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禮節

陳禮節，字和夫，湖北漢陽人。16歲中學畢業時名列榜首，漢口同文書院用庚子賠款送他去日本留學，先後在日本第一高等學校、京都帝國大學攻讀醫學。留學期間，參加了日本友人組織的秘密讀書會，積極營救被日本政府逮捕的留學生中的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七七事變”後，他辭謝了京都帝國大學真下教授希望他在日本攻讀博士學位的挽留，毅然返回祖國為抗戰出力。先後在上海、武漢、成都、重慶、宜昌、長沙、福建等地，從事醫學教育。抗戰勝利後受聘出任台灣大學醫學院教授。1948年夏來杭，任省立杭州醫院（今浙江中醫院）院長兼浙江醫學院教授。解放前夕，他斷然拒絕國民黨要他將醫院遷往寧波、舟山的命令，保護醫院，保護物資，迎接解放。杭州一解放，他立即擴大牀位，組織醫務人員，收治解放軍傷病員。

1950年後，他先後任杭州市衞生局副局長、局長。1955年，陳禮節當選為杭州市副市長，分管文教衞生等工作，對開展羣眾性的愛國衞生運動，作出建樹，杭州曾獲得全國衞生先進城市的稱號。十年內亂中，陳禮節受到迫害。粉碎“四人幫”後，歷任民進浙江省籌委會主委、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浙江省政協副主席。 ^[5] 

1906年2月，陳禮節同志出生於湖北漢陽。青年時代的陳禮節資質聰穎，好學上進，為人正直。由於陳禮節學業成績優異，當時漢口的同文書院用庚子賠款送他去日本深造。

1926年12月，20歲的陳禮節漂洋過海，從漢口出發赴日本留學。他先後在日本第一高等學校、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攻讀醫學。

1936年大學畢業後，他作為研究生進入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內科研究室繼續深造。

1937年盧溝橋“七· 七”事變。陳禮節義憤填膺，毅然放棄內科醫學博士研讀，於當年12 月返回祖國。陳禮節表示：絕不做亡國奴，決不當漢奸，當為抗日戰爭出力，報效祖國。

在抗日戰爭期間，他跑遍了上海、武漢、成都、重慶、宜昌、長沙、福建等地，執教於抗日流亡大學——西北聯大和福建醫學院。陳禮節精通德、日、英三國語言，醫學基礎紮實，內科專業知識豐富。他在西北聯大擔任內科教授兼附屬醫院內科主任。他一方面診病救人，一方面開展醫學教育，自己編寫講義給學生授課，並親自指導學生臨牀實習，深受大家的歡迎。

抗日戰爭勝利後，台灣重歸祖國懷抱。1946 年7月，正在福建醫學院任內科教授的陳禮節應國民黨陳儀將軍之邀，前往台灣擔任台大附屬第一醫院的“接收大員”。陳禮節組建“接收內閣”，無論是掌握財權的財會人員，還是享有特權的緝查人員，他使用的全是當地台灣人。陳禮節帶領接收清理隊通宵達旦地工作，認真查賬理財，不分財產貴賤，一筆不漏，仔細造冊，涓涓歸公。台灣行政公署對陳禮節廉潔正派的工作作風大加讚賞，誇他為“接收大員”的楷模。

正當陳禮節為台大附屬第一醫院設計新的藍圖時，台灣形勢更為複雜，陳禮節夫婦不得不中斷台灣的事業，告別了寶島，來到杭州。在杭州要找棲身之地，夫婦兩人犯了難，租房要金條，他們一點辦法也沒有。周圍的人覺得不可思議：“人家都爭着去台灣發財，你們兩個大教授，台灣回來後連房子都租不起，真不可思議！太傻了！”陳禮節笑笑：“人各有志。古話説得好，‘我以不貪為寶’，我就是要做這種人！”

陳禮節夫婦從台灣帶回的唯一值錢的財產是一台電子管收音機。正是這台收音機，在中國黎明的前夕使這兩位相濡以沫的夫婦選擇了正確的道路。

回到杭州後，陳禮節夫婦被聘為浙江醫學院教授，陳禮節並任杭州省立醫院院長。他們非常關心時局，經常在夜深人靜時收聽新華社播發的消息，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使他們歡喜若狂，激動無比，他倆暗暗商量着迎接解放的事。這時，解放大軍南下勢如破竹，杭州解放在即，國民黨軍政要員紛紛逃跑。

1949年3月底4月初，陳禮節接到國民黨浙江省政府衞生處處長徐世倫的電話命令：叫他馬上將醫院遷往舟山。他知道杭州快解放了，於是一面尋找各種藉口軟拖硬磨有意拖延，與國民黨政府巧妙周旋；一面動員醫院醫務人員安心工作，團結醫院職工，保護醫院的醫療儀器設備和藥品物資，嚴防敵特破壞。國民黨見軟硬兼施也奈何不了他，便決定潰逃時炸燬藏在紅樓的美國善後救濟總署留下的大批藥品、醫療器械和物資（其中有布匹、紗布、毛毯、棉花等）。陳禮節知道後非常着急，情急之下，終於想出了“劫”物品的主意。他暗暗組織了醫院的同仁，借了一輛大卡車，悄悄來到紅樓，不顧散兵遊勇、特務和流氓的跟蹤和騷擾，指揮醫院職工將120箱醫療用品秘密運到杭州醫院倉庫掩藏。當時有人勸他拿些回家，他堅決回絕。

1949年5月杭州解放後，他四處忙碌，組織醫院工作人員，用千方百計保存下來的完整的醫院，和“劫”來的貴重藥品和醫療器械，及時地搶救和治療瞭解放軍的傷病員。當解放軍準備解放舟山的時候，陳禮節號召醫院十幾名醫護人員組成醫護隊，與他們同去。後來，守軍撤退，我軍不戰而勝。

1950年後，陳禮節同志先後任杭州市衞生局副局長、局長。抗美援朝戰爭期間，他積極組織杭州醫藥衞生界人員和民進會員參加志願醫療隊，奔赴前線為志願軍戰士救死扶傷。

1955年，他當選為杭州市副市長，分管文教衞工作。在連續多年開展的愛國衞生運動中，陳禮節和人民羣眾一起參加勞動，清掃馬路，擦洗公共設施，去街道、居民區檢查衞生，杭州的大街小巷都留下了他的足跡。老杭州人都會記得，在1958 年前後，杭州市區蚊子、蒼蠅等害蟲大大減少，居民在夏天晚上可以不掛蚊帳睡覺。杭州湧現出小營巷等一批全國衞生模範單位，杭州市也在那一年榮獲“全國衞生先進”稱號。人民領袖毛澤東還曾親臨小營巷視察，對杭州市的衞生工作給以充分肯定。

文革時期，陳禮節同志被關進了“牛棚”，遭到非人的摧殘，肋骨被打斷了好多根。到了文革後期，他被安排到杭州市第一醫院做門診醫生。他慶幸自己又有了為人民服務的機會，認真負責地給病人治病。加之他醫術高明，駕輕就熟，因而受到病員們的交口稱讚。人們口口相傳，紛紛來到醫院向他求醫。陳禮節對好友説：“我又有了一份最好的工作——給病人治病。”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在遭受文革摧殘後，仍能如此達觀，令人欽佩。

“四人幫”粉碎後，他衷心擁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路線、方針、政策。對黨的農村政策、知識分子政策和統一戰線政策，更有深切的認識和體會，深感這是國家實現四化的重要保證。他以自己的模範行動團結知識分子，自覺地接受共產黨的領導，獨立自主地開展工作，為鞏固和發展愛國統一戰線作出了積極的貢獻。黨和政府給他落實了政策，他歷任了全國政協第五屆委員會委員、浙江省四、五屆政協副主席，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委員會顧問、民進浙江省委會主委，浙江省科學技術協會副主席，杭州市科學技術協會主席、名譽主席等職。

他在擔任省、市科協領導職務期間，致力於開展科學技術工作。他曾經滿懷信心地説：“科學技術工作的春天到來了，我雖已年過古稀，但要以自己的有生之年，加倍努力，把科協這個聯繫黨和科技人員的紐帶進一步搞好，促使早出人才，多出成果。”

由於長年辛勤而緊張的工作，由於遭受了“四人幫”的迫害的摧殘，陳禮節同志的身體受到了嚴重的傷害，在病重期間，他仍十分關心國家大事，念念不忘統一戰線工作、人民政協工作和民主黨派工作。對經濟建設事業的繁榮發展、統一戰線的進一步鞏固、擴大，他十分高興。他還盼望着自己能夠恢復健康，為黨再做一些工作。在生命垂危時，他囑咐夫人厲矞華同志：死後將遣體捐贈醫學研究，不開追悼會，喪事從簡。體現了一個共產黨員高尚的思想情操和徹底的唯物主義者精神。

1984年7月1日22時55分，陳禮節同志因心臟病加重，醫治無效，不幸去世，終年78歲。他的夫人厲矞華同志按照他的遺願，將他的遺體捐給浙江醫科大學解剖、研究。

在陳禮節同志病重期間和逝世以後，浙江省和杭州市主要領導王芳、鐵瑛、李豐平、厲德馨、王家揚、陳安羽、劉丹、王啓東、朱祖祥、餘紀一、朱之光、鍾伯熙、張浚生、周峯、陳俠、高峯等同志及生前好友多次前來看望並向其家屬表示了深切的慰問。中共浙江省委、省政府對他作出高度評價：陳禮節同志是一個優秀知識分子的代表，他從一個愛國主義者成長為一個共產主義戰士，他的逝世是革命事業的一個損失。他勤勤懇懇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和崇高的思想品質永遠銘記在我們的心中，激勵着我們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而奮勇前進。 ^{[1]  [2]} 

中共浙江省委、省政府：陳禮節同志是一個優秀知識分子的代表。他從一個愛國主義者成長為一個共產主義戰士。他的逝世是革命事業的一個損失。他勤勤懇懇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和崇高的思想品質永遠銘記在我們的心中，激勵着我們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而奮勇前進。 ^[1] 

中國台灣行政公署：陳禮節為“接收大員”的楷模。 ^[9] 

青少年時代的陳禮節資質聰穎，好學上進。由於他學業成績優異，當時漢口同文書院用庚子賠款送他去日本深造。1926年12月，20歲的陳禮節飄洋過海，從漢口出發赴日本留學。先後在日本第一高等學校、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攻讀醫學。1936年大學畢業，作為研究生進入內科研究室繼續深造。

陳禮節在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等處深造期間，時刻懷念祖國命運。他意識到，國內軍閥混戰，貪官當道，政治腐敗，民不聊生。這些內憂，正是外患的根源。他身在日本留學，卻不為日本軍國主義的“中日親善”、“同文同種”等欺騙宣傳所惑，相反更激起報仇雪恥的愛國主義精神。當時陳禮節參加了日本左翼友人組織的秘密讀書會，讀過日共《赤旗報》，還把節省下來的錢捐助讀書會。1932年春，日本政府大肆逮捕留學生中的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陳禮節的中學同學方瀚 ( 即何定華，解放後任中共湖北省委統戰部部長) 和同鄉王達夫，因參加日本共產黨被捕。陳禮節認定他們的行為是正義和愛國之舉，他們在國外舉目無親，自己去營救他們是責無旁貸的。他傾囊相助，不顧個人安危，花了一年半時間，來回於東京、京都之間，找中國駐日本大使館人員，託同鄉、同學幫助，通過多種關係和合法手續，聘請了日本律師，到法庭進行辯護。陳禮節還節衣縮食，省下錢來，每兩個月左右從京都趕到東京，乘十多個小時火車前往東京巢鴨監獄探監，看望方、王二位，並將他們需要的書籍和日用品等送去，向他們通報日本律師的活動情況。日本法庭宣判時，陳禮節也去旁聽。因律師有力的辯護，迫使法院由判刑幾年改為緩刑幾年，再改為“驅逐出境”。在方瀚、王達夫獲釋由日本便衣警察押送出境回國時，陳禮節到輪船碼頭為他們送行。

1937年蘆溝橋“七·七”事變，抗日戰爭爆發。陳禮節義憤填膺，毅然放棄內科醫學研究，辭謝了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真下教授希望他繼續在日本攻讀博士學位的挽留，於當年 12 月返回祖國。 陳禮節表示：絕不做亡國奴，決不當漢奸，為抗日戰爭出力，報效祖國。在抗日戰爭期間，他顛沛流離，含辛茹苦，跑遍了上海、武漢、成都、重慶、宜昌、長沙、福建等地，執教於抗日流亡大學——西北聯大和福建醫學院。陳禮節精通德、日、英三國語言，醫學基礎紮實，內科專業知識豐富。他在西北聯大擔任內科教授兼附屬醫院內科主任時，一方面被請去診病，一方面開展醫學教育，自己編寫講義給學生授課，並親自指導學生臨牀實習。他的課堂教學深受學生歡迎和同事們的欽佩。當時國民黨當局以西北聯大“赤化”為名，解聘了大批進步教授。陳禮節和一些有正義感的老教授採取“不屑同流合污”的態度，冒着失業危險，憤然離校。他在福建醫學院擔任內科教授兼附屬醫院內科主任長達六載,把全部精力放在教學、臨牀醫療和科學研究上。這家醫學院設在抗日前線的福建沙縣，條件差，設備簡陋，但他克服重重困難，不分晝夜編寫講稿，先後撰寫出200餘萬字的《傳染病學》講義，在台北《新生日報》印刷發行；他與內科同事合著了5篇學術論文，其中4篇獲福建省頒發的甲級獎，1篇獲學術獎。

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陳禮節受聘出任台灣大學醫學院教授，後兼任台灣結核病研究所所長，並負責接收台灣大學附屬醫院。在職兩年多,工作兢兢業業，為人清廉正派。他不用一個私人，依靠原有台灣籍教授、醫師、護士和行政人員進行工作。清點日本人移交的財產和物資時，不分貴賤，仔細造冊，涓滴歸公。最後兩袖清風，離台回杭。 ^[3] 

1948年夏, 陳禮節感到台灣情況複雜,自己舉目無親, 因而來到杭州,就任省立杭州醫院（即今浙江中醫院）院長兼浙江醫學院教授。他在省立醫院工作半年多, 潔身自愛, 努力工作。這時, 解放大軍南下勢如破竹,杭州解放在即, 國民黨軍政要員紛紛逃跑。陳禮節非常關心時局, 經常夜深人靜時在家中收聽我新華社播發的消息。得知解放戰爭節節勝利, 很受鼓舞。1949 年 3 月底4 月初, 國民黨浙江省政府衞生處處長徐世倫親自命令陳禮節, 把醫院遷往寧波、舟山一帶。徐世倫對陳禮節説:“我們要走了,你快作準備,把重要設備和人員帶走。”在這關鍵時刻, 陳禮節義無反顧地斷然決定留在大陸,迎接解放。他採取軟拖硬磨的辦法,抵制和拒絕執行反動派要他逃跑的命令,一面故意拖延時間,尋找種種藉口,不作準備；一面動員醫院醫務人員安心工作, 保護醫院,嚴防敵特破壞。由於陳禮節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使醫務人員和醫用物資全部保存下來, 沒有失散。此外, 經過陳禮節的工作,還吸收了當時從南京來杭州的幾位名醫師留杭工作。

作為一名醫務工作者,陳禮節以特有的職業敏感性, 意識到保存好醫務人員和醫療用品, 對支援全國解放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杭州解放前的二三天,陳禮節得知城站紅樓有一批美國善後救濟總署留下的藥品、醫療器械和物資 〈布匹、紗布、毛毯、棉花〉等醫療用品,國民黨反動派正準備燒燬。陳禮節想：這批物資,不知能援救多少解放軍傷病員,應該留給人民,決不能讓反動派毀掉。於是, 他當機立斷, 不顧散兵遊勇、特務和流氓的騷擾, 迅速組織醫院同仁, 借 得一輛卡車, 親自帶領員工到紅樓搶救。他與工人們一起搬運裝卸, 把 183 箱醫療用品安全運到醫院倉庫, 並一一登記保管。解放後, 這批急需的醫療用品全部交醫院軍代表驗收歸公, 供解放軍傷病員治療上應用。

1949年5月3日 ,陳禮節和醫院全體員工歡欣鼓舞地迎來了杭州解放。當時, 陳禮節立即組織省立杭州醫院人員, 迅速擔負起收治解放軍傷病員的光榮任務。他一面對醫務人員進行思想動員,做好穩定情緒的工作,一面自己負責治療搶救傷員,日夜在醫院值班。南下的解放軍七兵團傷病員逐日增加, 醫院病牀容納不下。陳禮節四出奔走,想方設法,向附近居民借房子,使醫院病牀短時間內擴大5 倍,60 張增加至 300 張。醫院缺製劑,他自己籌建起製劑室, 解決醫療急救藥品的困難。護士缺少, 醫院內就開辦護士學校, 自己培養護士。這段時間, 杭州醫院治療的傷病員不下千餘人, 使多數傷病員治癒後重返前線，參加解放全中國的戰鬥。 ^[3] 

1950年初, 陳禮節出任杭州市衞生局副局長, 後任局長, 直到 1955 年。他對此非常感動, 曾説：“我沒有後台,又不是共產黨員,一個只熟悉醫療教學業務的醫務人員, 卻被賦予如此重任, 在舊中國是不可想象的。深感共產黨大公無私,知人善任。”陳禮節上任後,團結同志，以很強的事業心和責任感,充沛的精力投身於衞生事業。他深入我市大中型工礦企業, 協助廠礦建立起衞生醫療機構。他邀請專家現場研究防治職業病、常見病。他還組織醫務人員下鄉, 在郊區農村實行巡迴醫療。他參與研究和制定了企業勞動保 護和公費醫療管理制度。他又舉辦“西醫學中醫”學習班, 組織醫務人員學習我國傳統醫藥知識。經過幾年共同努力,使杭州市的市容清潔、衞生、舒適；天花、霍亂等烈性傳染病基本得到控制；一套比較完善的醫療管理制度普遍建立。抗美援朝時期, 陳禮節響應黨的“動員起來, 講究衞生, 減少疾病, 提高健康水平, 粉碎敵人的細菌戰爭”的號召, 身體力行, 發動羣眾組織救護隊, 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愛國衞生運動。當時要組織醫療隊赴朝, 陳禮節帶頭報名,要求參加赴朝志願醫療手術隊。儘管組織上未讓陳禮節赴朝, 但在他的參與組織下, 我市三批赴朝志願醫療手術隊按時出發, 救死扶傷, 出色完成搶救傷員治療病人的任務。

1955年, 陳禮節當選為杭州市副市長, 分管文教衞生等方面工作。他更加虛心謹慎, 加倍努力, 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他認為愛國衞生工作, 是與生物作鬥爭的一門深奧學問, 要花大力氣才能搞好。他工作勤奮, 天天早出晚歸, 為杭州的衞生事業傾注了極大心血。他作風深入，經常走街串巷, 檢查衞生, 幾乎跑遍了杭州市區的大街小巷。他經常與居民羣眾一起參加衞生勞動, 清掃路面和公 園、綠化地內的枯枝敗葉、垃圾。他深入實際, 調查研究, 創造了諸如窨井口做活塞、裝“紗窗”（水能流入, 蚊子出不來）；用煙燻窨井等控制蚊蠅孳生地等行之有效的辦法。他還與羣眾一起, 打蒼蠅，撈取得了孑孓, 捉老鼠, 挖窨井, 掏糞坑。在夏天,他晚上睡覺時聽到蚊子的嗡嗡聲, 就夜不入眠, 起牀打着手電筒去尋找孳生地。當時有人議論, 象陳禮節這樣的教授專家, 做這些事“太不值得”。但他毫不動搖, 堅持依靠羣眾, 深入實際, 身體力行, 搞好愛國衞生工作。他説:“衞生與羣眾結合, 事業必成功”。在黨的領導下, 依靠全市人民共同努力, 短短几年, 杭州市的衞生面貌大為改觀, 曾經達到夏天不掛蚊帳可以睡覺的水平。傳染病基本消滅, 瘧疾、腦炎、腸道病大大減少, 人人講衞生成風, 廣播操等羣眾性體育活動廣泛開展。因此, 杭州市獲得全國衞生先進城市的光榮稱號。毛澤東同志視察杭州上城區小營巷時, 對杭州市的衞生工作倍加讚揚。

陳禮節還分管科學技術工作。他在擔任杭州市科學技術協會主席和中華醫學會浙江分會會長時, 總是熱情支持開展工作, 舉辦各級各類業餘科技訓練班、業餘科技大學。他在夜間還去業餘科大瞭解學員聽課率, 檢查教師授課質量, 特別重視外語班, 為請名教授授課, 他親自到各大學聘請兼任教師；還在杭州市中心——湖濱路一帶舉辦了電化科技知識畫廊, 廣泛宣傳科學知識, 提高市民科學水平；開辦各類學術講座和醫學學術討論, 推動醫學科學前進,曾獲得中華全國醫學會表彰。 ^[3] 

五十年代初, 陳禮節由周建人、許廣平介紹參加中國民主促進會。作為民進地方組織的領導人，陳禮節常在考慮民進如何發揮作用的問題。他認為，民進作為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一個民主黨派，毋庸置疑地要在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主義建設中應有所作為，否則便無存在之必要了。他常説，中共的“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統戰方針，完全是從無產階級解放全人類的偉大胸懷出發的，是無私的。他要求會內同志團結更多的知識分子，忠誠地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堅定地跟黨走，運用自己的聰明才智，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在參政議政上，他強調不能光發牢騷，做局外人。提意見和建議需要有的放矢。在他自己的許多發言、提案中，總是有不少令人信服的數據和例證，因而受到有關部門的歡迎。

50年代浙江的民進組織初建不久，中共對民主黨派的政策主要是團結、教育、改造。陳禮節深感貫徹黨的這一政策的重要性。他把民主黨派自身建設的好與壞放到了能否真正發揮作用這個高度來認識。他認為，當時的知識分子基本上是舊社會過來的，頭腦中還留有較深的舊世界觀的烙印，因此，需要不斷學習，去掉非無產階級的思想。他潛心學習馬列主義和毛主席著作，在他閲讀過的著作中，劃滿了圈圈槓槓，並注下了許多心得體會。民進機關每週兩個晚上政治學習，他堅持參加，並帶頭談學習體會。

1962年，在當時社會上對知識分子的地位還頗有非議的情況下，陳禮節力排眾議，在多種場合和會議上呼籲對知識分子的估價要全面。他引用列寧的一句話“知識分子是從本行業務來接受共產主義的，到了社會主義，他們是一步步的在進步。”他説：“事實也是如此，這幾年知識分子貢獻很大，他們中的大多數從回憶對比中感到了社會主義好。”他直率地指出：“過去對知識分子總是壓下去，他們有意見只好悶在心裏，這樣影響了他們的積極性，看見了缺點也不講，應該讓他們講講話。對知識分子的估價首先要肯定成績，不要弄得灰溜溜的。”他還建議政府儘可能地解決知識分子的政治和生活待遇問題。

陳禮節還熱心做好“三胞”工作, 為統一祖國大業貢獻力量。他寫的《回憶在台灣大學的日子裏》一文, 經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新華社播發後, 在海外激起強烈反響。他的在台灣基隆的兩位學生通過在美國的兒子給陳禮節寫信, 表達他們和廣大台胞渴望統一祖國的願望。

陳禮節愛黨愛國的高尚革命情操和在醫學上的成就，在江浙一帶是頗受人們尊敬和仰慕的，他待人真摯，尊重人才，善於團結同志的好作風又使得他有着很好的羣眾基礎，在他的影響和幫助下，浙江一大批醫藥衞生界、科技界和教育界的知名專家、教授加入了民進組織，而由於他們的加入，又吸引了許多要求進步的知識分子來到民進的周圍。如今在浙江醫衞界擁有的一大批具有較高層次的成員，已成了浙江民進的一大特色和優勢。 ^[4] 

陳禮節是一個愛共產黨、愛祖國、愛人民、愛真理、愛正義的人。他曾説， 我在舊社會跑遍了大半個中國, 還留學日本, 去過台灣謀生, 顛沛流離, 含辛茹苦。隨着時間的流逝, 我親眼目睹了許多大事, 經歷了數不清的急風暴雨, 使我堅定一個信念: 相信共產黨, 相信羣眾。在1957 年整風反右時, 有人誘發他向共產黨“提意見”，他卻斬釘截鐵地説, 共產黨是公正的, 我有職有權。同時, 還教育子女必備愛國主義之心。1960年陳禮節向黨組織遞交了第一份入黨申請書。

但是, 在文化大革命中, 這位長期與我黨合作共事的愛國知識分子, 卻受到批判揪鬥, 以種種莫須有的罪名, 被非法隔離審查, 進行殘酷政治迫害, 致使陳禮節身心遭到嚴重摧殘。10 根肋骨被打斷, 腰椎粉碎性骨折。陳禮節身處逆境, 忍受肉體上的劇烈創痛和精神上的折磨, 仍一如既往, 堅定不移地相信共產黨, 熱愛社會主義, 表示“決心跟黨走一輩子”。1976年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後, 中共浙江省委組織文革中蒙受迫害的同志赴京參觀, 陳禮節也應邀參加。他在毛主席紀念堂內激動萬分地表示, 誓將有生之年貢獻給愛國衞生事業。回來後, 又向黨組織遞交了第二份入黨申請書。他寫道:“ 能夠加入中國共產黨, 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和願望。”“ 作為一個不為私利、完全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奮鬥的共產黨員, 是極其光榮、崇高的。我要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貢獻自己的全部力量”。 1984 年 3 月 20 日, 他在住院期間, 中共杭州市委根據陳禮節要求, 接收他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陳禮節多年夙願終於實現了, 他在病榻上經歷了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刻！當時, 他多麼渴望病癒早日出院, 再從事他畢生熱愛的衞生醫學事業, 為黨更好工作。不料於1984年7月1日晚因心臟病加重, 奪走了他的生命, 終年78歲。

陳禮節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他平時曾説，遺體病理解剖對醫學水平的提高很重要。“一個人活着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死後不要給組織添麻煩, 不必驚動親朋好友”。根據他獻身醫學事業的精神, 其夫人厲矞華將陳禮節的遺體獻給浙江醫科大學作病理解剖試驗, 不開追悼會, 不舉行遺體告別儀式。

“路遙知馬力, 日久見人心”。陳禮節的一生, 是愛國、愛黨、愛社會主義的一生, 也是無私獻身於醫學衞生事業的一生。他清廉正派, 光明磊落, 胸懷坦誠, 作風平易, 謙遜好學, 愛憎分明。他的愛國之心, 在風雲變幻的複雜情況下表現十分突出。他對黨的堅定信念, 在身處逆境時尤為明顯。他是一位具有高尚品德的愛國知識分子。陳禮節的高風亮節,鍥而不捨地追求真理的精神,永遠值得後人學習。 ^[4] 

浙江的民主黨派與中國共產黨始終風雨同舟、榮辱與共，在中共浙江省委的領導得下，充分發揮人才薈萃、智力密集的優勢，為浙江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改革開放貢獻了智慧和力量。縱觀浙江民進的發展歷史，陳禮節和厲矞華夫婦可以説是關鍵的兩個奠基者，陳禮節有“建立”之功，厲矞華有“建設”之功。

陳禮節是浙江民進的首批會員和主要領導人之一，承擔了籌建浙江民進組織的重任。從1951年加入民進組織直至1984年7月逝世，除“文革”期間民主黨派停止活動之外，他始終在民進組織的領導崗位上盡責盡力，歷任民進杭州市委會副主委、主委，民進浙江省籌備委員會副主委、主委，民進浙江省委會主委。幾十年來，他以厚德博學的專家形象影響着會員，以胸懷天下的政治使命感激勵着會員。

他高度重視組織發展工作，堅持發展會員的原則，成員必須是既要求進步，又要有影響力的代表性人物。經過他介紹入會的專家教授們，再通過他們的感染力，又吸引了許多要求進步的知識分子加入到民進這個大家庭。

受丈夫的影響，1951年10月，厲矞華加入了民進。1984年陳禮節因病去世，厲矞華受組織重託，以副主委身份代行主委職責，並於當年10月當選為民進浙江省第三屆委員會主委。

厲矞華繼承丈夫的遺志，對民進未來的發展作出了前瞻性的思考和設想，展現了其作為一位成熟的黨派領導人的長遠眼光和政治智慧。 ^[7] 

妻子厲矞華：中國兒科醫學事業開拓者，浙江省兒科醫學事業奠基人，著名醫學家、醫學教育家、社會活動家、愛國民主人士，浙江民進主要領導人之一，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兒童醫院創始人和首任院長。

岳父厲綏之：中國第一代西醫，中國西醫學教育先驅，前清醫科舉人，近現代著名醫學家、醫學教育家、愛國民主人士、社會活動家，浙江醫科大學主要創始人，杭州市紅十字會創始人及首任會長。

內弟厲聲教：新中國國際法泰斗、著名外交家，被公認為國際海洋法和中國邊界與海洋事務權威專家，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中文本的主要起草人與定稿人之一。

兒子陳智樂：民進浙江省委會第六、七屆委員會委員，省直科技一支部主任。 ^[6] 

為紀念陳禮節，浙江省中醫院大型史詩話劇《醫路》演繹了陳禮節在敵特的威脅下保住醫療物資的歷史。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