寺文化中期城址，城址呈圓角長方形，東西長1800米，南北寬1500米，中期城址總面積為280萬平方米，方向225°。從此陶寺遺址的田野發掘與研究的目的從探索一個龍山文化晚期的超大型聚落，轉向探索一個都邑聚落的佈局與性質，追尋其社會組織發展水平是否已經進入到國家社會。而從考古的角度探索一個都城遺址，可以通過城牆、宮殿、王陵、宗教禮制建築等考古遺存判定。

2002年春季開始，陶寺遺址的聚落考古研究一直被納入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之中，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隊與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臨汾市文物局合作，在陶寺城址共發掘4000平方米，確定了面積為56萬平方米的陶寺早期小城、下層貴族居住區、宮殿區、東部大型倉儲區、中期小城內王族墓地以及祭祀區內的觀天象祭祀台基址。

陶寺北墓地2016年考古發掘取得重大收穫，共發掘春秋晚期墓葬5座。其中2座大型墓葬為春秋晚期墓葬，同是大夫一級的貴族夫人墓，出土有鼎、豆、鑑、壺、簠、舟、鬲、盉、盤、甗等青銅容器35件，以及樂器銅鎛8件、銅紐鍾9件、石磬4套20件和玉飾件等隨葬品，為研究煌煌800年的晉國史提供了寶貴材料，發掘中發現了東南門址和東南拐角處的側門。

2017年春季發掘中，考古工作者對疑似東南門址和東南拐角處的側門進行了擴大發掘，基本確認陶寺文化早期開始挖基槽夯築城牆，中期繼續使用，至陶寺文化晚期時，在早期牆基之上略微錯位挖出較淺的晚期牆基槽夯築城牆，同時，發掘中還通過解剖確認了東牆的存在，本次發掘基本確認了陶寺遺址宮城的存在 ^[5]  。

2022年1月11日，陶寺遺址宮城內大型夯土建築基址發掘與發現，對於中華文明起源以及早期中國等重大課題的研究具有推動意義。 ^[10] 

陶寺遺址(4張)

1、最早的測日影天文觀測系統

2、發現了到遺址發掘為止最早的文字

3、發現了目前發現最早的金屬樂器。 ^[11] 

4、發現了中原地區最早的龍圖騰

5、發現了到遺址發掘為止世界上最早的建築材料——板瓦

6、發現了黃河中游史前最大的墓葬

7、黃河流域史前最大的城址 ^[13] 

8、發現了世界上最古老的觀象台，比英國巨石陣早500年

曾一度是國內最大史前城址，如今其規模僅次於浙江良渚古城和陝西神木石峁遺址。

1984年考古工作者在陶寺遺址中發現一片扁壺殘片，殘片斷茬周圍塗有紅色，殘片上朱書兩個文字，其中的一個字為“文”，另外一個字專家們有“堯”“易”“命”等多種解釋。文字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關於中國文字的起源，大家公認甲骨文是初步定型成熟的文字系統，但同時也認為在甲骨文之前還有一段很長的歷史。這個殘片上的朱書文字表明，早在比殷墟早七八百年的陶寺時期，人們已經開始使用文字，它們的發現對於研究中國文字的起源有着重要的意義。

在陶寺類型居住址中發現很多小型房址，周圍有道路、水井、陶窯和較密集的灰坑。房址分地面、半地穴式和窯洞三種，以後兩種居多。半地穴式房基平面多作圓角方形，少數呈圓形。長、寬一般在2～3米。室內地面塗草拌泥，經壓實或焙燒，多數再塗一層白灰面，並用白灰塗牆裙，可見當時白灰已得到廣泛應用。居住面中央有柱洞和灶坑。牆面上往往有或大或小的壁龕。有的還在室內一側設置灶台，灶台後部有連通室外的煙道。窯洞式房址四壁向上弧形內收形成穹窿頂，高約2米，平面形制、結構等多與半地穴式房址相仿。水井為圓形，深13米以上，近底部有用圓木搭壘起來的護壁木構。陶窯為“橫穴式”，窯室直徑在0.7-1米，有多股平行火道或葉脈狀火道。灰坑有筒形、袋形、鍋底形等幾種。此外，還發現夯土碎塊和刻畫幾何紋的白灰牆皮。

從2013年3月31日開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與山西省考古所聯合持續對陶寺遺址疑似宮城城牆進行了發掘。到2017年年中，已基本廓清了宮城城牆堆積、結構、年代、發展演變等問題。陶寺宮城位於陶寺遺址東北部，呈長方形，東西長約470米，南北寬約270米，面積近13萬平方米。方向大體北偏西45度，即315度，與陶寺大城方向基本一致。由北牆、東牆、南牆、西牆組成。城垣地上部分已不存在，僅剩餘地下基礎部分。南牆西段及西南拐角被大南溝破壞掉。

發掘發現宮城城牆東牆與南牆之間存在缺口，缺口寬10餘米位於宮城東南角，應該是出入宮城的側門，更為重要的是，缺口處靠東牆內側接出一夯土基址，長約10米、寬約11米，很有可能是側門東牆上“內墩台”基礎。而南牆在此拐角處又繼續向外（東）延伸出約15米收回，整體形成短“L”形。另外，在南牆基槽外側發現有一處與基槽同期的磉墩類柱礎。經過對南牆和東牆的進一步解剖，確認二者均存在陶寺文化早期與晚期兩期牆基槽，而內墩台為陶寺文化晚期。也就是説，陶寺文化早期開始挖基槽夯築城牆，中期繼續使用，至陶寺文化晚期時，在早期牆基之上略微錯位挖出較淺的晚期牆基槽夯築城牆。

考古發掘者推測陶寺文化早期時門址所在只有始建的宮城南牆，中期繼續使用，晚期簡單改建或重建並向外接出兩側夯土基址，形成類似“闕樓式”的門址。

考古隊對宮城東牆也進行了解剖性發掘，通過解剖確認了東牆的存在。東牆整體寬13.6米，實際上包含陶寺文化早期和晚期兩個時期的牆基槽，二者略有錯位，早期牆基槽偏東，牆基槽殘寬約10米，陶寺文化晚期牆基槽偏西並打破了陶寺文化早期牆基，殘寬近4米，基礎較深，約4米以上。陶寺文化早期東牆牆基夯築質量較好，平剖面夯築板塊非常明顯 ^[5]  。

陶寺居民的部落公共墓地，在居住地的東南，面積3萬平方米以上。它的使用時間，大致同居住地相始終，發現墓葬1000餘座，都是長方形土坑豎穴墓，除很少的二次葬、屈肢葬和個別俯身葬外，一般是成人的仰身直肢單人葬，頭向東南，排列整齊。不同的氏族葬區在墓葬規模和坑位密度等方面，存在着差別。這裏的墓大致可分為三類：

大型墓：長3米上下、寬2米多。使用木棺。隨葬品可達一、二百件，有彩繪陶器、彩繪木器、玉或石制的禮器和裝飾品以及整豬骨架等。已發現9座，不及墓葬總數的1%。經鑑定，墓主都是男性。

中型墓：長、寬尺寸略小。使用木棺。一般隨葬成組陶器（包括少量彩繪陶器）、木器和玉、石器，幾件至一、二十件不等，常見豬下頜骨數個至數十個。這類墓佔墓葬總數的近10%。死者多系男性，僅分佈在大型墓兩側的為女性。

小型墓：墓坑小而狹長，一般長2米，寬0.5米左右。大多沒有木質葬具和隨葬品。這類墓約佔墓葬總數的90%。

陶寺墓地各類墓“金字塔式”的比例關係，應是當時社會結構的反映。早期大、中、小型墓在規模和隨葬品有無、多寡、品類、優劣等方面，差別已經十分顯著，顯示出氏族成員間的平等關係早已被破壞，貴賤有別高下依序的等級制度已經存在。處在塔尖位置的大型墓隨葬品豐富、精緻，有鼉鼓、特磬等重要禮器，推測墓主應是掌握祭祀和軍事大權的部落首領人物。而佔墓葬總數將近90%的小型墓，墓室僅能容身，死者身無長物 ^[3]  。

遺址出土的生產工具和武器，有石制的斧、錛、鑿、鏟、刀、鏃，骨質的鏟、錐、鏃，陶紡輪和製陶用具陶拍、陶墊等。扁平長方形石鏟數量最多，晚期出現有肩石鏟。石鏟和木耒是當時兩種主要的起土工具，灰坑壁和墓壁上留有它們的痕跡。

出土文物(10張)

隨葬的陶器有灶、罐、壺、瓶、盆、盤、豆，個別墓有鼎和觚。凡泥質盆、罐、壺、瓶、盤、豆，均施彩繪，都是燒成後着彩，以黑陶衣為地，上施紅、白、黃彩；或以紅色為地，上施黃、白彩。紋樣有圓點、條帶、幾何形紋、渦紋、雲紋、回紋、龍紋、變體動物紋等。斑斕絢麗的彩繪陶器，構成陶寺類型文化一大特色。彩繪蟠龍圖形的陶盤，是其中最富特徵的器物。這是迄今在中原地區所見蟠龍圖像的最早標本。從出土情況判斷，龍盤是一種禮器，龍紋則可能是氏族、部落的標誌。一些彩繪紋樣與商、周青銅器花紋頗為接近。

大型墓出上的彩繪木器，構成陶寺類型文化的另一特色。這些木器的胎骨都已朽沒，依靠殘存的彩繪顏料層得以剔剝出原來的形狀，已知有案、俎、幾、匣、盤、鬥（勺）、豆、“倉型器”、鼓等多種器形。木鼓均成對，與一件大型石磬（特磬）同出。鼓腔作直筒形，高1米，直徑0.4～0.5米，系樹幹挖制而成，外着紅彩或以紅色為地，用黃、白、黑、藍諸色描繪出繁褥的紋飾。由散落在鼓腔內的鱷魚骨板得知，當初是以鱷魚皮蒙鼓，即古文獻中所稱的“鼉鼓”。

陶寺遺址出土的玉、石禮器和裝飾品有磬、鉞、瑗、環、梳以及用綠松石、蚌片鑲嵌的頭飾、項飾、臂飾等。石磐通常用石灰岩打製而成，作倨句型，長80～90釐米。它和鼉鼓都是已發現的古代同類樂器中最早的珍品。墓中還有一種大型廚刀，通常大小3件成組出現，類似的器物在古代黃河流域是十分罕見的。

有不少從陶寺遺址出土的樂器，包括鼉鼓、土鼓、特磬、陶鈴、銅鈴、陶壎等。據考古專家介紹，整個陶寺遺址中共計發現類似樂器26件。其中，鼉鼓和特磬都是迄今所知同類樂器中最早的，這也使鼉鼓與特磬配組的歷史從殷商上溯一千多年；陶寺出土的銅鈴，是中國已發現最早的金屬樂器，該銅鈴紅色，長6.3釐米，高2.7釐米，壁厚0.3釐米，含銅量為97.8%，遺址早期文化層中，曾發現過同樣形制度陶器。這些樂器的出土，對於揭示四千多年前的音樂發展水平，認識音樂與祭祀、埋葬習俗的關係，探索禮樂制度的起源與發展，都有着極其重要的意義。

龍山文化時代陶寺先民過着長期定居的農業生活，掌握了較高的建築和鑿井技術，有發達的農業和畜牧業。飼養的家畜有豬、狗、牛、羊等，以豬為最多，盛行用整豬或豬下頜骨隨葬便是例證。製陶、制石、制骨等傳統手工業已從農業中分離出來，還產生了木工，彩繪髹飾，玉、石器鑲嵌和冶金等新的手工門類。生產的多樣化和專業化，使社會產品空前豐富 ^[3]  。

陶寺遺址早期文化遺存的主要特點是：陶器主要為手製，陶胎一般比較粗厚，器壁厚薄不均勻，器形也不如何規整；陶器顏色較雜，紋飾主要採用繩紋；炊具釜灶較多，其次為扁矮足鼎，侈口深腹罐、陶缸等；器具以平底器為主，圈足器很少，袋狀三足器僅有一種；盆、罐、甕的扣多平折；扁壺的對稱鈕多在頸部。從已發現的陶器羣來看，除折腹盆的形制和廟底溝仰韶文化的淺腹盆有着某些相似之處，陶缸、矮足陶鼎等可以在山西、河南等地的其他龍山文化遺址中找到對比材料外，其他大部分的器形大多是初次看到，據此基本可以説明這一期文化遺址的特點。

陶寺文化(7張)

陶寺遺址晚期文化遺存的主要特點是：陶器的製作方法除手製外還出現了輪制、模製等其他製作方法，陶胎較薄，器壁厚薄較為均勻，器形也較為規整，咋的陶相對於前期已經很少，絕大部分為火候較高的灰陶和磨光黑

陶紋飾除早期的繩紋以外，籃紋也成為了主要的紋飾，方格紋則已成為居繩紋、籃紋之後的紋飾；炊具主要是陶鬲，其次是部分三足器，沒有發現釜灶、鼎、缸；泥制容器中，形制大小不同的圈足罐、折肩罐十分普遍，圈足豆、敞口盆、單耳杯比較多見；扁壺一側壺腹中部明顯外鼓，口部下收有短頸，凸狀鈕施在户口鹽商；罐、盆、豆等器口內沿多見雙摺細稜等。從整個器羣來看，這期遺存有一些接近河南龍山文化的因素以及較多與河南龍山文化三里橋類型相近的因素。

陶寺遺址的早晚兩期文化遺存，就文化面貌來看，兩者之間的關係十分密切並且已有跡象表明，陶寺文化早晚兩期遺存之間有承襲關係，從總的方面來看，仍屬龍山文化範疇，但同時又具有自身的特點。因此，考古學界將陶寺遺址視為黃河中游龍山文化的另一種新的類型 ^[6]  。

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不是一蹴而就的，他的起源和形成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只有文明因素不斷髮展積累和彙集，到一定程度才能形成成熟的文明。而一般認為國家的形成作為文明階段的標誌。對於國家的形成標誌，一些學者提出其標誌應當包括文字、城市、大型禮儀性建築以及青銅器等。而在分析陶寺已發現的遺存之後，可以發現這些文明因素在陶寺遺址中都可可以找到原型。而且中國古代的巫文化崇拜、祖先崇拜以及禮樂典章制度的發達也應當肇始於陶寺文化 ^[2]  。

2015年6月18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王巍在國新辦舉行的“山西·陶寺遺址發掘成果新聞發佈會”上，介紹了對陶寺遺址考古的重大成果，認為：山西省臨汾市襄汾縣陶寺遺址，就是堯的都城，是最早的“中國”；沒有哪一個遺址能夠像陶寺遺址這樣全面擁有文明起源形成的要素和標誌，陶寺遺址已經進入文明階段 ^[7]  。是黃河流域進入早期文明社會的最早實證。 ^[15] 

歷經長時段考古挖掘，經過幾代考古工作者的整理、編纂與修改，集結而成的《襄汾陶寺——1978—1985年發掘報告》於2015年12月12日正式出版。

2023年10月13日，中國郵政集團有限公司發佈消息，中國郵政將於10月17日發行《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特種郵票，一套4枚，全套郵票面值4.80元。其中包括了陶寺國家考古遺址公園。 ^[12] 

1988年1月13日，經國務院批准，陶寺遺址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14] 

2021年10月，入選為“百年百大考古發現”。 ^[8] 

2021年10月12日，入選國家文物局《大遺址保護利用“十四五”專項規劃》“十四五”時期大遺址”名單。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