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摩爾

約翰·摩爾出生在格拉斯哥，這也是蘇格蘭啓蒙運動的策源地之一，詹姆斯·瓦特與亞當·斯密、弗蘭西斯·哈奇森、托馬斯·裏德均在此生活工作 ^[24]  。摩爾是醫生兼作家約翰·摩爾的兒子。約翰·摩爾（“傑克”）有一個姐姐簡和四個倖存的兄弟：詹姆斯·摩爾（後來成為了一名傑出的外科醫生，接替了愛德華·詹納防治牛痘的工作 ^[25-26]  ）、格雷厄姆·摩爾（海軍上將）、弗朗西斯（陸軍部官員）和查爾斯（大律師）。 ^[7] 

約翰·摩爾被送到格拉斯哥的高中，十歲時，他被父親帶到國外，父親是公爵道格拉斯·漢密爾頓的醫療助理。接下來的五年裏，約翰·摩爾在歐洲大陸度過，一部分時間在日內瓦上學，一部分時間與父親一起在法國、德國和意大利旅行。”1774年9月，他的父親在日內瓦寫道：“他真的是個漂亮的年輕人；”他跳舞、騎馬、談吐異常；他畫得很好，法語説得和寫得都很好，對地理、算術和實用幾何都有很好的理解。他總是在實地工作，並向我展示如何佔領日內瓦”。他拉丁語、法語和德語流利，擅長佩刀和火器 ^[16]  。 ^[15] 

1776年，約翰·摩爾以一名少尉身份加入英國軍隊。他在1778年美國獨立戰爭中首次行動，當時他是第82團的中尉。1779年，他在緬因州彭博斯科特探險隊的行動中表現出色，當時一個英國小分遣隊在增援到達之前，阻止了一支規模更大的美國部隊。 ^[1] 

1783年，約翰·摩爾返回英國，1784年當選為英國議會選區議員，該席位一直保持到1790年。 ^[1] 

1790年摩爾升為中校。1793年8月27日---12月19日率領51步兵團參加土倫之戰。後被派往科西嘉幫助叛亂，在1794年的卡爾威之戰中立有戰功。1795年因政治原因被召回英國，參加了西印度羣島戰爭，1796年升至當地准將。摩爾在西印度羣島與士兵共患難，以此作為對下級的尊重政策。 ^[7] 

摩爾隨後被派往愛爾蘭，在那裏他幫助鎮壓了1798年的叛亂。在班頓，他指揮着第9團和其他正規軍，以及經常紀律不良、貪婪的愛爾蘭民兵和自衞軍，他經常告誡他們不負責任的行為和宗派偏見將受到嚴肅懲罰。他一直在寫日記，記錄了他對叛亂前和叛亂期間英軍在愛爾蘭犯下的軍事暴行的震驚，並對阿伯克龍比於4月被無情的傑拉德·萊克將軍取代為總司令感到不滿。 ^[7]  暴動期間，摩爾主要在南部和東南部活動，他使用的戰術與萊克在北部的暴行形成了鮮明對比。他成功地赦免了那些在衝突前交出武器的人，並對剩餘的抵抗採取了有力措施。他參加了對新羅斯的成功防禦（6月5日），當時叛軍在激戰後被擊敗。6月20日，他與一支愛爾蘭民兵部隊從新羅斯出發前往韋克斯福德鎮，在戈夫橋遭到一支規模更大的叛軍的襲擊。他的部隊幾乎被擊潰，但摩爾的勇氣、冷靜和從前線領導的意願使他的士兵團結起來，最終取得了勝利。他還參加了在恩尼斯科蒂附近的醋山對叛軍的決定性勝利（6月21日）。在所有這些叛軍失敗之後，他盡最大努力約束他的部隊以防止大屠殺。 ^[7]  摩爾在他拒絕犯下暴行的立場上，在大多數指揮官中脱穎而出。 ^[4] 

1799年，他在荷蘭遠征隊指揮一個旅時受傷，隨後在埃及服役。在1801年3月21日亞歷山大戰役中，他指揮的預備隊在尼科波利斯的廢墟中首當其衝地承受了法國的進攻，他負重傷。 ^[4]  1805年摩爾升為中將，1807年指揮地中海的軍事力量。1808年5月率一支軍隊赴瑞典，以幫助瑞典人同俄國作戰，但被性格多變的瑞典國王古斯塔夫四世下令拘捕，他偽裝成農民設法逃脱。 ^[1] 

如果一個士兵的妻子被證明品行不好，她就不被允許留在軍隊。然而，處於這種情況下的婦女並沒有被拋棄。他們的朋友和家人會得到部隊的聯繫，為他們提供一些謀生的條件。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就為她們安排了一間簡易的住房。“她們不會在世界上漂泊不定，因為這樣的行為永遠會讓兵團蒙羞。” ^[12] 

在美國革命期間，所有的英國團都包含一個輕型連，當摩爾嶄露頭角時，英國也有幾個配備步槍的營，這代表着應對小規模衝突挑戰的方法略有不同。當然，這些事態發展是對那些成功使用輕步兵對抗英國人的對手的迴應，尤其是對美國和法國。當時的最大問題是整個英國陸軍沒有獨立的輕步兵兵種。 ^[8] 

1803年約翰·摩爾在福克斯頓附近的肖恩克利夫軍營指揮一個旅，在那裏他建立了創新的訓練制度（Shorncliffe System ^[22]  ），第52團，第43團和95團均在此受過訓練，這三支部隊後來成為輕型師的核心。具體來説，摩爾將自己的第52團作為“小白鼠”，作為一個完全“輕型”的團進行訓練。在這樣做的過程中，他開發了新的訓練和戰術，強調主動性。部隊受到了良好的待遇，軍官們被要求完全熟悉他們的武器和戰術。 ^[22-23]  他被譽為一個非常人道的領袖和訓練員；據説，當營地正在建造新的建築時，建築師問他路應該修到哪裏，他讓他等幾個月，看看這些人走到哪裏，然後把路建在那裏。兵營現在以他的名字命名。阿瑟·布萊恩特爵士寫道：“摩爾對英國軍隊的貢獻不僅在於他那無與倫比的輕步兵（他們從那時起就把他的訓練奉為神聖），還在於他相信，一個完美的士兵只能通過喚起人類最優秀的一切——身體素質、心理和精神來創造。” ^[1]  他拋棄了當時主要通過恐懼和暴行維持的現有紀律制度，在他看來，恐懼和暴行也扼殺了個人的主動性，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更加基於自律、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制度。 ^[27] 

摩爾在日記中提到他的兵團進行輕步兵訓練時寫道：“很明顯，不僅軍官，而且每個士兵都非常清楚自己要做什麼；紀律是不嚴厲的，軍官依附於士兵，士兵依附於軍官。”這與訓練方法有很大關係；與其他兵團不同，軍官們和士兵們一起訓練，熟悉訓練程序，包括武器訓練。士兵們還接受了額外的訓練，並被鼓勵發展能動性和自我指導；在戰場上發生小規模衝突時，他們需要在沒有直接命令的情況下作出反應，並注意採取一切必要的掩護措施，以各種姿勢開火 ^[11]  。 ^[2]  摩爾認為，一個完美的軍官應該警覺、警惕、有道德，“不會因為不良習慣而疲憊不堪，無法支撐戰爭的疲勞。”他認為一個好的指揮官應該通過邀請士兵與他共進晚餐來了解他們，並獲得他們的信心。但不能過度放縱飲酒——應該保持禮貌。 ^[9] 

摩爾不是一個人工作的——他受到了拉爾夫·阿伯克龍比爵士等人物的啓發，大部分戰術發展都是由同為蘇格蘭人的肯尼斯·麥肯齊中校負責的。 ^[8]  摩爾並沒有贏得所有的爭執——並不是所有的輕型部隊都使用線膛步槍或採用綠色“偽裝”制服。但他在肖恩克利夫的時期是變革性的——更重要的是因為他有着出色的政治人脈。 ^[22] 

儘管如此，到摩爾去世時，他引入的概念還沒有完全成熟。在科倫納戰役期間，他建立了兩個“側翼旅”，這些旅錯過了戰鬥本身。惠靈頓，一位同樣有天賦的戰術家，在他返回半島時接過接力棒。事實證明，這對英國成功對抗法國經常使用的成羣小規模衝突至關重要。摩爾的“肖恩克利夫系統”使這成為可能。英國遲遲沒有充分認識到輕步兵概念的重要性，摩爾的改革引發了追趕的進程。再加上惠靈頓自己的戰術創新，他們將在許多場合為英國軍隊戰勝法國軍隊發揮重要作用。 ^[22-23] 

圖冊： ^[20-21] 

摩爾認為營房裏的任何物品都不能沒有指定的位置。”營房的清潔被認為不僅有利於士兵的健康，而且如果東西乾淨並放在正確的位置，士兵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做好戰鬥準備。十個人被摩爾認為是一個伙食團的完美尺寸，但有些餐桌最多有十八個人。所有軍官都被分配吃大鍋飯，拒絕的人被要求離開該團。食堂的每個成員都應該知道如何做飯，每個人輪流負責持續24小時的烹飪工作。

摩爾鼓勵士兵以板球、足球、蛙跳、跳馬和跑步等運動形式進行鍛鍊，以促進良好的健康和友誼，“所有這些都是有男子氣概和健康的鍛鍊”。跳舞也被認為是打發空閒時間的好方法，“它能保持良好的幽默感和健康”，並阻止士兵們在酒吧度過空閒時間。 ^[11] 

摩爾明白教育的重要性。設立了一所軍團學校，以“指導那些希望適應士官職位的人”。每個中士都必須能夠讀寫並理解基本的算術。除了星期天，學校每天都開放，當學校裏沒有士兵時，學校就用來教士兵的孩子們。 ^[11] 

1808年9月，哈里·伯拉德將軍因簽署辛特拉公約而被免職後，摩爾被授予駐葡萄牙英軍的指揮權。在聽到馬德里爆發反法起義的時候，他率部前去增援。在西班牙中部他得知馬德里起義已經被拿破崙鎮壓，老謀深算的他斷定退往葡萄牙才是上策，但是迫於命令，他自薩拉曼卡北上，攻擊布爾戈斯以西卡里翁河上的有蘇爾特元帥指揮的法國軍團並於12月21日將其擊敗，得知拿破崙來援而且一隻法軍已經切斷了他退往葡萄牙的道路，他決心翻越雪山，撤往400公里外的另一港口科倫納。儘管撤退是以惡劣的天氣、頻繁的小規模衝突、漫長的行軍和廣泛的酗酒、搶劫著稱的，但摩爾仍然能夠控制住被飢餓和寒冷削弱的士兵們的士氣不至於崩潰。 ^[1]  第95步槍團的步槍兵本傑明·哈里斯後來回憶説，在撤退開始時，他們行進了四天四夜，沒有休息。這樣的折磨註定會對最頑強的老兵產生影響，許多新兵開始踉踉蹌蹌。有時他們又站起來了，有時他們再也沒有，但通常沒有人來幫助他們。痛苦的跋涉幾乎沒有停頓地繼續着。摩爾的軍隊幾乎沒有遭遇戰鬥，但在撤退命令下達之前就已經行進了數百英里。已經顯示出磨損的制服和設備在不斷惡化的條件下開始解體。氈制披肩飽經風霜，呈現出奇怪的、不平衡的形狀，曾經完美無瑕的紅色或綠色束腰外衣變得破舊骯髒。當英國人設法睡在西班牙農民的小屋裏時，第二天早上他們起牀時發現他們的制服上滿是害蟲。最重要的是，這些士兵的鞋子磨損了，迫使他們中的許多人赤腳在粘稠的淤泥或霜凍的小路上跋涉。哈里斯很快就光着腳，不斷的行軍將他強健的體質推向了極限。“我的腳又疼又流血，”他後來回憶道，“我的腿筋疼得好像要爆裂一樣。”大雨、雪交替出現，把每個士兵都濕透了。紅衫軍揹包裏的食物很快就被吃掉了，飢餓加劇了他們日益增長的痛苦。 ^[17] 

摩爾向北撤退到科倫納港。1809年1月16日，他在那裏進行了一場技巧嫺熟的後防線戰役，這場戰役阻止了法國對他即將回國的軍隊的進攻，保護了唯一一支具有野戰經驗的英軍。 ^[4] 

摩爾在科倫那城外的山上建立了一個防禦陣地，科倫納之戰中他“被炮彈擊中了左胸和左肩，肋骨、手臂、肩膀”。

在他臨終的幾個小時裏，他始終保持清醒，鎮定自若。像納爾遜一樣，他在戰鬥中受了致命傷，也堅持了很長時間以確信他已經取得了勝利。死前，他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對他的部下説：“鎮靜，先生們，我相信你們會做的更好。”他對他的老朋友安德森上校説：“你知道，我一直希望這樣死去。”他最後説的話是：“我希望英國人民會滿意！我希望我的國家能公正地對待我！”他被裹着軍用斗篷埋葬在鎮上的城牆下；法國人佔領這座城鎮時，蘇爾特元帥下令在他的墓上建了一座紀念碑。 ^[1]  在相當一段時間裏摩爾的成績並沒能得到認可，軍隊的悲慘境遇嚇壞了英國國民。摩爾也就如他死前所擔心地那樣在相當長的時間裏成了舉國抨擊的對象。但是最後歷史終究是還了他公道。現在認為摩爾在整場戰役中確實犯下大錯，並且需要負主要責任，但是考慮到他所擁有的力量不應當被過分苛責，而且他將拿破崙拖入西班牙西北的決策對半島戰爭的全局而言存在重要意義。正是拜他所賜，他的繼任者威靈頓才算有發揮的空間。 ^[3] 

摩爾曾是多次受傷的倖存者，後來確定終身不婚（據説是為了避免他的職業生涯給婚姻帶來的痛苦）。 ^[7]  他的正直是非凡的，他拒絕（在四十多歲時）迎娶給17歲的卡羅琳·福克斯。除了年齡差異之外，也因為他和他的兄弟發誓在戰爭結束之前不會結婚。 ^[10]  據信他“被一種騎士般的懷疑感所阻止”，即年齡的差距和他的崇高地位可能會不明智地影響她的決定。這一求婚的決定從未提出，1811年福克斯小姐成為了未來的威廉·納皮爾爵士的妻子。 ^[15] 

摩爾傾向於在戰鬥中在前線指揮——這經常導致他嚴重受傷——以及他在政治上的直言不諱——導致了職業生涯的暫時挫折。 ^[16] 

我們緩慢而悲傷地讓他躺下……但我們把他的榮耀留給了他。 ^[14] 

在西班牙，特別是他陣亡的拉科魯尼亞（科倫納），作為對西班牙獨立與解放做出卓越貢獻的人物，他英勇戰死的故事被小學老師傳授給學生。他的紀念碑是當地小學組織活動的參觀地點，當地的市政工人對他的故事也頗為熟悉。摩爾被彈片擊中的位置位於現在的科倫納大學校園內，靠近體育場，以法國指揮官蘇爾特元帥的命令豎立的巨石為標誌，紀念碑上沒有塗鴉。 ^[13] 

摩爾本人身材高大優雅，五官也非常英俊。摩爾的一些朋友稱他為“倒黴蛋”是一種時尚，主要是因為他經常在戰鬥中受傷。威靈頓曾經給他起過這個綽號。班伯裏説：“摩爾身上的一切都是真實的、堅實的、不屈不撓的。他敏鋭而善於思考。他的態度對他喜歡的人來説是特別討人喜歡的，但對他不尊重的人來説，他的態度是嚴厲的”。沒有一位英國指揮官比他手下的軍官更受歡迎，也沒有一位指揮官給在他們手下訓練的部隊留下更持久的印象。在半島時代，以及此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成為“約翰·摩爾爵士的手下之一”，帶來了一種獨特的聲望。 ^[15] 

“如果不是摩爾，也許拿破崙早已贏下了半島戰爭。”——威靈頓公爵 ^[3] 

“僅憑他的才華和堅定，就把英國軍隊（在西班牙）從毀滅中拯救了出來；他是一個勇敢的士兵，一個優秀的軍官，一個有才華的人。——拿破崙 ^[4] 

“對人性和軍事心理學的理解成為摩爾遺產的支柱。” ^[6] 

“獨自與其榮耀同在”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