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山區博物館

王頊齡（1642~1725年），金山張堰人。原名元齡，字顓士，號瑁湖，晚號松喬老人。清康熙十五年（1676年）進士，授太常博士。康熙十八年（1679年）參加博學鴻詞科考試，獲一等第6名。改任翰林院編修，參加《明史》編纂。後升侍讀、侍講學士，為康熙帝講解《資治通鑑》。他嫺熟史學，觸類旁通，每講一篇，必獲康熙帝讚賞。

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升禮部侍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遷吏部右侍郎，後升工部尚書。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進升武英殿大學士，時已78歲。雍正元年（1723年）進太子太傅。

2008年1月24日，在金山區朱涇鎮五龍村9組，發現刻有篆體陰文的王頊齡墓碑，上書“敕建墳塋皇清告授光祿大夫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兼工部尚書加三級贈少傅諡文恭王公墓誌銘”。墓誌銘為楷體陰文，記載了王頊齡的生平。兩塊石碑皆呈正方形，邊長85.5釐米，厚15.5釐米，字跡清晰，碑文四邊全都雕刻着線條流暢的龍紋。 ^[5] 

（1368年―1644年）

元寶石，因其形狀神似元寶而得名，又名“踹布石”，是古代染布作坊用於碾整染布的工具。

元寶石由兩部分組成，上爿為一元寶形石片，一般厚約30公分，高約70公分，長約100公分。下爿為一長方形墊石，中心縱向呈淺凹狀，與上爿元寶形石底部橫向的圓弧相吻。碾布作業的情景是“下置磨光石板為承，取五色布卷木軸上，上壓大石如凹字形者，重可千斤，一人足踏其兩端，往來施轉運之，則布質緊薄而有光”。 ^[5] 

直徑21公分，高34公分。

燈具的燈座是一朵盛開的荷花，燈柱伸出屈枝三層，下面兩層兩邊各有一盞燈盤，燈柱頂端有一盞燈盤，共計5盞。燈座與屈枝中均融入了西方藝術特色，典雅大方。

五盤燈為多枝燈的一類，又稱“連枝燈”、“百花燈”，初見於戰國中晚期，是中國古代燈具中造型優美的燈具之一。 ^[5] 

（距今約5000—4000年）

腹徑42公分，高16.5公分，口徑40公分。

舞蹈是以有節奏的動作為主要表現手段，表現人的生活思想和感情的藝術形式。舞蹈在原始社會已經產生，故人們用舞蹈來慶祝豐收、歡慶生理、祈求上蒼或祭祀祖先。

陶盆為泥質橙黃陶。內壁醒目的紋飾為兩組人形紋，圓點表示頭部和臀部，每組九人，攜手並肩，翩然起舞，動作統一。原始先民載歌載舞的歡快情景，彷彿穿越千年，鮮活地展現在我們眼前。

同類的馬家窯類型舞蹈紋彩陶盆，以前只發現過3件，其中最相像的是甘肅武威磨嘴子出土的馬家窯類型舞蹈紋彩陶盆，但破損嚴重。 ^[5] 

白蕉（1907~1969年），金山張堰人。本姓何，名旭如，字治法、復，號復翁、遠香，別署甚多。

白蕉，能篆刻，精書法，亦擅長畫蘭，能詩文。沙孟海先生譽其為：“三百年來能為此者寥寥數人。”書法之餘，偶作蘭草，風姿綽約，清沖淡遠。蓋以精於書道，故能葉葉出草法，辦辦入楷意。觀其書畫，是知非才情學養俱佳者不可入其堂奧。惜罹難“文革”，流年不永，垂世之作較少。曾為上海中國畫院籌委會委員兼秘書室副主任，中國美術家協會上海分會會員，上海中國畫院畫師、上海中國書法篆刻研究會專職幹部。

白蕉自稱詩第一，書第二，畫第三，傳統文藝修養相當全面。他善畫蘭，在上世紀之三四十年代，他和徐悲鴻、鄧散木被稱為“藝壇三傑”，且有“白蕉蘭、（申）石伽竹、（高）野侯梅”三絕之譽。白蕉作畫惟蘭，卻是深見工夫的，當時人評價也很高。謝稚柳説：“雲間白蕉寫蘭，不獨得筆墨之妙，為花傳神，尤為前之作者所未有。”“以書法寫蘭，粉蝶翠荷，不入前人一筆。”沈禹鍾説：“（白蕉）書法逼二王，畫蘭也無敵。”唐雲説：“萬派歸宗漾酒瓢，許誰共論醉良宵：憑他筆挾東風轉，驚倒揚州鄭板橋。”白蕉的蘭花，題繪皆堪品味，故一生中屢次書寫自己題蘭的文字。 ^[5] 

1906年7月20日，孫中山先生從日本到南洋途徑上海。郵輪停靠在上海吳淞口外，孫中山無法進入上海市區，於是他將一張小小的名片通過巡捕房的一位同志通知了擔任中國同盟會江蘇分會主盟人的高旭。高旭在得到消息後馬上帶着上海人朱少屏、松隱人陳陶遺及青年柳亞子，乘坐一艘小舢板船來到了吳淞口外的法國郵輪上，與孫中山先生見了面。在這次會見中，孫中山先生了解了中國同盟會江蘇省分會的活動情況並作了指示。最後，高旭把印有“孫文“二字的印章交還給了孫中山先生。這是當時孫中山先生委派高旭在上海處理中國同盟會江蘇省分會的工作時，親自交給高旭的印章。這枚印章足以見得孫中山對高旭的信任。

故事出自柳亞子的回憶殘稿，有趣的是：這是他第一次與孫中山先生見面，很激動，但是因為他的口吃，在會見中沒有説上一句話，令他感到十分遺憾。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