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振漢

陳振漢先生，1912年7月3日生於浙江省諸暨縣，我國著名經濟學家，經濟史學家，教育家，從事經濟學教育科研70餘年，是全國第一批中國經濟史專業博士生導師。長期執教於北京大學經濟學系，堪稱我國經濟史學領域的一代大家。

陳振漢教授1935年畢業於南開大學，1936年赴哈佛大學深造，1946年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後回國，曾任南開大學、中央大學、燕京大學教授。

北平解放後，先後任北大法學院中國經濟史研究室主任、經濟系代理系主任。1953年參加中國民主同盟，任民盟北京大學支部副主任委員。

1955年開始招收明清經濟史方向的研究生。1957年因主筆《我們對於當前經濟科學工作的一些意見》而被劃為資產階級極“右”分子，“文化大革命”中到江西鯉魚洲農場勞動改造。

1979年重新走上科研教學崗位，開設經濟史學概論、經濟史名著選讀、中外經濟史專題等課程。

1982年被評為全國第一批中國經濟史專業博士生導師。1981—1982年任德國柏林自由大學客座教授，講授中國近代經濟史。

主要著述有《清實錄經濟史資料》第一輯《農業編》（1989）、《經濟社會史學論文集》（1999）、《步履集》（2005）。1991年10月1日開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貼。

陳振漢先生從事經濟學教育科研70餘年，為我國經濟史學發展做出了卓越貢獻。

2008年1月19日因病逝世，享年96歲。

陳振漢先生是浙江省諸暨縣人；中國著名經濟學家，經濟史學家，教育家；生前為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全國第一批中國經濟史專業博士生導師。

陳振漢先生從1919年到1929年先後在諸暨、上虞、杭州上小學和中學。令他最難忘懷的是在上虞白馬湖邊的春暉中學度過的幾年時光。那時五四運動的新潮剛剛波及這個南方小城，別看春暉中學只是一所中學，卻薈萃了當時許多國內知名的一流學者和教育家，如夏丏尊、豐子愷、朱自清、朱光潛等。1928年秋，他以文科第一的成績考入杭州高等中學，即知名的杭高。1929年，他又考入南開大學預科。17歲的少年又浸染在南開特有的嚴謹、開放、活躍的學校氛圍中。預科兩年畢業後直接升入由著名經濟學家何廉、方顯廷教授組織建立的南開大學經濟學院。

1935年，陳振漢先生大學畢業。同年考取了清華大學公費留美學習經濟史。1936年秋赴美國，進入哈佛大學文理研究生院經濟系學習。這一年正值哈佛大學隆重紀念建校三百週年。北京大學由胡適代表參加。

陳振漢先生在三年多的時間裏，先後獲得文學碩士、哲學博士學位。哈佛大學是美國最古老、聲譽最隆的高等學府，這裏薈萃着世界最著名的專家教授。在經濟系就有例如J.A.熊彼得、Alvin 漢森、A.P.阿希爾、G.von哈伯勒等著名教授。尤其令陳振漢先生感到有吸引力的是，哈佛大學是世界上第一個設置經濟史專職教授的大學。經濟史學家阿希爾教授是他的博士論文導師。

哈佛大學學風濃郁，在經濟學方面主張經濟理論、經濟史和統計學並重，這種學術取向以及熊彼得的淵博學識都對陳振漢先生有很大的影響。他畢生執着的經濟學研究理念，就是要在經濟史研究中體現出經濟學家的理論水平和理論抽象能力，反對為搜求繁瑣史實而治史；他認為經濟史研究應該注重歷史統計資料的科學分析，主張經濟史的理論論證都應該有統計的根基。

1939年11月，陳振漢先生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美國棉紡織工業的區位：1880—1910》，其中《美國棉紡織業成本和生產率和的地區差異，1880—1910》部分，發表於美國最早和學術地位很高的刊物《經濟學季刊》（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Aug.1941）。

陳振漢先生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後，1940年4月從美國取道香港、越南返回戰火連天的祖國。應何廉、方顯廷先生之約同年6月來到當時已遷陪都重慶的母校南開經濟研究所工作，1942年同時又兼任中央大學教授。抗戰勝利後，1946年中央大學遷回南京，陳振漢先生則北上任北京大學教授，直到現在。1947—1948年，陳振漢先生兼任燕京大學、南開大學教授，和南京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從1941年到1948年，陳振漢先生在一些國內重要學術刊物上發表了不少論文，就戰時經濟建設、經濟政策、財政問題、計劃制度、區位理論等發表自己的見解。陳振漢先生還在北京大學講授“比較經濟制度”課程，介紹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1948年底，北平解放的前夜。在去留的大局上，陳振漢先生同北大法學院院長周炳琳和一些進步教授相約堅留北平。北平解放後，陳先生出任北大法學院中國經濟史研究室主任，開始選編《清實錄》、《東華錄》經濟史資料。1950年9月至1951年8月任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英譯委員會委員，參加具體翻譯工作。1951年9月至1952年8月，陳振漢先生去廣西參加土改。1952年院系調整，1952—1953年，任北京大學經濟系代理主任。1953年參加中國民主同盟，曾任民盟北京大學支部副主任委員。1955年任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編輯委員會委員、經濟研究所兼職研究員。1955年秋，北大經濟系以明清經濟史為研究方向招收3名研究生，陳振漢先生任導師。在此期間，陳振漢先生傾注心力協助整理《清實錄》資料，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並於1955年在《經濟研究》上發表重要論文《明末清初（1620—1720年）中國的農業勞動生產率、地租和土地集中》，在國內外學術界引起較大反響，認為是一篇有很高學術價值的文章。

1957年5、6月間，在響應黨的號召“大鳴大放”中，陳振漢先生幾次邀集知名經濟學教授徐毓旃、羅志如、巫寶三、寧嘉風、谷春帆的經濟學教授，座談經濟學的現狀及今後發展方向問題，座談的結果，寫成《我們對於當前經濟科學工作的一些意見》一文。《意見書》就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問題、經濟建設工作必須遵循客觀經濟規律、如何對待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問題、以及改革我國政治經濟學課程問題等提出了建議。今天我們重讀這份帶有獨特意義的歷史文獻，不能不對陳振漢先生和其他幾位教授的深刻見解和勇氣表示敬意。從整體來説，這份《意見書》對我國經濟科學發展狀況所作的分析是客觀的，中肯的，其觀點的科學意義以今天的眼光來看仍然是站得住腳的，而且對今天的經濟科學研究工作都還存在着重要的啓發意義。

1957年的《意見書》改變了陳振漢先生的命運。為這幾千言的建言，他付出了非常沉重的生命代價。他被劃為資產階級極“右”分子，降職降薪，強迫勞動，被剝奪了著作和講課的權利，“文革”中又到江西南昌縣鯉魚洲農場勞動改造。

直到1979年，陳振漢先生經過改正政策才被摘掉“右派”分子帽子，重新回到教學與科研崗位。在陳先生22年的“右派”逆境中，陳振漢先生的妻子，中央財經大學崔書香教授，開朗坦蕩，忠誠堅毅。

在恢復工作之後，陳振漢先生儘管已近古稀之年，但還是以“只爭朝夕”的精神開始了他鐘愛的教學和科研工作。他招收了中國經濟史、外國經濟史兩個專業的碩士研究生，開設了經濟史學概論、經濟史名著選讀、中外經濟史專題等課程。

1981—1982年，陳振漢先生應聘至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西柏林自由大學東亞研究所任客座教授，講授中國近代經濟史。

1982年回國。同年被授予全國第一批中國經濟史專業博士生指導教師資格，招收博士生。他繼續明清經濟史的研究和史料整理工作，

1989年，他和幾位同事整理的《清實錄經濟史資料》第一輯《農業編》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並在《北京大學學報》（1985年第六期）上發表長篇論文《<清實錄>的經濟史料價值》，對這部卷帙浩繁的清代史資料進行介紹和整體評價。1999年，他的《社會經濟史學論文集》由經濟科學出版社出版，這部論文集所收錄的論文，最早的一篇寫於1933年，最近的一篇《經濟增長與社會史研究》寫於1998年，期間跨度達65年。2003年，他又將80年代的講稿《經濟史學概論》進行整理，2005年在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步履集》，這是陳振漢先生最後一部著作，其中收錄了他的《經濟史學概論講義初稿》。

2005年，抱病參加了北京大學經濟學院主辦的《清實錄》研討會，這是陳振漢先生最後一次與學術界同仁的會面。

中央財經大學崔書香（1914—2006）教授，開朗坦蕩，忠誠堅毅，在陳先生22年的“右派”生涯中，以巨大的信任和堅韌的隱忍，在生活中和精神上給予陳先生極大的扶持和慰藉。

陳振漢先生，沉靜而豁達，不論是在學術上的輝煌時期還是在生活的肅殺沉寂歲月，皆平和地看待歷史，看待命運。如今，這位九旬老人，對事業無比熱愛的經濟學家，依然關心經濟史學的研究，努力把自己的思想和學識傳遞給後來者。

陳振漢先生一生盡瘁於學術研究與教育事業，學術成果豐碩，桃李滿天下。他遇坎坷而不失志，老而彌堅，一生在經濟學和經濟史學領域做出了卓越的成就。

五十年前，陳振漢教授被劃為“資產階級極右分子”，因為他於1957年主持起草了一份“意見書”。那一年，“引蛇出洞”引出來幾十萬右派分子，其中最“反動”的，稱為“極右分子”。

那份意見書的標題是《我們對於當前經濟科學工作的一些意見》，參與撰寫這篇文章的還有徐毓枬（楠）、羅志如、谷春帆、巫寶三、寧嘉風。作為第一流的經濟學家、貨幣銀行學家、經濟史學家，這六位作者批評了當時相當普遍地滋生於經濟工作中的經驗主義、教條主義和官僚主義傾向。

他們注意到，在這三種錯誤傾向的聯合作用下，經濟學家們既難以正確對待西方經濟學，也難以正確對待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於是形成了實踐與理論兩相分離的狀況。一方面，他們指出，中國經濟學家寫的文章，“百分之九十是引文”，其中，大部分引文出自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而且，“由於我們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典著作看成了僵化的文字，我們也慣於對任何不同於經典著作文字的説法扣上修正主義的帽子。”這樣便很容易在理論上混淆“創造性地發展馬列主義”與“修正主義”這二者間的界限。

另一方面，他們還指出：“……因之我國在解放以來的八年中間，在完成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及建設上所獲得的光輝成就，除了由於黨的英明領導以外，多半是從摸索中得來的。由於我們沒有能夠掌握或根本不知道應當有客觀經濟規律，我們的財政政策和設施，不是搬運過來的蘇聯成案，即是老一套經驗”（陳振漢《社會經濟史學論文集》，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762-766頁）。

為使中國的經濟學不再停留在“引文”水平上，為使中國經濟學家們能夠切實研究本土社會實踐中湧現出來的經濟問題，也為了經濟學的中國化，他們提出了一些切實可行的建議。例如，他們建議政府儘量減少被列入“保密”、“機密”、或“絕密”類別的研究資料。他們諷刺官僚主義：“有些數字從首長們的公開報告都可推算出來，卻誰也不敢公開”（前引，第761頁）。讀者應能感受到這些批評和建議不僅在當時，而且在今天，也仍有重要的意義。

自此，“極右分子”陳振漢不再説話。二十二年光陰流轉，在他67歲那年，“帽子”摘掉了，他重新站在北京大學的講台上。難忘當初，“五四”運動流風所至，上虞春暉中學，夏丏尊、豐子愷、朱自清、朱光潛等先生執教，少年陳振漢耳濡目染，心智洞開，1928年以文科第一名考入“杭高”，又於次年考入南開大學預科。兩年後畢業，他直接升入由何廉與方顯廷教授組建的南開大學經濟學院。那一年，他19歲。四年後，陳振漢考取清華大學公費留美，專業是經濟史。在哈佛大學經濟系，受教於阿希爾和熊彼特。他以三年時間取得了經濟學博士學位，並在哈佛的《經濟學季刊》（Q.J.E.，1941年，第LV卷，8月號）上發表了博士論文的核心部分，即“美國棉紡織業成本和生產率的地區差異——1880-1910”。

19世紀，紡織業成為英美工業的核心產業。美國棉紡業高速發展的地區，在“南北戰爭”之前是在工業技術發達的新英格蘭和大西洋沿岸中部各州，但內戰之後卻逐漸轉移至南部（戰前蓄奴的各州）。這便引發了一個重要的發展經濟學問題：地區經濟發展究竟主要由技術優勢推動還是主要由區位優勢推動？經濟史的研究，眾所周知，最艱難的工作在尋找數據並使結構十分不同的數據相互能夠搭配。陳先生的研究結論是：美國南部棉紡織業在內戰之後的超過北部的發展速度，主要得益於遠比北部更廉價的勞動力，其次也得益於被稱為“後發優勢”的技術上超過了北部各州的紡織機器。這一結論意味着，由於種族隔離等原因，勞動力在南北之間的流動遠不是自由的。從而，資本在南北之間的流動相對而言遠為自由，於是導致了更先進的技術隨資本流入南部各州，並與當地的廉價勞動力相結合。

陳振漢不同年代和友人合影(3張)

這篇論文在哈佛《經濟學季刊》發表時，陳振漢已於1940年取道越南和香港回到了祖國，並應何廉與方顯廷之邀，就職於當時在重慶的南開經濟研究所。1942年，更兼任當時在重慶的中央大學教授。1946年，中央大學遷回南京，陳振漢先生赴北平，任北京大學教授，那一年，他34歲。

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陳先生與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周炳琳先生相約堅留北平，是當時北大校園裏的“進步教授”。1950年至1951年期間，陳先生就任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英譯委員會委員。1952年，院系調整，陳先生被任命為北京大學經濟系代理主任，為期一年。1955年，他在《經濟研究》上發表論文——“明末清初（1620—1720年）中國的農業勞動生產率、地租和土地集中”，在國內外學術界引起較大反響，被認為是一篇有很高學術價值的文章。

陳振漢先生的主要著述有《社會經濟史學論文集》、《經濟史學概論》、《步履集》、《工業區位理論》（合著）和《清實錄經濟史資料：順治-嘉慶朝 1644—1820》（農業編）（合編）等，1933—1998年發表學術論文48篇，指導博士學位論文若干篇。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