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間宏

1915年2月23日野間宏生於神户東池尻，父親為日本佛教一個教派的教祖，在他10歲時去世。他自幼承受父親的衣缽教育，但後來日益醉心於馬克思主義。1932年人第三高校習文，在學期間發表詩作，受法國象徵主義大師喬伊斯、安德烈·紀德和普魯斯特的強烈影響，還曾師從象徵主義詩人竹內勝太郎，高校畢業前後，越發接近馬克思主義，並對革命運動甚為關心，並參加地下學生組織“核心”和關西勞工運動。

1938年畢業於京都大學法文系。後在大阪市貧民救濟機關工作。1941年被徵入伍，被派住中國華北，翌年因病從菲律賓戰場遣送回國。1943年因違反《治安絡持法》的罪名，由陸軍軍事法庭下令逮捕，關進大阪陸軍監獄。判處4年徒刑，緩期執行。同年11月開除軍籍。這段痛苦的經歷和體驗,成為他日後創作反戰小説的基礎。1944年春出獄，在軍需公司工作。戰後開始文學創作，成為一名戰後派的代表作家。

戰後，他動手寫的第一篇作品《陰暗的圖畫》在雜誌上一發表,就受到廣泛注意,被認為是戰後派文學出現的先聲。繼之,他又接連發表了《兩個肉體》、《臉上的紅月亮》、《第36號》、《地獄篇第28歌》和《崩潰感覺》等一系列中短篇小説,從各個角度挖掘人們的青春、愛情、個性和幸福是怎樣被這場罪惡的侵略戰爭所扼殺和破壞的，人的慾望和自我意識的矛盾。1952年，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説《真空地帶》問世。這本書以戰時日本陸軍為廣闊背景，描繪了兩名日本士兵，一個有文化的中產階級理想者和一個茫然不知所措的青年農民的共同命運，該書仍以反戰為主題，有力地揭露了法西斯軍隊內部的黑暗腐敗。

1949年解放以後，他的作品使用比較直接的散文體，又相繼出版了《我的塔聳立在那裏》和《青年之環》等長篇小説，後者長達5卷，300餘萬字，創作時間長達22年（1949-1971），1971年獲谷崎潤一郎獎。其他晚期作品包括《親鴛》1973年，《佐山案件》1976年。這些作品一方面表現了他對佛教的濃厚興趣，另一方面也表明他繼續關心社會問題。他還寫過許多品論文章，包括品論紀德和薩特。他曾與1947年加入日本共產黨，但在1964年被開除黨籍。《真空地帶》、《臉上的紅月亮》和《志津子的去向》均已有中譯本。1991年1月3日卒於東京 ^[2]  。

丸山認為野間宏是日本文學家中極其少見的、可以把其生活作為思想史加以書寫的“例外的存在”；這是因為，“思想”不是如同帽子一樣可以戴在頭上的東西，它必須具有一種如性慾般的衝擊力，能夠從人的內部驅動他的肉體；而他的思想發展方式並不僅僅靠讀書和觀念性的反省，他的思想貫穿着他的經驗，通過他的行動加以驗證從而得到發展。“外在的足跡無論有着多大的轉向和飛躍，在其精神發展之中起支配作用的卻是其自身無法擺脱的法則性，這恐怕是自古以來值得被稱為思想家的人們的通例。”丸山以此來評價野間宏，認為他具有“思想家式的作家”的資質。野間宏在動盪不安的昭和前期，的確可算得上是“固守自我”、忠於自己的“皮膚感覺”的作家，因而對他來説，昨日的思想並非僅僅是一個通過點，而“恰如地殼一般，這種時間的經驗同時在他的精神構造中也作為空間中的地層累積起來，我覺得他作品的重量感的秘密就潛藏在這裏。”

丸山真男如此高度評價野間宏，是因為他在後者那裏找到了一種帶有普遍意義的工作方式，他將其概括為：通過從對象內部把握它來達到否定它的目的。這是在歷史研究中經常遇到的一個難題。面對歷史對象，從外部對它進行批判是比較容易的，通常思想史的“啓蒙主義”採取的就是這種態度；但是這種外部的態度很難深入到對象之中去，因而也不具有批判和瓦解其內在邏輯的功能；而與此相對，所謂“歷史主義”的態度是深入到對象中去，力求理解對象的內在邏輯，它的難點則在於很容易被對象同化，因認同式的“理解”而喪失批判精神。丸山指出，“在思想史領域裏以啓蒙主義和歷史主義的對立形態表現出來的這一兩難之境，其實並不僅僅是狹義上的學問與藝術的問題，它也是我們與周圍的反動環境——包括機構、人際關係、意識形態等等全部內容——對峙時經常不得不面對的日常性問題。天皇制和軍國主義問題在處理上的麻煩就在於此，所以這一點在政治行動方面、在學問與藝術領域裏都是日本進步陣營的致命之處。”具體而言，丸山強調的是天皇制的精神病理深深浸潤着包括日本無產者和前衞派知識分子在內的整個日本社會，因此所謂啓蒙主義的暴露性批判和道德主義的憎惡乃至客觀性的分析都不再具有有效性。野間宏在創作《真空地帶》的時候，成功地運用自己從軍的經歷，通過細緻描寫日本軍隊內部生活而對其內在結構和士兵的精神狀態進行了綜合和深入的批判。丸山在這部作品中看到的，是野間宏表現出的克服歷史認識中上述“兩難之境”的可能性，它反襯出日本社會科學領域尤其是日本馬克思主義抽象合理主義思維的侷限性：固守“正·不正”的固定範疇並把它與具體情境中的敵我區分混為一談。顯然，丸山在野間宏那裏看到了思想從內部驅動人的肉體的衝擊力，他意識到文學家(當然只是少數人)具有更直接的“進入歷史”的能力，這種能力正是他在分析實體化思維導致理論對現實的無限責任時所深切期待於日本社會科學的。①

野間宏是日本"戰後派"文學的主要代表作家。在日本戰後文壇上，他的戰爭文學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和廣泛的影響。日本戰後文學的開始可以説是以他的創作為標誌的，"真正稱得上‘戰後文學'的第一部作品的，就是野間宏的"

在中國的外國文學研究領域對野間宏的評價也非常高，讚揚他的長篇小説《真空地帶》"帶着明顯的反對帝國主義的目的意識"，"建立了一個嶄新的戰爭文學觀"。

野間宏筆下的戰後日本人--小説《臉上的紅月亮》及《崩潰感覺》主人公該文通過分析日本戰後派作家野間宏的兩部小説即《臉上的紅月亮》和《崩潰感覺》中的主人公形象，揭示了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給日本國民，尤其是給一部分有知識、有一定良知的日本國民造成的不可痊癒的心靈創傷。作家從對人性摧殘的層面強烈控訴了戰爭的罪惡。

日本戰後派代表作家。生於神户市東池尻。10歲喪父。1932年人第三高校習文，在學期間發表詩作，受象徵主義影響，高校畢業前後，接近馬克思主義，並對革命運動甚為關心。1938年於京都大學畢業，在大阪市政府社會部供職，積極參加部落民的解放運動。

1941年應徵入伍，被派住中國華北、菲律賓。以違反《治安絡持法》的罪名，由陸軍軍事法庭下令逮捕，關進大阪陸軍監獄。同年11月開除軍籍。這一時期的親身體驗，為《真空地帶》的創作作了準備。

1944年進軍需工廠工作。1946年發表短篇小説《陰暗的圖畫》，採用意識流手法，以主人公回憶的形式，描寫“七七事變”前後京都大學幾個學生參加進步活動被捕慘死獄中的故事，表現了對軍國主義的憤恨。這篇小説以1931年日本侵略我國東北前後為時代背景，細膩描述了學生們參加絕望的左翼運動的心理狀態。學生們明明知道毫無成功的可能，但他們追求的是心理的自我完成。這部作品實際上已經超出了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

日本評論家本多秋五説：“這是一篇從生理、心理、社會三個角度描寫人的綜合小説。”1946年加入日本共產黨和新日本文學會。1947年發表短篇小説《臉上的紅月亮》，反映侵略戰爭對人的生理和心理上所造成的創傷。1952年發表短篇小説《志津子的去向》，寫一個女學生的墮落。他擅長人物內心活動的分析和刻畫。最初幾篇作品受愛爾蘭作家喬伊斯和法國作家普魯斯特的影響。長篇小説《真空地帶》以現實主義手法，描寫一個普通士兵遭到誣陷迫害，暴露了法西斯軍隊的腐朽黑暗，引起很大的反響，成為日本戰後派文學的傑作之一，曾獲每日出版文化獎。野間宏還寫有許多中、短篇小説，如《崩潰的感覺》(1948)、《骰子的天空》(1958)以及《我的塔矗立在那裏》(1960)。1966年完成的《青年之環》(1947～1971)是作者迄今為止最長的一部小説，獲谷崎潤一郎獎。《真空地帶》、《臉上的紅月亮》和《志津子的去向》均已有中譯本。

在創作方法上，可以説他交錯使用了現代主義、現實主義兩種不同的方法。野間宏在文學的國際交流工作中也作出了應有的貢獻。1958年出席在蘇聯塔什干召開的第二屆亞非作家會者，作了題為《國際緊張局勢對作家的影響》的報告。1960年5月作為日本文學代表團團長率團來中國訪問。1961年出席在斯里蘭卡首都科倫坡召開的亞非作家會議理事國會議。1962年又應蘇聯作家同盟的邀請訪問了蘇聯。

故事講述上等兵木谷給人陷害，給人陷害，説他偷了林中尉的錢包和有反軍思想而被投入陸軍監獄，刑滿後釋放回到內務部，打算找誣衊他的人報仇。後來經過多方面的追蹤，終於知道了自己成了軍需室裏的林中尉和中崛中尉形成尖鋭對立的兩派鬥爭的犧牲品。正當他想找林中尉算帳時，卻被告知給派去南方戰場。他的最後一次反抗便是逃跑。然而，這不過是一次無謀的舉動，結果被捉了回來，塞進了開往海外的兵船。連生命也保留不了，還談得上什麼復仇，這時就連木谷利一郎自己也斷了生還的希望。 摘要：野間宏的代表作、長篇小説《真空地帶》（1952）通過描寫戰爭與戰後、戰爭與個人、個人與個人、自我與自我之間的錯綜複雜的矛盾關係，以細緻深刻的心理剖析和嚴肅的現實主義描寫顯示了對法西斯戰爭強烈的批判和否定。小説轟動文壇，成為戰後派的第一號作品。野間宏體驗過侵略戰爭帶來的災難，熟悉他所描寫的對象，能夠從中捕捉藝術形象，因而寫出了知識分子在噩夢般的動亂年代，經受身心摧殘的真切感受和思考。

《真空地帶》是野間宏在自己生活經驗的基礎上寫成的。他在陸軍監獄服刑時就懷有一種願望：出獄後一定找仇人算帳並寫成小説，説清楚到底誰是正直的人。但到他寫成小説時，個人復仇的色彩完全為深刻的社會內容所取代了。日本的這部侵略戰爭機器被赤裸裸地暴露出來，軍營、醫院、監獄的生活，軍隊內上下級、軍政、軍民關係，軍法會議以及戰爭情況等，幾乎涉及這整部戰爭機器的各個方面。

野間宏在創作《真空地帶》的時候，成功地運用自己從軍的經歷，通過細緻描寫日本軍隊內部生活而對其內在結構和士兵的精神狀態進行了綜合和深入的批判。

（一）日本軍隊對士兵的思想的獨裁專制。

人道主義反對任何形式的對人的思想進行獨裁專制，這些形式包括教會的、政治的、意識形態的、社會體制的各種有可能對人的思想進行鉗制的壓迫形式。

然而看看主人公生活的兵營環境，小説雖然並沒有明説，但它引用《步兵操典》綱領第一條“軍隊的主要任務是戰鬥，萬事皆以戰鬥為標準”的規定，並指出“所有的價值都由戰鬥這一點來決定，人性在軍隊裏沒有存在的餘地”。兵營實質上是個滅絕人性的活地獄，在兵營里人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均彼剝奪，被迫砍斷在地方生活時的一切關係，如與父母妻子的關係，同別人的工作關係等。可見在兵營裏建立起來的是人為的非人之間的關係。

日本軍隊內務綱領第一條卻有這樣奇怪的規定：“兵營是軍人同甘苦共生死的家庭”表面上看，好象是建立人為的非人關係的一種彌補，不過現實情況卻遠非如此。小説對這個人工的家庭，有透徹的分析。中隊長是父親，班長是母親，老兵是兄長。就連老兵都可以對新兵肆虐，鐵拳制裁，污辱體罰，更不用説長官可以私設公堂，竹刀毆打了。 林中尉和中崛中尉既是敵對的雙方，然而面對木谷這個共同敵人的時候，竟又勾結在一起。軍官之間為了向上爬、搞貪污、尤其是搞暴行而進行不講信義和野蠻的競賽等一系列事件，令人寒心。這樣 “家庭”可謂稀有之極。這個軍隊是靠國家權力的強制手段建立的非人世界。不説沒有正義與道義的存在，連人性也給滅絕了。

個人尊嚴的價值。人的高貴和尊嚴是人道主義的核心價值。所以人道主義反對一切宗教的、意識形態的、倫理道德中具有那種：貶損個人、壓制自由，愚弄智識，或非人化的信條。人道主義堅信最大程度的個人自主性與社會責任感是合諧一致的。從年代久遠的幕府以迄明治維新後的日本，一貫輕視人的個體生命價值，更談不上什麼尊重人的“高貴”和“尊嚴”，特別是二戰中，士兵不能享受公平、尊嚴，更不能把握自己的命運。“軍令”遠高於“人”。《真空地帶》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刻畫了非人境況促成的軍營癰疽。“真空”，vacuum，從它的詞義上看，本指沒有任何實物粒子存在的空間，但什麼都沒有的空間是不存在的。而在這裏，實質上是指軍營是密不透風的封閉禁區，沒有一點人類空氣的“真空地帶”，而人的天性又不容有真空，從而宣泄人性的呻吟喟嘆，體現了作家接受靈魂深處的拷問和深刻的反省。

主人公木谷利一郎為了復仇，向這個令人窒息的“真空地帶”發動攻擊，企圖擦出一點救命的火花，但他失敗了；故事中的另一個主要人物，承擔着作者希望的曾田原二則期望木谷能爆發出毀滅性的能量，給這恍如人間煉獄的地方帶來一點希望的火光。小説中，木谷與曾田的友情算是“真空地帶”唯一倖存下來帶點“人性温暖”的亮點。

再看木谷與妓女花枝的交往，木谷一次外出期間，在山海樓妓院，結織了妓女花枝。花枝因家境貧寒淪為妓女，而木谷幼年喪父，過早的領受了地主的橫徵暴斂。可能出於“同是天涯淪落人”憐惜心理，木谷同花枝同命相憐的骨肉之情大於情慾，可是就連這點點的人間之愛，也毀滅在軍隊的踐踏中。由於錢包事件，軍隊已派人調查了花枝，此後木谷恨死了花枝，認為他背叛了自己。花枝這個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的女人，已經集中了人間的一切不幸，至此又加上了遭木谷誤解的不幸，使她喪失了最後一滴同胞之愛，簡直使她難以再承受下去。

小説的最後部分，採取意識流手法，深入開掘人物的內心世界。木谷先是遭到林中尉的迫害，後來又因中崛中尉，金子軍曹的出賣，被送往南洋送死。他坐在船艙裏想:從此和中崛中尉，金子軍曹，還有岡木檢察官，終於不再見面了。

“吃飯啦——”值日官的喊聲從船梯處傳來，接着船頭傳來了背誦軍人訓的聲音。

一軍人以忠節為本/一軍人須正禮儀/一軍人崇高武勇/一軍人須重信義/

一軍人須……

心想不來，/偏又來了，/每夜更換的花枕頭，/你那妖豔的姿容。/縱然要停在身，/也不忍心離去。

木谷閉着眼睛，口裏低聲哼着，眼淚早已流乾了。

船頭的士兵揹着軍人訓的聲音，木谷卻在低聲哼青樓小曲。兩種不同的人物，兩支不同的歌曲反襯出兩種完全不同的心態。船頭的士兵還在背誦所謂的軍人訓，即使他們明知道即將開往南洋，命不久矣，還是沒有發出一聲嘆息，或表示什麼遺憾，只是揹着軍人訓。這足以表示他們的精神麻木，對軍權的追隨和盲目崇拜，對自我的喪失。相對經歷過風風雨雨的木谷，他早已看出了軍營的本質，心裏充滿對陷害過他的人的怨恨，故而想：“從此和中崛中尉，金子軍曹，還有岡木檢察官，終於不再見面了。”這句話飽含着木谷對殘酷的法西斯軍隊血與淚的控訴。其中，不能再見面的還有花枝，這句話也顯示了對花枝的內疚和懷戀以及對自己命運的絕望。

野間宏的《真空地帶》是“長時間靜默壓抑後發自心靈的一聲深沉嘆息……是使全國嚴肅思考問題而坐立不安”的一部小説。小説揭示法西斯橫行年代所造成的各種創傷大張撻伐，點燃起包括作家在內的日本人民壓抑心中多年的仇恨之火，做着痛苦但無法迴避的各種思考。

《真空地帶》與《好兵帥克》有些相像，完全循着你所反對卻真實存在並強大無比的邏輯説話，讓包含這種邏輯的事物自身暴露，這比從外部分析、批判它更為有力。丸山真男推崇野間宏擁有“思想家式的作家”的資質，能把自己的生活作為思想史加以書寫。他混在人羣裏，以自己決不接受的方式，盡力熟練地模仿着人羣中的“正·不正”的固守模式，除非他像演員，完全投入角色，如此與自己悖反地説話、行動幾乎沒有可能。做一個演員，進入各種角色之中，然後又能夠隨時走出來，這是一件多麼難的事，但也同時是把自己的生活作為思想史書寫，或用文學的方式把握世界的基本功。我們存在嗎？不，只有我們的意識形態存在！我們不存在嗎？不，我們通過流動的視野，不斷把自己帶出意識形態，艱難地、更艱難地存在下去！存在還是毀滅？這是一個問題！

“戰後派”作家，在此主要指1946——1950年間陸續出現的一批新人作家。如野間宏、梅崎春生、椎名麟三、中村真一郎、福永武彥、加藤週一、武田泰淳、埴谷雄高、大岡昇平、三島由紀夫、安部公房等等。這些作家，戰前大多默默無聞，戰後突然成為 “戰後文學”的主流。從總體特徵上看，這批作家的經歷、秉賦、思想基礎各不相同，共同之處僅在於創作構思新穎、方法獨特等方面。“戰後派”文學在日本現代文學史上，堪與無產階級文學、 “新感覺派”文學相提並論。因為實際上這批作家兼具方法、內容兩方面的革新熱情，將所謂 “文學的革命”與“革命的文學”同時體現在獨自的創作中。此外，這批作家所關心的不僅僅是文學，他們將目光直接投向人類、世界、思想、革命乃至上帝等諸多領域。 “戰後派”作家的小説雖以自身體驗為基礎，卻與視野狹窄的 “私小説”不同。其中許多作品與社會具有廣泛的、有機的聯繫。他們在呈示思想、觀念的過程中，描繪出具有普遍意義的人物形象。

“戰後派”作家所共有的舞台背景是戰時、戰後的種種現實物象——敗軍、俘虜、監獄、廢墟、殖民地、飢餓等等。這些物象直接關聯於世人的心理、情感、習俗與道德，也涉及人類的生死或存在。他們筆下呈示的往往是某種極限狀況下的特殊體驗，但卻同時表現了具有普遍性的人類觀念。於是，“戰後派”文學超越了以往日本文學的種種弊端，而真正成為體現主體性的新文學。人們將 “戰後派”作家看作新時代的旗手，認為“戰後派”文學在不遠的將來，會成為日本文學的主體。然而， “戰後派”文學的基礎是戰後特定的廢墟時代。自 50 年代前後，這種戰後的特定時代不知不覺地成為過去，人們又重新返回到充滿日常性的平淡無味的社會現實中。新的時代一開始，“戰後派”作家賴以探究人類存在深淵的極限狀況不復存在，“戰後派”文學便也趨於解體。作家們分別步入 “風俗小説”、“中間小説”或傳統“私小説”等種種不同的創作領域。

“戰後派”作家第一部名作是野間宏 《陰暗的圖畫》（1946）。這部作品，開篇即給人以滯重印象，那種特殊的文體在日語文法中十分罕見。野間宏隨後又刊出 《臉上的紅月亮》（1947）和 《崩潰的感覺》（1948）等，方法上亦別具追求。具體地説，即致力於融合象徵主義與寫實主義兩種創作方法。幾部作品，均試圖通過人類個人主義或性慾，描寫青年時期的左翼運動或軍隊生活體驗。野間宏具有紀念碑性質的作品，是 1952年發表的長篇小説 《真空地帶》。這部作品以同樣滯重的文體，描繪出日本軍隊內部的殘無人性。此外，野間宏憑藉他那特有的執著與責任感，戰後成為低潮期左翼文學的領袖。有趣的是，佛教思想與馬克思主義共同成為他的精神基礎。這種特徵在後期作品 《我的塔矗立在那兒》（1960、1961）以及長篇鉅著 《青年之環》（1947～）中，亦十分明顯地呈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