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斐琴

陳斐琴，1923年至1925年在興民學堂讀書。1926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7年5月1日參加梅縣暴動，並加入工農革命軍。同年7月，受中共梅縣部委派遣到興寧永和湖尾鄉瞭解組織武裝暴動的準備情況。武裝暴動失敗後，北上江西參加紅軍。1929就讀上海藝術大學。1932年初，東渡日本留學，參與左聯東京分盟文藝刊物《東流》的編輯工作。1937年冬進入延安。1938年5月參加八路軍，投身抗日戰爭。1942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晉豫邊區遊擊部隊唐天際司令部工作員、八路軍晉南前方政治敵工部幹事、敵工隊隊長、晉冀魯豫軍區政治部宣傳部副部長、中原野戰軍政治部宣傳部副部長、第二野戰軍政治部宣傳部部長。

陳斐琴同志參加革命後，長期從事宣傳文化和統一戰線工作。他在八路軍野戰政治部工作期間，擔任《新華日報》的特聘通訊員，負責編輯八路軍野戰政治部《敵偽研究》雜誌。全國解放後，歷任《第二野戰軍戰史》編輯室成員，第二野戰軍戰史修訂領導小組副組長，西南軍區政治部宣傳部文化部長，總政治部解放軍文藝出版社總編輯，海軍政治部文化部部長等職。1956年10月被授予上校軍銜。1957年10月被授予三級獨立自由勳章、三級解放勳章。1988年被授予獨立功勳榮譽章。

1979年12月離職休養，1982年8月起享受副軍職待遇。離休後，筆耕不輟，先後組織編寫了《劉伯承元帥大軍指揮手記》、《劉伯承軍事生涯》、《劉鄧大軍征戰記》、《鄧小平二十八年間》等36部共上千萬字的史料和傳記書籍，併為《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的撰寫做了不可或缺的工作。1991年7月1日，他被中組部評為全國老幹部先進個人，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親切接見。 ^[2] 

陳斐琴，1911年出生於廣東興寧石馬鎮，早年從梅州中學畢業後，到上海求學，畢業於上海藝術大學，後到日本帝國大學留學；早在大革命時期，就加入了共產黨。1933年冬，中國左聯在日本恢復東京支盟，陳斐琴就是支盟成員之一（那時他使用的名字是陳松），並擔任支盟文藝雜誌《東流》的編委，是東京“國際戲劇協會”主要成員。在此期間，他與陳達人合作，翻譯出版了俄國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説《白夜》等書；組織公演《雷雨》、《復活》、《洪水》和《馬門教授》等進步戲劇；編輯出版《東流》月刊和《東流叢書》，大文豪魯迅、郭沫若等都為該雜誌投過稿。

回國後陳斐琴投筆從戎，來到129師跟隨劉伯承轉戰南北，對劉伯承的戰術思想、起居言行，點點滴滴記於心中，筆錄在他隨身帶着的本子上。他與軍中的唐平鑄、盧耀武都是留日學生，被尊為劉鄧大軍“三鼎甲”。陳是“鼎元”，連劉伯承司令員給他寫信，後面署名還要加上“頓首”兩字，可見他在劉伯承心中的分量。

莫言的老師、原中國作協副主席徐懷中在部隊曾與陳斐琴共事多年，對他的性格、人品、才華有深刻的瞭解。他回憶1946年春，陳斐琴與文工團女演員李佩琳在野戰機關駐地的一個小鎮（武安縣伯延鎮）舉行了簡樸的婚禮。結婚後李佩琳沒有得到什麼特殊享受，只不過偶爾騎騎馬而已：夜色朦朧中，有人牽了一匹馬在路邊等候着，待文工團隊伍上來了，隨即聽到了陳斐琴壓低了聲音説，佩琳同志！換着騎一會兒吧。聽他的語氣，你很難分辨這是一位領導對下屬的關愛，還是一位丈夫對年輕妻子的體貼。他把妻子扶上馬，警衞員牽着繮繩先走了。陳斐琴隨後深一腳淺一腳，追趕着隊伍……

1947年7月，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揭開了解放戰爭戰略進攻的序幕。陳斐琴與劉鄧首長朝夕相處，得以近距離目擊傑出軍事家獨特的戰略眼光和指揮藝術，以及一次又一次的驚世之舉。當部隊衝破重重險關，終於勝利抵達大別山時，他暗中立下誓願，一定要把這一切編寫成書，使之光耀史冊。但是，一場“文革”動亂打破了他的夙願，他遭到造反派的迫害，很長時間被“掛”起來了，不給作結論，不分配工作，不恢復待遇。他等待不下去了，心想，太史公遭到酷刑尚且發憤著書，何況身心健康的自己正當盛年！雖然一家人擠住在僅有四平方米的小屋裏，他每天躲在與鄰居共用的小廚房裏奮筆疾書。一米八幾的人兒，長時間弓腰曲背蹲在小馬紮上，還要忍受蚊蟲叮咬、油煙腥氣和難熬的悶熱，需要多大的毅力啊！他的一支金筆，很快就磨得像針一樣尖鋭，一不小心觸到手指，很快就能見血了。為了節省花銷，他推着小孫子坐過的竹編兒童車，從打印社把文稿運回來，由家人裝訂好，他再推着小車送到郵局寄發。穿行於人行道上，正是他思考問題和謀篇造句的好時間，許多靈感也是在一趟又一趟的往返路上捕捉到的。

為了深入研究，他窮搜遍讀劉伯承讀過的書，如《孫子兵法》、《易經》、《孟子》、《大學》、《諸葛亮集》、梁啓超的文集等等。他還不辭辛苦，跋山涉水重訪太行山、大別山和第二野戰軍馳騁過的中原戰場。他手抄過四十幾萬字的古代兵書的珍本。一天，海軍副司令員楊國宇主動找上門來，説他保存了一些有關劉、鄧的文字資料和照片，願意毫無保留供他選用。陳斐琴喜出望外，願與他真誠合作。同時陸陸續續聯繫了許多軍內外作者，組成了一個編外寫作班子。幾年之間出版了《劉伯承軍事文選》、《劉伯承軍事生涯》、《劉伯承軍事理論探索》、《劉鄧大軍征戰記》、《劉鄧大軍風雲錄》、《二十八年間——從師政委到總書記》等36部書。有的書獲得全國圖書一等獎、金鑰匙獎。

1989年11月20日，鄧小平會見了第二野戰軍戰史編輯修訂人員，到會的有宋任窮、秦基偉、陳錫聯、陳再道等二野著名將領。陳斐琴作為修訂領導小組副組長，也參加了會見。當他上前與鄧小平握手時，介紹人把他的名字説成是陳裴琴，小平當即糾正説：“他不叫陳裴琴，是陳斐琴，他是一個編書人。”步入晚年的陳老，終於實現了自己的夙願，編成了一部劉鄧大軍的“史記”，一部經天緯地的大文章！

毛澤東曾經説過，奪取政權不僅要靠槍桿子，還要靠筆桿子。出生於興寧石馬，跟隨劉鄧大軍馳騁中原，親歷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全過程的陳斐琴，就是軍中的一支筆桿子。晚年的他實現了自己的夙願，編成了一部劉鄧大軍的“史記”。

跟隨劉鄧大軍（第二野戰軍）馳騁中原，親歷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全過程的陳斐琴，一個熟讀當代軍事學的大秀才。他長期擔任劉鄧大軍政治部宣傳部長，後任《解放軍文藝》主編、海軍文化部部長等職。他一生著作等身，共出版四十多部一千餘萬字的軍事著作和回憶錄，堪稱劉伯承、鄧小平研究專家。 ^[2] 

陳斐琴同志經歷過土地革命、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戰火考驗。他在百團大戰和反掃蕩作戰中負責收容日軍戰俘，在上黨戰役中擔任俘虜收容所所長，在淮海戰役中擔負前方對敵宣傳工作，較好地執行了我軍的俘虜政策，有效地瓦解了敵軍，極大地鼓舞了我軍士氣，為取得戰役勝利作出了積極貢獻。

陳斐琴同志參加革命後，長期從事宣傳文化和統一戰線工作。他在八路軍野戰政治部工作期間，擔任《新華日報》的特聘通訊員，負責編輯八路軍野戰政治部《敵偽研究》雜誌。

陳斐琴同志努力學習和實踐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堅決擁護並積極貫徹執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動上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他在擔任海軍政治部文化部部長期間，積極貫徹文藝工作的雙百方針，堅持兩為方向，經常帶領文化服務隊上高山、下海島，為搞好部隊文藝建設、豐富官兵的業餘文化生活作出了較大貢獻。

陳斐琴同志心胸開闊，品德高尚，熱愛軍隊，敬業奉獻，為人謙虛，廉潔自律，平易近人。他非常關心家鄉的文化建設和經濟建設，非常熟悉客家山歌和兒歌，並囑要盡力挖掘和發展。他為編寫《中共興寧地方史》一書，提供了不少珍貴史料。在晚年患病卧牀的13年間，他以頑強的毅力與病魔作鬥爭，始終保持共產黨員樂觀、向上的精神狀態，深受大家的尊敬和愛戴。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