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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瑟·韋爾斯利
鎖定
阿瑟·韋爾斯利(英語:Arthur Wellesley,1769年5月1日-1852年9月14日
[31]
),一譯亞瑟·韋爾斯利,第一代威靈頓公爵(英語:1st Duke of Wellington)
[82]
,人稱鐵公爵。英國軍事、政治人物,英國陸軍將領,第21位英國首相(1828年1月22日-1830年11月22日,1834年11月17日-12月9日)。
韋爾斯利出身貴族家庭,早年就讀於伊頓公學、皮涅羅爾軍事學院。1787年入伍。後前往印度,自英邁戰爭中發跡,累升為少將。1808年發起半島戰爭,1809年指揮葡萄牙遠征軍登陸伊比利亞,接連解放葡萄牙、西班牙,打破法國皇帝拿破崙·波拿巴的“大陸封鎖體系”。1813年因功晉升為陸軍元帥,1814年成為英國駐法國大使,獲封威靈頓公爵
[1]
,並代表英國參與維也納會議,反對削弱法國,維持歐洲均勢。百日王朝復辟後,指揮英荷聯軍再度與法軍交戰。1815年聯合普魯士軍隊在滑鐵盧戰役徹底擊敗拿破崙,戰後相繼被俄羅斯、奧地利、普魯士、漢諾威、西班牙、葡萄牙和尼德蘭七國授予元帥軍銜。晚年兩次組閣,出任英國首相,以保守主義的政治立場著稱。還一度擔任羅伯特·皮爾內閣的外務大臣。1852年,韋爾斯利在沃爾默城堡逝世,享年83歲。以國葬形式葬於聖保羅大教堂
[31]
。
韋爾斯利一生共參與60場戰役,兩次擔任英國陸軍總司令,是世界歷史上唯一獲得八國元帥軍銜者,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一世稱其為“世界征服者的征服者”
[13]
[47]
。在2002年BBC舉行的“最偉大的100名英國人”的調查中,韋爾斯利位列第15位
[43]
。
阿瑟·韋爾斯利人物生平
阿瑟·韋爾斯利早年經歷
“阿瑟·韋斯利閣下”(英語:The Honourable Arthur Wesley,1798年後稱韋爾斯利
[31]
,本詞條中統稱為韋爾斯利)於1769年5月1日出生於愛爾蘭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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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顯貴的新教徒大地主家庭,是盎格魯-愛爾蘭人(又譯英裔愛爾蘭人)。
[9]
他是第一代莫寧頓伯爵加勒特·韋斯利與第一代鄧甘嫩子爵亞瑟·希爾-特雷弗的長女安娜的四子。
[2]
他最有可能是在家族的排屋,都柏林梅里奧上街24號(今梅里奧酒店)出生。大多數傳記作者以當時的報紙為證據,認為他在1769年5月1日出生,這是他受洗的日期。
[3]
其他可能的出生地點有:他父親聲稱他在都柏林莫玲頓樓出生
[18]
;或者是於家族在阿蒂的莊園出生,因為韋爾斯利在1851年人口普查時回到這裏,現在莊園已被焚燬;也有可能在鄰近的樓出生;甚至可能在一條包艇上出生。
[19]
韋爾斯利童年的大部分時間都在都柏林或單根堡的家族住宅中渡過。
[20]
在單根時,韋爾斯利到特蘭姆的教區學校讀書;在都柏林時,到懷特先生學院讀書,在倫敦時在切爾西的布朗預備學校讀書。
[21]
1781年,12歲的韋爾斯利進入伊頓公學,直至1784年。但韋爾斯利並不喜歡此地,他把在此的時光稱為“不光彩的三年”。所以後來傳聞他所説的“滑鐵盧戰役贏在伊頓的操場上”或許是錯誤的(當時的伊頓沒有操場)
[4]
。韋爾斯利既敏捷又善算術,但在他的父親於1781年去世後,因家庭拮据,韋爾斯利不得不被召回,前往布魯塞爾。在這裏,他是他們寄居的房子的房主、大律師路易·古貝爾的學生。據同學説,韋爾斯利酷愛音樂,善彈小提琴,但除此之外一無所長。韋爾斯利的母親認為“笨拙的兒子……只不過是炮灰罷了”,並於1786年將他送往法國昂熱的皮涅羅爾軍事學院,這間學院主要是一間騎術學校。
[3]
韋爾斯利被認為“體質虛弱,不專注於學業,並常與一隻叫維克的小獵犬一起霸佔地盤”。在大概一年後,他改了名。
[22]
阿瑟·韋爾斯利進入軍旅
1787年3月7日,韋爾斯利加入了第73高地團。他的長兄愛德華在炮兵中給他謀得了一個中尉的職務(12月25日)。第76團當時駐紮在印度,但他沒有到印度去。1788年1月23日,他被調到第41團,6月25日,轉屬第12輕龍騎兵團。1791年6月30日,被調往第58步兵團,獲得了一隊士兵,1792年10月31日,再被調到第18輕騎兵團。作為愛爾蘭總督的助手和愛爾蘭議會的成員之一,他幾乎不用承擔軍事任務。
[2]
在企圖追求朗福德伯爵之女凱瑟琳·基蒂·帕克南遭拒後,韋爾斯利憤怒地燒掉了他的小提琴,決心從軍。但是,在這些部隊中服役時,他很少履行自己的職務。
[23]
在1787年11月到1793年3月這段時間間,他先後擔任白金漢侯爵、威斯特摩蘭伯爵兩位愛爾蘭中尉的副官。Viceregal Court物價高昂,但韋爾斯利每年只有125鎊收入,他稱他唯有向他的鞋匠房東借錢。1790年4月,他以Trim區議員身份回到愛爾蘭議會,並一直把持住這個席位,直到1795年6月5日散會。
[24]
據韋爾斯利的長兄説,他憑着“出色的判斷力,和藹近人的舉止與他的堅定性”重新贏得了家人的好感。1793年1月10日,韋爾斯利第二次發表演説,內容有關王室宣佈準備對法戰爭與建議考慮Catholic Claims,他支持政府給予天主教教徒權利的法案,但反對允許天主教教徒進入議會的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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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青年時期的阿瑟·韋爾斯利(2張)
1795年3月,韋爾斯利再次回到議會中。他希望在愛爾蘭新政府中任戰爭大臣,但新任愛爾蘭總督卡姆登勳爵只給了他軍械副將的職位。韋爾斯利拒絕了這個職位,回到了駐於南安普敦的33團。33團被派往西印度,在乘船7個星期後,一場風暴強迫船隊回到了普爾港。在休養了幾個月後,白廳決定將33團派往印度。1796年5月3日,韋爾斯利因資歷而被晉升為上校。
[3]
幾個星期後,他與他的部隊一起航往加爾各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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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瑟·韋爾斯利印度揚名
由於長兄理查德·韋爾斯利前來當總督,韋爾斯利得以發揮自己的才能。
1799年,英國發動對南印度邁索爾王國的第四次殖民戰爭。他指揮一個師去進攻邁索爾的蒂普蘇丹,因強弱懸殊,蒂普蘇丹被迫退守都城色林卡帕坦。韋爾斯利陳兵城外,層層包圍。5月4日,英軍用大炮轟開城牆,衝進城內,將該城洗劫一空,蒂普蘇丹陣亡。從此,邁索爾便處於英國管轄之下,而韋爾斯利則成為邁索爾總督。他在追擊軍閥冬迪阿·沃的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叢林作戰經驗。
[2]
同時,韋爾斯利在邁索爾地區改革税收和司法制度,恢復秩序,防止腐敗。
[43]
1803年,中印度馬拉塔聯盟各國發生內訌,英國乘機發動對馬拉塔的第二次侵略戰爭。韋爾斯利轉戰南北,連連勝利,特別是在1803年9月的阿薩耶戰役中,他率7000人強襲4萬人的邁索爾軍(由法國人訓練,裝備100門大炮和騎兵),在戰死了兩匹座騎和損失了四分之一的士兵後,他獲得了生平第一場決定性勝利。接着又於11月在阿爾幹戰役中擊敗邦斯勒的軍隊,迫使戰敗國締結德奧岡條約,承認英國對古塔克和巴拉索爾地區以及瓦德河以西的領土的所有權,從而確立了英國對印度的殖民統治。
[2]
他認為這此戰役對他個人來講比滑鐵盧戰役更輝煌。韋爾斯利日後在歐洲各戰場上所顯示出來的一切取勝的特質都是在印度培養出來的,包括:能決斷、有常識、注意細節;愛護士兵、注意給養;與百姓保持良好關係。
[31]
軍事歷史學家理查德·霍爾默斯認為,韋爾斯利在印度的戰爭經歷對他的性格和軍事策略均有重要影響。
[43]
阿瑟·韋爾斯利短暫回國
1805年,韋爾斯利在獲封爵士後返回英格蘭
[3]
,並被提升為少將,任愛爾蘭事務大臣。之後,他奉命率駐哈斯丁斯的一個旅遠征漢諾威領地,卻以失敗而告終。1806年,韋爾斯利進入國會,以駁斥激進派對其兄在印度政績的攻擊。他以託利黨首席秘書的身份在愛爾蘭停留兩年。
[9]
[31]
1807年,英國政府為防止丹麥王國的艦隊落入稱霸歐洲大陸的法蘭西第一帝國皇帝拿破崙·波拿巴之手,發動對哥本哈根的軍事遠征,摧毀了丹麥海軍。韋爾斯利參與此役,在哥本哈根以南的克厄擊敗了弱小的丹麥陸軍,為圍困哥本哈根創造了條件。
[31]
[37]
阿瑟·韋爾斯利半島稱雄
主詞條:半島戰爭
1808年,韋爾斯利晉升為中將。
[3]
此時,葡萄牙人發動起義,反對法國的征服。6月,在外交大臣、卡斯爾雷子爵羅伯特·斯圖爾特的鼎力支持下,英國政府命韋爾斯利率軍前去支持。
[37]
8月1日,他率領英軍在距里斯本北方100英里的蒙德古灣登陸。在這裏,他獲得了5000名葡萄牙聯軍士兵的增援,並接到達爾林普爾爵士將要率領1.5萬援軍抵達,並接掌指揮權的消息。
[3]
韋爾斯利不打算“戰爭還未開打就輸掉一半”,他希望以“穩如盤石的軍隊”阻擋住法軍的攻擊,同時他不喜歡聽人使喚。於是,韋爾斯利決定不再等候援軍,徑自率1.85萬人向北進攻。8月21日,他所統率的英國步兵“淺紅隊列”在維米耶羅擊敗了號稱“風暴”的法國讓-安多歇·朱諾將軍的縱隊。法軍損失2000人,英軍死傷720人(參見詞條維梅羅戰役)。
[5]
但達爾林普爾爵士到達前線後,卻下令停止追擊,並於9月3日和朱諾簽訂了《辛特拉協定》,根據這個協定,朱諾率葡萄牙法軍投降,英軍則同意法軍殘部安全撤退,並對自願返回法國的法軍供給船舶。韋爾斯利也同意簽字。但英國國內羣情激昂,反對協定簽署,韋爾斯利和他的同僚被送上軍事法庭。討厭戰爭的韋爾斯利並不因此事而難過,即使在戰功彪炳時,他仍説:“相信我!只要經過一天的戰爭,你就會向上帝禱告,別讓你再去打一個鐘頭的仗!”軍事法庭似乎相信了他的説法,即《辛特拉協定》由於勸阻了法軍做進一步的抵抗,挽救了成千英軍和盟軍的生命,於是,被判無罪的韋爾斯利返回愛爾蘭任首席秘書。
[3]
[13]
1809年1月16日,韋爾斯利的繼任者約翰·摩爾爵士在拉科魯尼亞陣亡。英軍從西班牙撤退之後,韋爾斯利認為仍能守住葡萄牙,他向卡斯爾雷子爵提交了一份守衞葡萄牙的備忘錄。他強調葡萄牙多山地形和里斯本作為基地的優勢,獲得卡斯爾雷勳爵和內閣的贊同,於是被委任統領在葡的所有英軍。
[3]
[43]
韋爾斯利在里斯本登陸,奇襲法國讓-德-迪厄·蘇爾特元帥,攻佔波爾多,一路窮追,把法軍趕回西班牙。為此英、西聯軍雖然在7月27日至28日的塔拉韋拉之戰中獲勝,而圍攻馬德里卻因為他不願損耗兵力而失敗了。儘管由於發動攻勢而受封威靈頓子爵的頭銜。
[2]
此時,鑑於拿破崙在奧地利取得勝利,韋爾斯利預感到拿破崙可能掉轉頭來全力對付自己,於是帶領他的部隊退回葡萄牙基地。撤退途中,於1810年9月27日在布薩科之戰中擊敗安德烈·馬塞納元帥。此役,5萬英葡聯軍擊退6.5萬法軍,僅傷亡1200人(英葡各半),而法軍傷亡5千人。韋爾斯利安然退入他秘密構築的“托里什韋德拉什防線”。
[2]
馬塞納撤出葡萄牙和德歐尼奧羅敗北成功地説明韋爾斯利的防守焦土政策是正確的,也使部下對他的信賴更加堅定。
[31]
1811年春,韋爾斯利等到了援軍,但面臨數量佔據優勢的法軍,他依然難以向西班牙前進。直到1812年初,韋爾斯利成功突襲了西班牙的法軍要塞羅德里戈和巴達霍斯,得以控扼進出西班牙的道路、威脅馬德里法軍的補給線。7月22日,他在薩拉曼卡以少擊眾擊敗奧古斯特·馬爾蒙元帥所率的4萬法軍,英葡聯軍向前推進到巴利亞多利德。8月12日,他攻陷馬德里。由於圍攻布爾戈斯未成(參見詞條布爾戈斯戰役),韋爾斯利的軍隊再次撤回葡萄牙。
[2]
同年8月18日,韋爾斯利被封為威靈頓侯爵。
[49]
1813年春,韋爾斯利得到了大量援軍。5月,他利用機動性上的優勢,率兵急速橫跨半島千里之後,於6月21日在維多利亞盆地把約瑟夫·波拿巴國王率領的5萬法軍逼入絕境,法軍潰敗,全部輜重被繳獲(120門大炮被繳獲119門),這使得法軍在西班牙的統治全面崩潰(參見詞條維多利亞戰役)。但英軍竟容許法軍逃進比利牛斯山脈,被韋爾斯利公開斥責為像“糞土一樣”。維多利亞大捷鼓舞歐洲反拿破崙聯盟,音樂家路德維希·凡·貝多芬專為此戰譜寫了《威靈頓的勝利》交響曲來慶祝。韋爾斯利自上將晉升為陸軍元帥。之後英法還發生了一系列遭遇戰,最終雙方於7月底在比利牛斯山脈展開了持續9天的對決。韋爾斯利在聖塞瓦斯蒂安和潘普洛納的成功突襲讓法軍再次落敗,迫使其退出西班牙。
[2]
[31]
1813年11月,韋爾斯利乘勝追擊,在反法盟軍中第一個攻入法國本土,擊破蘇爾特的頑強防禦,贏得了一系列規模雖小卻十分激烈的戰役。在冬季稍做休整之後,韋爾斯利繼續推進,艱苦作戰,於1814年2月在奧爾泰獲勝。直至1814年4月拿破崙退位時,他已經攻入法國南部的圖盧茲。
[2]
在1814年5月回國時,韋爾斯利被當作英雄一般歡迎。作為戰爭期間英國最優秀的將領,他受封威靈頓公爵
[2]
[9]
,榮膺嘉德勳爵士,由政府賜給50萬英磅。
[17]
後又獲賜漢普夏的斯特拉特費爾德-薩耶,以保持地位。韋爾斯利進入上院的頭銜有男爵、子爵、伯爵,侯爵和公爵。
[31]
阿瑟·韋爾斯利滑鐵盧戰役
主詞條:滑鐵盧之戰
拿破崙被流放厄爾巴島時,韋爾斯利被任命為駐復辟的波旁王朝路易十八宮廷的大使。1815年2月他代替卡斯爾雷子爵出席歐洲各國召開的維也納會議,但代表們還未能結束調停爭端的工作,拿破崙便已從海島逃走,3月1日登陸法國,開始他的百日統治。
[2]
[31]
為了對付拿破崙,韋爾斯利前往比利時,統領包含英國、比利時、荷蘭和普魯士在內的聯軍。他將聯軍總部設在布魯塞爾,決定傾聯軍之力擊敗拿破崙。因為俄國和奧地利無法立刻提供支持,韋爾斯利請求普魯士陸軍元帥格布哈德·馮·布呂歇爾協助他一同作戰。
[2]
[31]
6月16日,韋爾斯利在夸特布拉斯率英軍主力近7萬人成功阻擋拿破崙5萬餘兵力的進攻,但布呂歇爾軍卻在林尼被擊敗(參見詞條林尼戰役)。這時韋爾斯利意識到拿破崙想要集中力量先擊垮英軍,因此請求布呂歇爾屆時給予支援。果然,拿破崙命令埃曼努爾·格魯希軍團尾追普軍,自己率領主力轉攻英軍。韋爾斯利以6.7萬人對拿破崙的7.3萬人。他手下的半島老兵只有不到三分之一,其餘全是僱傭軍。18日午後,法軍在重炮掩護下連續向英軍兩翼陣地發起進攻,遭到英軍頑強抵抗,雖然一度在英軍右翼打開缺口,但由於英軍的及時反攻及法軍的大意,法軍的進攻成果頓時化為烏有。下午3時半,因未攻破兩翼陣地,拿破崙轉而向英軍的中央陣地發起猛攻,法國元帥米歇爾·內伊率領以萬餘騎兵加入衝擊。即便如此,韋爾斯利還是穩穩地守住了陣地。那一天他騎着坐騎,待在戰場的制高點——聖約翰山高地的一株大樹下,即使身邊的副官被當場擊斃,仍堅持不動。當炮彈不時地在離他不遠處爆炸時,部將羅蘭德·希爾擔憂地問道:“將軍,如果你遭遇不測怎麼辦?”他的回答只有一句:“像我一樣去做。”當看到法軍騎兵肆意屠戮着自己的步兵時,韋爾斯利仍然面不改色的稱讚敵人:“Splendid(好極了)!”而不把預備隊拉出來。傍晚,普軍即將趕到。拿破崙不得不孤注一擲,將剩下的預備隊投入戰鬥,向英軍發起最後攻擊。韋爾斯利以一場大規模的伏擊作迴應,擊潰了近衞軍,並引發了法軍其他部隊的恐慌。韋爾斯利見狀,也投入了他的最後一支軍隊—蘇格蘭高地騎兵,轉入反攻。法軍頓時陣腳大亂,潰不成軍,此戰,法軍傷亡和被俘3.4萬人,聯軍傷亡2.3萬人。
[86]
普軍開始追殲逃敵,法軍放棄戰鬥,拿破崙也撤離了戰場,數日後宣佈退位。
[2]
[31]
韋爾斯利用一場堅如磐石的防守戰擊敗了拿破崙,這也成了他軍事生涯中的“最後一塊牆頂石”。
[32]
韋爾斯利以及布呂歇爾6月18日在滑鐵盧的勝利使他成為歐洲最著名的英雄。但韋爾斯利説:“我向上帝祈禱,希望我今後不再打仗。”他為陣亡將士流淚,説道︰“老打仗是一件很壞的事情。”作為駐法的歐洲佔領軍總司令,他反對簽訂懲罰性的和約,拒絕布呂歇爾提出的槍殺拿破崙和焚燒巴黎的建議。他組織資金以解救法國的財政,並提出在3年後撤出佔領軍。
[13]
[31]
1818年,在同年9月至11月由四國同盟召開的亞琛會議中,普魯士希望韋爾斯利在尼德蘭地區建立一支常備軍,以鎮壓該地和歐洲其他地區可能爆發的革命或起義。雖然此議沒有被採納,但同盟國還是達成了從法國撤軍的決議。在此期間,韋爾斯利還協助卡斯爾雷子爵勸説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一世放棄了組建“鞏固同盟”的想法。
[37]
11月底,佔領軍撤出法國,韋爾斯利帶着俄羅斯帝國、奧地利帝國、普魯士王國、漢諾威王國、西班牙王國、葡萄牙王國和尼德蘭王國七國授予的元帥杖回國。
[2]
[13]
[31]
阿瑟·韋爾斯利政壇貴族
內閣要角
當曼徹斯特舉行要求國會改革的示威而發生彼得盧大屠殺以及出現企圖謀殺內閣成員的加圖街陰謀時,羣眾不滿情緒已達到沸騰的地步,這時,韋爾斯利更加貼近了維護法律和秩序的黨。1822年頗孚眾望的喬治·坎寧繼任外交大臣。儘管坎寧反對和會的體系,韋爾斯利卻駁回國王喬治四世對坎寧的個人反對意見,而相信和會的體系已堅如磐石。當坎寧收回英國對歐洲的一切承諾時,韋爾斯利唯有痛苦地自責而已。1822年召開維羅納會議時,韋爾斯利極力平息歐洲各盟國之間的爭端未果,1826年在俄國又未完成外交使命,這兩次失敗更增加了他的苦惱。韋爾斯利是一個直言不諱的人,他不適合於執行坎寧的狡猾政策,但是國外卻認為他為人誠實而敬重他。
[31]
1825年,韋爾斯利轉向愛爾蘭問題,歸納為這樣一個左右為難但必須着手解決的基本矛盾:只有允許天主教徒參加國會的要求(即所謂的天主教解放)才能結束政治性的暴力行動,但必須保持新教作為國教的優越地位。他私下研究一種解決方案,認為羅馬教皇必須與英國君主訂立協約,最低限度要保證不準天主教神職人員滋事,以此作為他們“解放”的先決條件。
[31]
1827年,韋爾斯利成為英國陸軍總司令。但由於他與4月出任首相的坎寧不合(感覺到新教的優越地位已經岌岌可危),決定退出政府,並辭去總司令職務。
[2]
喬治四世對此頗感冒犯,他對着韋爾斯利的背影氣的大叫:“威靈頓,你竟敢這樣對朕!”宮廷侍衞勸説國王:“還是算了吧,他既然不怕拿破崙,您就不要指望他會怕您。”這一行動被解釋為對國王選擇他的對手當首相的不滿。在否定這種議論的時候,韋爾斯利認為:他是一個軍人,如果認為自己適合當首相,那簡直“比發瘋還糟”。同年8月坎寧去世後,他應喬治四世的要求重掌軍務。不到5個月,坎寧的繼任者、戈德里奇子爵弗雷德裏克·約翰·羅賓遜即掛冠而去。此時英國內閣一片混亂,沒人能控制局勢。1828年1月9日,喬治四世在温莎堡召見韋爾斯利,認為他應該出任首相。
[2]
韋爾斯利意識到,自己將擔負起一項既沒有受過訓練,又不喜歡的工作。韋爾斯利寫道“沒有誰象我那樣厭惡這項工作了,也沒有誰象我那樣對黨務一無所知了”,“我恨這項工作”。他不喜拋頭露面,沒有在公共場合演講的天才。韋爾斯利的政見屬於一位愛爾蘭新教貴族的政見,也屬於這樣一位軍官的政見:他認為命令必須服從,違反命令的人必須嚴懲。而這些品格和官場格格不入。
[31]
《衞報》説他“專橫拔扈,完全無視哲學法則,持有根深蒂固的偏見,能力平庸,固執己見”。
[17]
首相時期
韋爾斯利的目標是經由重新統一託利黨,以締造一個強大而力量均衡的政府。他不情願地再次辭去總司令一職,邀請以赫斯基森為首的坎寧派出仕,而拋開託利黨極端分子,因為他們與自己的温和政策不兼容。
[13]
[31]
對於右翼如此敬而遠之,左翼又開始發生矛盾。反對派要求大規模改革,而赫斯基森集團表示同感。韋爾斯利明智地作出讓步,首先是教會問題,他自動改革宣告非國教徒有罪的《宣誓條例》和《社團條例》;其次是《穀物法》(禁止輸入外國賤價糧食)問題,他實行了比他本人和農業利益期望中更開明的改革。
[2]
但不久以後他在國會改革問題上與赫斯基森派發生正面衝突,5月該派總辭。緊接着出現了另一場危機:在愛爾蘭克萊爾的補缺選舉期間,繼赫斯基森的大臣職的維齊-費茲傑羅極力保持他在國會中的席位,卻被愛爾蘭的天主教領袖奧康內爾擊敗。維齊-費茲傑羅本是有名的親天主教人士,他的落選給韋爾斯利敲下警鐘:只要不給予“解放”,任何托利黨人也休想在南愛爾蘭獲勝。大有發生內戰的可能性。
[31]
1828年8月,韋爾斯利承擔起其戎馬一生最費力的政治職責,勸説喬治四世、下院領袖羅伯特·皮爾以及大多托利黨人同意天主教解放,這些人過去一直認為此項改革無異於革出教門。由於韋爾斯利獨一無二的威望,喬治四世幾乎是在被脅迫的情況下才同意簽署方案,據説還為此痛哭了一場。皮爾的立場也同樣令人棘手。他是個公開聲明的新教徒,因而堅持只有讓他當後座議員才能支持“解放”。但是,韋爾斯利的耐性和皮爾的義氣終於佔上風,皮爾同意繼續領導下議院。託利黨的一些極端分子竟“向後轉”,公然違抗韋爾斯利的最後命令,但是該黨大多數人則表示服從。因此,1829年4月儘管託利黨已經分裂,天主教解放變成了法律,這是韋爾斯利在政治上最大的勝利。
[9]
[16]
[31]
格雷維爾説:“他可以用其他任何一位首相都不會採取的方式同國王談話……國王完全被他懾服了。即使那些最偉大的首相也不得不向國王或貴族、或下議院屈服,但他卻使他們完全聽從他的擺佈。”
[17]
人們對於進一步實行改革的要求已經受到韋爾斯利本人成就的鼓舞,由於1829年至1830年度的農村饑饉而如火如荼;輝格黨領袖查爾斯·格雷則趁機掀起國會改革的新浪潮,其方案是允許伯明翰一類工業城市在國會中有代表,以取代貴族和士紳私人操縱的選區。1830年喬治四世去世而由威廉四世繼位後舉行大選時,就有了對韋爾斯利在貧困和失業問題上的聽天由命態度表示不滿的機會。同年的法國爆發的七月革命大大鼓舞了英國的改革派。雖然韋爾斯利的內閣繼續存在,卻已軟弱無力,而赫斯基森的突然死亡又破壞了暫時性的和解計劃。韋爾斯利認為國會改革不是一種靈丹妙藥,而是立憲制度的自戕。他在國會召開前兩星期寫給一位朋友的信中斥責改革是破壞性的,並表示他反對改革的決心不變。11月2日他發表一篇堅決反對任何改革的宣言,使得國會大吃一驚。改革派與報仇心切的託利黨極端分子糾合一起,15日將他擊敗。次日皮爾迫他辭職,由格雷繼任。
[17]
[31]
作為一名忠於國家的軍人,韋爾斯利曾表現出神奇的才能,能猜出“山的另一邊”存在什麼東西。然而,由於缺乏政治想象力,他認為改革的另一邊是革命——“採取正當法律程續的革命”。
[13]
由於這種錯誤看法,他理所當然地被稱為反動派。
[31]
阿瑟·韋爾斯利晚年歲月
韋爾斯利雖然在野,繼續反對格雷要使上議院通過改革法案的企圖。
[2]
因為家中窗户兩次被激進的暴徒搗毀,韋爾斯利便安裝了鐵製百葉窗以作保護,並得到了“鐵公爵”的稱號。國內鬥爭在1832年5月的危機時達到最高潮,眼看要產生法國七月革命的結局。威廉四世拒絕冊封足夠的新貴族以戰勝敵對的上議院議員,格雷伯爵辭職了,韋爾斯利拼湊一個輪替的政府班子沒有成功。面對着混亂不堪的局面,韋爾斯利依然反對改革,然後為了國家的利益而撤退,勸説他的追隨者在6月改革法案成為法律之前與他一同不出席國會。然而,在“滑鐵盧日”他受到憤怒羣眾的襲擊。“選擇這個奇特的日子”,韋爾斯利只嘟囔了這麼一句話。
[13]
但這類表現人民的反對意見的示威並沒有使韋爾斯利感到過於不安。幾年之後,當反覆無常的公眾再次向他歡呼時,他輕輕觸了一下帽沿,不無諷刺意味地朝鐵窗板點了點頭。
[17]
[31]
韋爾斯利棄權拯救了上議院,在領導上議院託利黨期間他繼續控制他們不與下議院發生災難性的衝突。只要有可能,他就支持國王的政府。1834年,威廉四世以政變方式解散了梅爾本子爵威廉·拉姆的輝格黨政府,召請韋爾斯利組閣;但65歲的韋爾斯利回答應任羅伯特·皮爾為首相。此種讓賢的舉動受到了一些稱讚。但皮爾當時在意大利,所以在1834年的11月到12月中有3個星期,韋爾斯利作為臨時首相和其他大部分部門的臨時部長。他實際上集財政部、內政部、外交部、和陸軍部各大臣於一身,成了名符其實的獨裁者。
[17]
[31]
格雷伯爵説:“這位獨裁者殿下(韋爾斯利)正在把國家的一切大權都集中在自己手裏。”輝格黨人貝德福德公爵説,要是在無政府主義和專制主義之間進行選擇,他贊成無政府主義。韋爾斯利回答:“如果我們選擇無政府主義,我將處於貝德福德的境地。”在這一過渡時期,他滿意地包攬了政府的一切事務,而不必去考慮他的同僚們的意願。問題是,往往在人們等着就一些重要的政策作出決定時,政府首腦卻埋頭於具體的行政事務。他簡潔明快的説話方式成了英國軍人對談話藝術的貢獻。
[17]
當皮爾於12月9日抵達英國時,韋爾斯利交出了除外交大臣之外的所有職務。
[2]
在1835年皮爾下台,梅爾本上台之後,他就不再內閣中任職了。此外,韋爾斯利還擔任了牛津大學名譽校長、切特豪斯公學校長、倫敦塔總管、漢普夏治安長官、海務局局長和領港協會十三主持會員之一(後為會長)等職銜。
[13]
[17]
[31]
隨着歲月的流逝,韋爾斯利在議會的影響越來越小。但他的名字所具有的魅力依然如故。韋爾斯利71歲時,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四世要求他統帥日耳曼聯邦軍隊。當時歐洲還沒有產生一位能與他聲譽相媲美的軍人。
[17]
在皮爾和託利黨於1841年重新執政時,韋爾斯利在內閣中成為不管部大臣(至1846年)。
[13]
[2]
雖然不管具體事務,但是在危機時刻,他堅定的聲音易於對各種激進的意見起節制作用。他在1848年顯示的舊本領又重演了一番。當時為否廢除穀物法上發生了分歧,保守黨分為了兩個派別,許多老內閣成員們仍然支持皮爾,但大多數的下院議員支持新的領袖德比伯爵愛德華·史密斯-斯坦利。由於他再一次命令上議院議員向後轉(就《穀物法》問題),他使皮爾將此法廢除。羅斯伯裏勳爵寫道:“他樂意堅持所有據認為對維護公眾利益是必要的措施,而無論他個人的意見如何。他不顧先前的聲明而使羅馬天主教徒獲得了合法的權利,他對廢除穀物法給予了支持,而這同他的意見是完全相悖的,他準備贊成通過一項他認為將毀滅這個國家的選舉法修正法案。因此,根本不能把他看成是一位黨派政治家。”
[17]
自1842年以後,韋爾斯利在餘生10年中一直擔任英軍總司令,他已不再實施後來迫切需要的各項改革。
[2]
他創建的一套軍隊指揮管理制度,即總司令、軍務大臣、軍械總長和殖民大臣四個各自分立而又相互牽制的指揮系統,實踐證明弊病很多,改革勢在必行。但韋爾斯利卻死抱着陳舊的觀點和傳統的作法不放,他以“這類習慣和怪誕作法使我們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成為勝利者”為由,對一切改革拒之門外。
[34]
在1848年憲章派即將起事時(參見詞條憲章運動),他組織軍隊衞戍倫敦,冷靜處理,阻止了騷亂。
[6]
韋爾斯利晚年疾病纏身,罹患中風,最終逐漸失聰。1852年9月14日,韋爾斯利中風發作。同日中午,他在自己喜愛的住所沃爾默城堡逝世,享年83歲。英國政府為他舉行盛大的國葬,有超過100萬人圍觀其葬禮隊伍從切爾西醫院前往聖保羅大教堂的遊行。
[17]
這是英國最後一次顯示各種紋章的葬禮。
[31]
9月18日,韋爾斯利長眠於聖保羅大教堂,與霍雷肖·納爾遜勳爵相鄰。
[80]
[2]
《泰晤士報》的訃告寫道:“威靈頓公爵已經享受完了他的天年與榮譽,他的事業是最漫長的晴天。”(The Duke of Wellington had exhausted nature and exhausted glory. His career was one un-clouded longest day.)
[9]
阿瑟·韋爾斯利主要影響
阿瑟·韋爾斯利軍事
- 軍事成就
1796年,韋爾斯利在印度參加第四次英邁戰爭中的斯里倫格伯特納之戰,並在馬拉塔(Maratta)戰役大獲全勝。1809年指揮葡萄牙遠征軍登陸伊比利亞半島,在托爾斯-維德拉斯(Torres-Venras)讓號稱“風暴”的法軍將軍讓-安多歇·朱諾無計可施。接着解放了整個葡萄牙。1809年4月駐守葡萄牙。5月在奧博爾託(Oporto)打敗被稱為“帝國第一指揮官”的尼古拉·讓·德·迪烏·蘇爾特,取得塔納維拉之戰勝利。1810年攻下了阿爾梅達(Almeida)堡壘。1812年,取得巴達喬滋大捷。後因法軍快速的運動戰和兵力懸殊,被迫撤退。1813年5月發動反攻,6月,在維多利亞之戰大勝法軍。11月翻越比利牛斯山脈。1814年3月佔領法國南部城市波爾多。8月30日,與蘇爾特在圖魯斯(Toulouse)交戰。在比利時戰役中,指揮英荷聯軍與法國將軍米歇爾·內伊打成平手,利用良好的地形抵擋了法軍的進攻。1815年在滑鐵盧之戰中,率領反法聯軍徹底擊敗了法蘭西第一帝國皇帝拿破崙·波拿巴的軍隊,結束了百日王朝。
[34]
[31]
- 軍事思想
韋爾斯利一生指揮過近60場戰役,時常以劣勝優,以少勝多。有研究將其軍事戰略戰術的核心和主要內容概括為:“戰術觀念強,善於利用地形隱蔽兵力,佈設疑陣,造成敵人判斷上的錯誤;他像拿破崙一樣,在作戰中慣用出敵不意的戰法,總是先以防禦手段殺傷敵人有生力量,挫傷敵人的進攻鋭氣,控制一定數量的預備隊,爾後適時地發起反攻;戰略設計上,他擺脱了前人攻佔加擊退的戰略,而以打擊敵方整個戰爭體系為目標等。”韋爾斯利在近二十年的軍事活動中形成的軍事思想,不僅推動了近代西方各國軍事思想的發展,在當時也維護了英國的利益,還起到“把歐洲從拿破崙的暴政鐵蹄下解救出來”的作用。
[32]
時至今日,軍事院校仍在研究他的作戰計劃。
[9]
韋爾斯利的軍事思想具體表現為以下幾方面:
1.慣用欺敵術迷惑敵人
在戰場上,韋爾斯利多隱藏兵力,佈設疑陣,給敵人造成錯覺,然後攻其不備,這是他軍事行動的突出特點。“非常成功的出敵不意會使敵人陷於混亂和喪失勇氣,從而會成倍地擴大勝利”,但要在戰爭過程中利用出敵不意取得巨大的效果,就必須當機立斷,迅速而又秘密地行動起來。
[32]
韋爾斯利在這方面有許多成功的戰例。如在1813年的維多利亞戰役中,韋爾斯利自己僅帶3萬部隊向據守扎多拉河對岸山脊的法軍進軍,而指揮6萬主力的將軍托馬斯·格雷厄姆卻隱秘地向北繞很長一段崎嶇山路後,趁法軍不備,突然襲擊,法軍遭到徹底失敗。
[32]
又如在1815年的滑鐵盧戰役中,為減少無謂的傷亡和麻痹敵人,在拉海聖陣地,韋爾斯利把主力軍隊隱藏在陣地所在高地的反斜面上,而在公路以東的正面陣地上只部署了一個旅(約4千人)的兵力。6月18日下午在法軍進行了近兩個小時的炮火衝擊後,部署在陣地上的這個旅遭到了重大損失,法軍進而很快佔領了前沿陣地,不斷高呼勝利,隊形開始出現混亂。就在這時,隱藏在山脊北側反斜面上的一個英軍步兵師(約4千餘人)突然地從樹叢後面衝擊出來了。他們在距離法軍僅有四十步左右的位置上,連續發射猛烈的排槍,隨後端着刺刀進入了法軍的戰鬥隊形,兩軍陷入苦戰,法軍開始敗退。
[32]
2.善打防禦戰
韋爾斯利以善打防禦戰聞名,其戰法多是“先抗擊敵人的猛攻,直到敵人力量削弱,然後再出其不意地攻擊敵人的消耗了一半的部隊”,這是其軍事思想的核心內容。他認為防禦軍隊的任務就是“改變態勢和戰區,打亂敵人的計劃,引誘敵人遠離其作戰基地,並迫使敵人在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沒有準備的、而且肯定會對他不利的時機和地點進行會戰”。此外,他還意識到山後坡在防禦戰中的重大作用,而且發明了一套專門對付法國人的步兵技術,即“後坡佈置”加“散兵橫隊”戰術:為隱藏兵力和保護士兵免於受到炮擊,把主力部隊佈置在山坡的反斜面;另外,還會在主力前方佈置一條散兵線,然後讓步兵排成兩列橫隊,充分發揮己方火力,打擊法國人的步兵縱隊。
[32]
最能體現韋爾斯利這一軍事思想的出色戰例是滑鐵盧戰爭。1815年6月18日午後,法軍在重炮掩護下在聖讓山連續向英軍兩翼陣地發起進攻,爾後拿破崙又向英軍的中央陣地發起猛攻,並配以萬餘騎兵加以衝擊。韋爾斯利率軍頑強死守,發出“即使犧牲到最後一個人,仍要堅持到布呂歇爾到來”的誓言,英軍排成密集的方陣,用排槍不斷殺傷法軍,並連續擊退了法軍發起的六次衝鋒。但雙方損失都很慘重,形勢十分危急。待布呂歇爾率部趕到戰場,猛攻法軍右翼,戰爭已到了決定性關頭。拿破崙投入最後的近衞軍營,作最後一次衝擊,雖損失慘重但終於突破了在山頂上的英軍陣地。然而英軍並沒有屈服。英軍近衞軍還有兩個營當時正卧倒在山後的反斜面上。待法軍接近到只有五、六十步的時候,韋爾斯利斷然令近衞軍射擊法軍,迫使向縱深進攻的法軍一時停下。與此同時,其它地段的英軍也積極地對主陣地進行支援。普軍的兩個軍,則更加猛烈地對法軍的右翼發起進攻。這樣一來,法軍兩面受敵,部隊開始出現混亂。拿破崙再也沒有預備隊可用。韋爾斯利騎馬跑到陣地的突出部位,脱下帽子在空中搖晃着,要求聯軍發起反擊。緊接着,約有4萬名聯軍官兵從山上直撲下來,法軍全線潰敗。拿破崙仍重新集中近衞軍組織再戰,暫時阻擋了英軍。英軍準備整頓隊伍再行攻擊,韋爾斯利見此情景,大聲喝道:“上,上,他們是頂不住的!”法軍被徹底打敗。
[32]
3.知己知彼,長於用兵
韋爾斯利勤于思考,善於分析。他認為,軍隊的行動不應受預定計劃的約束,而應根據實際情況的變化,隨時修改作戰方案。韋爾斯利既主張穩紮穩打,又注意一定條件下的快襲和奇攻;既重視瞭解敵情、地形和捕捉戰機,又儘量利用敵人的弱點和有利戰場。
[32]
韋爾斯利對拿破崙的軍事戰術比同時代其他軍事家們領會得更多,他對拿破崙的戰略進行認真研究後,發現拿破崙的用兵有兩大優點,即迅速調動隊伍和集中優勢兵力攻擊對方的虛弱處,但也有弱點,即拿破崙的隊伍調動迅速是因為他們輕裝行軍和就食民間,能集中兵力攻敵弱點是因為敵陣多因循傳統陸軍操典或陣法手冊倉促布成,而拿破崙擁有大軍,可以組織密集力量攻敵虛弱。所以半島戰爭中,韋爾斯利一方面儘量牽制法軍在貧糧區持久作戰,使法軍補給一度出現危機,只得隨身攜帶輜重給養,機動性被降低;另一方面,他仔細考察地形,精心佈置陣地,在遇到法軍密集攻擊的危險時就避免接觸,一等窺見敵陣弱點就發動突然襲擊。
[32]
4.治軍嚴謹,身體力行
在戰鬥中,韋爾斯利指揮沉着,作戰勇敢,常常是站在戰鬥的第一線,並能與士兵同甘共苦。他還很尊重士兵,關心他們的需求,賞罰公正。同時,又嚴格訓練軍隊,一絲不苟。他在長期的戰爭實踐中,培養了一支具有高度紀律性、富有勇敢精神的軍隊,特別是他培養的步兵,有着異乎尋常的堅韌性,成為英國軍隊的主力和驕傲,對英國陸軍的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
[32]
在作戰中,韋爾斯利尊重當地人民,力圖贏取民心。如在半島戰爭中,法軍因拿破崙實行露營並採取以戰養戰的方針,所以實行徵糧制。對此,韋爾斯利以堅壁清野和打持久戰的策略應對,讓法軍在貧糧地區作戰,這樣一方面可以減慢法軍徵糧速度,減少其徵糧數量,降低其戰略機動性;另一方面在持久戰中法軍反覆徵糧甚至直接從民眾手中搶劫所需物資,容易激起當地民眾的反抗乃至參加游擊隊。而韋爾斯利知道自己需要當地平民的支持配合,所以英軍的大部分補給都是從國外運來的,在當地徵用的物資都要給民眾付現金。因此,當地人多服從英軍指揮、為他們提供情報還積極應徵入伍,在戰鬥中表現突出。當地人民的支持是英軍在半島戰役中取勝的重要因素之一。
[32]
阿瑟·韋爾斯利政治
- 拿破崙戰爭時期
1806年後,由於拿破崙的大陸封鎖政策,英國經濟受到重創,國內外市場縮小,食物來源減少,不少工商業者破產,生產萎縮,失業增多,人們陷於空前困難之中。韋爾斯利在伊比利亞半島的軍事行動成為衝破法國大陸封鎖政策,通解英國危機的重要戰略舉措。由於韋爾斯利靈活的戰略戰術和卓越的軍事指揮才能,加之西葡兩國人民的強力支持,英軍牽制住了一支30萬人的法國大軍,引起了奧地利等國再次發起的反法戰爭。半島戰爭率先打開了拿破崙大陸封鎖政策的缺口,拿破崙後來也不得不承認“正是西班牙這個膿瘡把我毀了”。
[32]
- 戰爭後及任首相時期
韋爾斯利在代表英國參加維也納會議及擔任駐法歐洲盟軍司令時,執行英國一貫奉行的歐洲均勢原則,維護戰敗的法國在歐洲強國中的地位,反對削弱法國的提議,阻止佔領軍破壞巴黎的企圖。
[13]
英國政治家温斯頓·丘吉爾在《英語民族史》中高度稱讚了韋爾斯利在其中的作用:“卡斯爾雷和威靈頓是同僚中的佼佼者。在很大程度上,歐洲在拿破倫垮台以後實現的普遍和平應歸功於威靈頓的深謀遠慮和卡斯爾雷的公正立場 。”
[38]
韋爾斯利是“一名傑出的保守派政治家”
[2]
,議會改革的堅決反對者。他以託利黨黨員身份擔任了兩屆首相併主持通過了1829年的天主教解放法案。雖然他無法阻止1832年改革法案的通過,但直到退休,他仍是貴族院裏的領導人物之一。
[9]
阿瑟·韋爾斯利歷史評價
阿瑟·韋爾斯利正面
法國皇帝拿破崙·波拿巴對作為自己的對手的韋爾斯利多有稱讚,他説:“威靈頓公爵的治軍之才與我不相上下,還具有更加小心謹慎的長處。”
[27]
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一世稱韋爾斯利為“世界征服者(指拿破崙)的征服者”。
[47]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美國不列顛百科全書公司合作編譯《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由於在滑鐵盧擊敗拿破崙,他成為世界征服者的征服者。滑鐵盧戰役後,他參加一個採取鎮壓政策的政府。後來出任首相,抵制憲政改革所受的壓力。但是,他無論在戰場上或國會中都不曾因狂妄自大而不知急流勇退。為了祖國的利益,他曾支持自己並不贊成的一些政策。到老年時,他被敬奉為蓋世無雙的公僕——“大公”。……現在普遍稱讚他的軍事天才以及作為一個誠實和無私的政治家不為巨大威望所累的高貴品德。
[31]
[82]
阿瑟·韋爾斯利負面
韋爾斯利死後,被貶為膽小如鼠的將軍,一度又被説成是19世紀英國最壞的首相。對他的批評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現展示觀點如下:
- 後人對於韋爾斯利的某些軍事思想亦有詬病。如德國思想家卡爾·馬克思認為:“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十分標準,但卻沒有一件是卓越的……他有他自己的偉大,也就是説,可以算作偉大,而仍然不失其為平庸。” [28] 馬克思認為,他“曾有一些機會採取具有決定意義的天才的突擊,可是他對此連想都沒有想過”。如1810年在半島戰爭中本該乘勝追擊敵軍,他卻指揮英軍撤退到託列斯—維德拉斯的築壘陣地。而過於謹慎的特點也使他錯失了許多良機。如在滑鐵盧戰爭開始前,英荷聯軍的兵力本來就稍弱於法軍,但韋爾斯利在部署兵力時卻分兵把口,以至於在整個戰役中,相當於總兵力七分之一的部隊一直都沒有使用。 [32]
中國學者廖金城《外國曆史名人傳·近代部分》“威靈頓”條目也對韋爾斯利的晚年持批評態度:威靈頓作為一個軍人和作為一個政治家是一致的。如果説,他對重大政治問題在緊急關頭時還能作一些讓步的話,那麼,在一般情況下他總是堅持守舊,反對革新,逆潮流而動。
[34]
阿瑟·韋爾斯利人物榮譽
- 爵位
爵位頭銜 | 獲得時間 | 冊封國家 |
---|---|---|
薩默塞特郡韋爾斯利的杜羅男爵(Baron Douro of Wellesley in the County of Somerset) | 1809年8月26日 | |
塔拉韋拉的威靈頓子爵和薩默塞特郡的威靈頓子爵(Viscount Wellington of Talavera, and of Wellington in the County of Somerset) | 1809年8月26日 | |
威靈頓伯爵(Earl of Wellington) | 1812年2月28日 | |
威靈頓侯爵(Marquess of Wellington) | 1812年8月18日 | |
杜羅侯爵(Marquess Douro) | 1814年5月3日 | |
威靈頓公爵(Duke of Wellington) | 1814年5月3日 | |
Count of Vimeira | 1811年10月18日 | 葡萄牙王國 |
Marquess of Torres Vedras | 1812年8月 | |
Duke of Victoria | 1812年12月18日 | |
羅德里戈公爵(Duke of Ciudad Rodrigo,並享有“Grandee of the 1st Class”頭銜) | 1812年1月 | 西班牙王國 |
滑鐵盧親王(Prince of Waterloo) | 1815年7月18日 | 尼德蘭聯合王國 |
滑鐵盧親王(Prince of Waterloo) | 1831年 | 比利時王國 |
- 榮譽
名稱/頭銜 | 授予時間 | 授予國家 |
---|---|---|
1804年 | 大不列顛及愛爾蘭聯合王國 | |
愛爾蘭樞密院顧問 | 1807年4月28日 | |
陸軍金質獎章 | 1810年 | |
英國樞密院顧問 | 1812年 | |
1813年3月4日 | ||
英國皇家騎兵團上校(Colonel of the Royal Regiment of Horse Guards) | 1813年 | |
巴斯勳章(大十字級,軍事) | 1815年1月2日 | |
滑鐵盧戰役獎章 | 1816年 | |
普利茅斯總督 | 1819年 | |
漢普郡中尉勳爵(Lord Lieutenant of Hampshire) | 1820年 | |
步槍旅上校(Colonel-in-Chief of the Rifle Brigade) | 1820年 | |
英格蘭高級警官(Lord High Constable of England) | 1821年,1831年,1838年 | |
倫敦塔總管(Constable of the Tower) | 1826年 | |
擲彈兵衞隊上校(Colonel of the Grenadier Guards) | 1827年 | |
英國陸軍總司令 | 1827年1月22日-1828年1月22日,1842年8月15日-1852年9月14日 | |
切特豪斯公學校長 | 1828年 | |
1829年 | ||
牛津大學名譽校長 | 1834年 | |
Master of Trinity House | 1837年 | |
英國土木工程師學會名譽會員 | 1842年 | |
英國皇家學會會員 | 1847年 | |
海德公園護林員 | 1847年 | |
聖詹姆斯公園護林員 | 1850年 | |
塔與劍騎士勳章(大十字級) | 1811年10月18日 | 葡萄牙王國 |
聖費迪南勳章(Knight Grand Cross of the Military Order of St. Ferdinand) | 1812年4月11日 | 西班牙王國 |
金羊毛騎士勳章 | 1812年8月7日 | |
卡洛斯三世騎士勳章(Knight of the Order of Charles III) | 1814年 | |
聖愛馬內吉爾皇家軍事勳章(Royal and Military Order of Saint Hermenegild) | 1817年 | |
一級寶劍大十字騎士勳章(Knight Grand Cross of the Sword, 1st Class) | 1814年2月26日 | 瑞典王國 |
瑪麗婭·特蕾莎軍功勳章(大十字級) | 1814年3月4日 | 奧地利帝國 |
一級聖喬治勳章 | 1814年4月28日 | 俄羅斯帝國 |
1815年7月8日 | ||
聖亞歷山大·涅夫斯基帝國勳章 | 1815年7月8日 | |
一級聖安娜勳章 | 1815年7月8日 | |
1815年6月26日 | 普魯士王國 | |
紅鷹勳章(大十字級) | —— | |
大象勳章 | 1815年7月4日 | 丹麥王國 |
天使報喜勳章(Knight of the Annunciation, with Collar) | 1815年7月7日 | 撒丁王國 |
威廉軍事勳章(大十字級) | 1815年7月8日 | 尼德蘭聯合王國 |
Order of the Rue Crown | 1815年7月27日 | |
忠誠王室勳章(House Order of Fidelity,大十字級) | 1815年7月 | 巴登大公國 |
策林格之獅勳章(Order of the Zähringer Lion,大十字級) | —— | |
馬克斯·約瑟夫軍事勳章(大十字級) | 1815年 | |
聖靈勳章 | 1815年11月27日 | 法蘭西王國 |
金獅勳章(大十字級) | 1815年12月11日 | |
軍功勳章(大十字級) | 1815年,1830年加藍帶 | |
皇家圭爾夫勳章(大十字級) | 1816年3月 | |
1817年7月16日 | ||
聖費迪南和功績勳章(Order of Saint Ferdinand and of Merit,大十字級) | 1817年7月16日 | |
- 軍銜(陸軍)
級別 | 授予時間 | 授予國家 |
---|---|---|
少尉 | 1787年3月7日 | 大不列顛及愛爾蘭聯合王國 |
中尉 | 1787年12月25日 | |
上尉 | 1791年6月30日 | |
少校 | 1793年4月30日 | |
中校 | 1793年9月30日 | |
上校 | 1796年5月3日 | |
少將 | 1802年4月29日 | |
中將 | 1808年4月25日 | |
上將(Local brevet General,僅在西班牙、葡萄牙使用) | 1811年8月6日 | |
元帥 | 1813年6月21日 |
此外,韋爾斯利還被歐洲七國授予陸軍元帥軍銜,分別為:俄羅斯帝國(1818年11月15日)、奧地利帝國(1818年11月15日)、普魯士王國(1818年11月15日)、漢諾威王國(1813年6月21日)、西班牙王國(1809年8月)、葡萄牙王國(1809年7月6日)和尼德蘭聯合王國(1815年)。每個國家都向他贈送了一根元帥杖,作為他等級的象徵。在韋爾斯利的葬禮上,由對應七個國家(包括英國,排除奧地利)的將軍攜帶對應的元帥杖隨行:英國為亨利·威廉·佩吉特元帥,俄國為米哈伊爾·德米特里耶維奇·戈爾恰科夫上將,普魯士為August Ludwig von Nostitz中將,漢諾威為Hugh Halkett上將,西班牙為Mariano Téllez-Girón公爵,葡萄牙為António José Severim de Noronha元帥,尼德蘭為Antonie Frederik Jan Floris Jacob van Omphal中將。
[61]
阿瑟·韋爾斯利主要作品
阿瑟·韋爾斯利軼事典故
阿瑟·韋爾斯利相貌及興趣
韋爾斯利很偏愛使用高科技的機械工具,他也因此成為了不列顛軍隊中最早使用榴霰彈與康格里夫火箭的將領(雖然他之後對這種火箭糟透了的精準度而感到失望)。他也設置了一個專職破譯截取的法軍電報的軍官職位。另一方面,雖然做了一絲不苟的準備工作,他的補給隊還是由馱貨物的騾子和牛車(輪軸不上潤滑油)組成(如果有可以利用的河流的話,還包括貨船)。
[73]
1823年查爾斯·巴貝奇發明了第一台計算引擎差分機後,曾邀請韋爾斯利前來參觀。當巴貝奇首次向韋爾斯利展示差分機時,他在機器旁邊放了幾首曲子。巴貝奇知道韋爾斯利非常喜愛鄉村舞曲,他想讓韋爾斯利把機器與音樂聯繫在一起。韋爾斯利卻表示,在指揮軍事戰役時,這台機器能幫助將軍解決如何掌控戰爭的各種變數問題。
[75]
韋爾斯利很少在他的下屬面前流露出情感。據説,在薩拉曼卡之戰前,他一邊用小望遠鏡觀察法軍的調動,一邊嚼着一隻雞腿。他發現法軍左翼過分地展開了,意識到他可以對那兒進行一次成功的攻擊,於是他把雞骨頭往天上一扔,大喊道:“法軍敗了!”還有一次,在圖盧茲之戰後,當韋爾斯利的侍從官將拿破崙退位的消息帶給他時,他穿着他的靴子原地轉起了圈子,並打了幾個響指,有點像在跳即興的弗拉門科舞。
[73]
阿瑟·韋爾斯利個人習慣
韋爾斯利工作的節奏是極快的。他每天早起——他一旦醒來就“不能承受躺在牀上的滋味” 。他常常只睡6個小時或更少的時間。甚至到1815年他不再出徵後,他仍然睡行軍牀,這也反映出他並不關心個人享樂。西班牙將軍米格爾·裏卡多·德·阿拉瓦·埃斯基維爾(1770-1843)聲稱韋爾斯利經常説軍隊要“在拂曉”開始行軍並吃“冷肉”,使得他開始害怕幹這兩件事。當有戰事發生時,他在早餐和晚餐中間幾乎從不吃東西。在1811年退回葡萄牙期間,韋爾斯利只靠吃“冷肉冷麪包”維生(這使與他一同進餐的參謀們都感到絕望了)。但是韋爾斯利以他所飲用與提供的好酒享有盛名,他經常在正餐(晚餐)時喝一瓶——按他一天的標準並不算太多。
[73]
阿瑟·韋爾斯利愛護士兵
儘管韋爾斯利是著名的苛刻並用鐵腕手段維持紀律,但他也深深地關心士兵們。他在波爾圖之戰及薩拉曼卡之戰結束後沒有追擊法軍,因為在複雜地形條件下追擊逃敵會不可避免地造成人員傷亡。另外,韋爾斯利唯一依次公開地表現出悲痛是由於他士兵的慘痛傷亡:在悲慘且代價昂貴地佔領了巴達霍斯之後,他看到缺口處英軍士兵大量的屍體時流淚了。在這個背景下,再看他在維多利亞之戰後寫的那封著名的信中稱呼他們“地上的渣滓”,就可以看出他的激烈情緒是由他對他們擅自解散隊伍的失望和對不服從命令的憤怒而引發的。
[73]
[79]
19世紀的英國政論家沃爾特·白哲特曾説:“所謂偉大的軍人,就是像威靈頓公爵這樣,滿腦子裝着部下的長靴,沉着而冷靜的男人。”
[74]
阿瑟·韋爾斯利坦率真誠
韋爾斯利一再使用“國王和人民的忠實僕人”以及諸如此類的詞句來形容自己,這些詞句恰如其分地表達出他主要受到尊敬的自我奉獻精神。在服裝和通信方面許多有趣的個人特點再加上對答如流的機敏天才使得他不但是英雄而且是個“名角”。他對一個敲詐勒索者的著名回答是:“你公開發表好啦!”
[31]
有些近代歷史學家反對“鐵公爵”的稱號,理由很充分,因為韋爾斯利既不冷酷,又非鐵石心腸。然而,他本人倒是往往以嚴格維護紀律自誇。他喜歡説一句格言:”我只是個堂堂男子漢。”這也能表現出他的坦率真誠和純樸天性。
[31]
阿瑟·韋爾斯利失聰問題
在一次事件之後,作為軍械總監的韋爾斯利因為距離一場大爆炸太近,開始出現耳聾和其他與耳朵有關的問題。1822年,他進行了改善左耳聽力的手術。然而,結果是他在那一邊永久性失聰。據稱,他“事後從未好過”。
[73]
阿瑟·韋爾斯利另類決鬥
在就天主教徒解放問題進行辯論的過程中,發生了一起出人意料的插曲。他決定與出言不遜的託利黨極端分子温奇爾西伯爵決鬥。温奇爾西在決鬥前起草了悔罪信,但被韋爾斯利認為完全沒有道歉的誠意,因而繼續堅持決鬥。兩人帶着手槍來到巴特西·菲爾茲。韋爾斯利想打傷他的敵手的腿,温奇爾西則保證不向韋爾斯利開槍,結果誰也沒有受傷,於是,温奇爾西為他説過的那番話表示了歉意,韋爾斯利摸了一下他的帽子,説了聲“早安”,就催馬返回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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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阿瑟·韋爾斯利風流軼事
韋爾斯利年輕時,愛上了朗福德伯爵之女凱瑟琳·基蒂·帕克南。她在他眼中“既快活又充滿魅力”。1793年,韋爾斯利向凱瑟琳求婚,卻被她的長兄托馬斯阻止,因為韋爾斯利太過年輕又負債累累而且看起來沒什麼前途。憤怒的韋爾斯利決心從軍。1806年,在他取得功名後,當年拒絕韋爾斯利的凱瑟琳家人來向他提婚,他答應了婚約,只是低低的埋怨了一句“她變醜了”。這是一段悲劇的婚姻,凱瑟琳和韋爾斯利在氣質上格格不入,既過分疑慮又極端崇拜他。他的那些兒子也成了他的累贅。
[2]
[17]
[31]
婚後,韋爾斯利仍不時向其他女性示愛。在社交界,他被稱為“花花公子”。在倫敦,他是一位著名的社交人物,喜歡同漂亮的女人交際。他是一位著名的俱樂部會員。實際上,據説他曾創建了一傢俱樂部,目的是把他的兒子拒之於俱樂部的門外,以此取樂。
[17]
韋爾斯利有兩個兒子,大兒子曾編輯他的最後“消息”,二兒子的孩子們很受他鐘愛,正如他對所有的孩童一樣。他與倫敦著名的七公主俱樂部的女主人哈麗特、安傑拉、布岱特-古茨、哈麗特·阿巴斯諾特以及其它一些女人的熱烈友情顯示他如果與一個聰明的女子結合可能會是美滿幸福的。不過,在其部下軍人大家庭的友愛中,他可能是最幸福的。
[31]
在瑞典女高音珍妮·琳德來到倫敦後,韋爾斯利“這位老戰士成了她的俘虜”。他毫無顧忌地追求她,在那段時間內總是早早趕到劇院,坐在與舞台平齊的包廂裏,一見到珍妮·琳德就開始放電:“晚上好,琳德小姐,今晚您感覺如何?我希望您感覺好!”
[78]
1831年,身患癌症的凱瑟琳病重。臨終前,韋爾斯利來到她的牀邊。凱瑟琳用一根手指伸進他的袖子裏,想看看他是否還戴着她曾經送給他的臂章,“她找到了,就像過去二十年裏任何時候一樣,如果她願意尋找的話(She found it, as she would have at any time these past twenty years, had she cared to look for it)”,韋爾斯利後來回憶這件事時評論道。“多奇怪啊”,他接着説,“人們可以共同生活半輩子,但只有到了最後才能相互理解(half a lifetime together, they had come to understand each other at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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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瑟·韋爾斯利人際關係
關係 | 姓名 | 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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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 | 加勒特·韋斯利(Garret Wesley) | 第一代莫寧頓伯爵(1st Earl of Mornington)。 |
母親 | 安娜(Anne) | 第一代鄧甘嫩子爵(1st Viscount Dungannon)亞瑟·希爾-特雷弗(Arthur Hill-Trevor)的長女,莫寧頓伯爵夫人。 |
長兄 | 理查德·韋爾斯利(1760-1842) | 第一代韋爾斯利侯爵(1st Marquess Wellesley),第二代莫寧頓伯爵(2nd Earl of Mornington)。曾任印度總督、外交大臣、愛爾蘭總督等職。 |
次兄 | 威廉·韋爾斯利-波爾(1763-1845) | 第三代莫寧頓伯爵(3rd Earl of Mornington)。曾任愛爾蘭首席秘書、財政大臣等職,後任郵政局長。 |
弟弟 | 亨利·韋爾斯利(1773-1847) | 第一代考利男爵(1st Baron Cowley)。曾任英國駐西班牙、奧地利、法國大使。 |
姐姐 | 安妮·卡林·史密斯夫人(1768-1844) | 原姓韋斯利,名菲茨羅伊。 |
妻子 | 凱瑟琳·基蒂·帕克南(?-1831) | 朗福德伯爵(Earl of Longford)的女兒。1807年與韋爾斯利結婚。婚後誕有兩子。 |
情人 | 哈麗特 | —— |
安傑拉 | —— | |
布岱特-古茨 | —— | |
哈麗特·阿巴斯諾特(1793-1834) | 19世紀早期英國日記作者、社會觀察家和託利黨的政治人物。 | |
長子 | 阿瑟·理查德·韋爾斯利(1807-1884) | 第二代威靈頓公爵。 |
次子 | 查爾斯·韋爾斯利(1808-1858) | 少將。曾任維多利亞女王的Clerk Marshal。 |
女兒 | 艾琳·韋爾茲利夫人 | 韋爾斯利最小的女兒。 |
阿瑟·韋爾斯利藝術形象
阿瑟·韋爾斯利文學形象
阿瑟·韋爾斯利影視形象
阿瑟·韋爾斯利後世紀念
- 墓葬
- 住宅
英國倫敦海德公園街角的威靈頓美術館(阿普斯利之家)是為紀念韋爾斯利在滑鐵盧之役擊敗拿破崙而設,是韋爾斯利的城內公館,人稱“倫敦門牌1號”。館中藏有大量韋爾斯利收藏的珍品。內部有一間名為“滑鐵盧畫廊”的大廳,每年都會舉辦慶祝滑鐵盧大捷的宴會。
[77]
[40]
滑鐵盧之役後,英國內閣決定額外賜給韋爾斯利一座符合他英雄身份的郊區別墅。韋爾斯利選擇了倫敦南方65公里的史特拉德福·塞的屋宅,內閣於1817年為他買下這棟房子。他原本計劃在這裏興建一棟名為”滑鐵盧宮”的宏偉建築,但沒有實行。如今宅邸為韋爾斯利的子孫所居住,也對外開放,展示許多緬懷這位偉大人物的紀念品。宅邸內也建有他的愛駒“哥本哈根”的墓。
[77]
- 威靈頓拱門
倫敦另有威靈頓拱門,由喬治四世於1825年規劃建造,原名憲法拱門,與海德公園東北角的大理石拱門同為紀念韋爾斯利在滑鐵盧取勝而建造。
[7]
- 紀念碑
愛爾蘭都柏林市中心西北部利費伊河北岸的鳳凰公園內有一座關於韋爾斯利的紀念碑。碑高205英尺,是歐洲最高的紀念碑。碑上有1815年滑鐵盧大戰的浮雕。
[15]
- 軍團
- 軍艦
以韋爾斯利命名的軍艦(3張)
- 學校
1859年,為紀念韋爾斯利,維多利亞女王提倡建立了一所為戰爭中士兵遺孤提供教育的學校,即後來英國著名的貴族學校——威靈頓公學。
[53]
- 城市
- 紀念幣、主題展
“D”系列英鎊中5英鎊背面的人物即為韋爾斯利,其身邊的戰爭畫面是薩拉曼卡戰役。
[43]
2015年3月12日,為紀念滑鐵盧戰役爆發200週年,以曾指揮該戰役的韋爾斯利為主題的展覽在英國國家肖像館開幕。
[41]
此外,為紀念滑鐵盧戰役200週年,英國皇家鑄幣局鑄造5鎊紀念幣。圖案是指揮滑鐵盧戰役的韋爾斯利與普魯士元帥布呂歇爾的握手照。
[43]
- 牛排
有一種牛排被稱為威靈頓牛排(Beef Wellington)。
[14]
但據説韋爾斯利本人更喜歡羊肉。
- 酒店
- 服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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