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植儀

鄧植儀，字槐庭，廣東省東莞人。 ^[1]  鄧植儀青少年時期，我國正處於歷史更替，社會變革的大動盪年代，民族災難深重。他目睹了廣大農民在封建統治階級和帝國主義雙重壓迫下，自耕不能自食，自織不能自衣，缺乏科學文化知識，貧窮飢餓，苦不堪言，農村經濟瀕臨破產。對此他感到萬分憂慮，從而萌生了“教育救國”、“振興農業”的思想，堅定地選擇了愛農、學農、振興中華農業的道路，毅然擔負起現代高等農業教育和農業科學事業拓荒者的重任，併為之艱苦奮鬥終生。

1888年6月11日　出生於廣東省順德縣。

1909—1914年　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學習，後轉威斯康星大學攻讀土壤學，獲碩士學位，鄧植儀衝破輕視學農的世俗觀念，自費赴美學習農業科學。初入加利福尼亞大學，半年後轉入威斯康星大學攻讀土壤學，1914年獲碩士學位。在威斯康星州農事試驗場從事短期土壤研究工作後，同年返回祖國。自此，他一直工作在教育和農業部門，為發展我國農業教育和土壤科研事業辛勤奮鬥了40多個春秋，作出了卓越貢獻。

1914—1920年　歷任長沙高等工業學校教員、中央農事試驗場技師、江蘇高等師範農專科教員。

1920—1923年　任廣東農林試驗場場長、廣東公立農業專門學校校長。

1924—1926年　任廣東大學農科學院教授、院長。

1927年　任中山大學農學院教授。

1927—1929年　任廣西實業院院長、農務局副局長。

1929—1940年　任中山大學教授、教務長、農學院院長、研究院土壤學部主任、廣東土壤調查所所長。

1941年　任農林部技監。

1942—1949年　任中山大學教授、教務長、農學院院長。

1950—1957年　任農業部顧問、華北農業科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農業科學院研究員。

1957年　任華南農業科學研究所研究員。

1957年10月18日，年近古稀的鄧植儀正在華南農科所研究室召集有關科研人員聚精會神地規劃廣東紅壤研究工作時，由於過度勞累，突患腦溢血，經搶救無效而辭世。他那種對祖國農業現代化建設無限忠誠，在生命最後一刻仍堅守崗位的獻身精神，深受後人景仰。

鄧植儀畢生從事農業教育和土壤研究事業，對全國類型的土壤進行了認真的普查、研究，對土地的利用和農業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是我國現代高等農業教育的開拓者和土壤科學奠基人之一。

鄧植儀在教學科研上的主要成績有：編寫《土壤學》教材，組織對全省94個縣的農業概況開展調查研究，對廣東蠶絲、蔗糖和化肥進行專題調查，對歐洲、美國、南洋農業與農業教育進行考察，還為發展西北農業獻計獻策。早在1935年他就招收了中國第一個土壤學科碩士研究生。鄧植儀認為：“高等農校所負之使命，不僅造就人才而已，尤負有改進地方農業之責”。他求是務實、艱苦創業、勇於開拓，重視調查研究，提倡教學科研與生產緊密結合。 ^[2] 

《廣東農業概況調查報告書》（1925）、

《廣東農業概況調查報告書續編上卷》（1929）、

《廣東農業概況調查報告書續編下卷》（1933）、

《廣東蠶絲調查報告書》、

《番禺增城東莞中山糖業調查報告書》、

《廣東化學肥料營業施用概況調查報告書》、

《發展我國西北農業之管見》、

《出席第三次國際土壤學大會暨沿途考察農業和農業教育概況報告書》、

《廣東土壤提要初集》（1934）、

《沿滇緬公路考察昆明至大理間農林及土壤概況報告》。

《論吾粵實業與實業教育》

《論農學院之過去與將來》

《三十年來之廣東農業》

《改進我國農業教育芻議》

《農業改進與鄉村教育》

古稀之年仍撰寫《廣州三角洲土地的利用和沙田部分的生產改進意見》。

鄧植儀深知，“中國以農立國，農業之盛衰，關係於國計民生至重且大。”他十分重視農業情況的調查研究，認為農業的改進必須從調查研究入手，以改變過去“缺乏詳細之調查，無精確之統計，茫然無可考，無可憑藉的狀況”，應“以調查所得資料，作為改良農業的根據”。

1920年，他出任廣東農林試驗場場長、廣東公立農業專門學校校長伊始，立即在試驗場增設調查科，積極組織領導廣東分縣農業概況的調查，派出科技人員分赴各地對各縣地理位置、地勢、氣候、耕作狀況、農民經濟狀況、作物、果樹、畜牧、森林、荒山、荒地、特產及輸出品、農村教育狀況等進行逐項調查並提出改進意見，歷時12年，於1932年完成了廣東全省94個縣的調查任務。其間，先後編撰出版了《廣東農業概況調查報告書》（1925年）、《廣東農業概況調查報告書續編上卷》（1929年）和《廣東農業概況調查報告書續編下卷》（1933年）。至此，廣東全省農林業之梗概始獲得較全面的瞭解。這項工作在廣東農業史上是空前的，也是發展廣東農林業不可缺少的一項基礎工作。

鄧植儀對我國20年代蠶絲業、蔗糖業的日漸衰落，特別是對原以產蔗糖聞名於世的廣東不但不能輸出蔗糖，反而要輸入大量外糖深感憂慮。1921年他開始組織科技人員對廣東蠶絲、蔗糖主產區進行專題調查，編撰刊行了《廣東蠶業調查報告書》和《番禺增城東莞中山糖業調查報告書》。他分析了廣東蔗糖業的盛衰史，呼籲當局立即切實改良甘蔗種植方法、蔗糖榨製法，充分發揮廣東“土地之腴，氣候之適，消費之多，人工之賤”的優勢，以振興廣東蔗糖業。可惜由於當時政局動盪，政府忽視農業，鄧植儀所作努力，未能收到預期效果。

鄧植儀對30年代外國化學肥料的大量輸入十分關注，因其不僅造成大量金錢外溢，而且由於長期施用化肥不當，使土壤性質和農作物品質變劣。1932年，他派科研人員赴廣東各肥料入口港埠，調查其營業狀況，赴使用化肥最廣的地區，調查其施用法。1933年編撰出版了《廣東化學肥料營業施用概況調查報告書》，為研究改良施用化學肥料的方法提供了依據，又提醒人們必須重視振興土肥，堵塞漏卮。

1934年夏，鄧植儀到西北地區進行土壤調查和農業考察。這次考察使他深深感到，開發西北農業與全國國計民生關係重大。他對西北農業的未來滿懷信心，認為“苟得人而治，假以歲月，孰敢謂乾燥之西北高原，將來不可以媲美於東南耶。”他撰寫了《發展我國西北農業之管見》一文，提出了充分體現以技術振興農業和綜合治理觀點的七項頗具遠見的建議，其要點是：設置西北科研總機構；設置氣候觀測台以觀察氣候變遷情況；進行土壤調查，掌握土壤情況；在黃土高原應先種牧草，然後造林以防治水土流失；採取水利與防治鹼鹽並舉措施，以改良鹼性土壤；整治交通、水利，增加農業投資以改善農民經濟和農業發展條件；對農產品加工工業的建設必須預為籌謀，羊毛、乳品、棉花，肉品、果品等應就近設廠加工精製，而後運銷，以降低成本，減輕運輸壓力，加強抵制舶來品的能力。

鄧植儀不僅重視對我國農業和土壤的調查，而且注意借鑑國外經驗。1935年，他乘赴英出席第三次國際土壤學大會和世界教育大會之便，帶着多年感受到的農業和農業教育問題，考察了英、比、荷、德、丹麥、瑞士、意、法、美等國和南洋各地的農業教育與農業概況，以尋求解決我國農業發展之良方，行程10萬里，歷時165天，對各國的農業設施、政策、科學試驗、經營管理、農產品貿易、土壤、肥料等進行了認真的調查研究。如對爪哇糖業托拉斯、意大利新闢的農村及農產品市場和丹麥的農會對推動農業改良的作用，農會的歷史、組織、任務、活動等都注意深入考察。這次考察給鄧植儀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農業之在歐美，無論其為農業國抑系工業國，均重視之，而儘量謀其發展。”

在進行農業教育考察時，他不僅訪問了劍橋大學農學院、威斯康星大學農學院等著名大學，還對一些農業專門學校、中等農校、鄉村農校和專為冬季農閒時培訓農民及其子弟的冬閒學校進行了考察。他對各國農業教育的特點，邊考察邊比較。對英國農業部與教育部能共同制訂整體的農業教育計劃，注意與地方教育當局暨各大學通力合作，重收實效，非常讚賞。他對各國重視義務教育情況、義務教育與發展農業教育的關係進行了深入的瞭解和探索。回國後，他發表了《出席第三次國際土壤學大會暨沿途考察農業與農業教育概況報告書》，詳盡地記述了考察情況及改進我國農業和農業教育的意見。呼籲當局要重視發展農業生產和農業教育，復興農村。

鄧植儀是一位學術造詣專深，具有組織領導才華的土壤學家。他深知土壤問題乃農業生產的根本問題，要發展農業生產，必須重視發展土壤科學。因此，他數十年如一日，把汗水灑在祖國大地上，不間斷地從事土壤調查和土壤科學研究工作，為我國現代土壤學科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鄧植儀一向重視農業科研機構的建設。他認為，“欲科學化其農業，必首先建設有系統而充實之農業科學機關以為中樞。”1930年，南京中央地質調查所成立土壤研究室，同年10月1日廣東正式成立了廣東土壤調查所，這是我國建立土壤研究機構的開端。廣東土壤調查所是由鄧植儀建議，由廣東建設廳農林局、農礦部廣州農產物檢查所及中山大學農學院3個單位聯合籌建，負責廣東土壤的系統調查研究，隸屬於農林局，掛靠於中山大學農學院。鄧植儀受聘為首任所長。調查所的中高級科技人員主要由農學院教師兼任，擁有3名技正、2名技士、6名技佐的較強的科技隊伍。1932年9月該所改隸中山大學農學院，1947年又與中山大學研究院土壤學部合併，改稱中山大學農學院土壤研究所，繼續進行土壤調查研究和培養研究生工作。該所在鄧植儀親自領導下，不僅摸清了廣東土壤概況，而且培養了一批土壤學專家，是我國建立最早，成績卓著的土壤研究機構之一。

土壤調查所成立後，鄧植儀親自規劃廣東全省土壤調查研究工作：一為各縣的詳細調查，二為各縣之簡單調查，三為全省重要土壤系區的調查。是年11月，立即帶領全所科技人員到番禺縣進行了為時3個月的土壤野外調查，為我國分縣土壤詳細調查工作拉開了帷幕。經過8年艱苦努力，至1938年日本侵略軍侵佔廣州前，先後完成了番禺區、南海區、東莞、惠陽區、高要、梅縣區、曲江區等34個區縣的土壤詳細調查工作，其中已有28個區縣的土壤調查報告書及土壤分佈圖編撰出版，另6個縣的調查報告書因廣州失陷而未及出版。這些報告書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將土壤調查與發展農林業生產有機地結合起來，從而提高了調查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1931年夏季開始，鄧植儀一連利用3個暑期，親自主持廣東全省重要土壤系統性質及其分佈的概略調查，足跡遍及全省各地，於1934年撰寫出版了《廣東土壤提要初集》。該書除了對廣東重要土壤系統之概性與其分佈區域作了詳細闡述外，還對土壤與農林業之關係作了系統的論述。因此，這一論著不僅可供行政、研究與經營三方面參考，還可用作農業學校教材。

不管是在和平時期還是在戰火紛飛的抗日戰爭的艱苦歲月裏，鄧植儀從未中斷過土壤調查工作，中山大學農學院遷到哪裏，土壤調查工作就開展到哪裏。1939年春，中山大學剛遷到雲南騤江，鄧植儀就與丁穎、侯過教授乘坐西南運輸處貨車沿滇緬公路考察昆明至大理間農林及土壤概況，全程400多公里，多屬崇山峻嶺，沿途採集了不少土壤標本。考察後，他親自撰寫了《沿滇緬公路考察昆明至大理間農林及土壤概況報告》。土壤調查所則就地組織進行了騤江縣土壤詳細調查，編印出版了《騤江縣土壤調查報告書》。1940年，土壤調查所隨中山大學農學院遷到湖南宜章縣慄源堡後，又對粵北連縣、樂昌、南雄、仁化、始興等縣進行土壤詳細調查，編撰了報告書。還先後調查了湖南莽山、陽明山兩處高山的土壤分佈。抗日戰爭勝利後，土壤調查所隨校遷回廣州石牌，除將歷年調查所得資料加以系統整理外，又派遣科技人員赴粵北繼續進行土壤調查，並進行全省土壤理化性質研究。

廣東土壤調查所在鄧植儀直接參與和領導下進行的全省分縣土壤調查，不僅在全國開展得最早，而且能面向農林業生產，從1930年至1949年堅持了20年。通過調查發現，廣東農業土壤普遍呈酸性，而且沿海一帶還有鹹性水田（俗稱沙田）。這些調查研究的成果，為研究廣東土壤改良和合理施肥奠定了基礎。

為了促進全國土壤肥料科技工作者的學術交流，推動土壤肥料科學事業的發展，1934年，鄧植儀與彭家元、陳方濟等倡議，組建了中華土壤肥料學會。鄧植儀、彭家元、陳方濟、侯光炯、陳振鐸等著名專家都是學會的基本會員。浙江省土壤研究所、中山大學農學院農林化學系、中山大學研究院土壤學部、廣東土壤調查所、廣西土壤調查所等都是團體會員。該會還發行了會刊《土壤與肥料》季刊。該會和會刊編緝處均設在中山大學農學院，鄧植儀、彭家元等主持學會和會刊編輯工作。

鄧植儀是一位民族自尊心很強的科學家。早年，他對第一、二次國際土壤學大會沒有中國科學家參加深感遺憾。他下定決心要改變這種落後狀況，積極進行了多年的準備，使廣東土壤調查研究工作取得了可喜的進展，積累了不少寶貴資料，為出席大會創造了條件。

1935年7～8月間，鄧植儀應邀出席了在英國牛津大學舉行的第三次國際土壤學大會，實現了他多年的夙願。參加此次大會的有來自40多個國家的代表400餘人，我國代表除鄧植儀外，還有中央農業試驗所張乃鳳、北平地質調查所侯光炯。鄧植儀向大會提交的論文，主要論述廣東省土壤調查工作和成就。在引言中還介紹了我國古代夏禹治平水土後曾辨別九州的土壤，並比較其肥力而制定賦貢之法，弘揚了我國古代農業科學文化。我國代表還主動邀請與會代表座談，向他們介紹了我國土壤科學的發展情況，促進了相互的瞭解與合作。鄧植儀還與亞洲代表一起商議了有關準備繪製亞洲土壤草圖等問題。這些學術交流活動，提高了我國在國際土壤學界的學術地位。

與此同時，他還代表中山大學出席了在牛津大學舉行的世界教育大會，提交了《中山大學近年來之發展》一文，交流了辦學經驗。回國後，他撰寫了《出席世界教育大會報告書》，並建議組織全國教育聯合會，以提高我國在世界教育大會上的地位。

1950年4月，農業部在北京召開我國有史以來第一次全國土壤肥料會議，年過花甲的鄧植儀應邀從香港到北京出席了大會，併為大會撰寫了《廣州三角洲土地的利用和沙田部分的生產改進意見》一文。該文提出了機耕、設置排水裝備、改良稻種和改個體經營為合作經營等改進意見。

大會後，他滿懷激情積極參加祖國社會主義建設，先後受聘為農業部顧問、華北農業科學研究所、中國農業科學院研究員。他響應人民政府提倡整理祖國農業遺產的號召，整理古籍中有關土壤學的文獻資料，探討前人對土壤分類與土地利用方面所作的研究，撰寫了《有關中國上古時代（唐、虞、夏、商、週五朝代）農業生產的土壤鑑別和土地利用法則的探討》論文，對禹貢九州的區域，夏禹對九州的自然景觀和洪水概況；九州土壤的辨別；地力估定和賦貢差，以及土地利用的法則等作了深刻的闡述。

鄧植儀懷着強烈的歷史責任感，多次深入基層開展工作。在華北農業科學研究所工作期間，他與中青年科研人員一起，翻山越嶺，全力協助新建的國營農場和農業生產合作社進行土壤調查、勘測、科學鑑定，以瞭解其土壤的類型和特徵。在土壤調查工作中，他不忘向農民羣眾學習我國傳統的生產方法和辨認古稱“壚土”的各種形態等。1957年5月，鄧植儀南返廣州任職於華南農業科學研究所，這時他已年近古稀，但仍着手研究反酸田改良問題和規劃紅壤研究工作。可惜任務未及完成而去世。

鄧植儀不僅是一位著名的土壤學家，還是一位有遠見卓識的農業教育家。他對當年中國農業教育的落後狀況極感憂慮。他深知，農業教育是發展農業的原動力，農業教育不發達，則農業科學和農業生產無發展希望。他強調指出，要改變我國農業之落後面貌，必須重視發展農業教育。一所高水平的農業院校應能真正負起解決農業生產重大問題之責。

廣東現代高等農業教育，特別是中山大學農學院的發展歷程是和鄧植儀的名字緊緊相連的。從1917～1949年，經歷了廣東公立農業專門學校，國立廣東大學農科學院和中山大學農學院三個發展階段，歷時共33年。鄧植儀曾先後多次出任校、院長達21年，兩次出任中山大學教務長，長達11年，這在1956年以前中山大學校史上是少見的。他為廣東現代高等農業教育的開創、鞏固，從低層次向高層次、多層次發展，嘔心瀝血，作出了卓越貢獻。

廣東公立農業專門學校創建於1917年，鄧植儀從1920年開始主持該校工作，當時國內軍閥混戰，政局不穩，農專辦學是極其艱苦的，歷程是坎坷的。學校不僅缺乏開辦費，還曾因生源缺乏，校舍被軍隊徵用，實驗場地被變賣，學校被逼遷，在臨時棚廠內辦學兩年多。鄧植儀帶領全校師生克服重重困難，採取了向社會募捐增建校舍，改進招生辦法增加考生來源，增聘知名教授壯大師資隊伍，改革教學體制等措施，使農專轉危為安，打下了進一步發展的基礎。

1922年，為了推動農專向高層次發展，農專師生髮動了“改大”運動。鄧植儀明確提出“本校欲圖提高，不能不急於改為農業大學”。經一年的爭取，廣東省教育廳終於同意農專籌備改辦大學，並任命鄧植儀為廣東農科大學籌備會會長。1924年孫中山創辦了廣東大學，並將籌建“改大”中的農專改組為廣東大學農科學院。鄧植儀受聘為首任院長。

當時正是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國共合作時期，廣東大學農科學生對農民運動的關心、重視乃至參與的激情，都居於全國農科學生之首。該院學生會刊行的《農聲》積極宣傳農民運動的重要意義，報道農民運動的動態，指出學生運動必須同農民運動相結合。鄧植儀對農科學生運動採取了正確的態度。1926年5月，廣東全省農民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廣東大學農科學生代表列席了會議，並向大會提出了五項積極的提案。為了表示對省農民代表大會的擁護和敬意，全院師生還舉行大會歡迎彭湃等代表，鄧植儀親自主持大會並向代表們介紹了農科學院的現狀和發展計劃。

1932年—1940年，鄧植儀擔任中山大學農學院院長期間，在任的前6年正是農學院蓬勃發展並走向更高辦學層次的時期。1935年中山大學建立了研究院，下設有土壤學部和農林植物學部，鄧植儀兼任土壤學部第一任主任，開始在國內主要大城市招收土壤學科的碩士研究生。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國內唯一的培養土壤學科碩士研究生的機構，為我國培養了第一批著名的土壤學專家，其中有簡浩然、陸發熹、張本庚、張守敬等。

鄧植儀在推動學校向高層次發展的同時，開拓了多種辦學形式，如為扶助貧困地區發展蠶桑業，成立了由他兼任所長的巡迴蠶業講習所，派出教師下鄉巡迴講授蠶桑應用技術，學制一般為半年。這種送科學技術下鄉的辦學形式，深受當地政府和農民的歡迎。

抗日戰爭期間，中山大學是在顛沛流離，鼙鼓頻驚中度過的。1938年10月，廣州告急，中大奉命西遷。當時校長鄒魯遠在重慶，乃由鄧植儀帶領全校師生，輾轉搬遷，最後定址雲南澄江縣。西遷途中他風塵僕僕，備嘗艱辛，定址澄江後又四處奔忙，積極籌劃，於1939年3月1日正式復課。至此，一個擁有7個學院，2000餘名師生的中山大學經過四個多月數千裏的輾轉搬遷後，終於安頓下來，得以絃歌再續。

1940年秋，中山大學從雲南遷回粵北，農學院則遷至湖南宜章慄源堡。1944年底日本侵略軍進犯粵北，1945年1月15日慄源堡淪陷。鄧值儀率領農學院和其他學院部分師生，歷盡艱險，從慄源堡突圍到達連縣，成立了中山大學連縣分教處（當時中山大學校本部遷往梅州市區），鄧植儀兼任主任。他臨危受命，竭盡全力，堅持辦學，使學生不致中斷學業，直至抗日戰爭勝利，才帶領師生遷回廣州石牌。此後直至1949年，中山大學曾數度易長，但鄧植儀一直擔任教務長兼農學院院長，為醫治戰爭創傷恢復教學、科研秩序而辛勤工作。

鄧植儀從教30多年，為發展我國農業教育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有些對當前深化農業教育改革仍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1．重視建立教學、科研、推廣三結合的學校管理體制和推動系、科與研究、推廣機構的同步發展，從組織管理上促進了學校面向農村，為農業生產服務。鄧植儀常説：“須知高等農校所負之使命，不僅造就人才而已，尤須負有改進地方農業之責”。因而，早在1923年他擔任廣東農專校長時，就設立了推广部，建立了一整套推廣措施，積極開展農業技術推廣工作。即使在抗日戰爭時期也沒有中斷過。

鄧植儀極力主張每個系都應建立相應的研究、試驗機構，教師除了承擔教學任務外，還應積極開展科研工作。早在1930年前後，中山大學農學院農學、林學、農林化學三系就先後創建了稻作試驗場、農林植物研究所、土壤調查所、白雲山模範林場、蠶種改良所和氣象觀測所等。這些研究機構的建立、發展，直接帶動了該院的稻作學、植物分類學和土壤學的發展，促進了農學院學術水平和教學質量的不斷提高，也促進了科研與生產的緊密結合。抗日戰爭勝利後，農學院還創辦了廣東柑桔繁殖試驗場，增設了病蟲害藥劑研究室。

中山大學農學院在創建初期，只有3個學系，經過鄧植儀的多年努力，至1949年，已發展成有8個學系和科研試驗機構較完善的農學院。

2．建設一支有學科帶頭人的高素質、穩定的師資隊伍。鄧植儀知人善任、扶掖新秀的品德在教師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因而能使一批學術造詣專深，有振興中華農業抱負的知名教授如丁穎、陳煥鏞、張巨伯、侯過、蔣英、温文光、黃昌賢、謝申、趙善歡、蒲蟄龍、王仲彥等長期穩定地就教於該院，成為師資隊伍的核心和學科帶頭人。這就使農學院成為當年中山大學7個學院中教師隊伍最穩定的一個學院。

在師資隊伍建設中，鄧植儀嚴於律己，以身作則，他身兼中山大學教務長、農學院院長兩個要職，但從沒有忘記自己也是一位教師，一直堅持講授土壤學、地質學、土壤分類學等課程，並指導研究生，還常利用寒暑假帶領科研人員到農村進行土壤調查，開展科研，從不離開講壇。

3．寓學農、愛家、務農教育於實踐教學環節之中。他認為，農業科學是應用科學，農業工作又較艱苦，所以農科學生學農意志不可不堅，學成之後從事農業工作，尤須刻苦勤勞。為此，他對學生的農業勞動和專業技能的鍛鍊要求非常嚴格。新生入學伊始，就先從事一段時間的農場勞動，以“鍛鍊其精神體魄，免將來易為不良環境所變遷”。其後通過組織學生到校內外農林場進行暑期實習和科學試驗，正確引導學生理論聯繫實際，培養學生解決生產問題的能力和堅定學生熱愛農業、獻身農業的意志。早年中山大學農科大多數畢業生都能長期堅持在農業部門工作，並保持艱苦樸素的作風，這與鄧植儀的諄諄教導和嚴格要求是分不開的。

在數十年辦學實踐中，鄧植儀堅持以振興中國農業為辦學宗旨，一直強調農業教育應與農業建設密切結合，應面向農村，面向農民，為農業生產服務。他發表的教育方面的講演和論著不少，如《論吾粵實業與實業教育》、《論農學院之過去與將來》、《三十年來之廣東農業》、《改進我國農業教育芻議》和《農業改進與鄉村教育》等，均體現了他的農業教育思想。他對舉辦農業教育的主要觀點是：

1．熱心農民教育。他認為農民是整個農業的主體，居於直接生產地位，能否接受農業科學知識的教育對農業生產至為重要。早在1921年他就曾向廣東第五次教育大會提出設立鄉農學校議案，他嚴肅批評當局不重視農民教育，“吾國四民農為最眾……獨於此最佔多數之輩不為設想，寧非憾事”。他倡議設立鄉農學校，以圖補救，並就其辦學方針提出具體建議。1938年，他又指出，為改變“業農者不可得學”的狀況，既要積極推廣農村義務教育，又要改革農業教育制度，大力開展形式靈活多樣的輔助農民教育，以利農民教育之推行。

2．倡導“教建合一”。鄧植儀認為“農業教育與農業建設當謀其溝通”。農業教育要以整個農業為對象，應依據整個農業政策而規劃。為此，他建議由農業部、教育部與實業部共同組織一個委員會，主持整個農業教育，以消除農業教育與農業建設之隔閡，使其相輔並進。

3．建議建立適合國情的農業教育體系。他的構想是：以高等農業學府為中樞，其設立與布點“不貴乎多而貴乎健全”，主張適當調並一些高等農業院校以充實師資和合理使用有限的經費。而發展中初等兩級農業學校則應面向廣大農民，以提高農民文化技術素質，適應農民子弟易於就學和利於農業技術推廣為主旨。

4．重視理論聯繫實際。鄧植儀一向認為農業教育應注重結合國情，教學必須理論聯繫實際，反映中國特色。他對當時農業教育“多犯空泛之病”，對教材內容不切實際，或不加選擇照抄外國教材，深感遺憾。他批評這種脱離中國農業生產實際的“講堂式之教材”和“黑板上之教育”，是難以培養出實用人才的。他在和彭家元一起編寫《土壤學》教材時，就非常注意利用廣東土壤調查中掌握的第一手資料，並翻閲我國古籍中有關土壤鑑別和土地利用法則等史料，使該書緊密聯繫我國實際，具有中國特色。

5．重視與兄弟院校、科研機構的協作。鄧植儀認為要改變中國農業落後面貌，全國農業界必須團結合作始能收到良好效果。1923年他在擔任廣東農專校長時，就與東南大學農科、北京農業大學商定，建立交換教授及學生相互轉學等合作協議，進行了教授交換，促進了三校良好協作關係。

鄧植儀也很重視與科研機構的聯繫協作。抗日戰爭前不久，他和丁穎教授就着手與全國稻麥改進所合作，與該所商定了包括建立試驗場所、培訓人員、水稻良種檢定和試驗等內容廣泛的合作協議。可惜由於抗日戰爭爆發，影響了這些合作的進行。 ^[3] 

鄧植儀從事教育、科研工作40餘年，深受師生、同事們的尊敬和愛戴。他學識淵博，造詣專深，著述豐富。他的土壤調查成果，至今仍對農業建設發揮一定作用。他的農業教育思想和辦學經驗則是我國現代農業教育史上的寶貴財富。他求是務實的科學態度，艱苦創業、勇於開拓的獻身精神，將永遠激勵着後人為祖國農業科學和農業教育事業的發展不斷開拓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