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炳學

金炳學出身權門安東金氏，道光元年辛巳（1821年，朝鮮純祖二十一年）六月三十日生於朝鮮京畿道安山。他是吏曹判書金洙根的兒子，國舅金汶根的侄兒，金炳國的兄長，後被過繼給伯父金浚根為養子。早年以蔭敍入仕，任縣監；咸豐三年（1853年，朝鮮哲宗四年）參加科舉考試，獲庭試文科丙科及第。朝鮮哲宗時，安東金氏的勢道政治如日中天，金炳學的仕途也十分順利，登第後被授予正三品之成均館大司成，既而歷任吏曹參判、司憲府大司憲、禮曹，吏曹，兵曹，工曹判書、知中樞府事等高級官職，與金炳冀及金炳國並稱“三卿”。

金炳學在哲宗朝雖然是安東金氏家族的重要人物，但是並不專橫，並且與沒落王族興宣君李昰應來往密切，對其多有資助。 ^[1]  同治二年（1863年）冬朝鮮哲宗去世前夕，金炳學又支持立李昰應之子李命福（李熙）為王位繼承人，遭到其他安東金氏家族成員的反對。後來李命福在趙大妃（神貞王后）的支持下繼承王位，是為朝鮮高宗，李昰應晉升為興宣大院君，代理高宗攝政。興宣大院君大力排擠安東金氏勢力，而金炳學卻倖免，他的官位節節升高，於同治四年（1865年，朝鮮高宗二年）拜相，被擢升為左議政，成為了大院君麾下的得力干將。史書對此記錄道：“（金炳學）當諸金用事之日，頗自恬退。又王（這裏“王”指高宗）之立也，出力為多。故大院君方痛抑諸金，而於炳學獨否焉”。 ^[2]  大院君提拔金炳學也是為了報其資助之恩。 ^[1] 

據説金炳學當初支持興宣君的條件是讓他的女兒做未來高宗的王妃，但在同治五年（1866年，高宗三年）的王妃揀擇式中，興宣大院君竟然食言，另立自己的姻親閔氏為朝鮮王妃，是為閔妃（明成皇后）。 ^[3]  可見大院君還是對出身外戚世家安東金氏的金炳學很不放心。然而金炳學已經完全投靠了大院君，再加上安東金氏已經沒落，所以他不得不繼續追隨大院君的指示，幫助大院君進行改革。金炳學被任命為營建都監都提調，協助大院君重修景福宮；主張鑄造當百錢以緩解財政危機；建議實行社倉制以解決還谷制之弊；主持編纂《哲宗實錄》、《大典會通》等國家典章，並在鎮壓天主教的丙寅邪獄、推行向兩班徵税的户布制等政策中為大院君大造聲勢，站在大院君改革的前沿。在同治五年（1866年，高宗三年）丙寅洋擾之際，力主“斥和論”，並薦舉山林學者李恆老為承政院同副承旨。金炳學為大院君政權的鞏固立下汗馬功勞。因此他在同治六年（1867年，高宗四年）登上了領議政的寶座，是大院君勢力的代表人物之一。

同治十一年（1872年，高宗九年）九月底，金炳學生母慎氏去世，金炳學辭去領議政職位，回鄉丁憂。 ^[4]  27個月的守制期結束後，金炳學被起復為領敦寧府事。然而此時的朝鮮已經變天，大院君於同治十二年（1873年，高宗十年）底垮台了，閔妃取而代之執掌朝鮮國政。金炳學作為朝廷元老，雖然沒有遭到閔妃集團的迫害，但是也沒有被重用了。金炳學仍然保持和大院君的聯繫，在朝中堅持大院君的路線，特別是針對當時朝日建交問題，金炳學曾致書日本人，痛斥道：“今以無道之書，及於我境，是何主見？是何執義？欲恃強而威脅也，欲凌弱而併吞也。” ^[5]  光緒元年（1875年，高宗十二年）爆發雲揚號事件，次年正月日本以此為藉口派黑田清隆、井上馨帶兵來到朝鮮，以武力強迫其簽訂通商條約。朝鮮朝野輿論沸騰，朝廷中立刻分化為主戰派和主和派，金炳學是朝中主戰派的頭號人物，指出“倭人雖雲修好而來，許多情狀非修好，即挑釁也”，不辭與日本一戰。 ^[6]  他與下野的大院君兩相呼應，對朝鮮政府構成巨大壓力。但在閔妃集團的授意下，朝鮮政府最終與日本締結了不平等的《江華條約》。光緒五年（1879年，高宗十六年），金炳學又與大臣聯名上奏反對開放仁川港。 ^[7]  是年八月十五日，朝鮮首都漢城（今韓國首爾）發生瘟疫，六萬人死亡，而金炳學亦在瘟疫中突然去世。 ^[8]  高宗賜諡號“文獻”。 ^[9]  身後無子嗣，由金升均（甲申政變後改名金昇圭）過繼給他為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