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雲觀

民國5年，應第一屆外交官考試，被錄取在外交部秘書處實習，翌年 ^[1]  被派赴駐美大使館，並由外交部資送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國際法學及外交學。民國8年春，任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秘書。就是其秘書團將巴黎和會外交失利的消息傳回國內才爆發“五四”運動。翌年被調回外交部任職，併兼任修訂法律館纂修、北京政府外交部條約研究委員會委員、司法部法權討論會委員。民國10年9月，調任國際聯盟約法委員會中國代表團專門參議。11月，任華盛頓會議中國代表團秘書處股長。翌年1月，任北京政府大理院推事（法官）。

民國14年1月，因病辭職。民國15年9月後，歷任燕京大學教授、法律系主任兼副校長，併兼清華大學法學教授。民國21年5月，任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參事，併兼任司法部編纂室主任。是年11月，調任江蘇省上海第一特區地方法院院長。民國30年春，因徐維震被日偽特務綁架，又兼其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院長職。在上海任職期間，兼任復旦大學、東吳大學、上海法學院等校教授，光華大學法律系主任。

1940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入侵公共租界，並佔領上海第一特區地方法院、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脅迫郭雲觀繼任院長，遭其嚴辭拒絕。郭雲觀連夜焚燒了全部重要文件，於次日凌晨化裝為勤雜人員逃出法院，並安排部分司法官員撤退至內地。此後化名蔡施福隱居寧波，期間常吟誦、手書文天祥《正氣歌》以自勉。抗戰勝利後奉令接收上海所有法院監所。民國35年12月，任上海高等法院推事兼院長。郭雲觀在國民黨政府中歷任高級職務，但始終沒有加入國民黨，並對國民黨的日益腐敗深表不滿。民國37年，中共地下黨在上海高等法院活動，經他們的教育和策動，郭雲觀掩護了這些地下黨員的活動。在“同濟學潮”中，一些進步學生被上海地方法院判處6個月有期徒刑。上訴後，高等法院宣告無罪釋放。上海市市長吳國楨大怒，指責郭為“違法判決，助長學潮”，但郭雲觀力持此判不屈。臨近解放時，並保護過一批在獄政治犯的生命安全。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他拒絕逃往台灣，哈弗大學法律系主任邀請其去美國任教，被其婉言拒絕，指令將法院檔案資料完整移交給人民政府。此後，仍在東吳大學、光華大學擔任法學教授。1953年因病退職，其後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文史館先後聘其任參事、館員，皆因病未就。1959年上海市新成區人民檢察院對郭雲觀在國民黨政府任職之事，以反革命罪向上海市新成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在審理過程中，因病保外就醫。1961年3月31日病逝，同年4月7日，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裁定終止審理該案。1985年11月11日，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判決撤銷1959年刑事裁定，宣告郭雲觀無罪。郭雲觀具有深厚的法學理論造詣，為國際法學權威。著有《國際私法習題舉例》《中國國際私法新草案》《中外條約司法部分輯覽》等。

1941年12月8日，日本人發動了太平洋戰爭，向美、英宣戰，當日上午10時許，有日本海軍陸戰隊8名士兵，突來把守第一特區法院大門，搜查進出人員。

當時，任上海第一特區法院高、地兩級法院院長的是郭雲觀先生，在這危難之際因要處理緊急公務不得不冒險暫留。當日，英籍司法警員惠脱來傳達日軍欲與郭先生合作的信息，遭到先生嚴詞拒絕。

晚上8時半，惠脱來還帶來一名日籍武裝警員，名為保護，實為監視郭院長。第二天，又有自稱日本陸戰隊隊長的日本人，帶着數名士兵來見郭院長，以不合作就將嚴厲處置相威脅，並且不再離開。

中午，租界工部局迫於日軍壓力，派法律處主任、美國人博良到法院來勸説郭院長，讓他照常維持院務。郭雲觀院長表示，我意已決，絕不與日本人合作。並請博良傳告工部局總裁費利溥。

當晚9時，博良再次打電話給郭先生，轉告日本方面的勸誘條件。郭先生大義凜然，並且對租界工部局為了自身利益，不顧中國人的民族大義和民族感情，反覆勸降的行徑，表示極為憤慨。

1941年12月9日，身受監視的郭雲觀先生，致函各方，明確潔身辭職、退隱養痾的態度，這一天他忙到很晚。在焚燬重要機密文件後，已是10日凌晨。郭先生取來外僑常穿的衣服，喬裝自己，懷揣準備用於自殺的安眠藥片，以備再次落入日寇折手。乘着夜色漆黑、寒氣襲人、日軍換崗間隙，他隻身逃離了第一特區法院。

10日一早，日寇看守人員不見郭雲觀先生起牀，闖進房裏，不見人影，立即稟報。日本陸戰隊大批出動，四處搜捕，工部局也登報懸賞尋覓，將第一特區法院院長的位置空着，揚言虛位以待，企圖以郭雲觀先生的名望號召舊屬。郭先生堅決不與日本人合作的態度，在第一特區法院產生了連鎖反應，有數十名庭長、推事、書記官離開了法院。只有除莫潤華等少數推事員工接受偽命。

第一特區法院刑庭庭長錢鴻業與江蘇高二刑庭庭長鬱華，面對日偽威脅利誘，堅守民族氣節，不受偽命。先是錢鴻業慘遭殺害，接着，鬱華在乘黃包車回家之際，也被日寇指使浪人刺殺於善鍾路（今常熟路）寓所附近。

鬱華，字曼陀，是我國著名文學家郁達夫的胞兄，被害後，郁達夫寫了一副輓聯，上聯是“天壤薄王郎，節見窮時，各方清名聞海內”，下聯是“乾坤扶正氣，神傷雨夜，好憑血債索遼東”。這副對聯高度評價了鬱華執法不阿、為國捐軀的清名亮節，同時義正詞嚴地傾吐了詩人對強寇入侵、山河破碎的無比憤慨。因此振奮人心，傳誦一時。

鬱華在殉難之前，曾給夫人陳碧岑寫過一首詩：“劫餘畫稿未全刪，歷歷亭台憶故關。煙影點成濃淡樹，夕陽皴出深淺山。投荒竟向他鄉老，多難安容吾輩閒。江上秋風阻歸棹，與君何日得開顏。”詩句清麗，情意深沉。“多難安容我輩閒”一語，表達了他憂國憂民的心志。郭沫若後來在為鬱華撰寫的碑銘中説：“先生持法平而守己剛正，有投書以死相威脅者，先生不為所動，愛國青年之得庇護以存活者甚眾。”遭到敵人卑鄙的暗殺後，陳碧岑於悲痛之中將一件血衣保存下來，1947年在富陽鸛山修建了“鬱曼陀先生血衣冢”。

1942年1月5日，國民政府發佈公告宣佈自1941年12月8日起，公共租界內任何非法組織之法院之裁判及其他任何行動一律無效。1942年5月24日晨，來自上海第一特區法院的庭長吳廷琪、推事何景嶺等一批員工四、五十人，撤離上海，取道金華去內地，夜宿金華城外雙善鄉羅芳橋的一個廟內，適逢日軍進攻金華，發現這批員工，不問來歷，命列隊於廟旁用機槍掃射，除有一人躲在較隱蔽之處未被發現外，其餘全部殉難。

郭雲觀先生逃出法院後，一路東躲西藏。先後在朋友家、下等旅館、貧民窟藏身，困頓經月，導致體重鋭減，面黃肌瘦。後經友人幫助，偽裝成神經病住進一家醫院調理。

郭先生為防敵偽捕獲後假借自己的名義發號施令，在醫院中親筆寫下聲明一份：“倘餘不幸被捕，誓必絕食殉國。如有以餘之名義發表文件或談話者，必皆出諸假借，請勿信之，務祈亮察。郭雲觀。”一式二十五份，分別寄送各大報館和親朋好友，密付永鎮妥善保藏。

1942年元旦，有朋友約他商談遠走計劃，準備 ^[2]  乘輪船取道沈家門。轉乘大帆船回玉環的坎門老家。臨行之前的晚上，郭雲觀夢見去世的母親勸阻表弟莊容穆出行，而表弟正是昔年舟行溺海而死的，郭先生認為是惡兆，便臨時改變了行期。事有湊巧，就在那年元旦，沈家門開往坎門的大帆船真的中途傾覆，同舟80餘人，僅有9人生還。

農曆春節前，汪偽政權已委派了新院長，到上海第一特區法院任職。敵偽放鬆了對郭雲觀先生的搜查，時值敵偽疏散難民還鄉，郭先生喬裝後，拍了身份照，領到了《通行證》。在親家張詠霓的幫助下，辦理了出境手續。歷經艱險，終於逃出了上海孤島，輾轉在浙東一帶農村避難。

根據計劃，郭雲觀先生本來要前往內地，因疝氣復發不能成行。1944年夏天，郭雲觀先生潛入上海看病，被日本憲兵隊偵悉，本欲拘捕入獄，因病重被監視居住。

抗戰勝利後，郭雲觀先生奉命接收上海法院監所，籌組上海高等法院和地方法院，並任上海高等法院院長。

1946年，根據《聯合國憲章》，聯合國國際法院成立。國際法院成立後的第一位中國法官是國民黨政府外交部次長徐謨。徐謨上任前，郭雲觀設宴為他餞行，倪徵噢也陪同參加宴會。

1948年上海高等法院特種刑事庭成立後，部分政治上訴案件移交該庭審理。該院下設民事3庭、刑事3庭、書記室等，郭雲觀續任上海高等法院院長。1949年5月27日，被上海軍事管理委員會法院接收處接管。

作為國民政府的上海特區法院首任院長，郭雲觀先生的歷史地位已不可更改，但他在民族危亡的緊要關頭，表現出愛國人士和一身凜然正氣，值得後人稱道。他對國際公法和國際私法的研究和運用，在我國開展現代法學教育中所作出的貢獻，應該得到肯定。國學大師唐文治先生在一則題辭中寫道：“餘讀郭君閔濤《辛巳蒙難記》及《明哲保身釋義》，炳炳琅琅，浩然正大之氣，流露行間，深為之嘉嘆不止也。”

1940年8月，郭雲觀先生曾寫過一篇《論執法者應先寡慾》的文章。他説：“甚矣為司法官之難也。學識難，修養尤難。修養之方不一，而首當無世俗之好……蓋心有所好，則易為物移，移則生欲，因欲生蔽。始而為人所乘，繼而為人所弄而不自覺，或覺而不能自拔。患固常起於忽微，而至於不可收拾。故好者欲之端，蔽之漸，招侮之由，而溺職之階也。”

郭雲觀於民國初年在北京大理院任推事時，曾有人打聽他的愛好，他回答：“嗜菠菜豆腐羹上置半熟雞蛋二，所好止此。”郭雲觀先生關於《執法者應先寡慾》的論述，今天讀來仍覺意味雋永。（百崎郭氏回族坎門宗親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