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敏

失獨母親郭敏用試管嬰兒生下一對龍鳳胎。孩子的衣服玩具不算少，塞得滿牀都是，全都是鄰居、朋友、好心人送來的。唯獨沒有失獨家庭——那些家庭一般都會把亡故孩子的東西留着做紀念。

打眼一望，60歲的郭敏沒有任何值得多看一眼的地方。

她不過一個普普通通的老太太，頭髮花白，滿臉皺紋。晚上她會去幼兒園接兩個4歲的孩子放學，一米五的身材淹沒在車流和煙塵中，一手拉着一個，嘮嘮叨叨又快快樂樂。在北京無數的城中村，這樣來幫兒女照看孩子的老太太實在是太多了。

兩個孩子不是她的孫輩，而是她的兒女。56歲那年，她使用胚胎植入技術生下一對龍鳳胎，刷新了北京地區產婦的年齡上限。

郭敏唯一的獨生女兒是在2005年車禍去世的。那幾年，郭敏形容自己是“想啊想啊，腦袋都要炸了”。直到她看到一張報紙：“日本有個女人60歲生了孩子”。那一刻，她無比感謝自己從南昌老家來到資訊發達的北京。

懷孕很順利，第一次卻流產了；吃藥補了一年身體，這次成功了。剖腹產下兩個孩子，連手術帶生產一共花了8萬元。至今她都認為，這8萬是她這輩子花得最值的一筆錢。儘管其中有3萬是朝老母親借的。母親後來發現她還不起，説：算了。

她保留了一張大女兒14歲那年的照片，不敢拿出來。倒不是怕看了傷心。9年了，早已淡然。兩個小孩子爭搶，“姐姐是我的”，差點撕壞。

為防失敗，胚胎植入技術一次植入三個胚胎。一個流產了。老伴主張再流掉一個，留一個女兒就夠了。“咱們賺這點兒錢，兩個怎麼養得起？”她堅決不同意，一直吵了三個月。孕期過了三個月，就沒法流產了。她很滿意。

2013年7月，65歲的老伴腦梗塞發作，好幾個月才出院，如今在他與前妻生的兒子家住。因此，郭敏一人養兩個孩子，母子仨住在這間月租600元的出租屋裏。

兩個孩子都4歲了，正是滿牀亂爬的年紀，稍有不慎就容易掉下去。她在牀頭安了一根不鏽鋼杆子。兩個孩子每人腰上套一根帶子，另一端系在杆子上。

每天早上，郭敏七點起牀，給兩個孩子衝奶粉喝、洗臉、洗屁股，八點半送他們去幼兒園。回家做賬，做到中午再吃一袋方便麪。下午繼續做賬，五點去接兩個孩子。

他們就在家門口的打工子弟幼兒園。走路五分鐘肯定到了，但她多半要走半個小時。城中村太亂，各種自行車汽車摩托車在一條土路上雙向奔流。她緊張極了，緊緊拉住一雙兒女，不時還得側身躲一陣。

“小女孩還好，那小子太淘！”幼兒園園長白長武證實了郭敏提及的一件事：幼兒園的學費其實已經漲了100元，唯獨對她的兩個孩子例外。“她太困難，能照顧就照顧點兒。”

兩個孩子都白淨，活潑，有一種格外撒嬌的姿態。他們從來沒有問過“為什麼你比別人的媽媽老”諸如此類的問題，而是搶着上來要她抱，“媽媽我想你了”。

除了一千八的退休金，她為七家公司做賬，每家付給她的報酬是200或300元。都是老客户。看她認真，就一直做下去。但每個月需要她自己去把賬取回來送過去，順便結報酬。這些公司都是兩三個人的規模，都很遠。有的在通州，有的在石景山，有的在海淀，公交車坐到頭還要走好遠。前幾天兩個三十出頭的電視台記者跟在她後面拍，拍到實在走不動了，她卻仍然健步如飛。把賬取回來，每天再工作五六個小時。

每個月支出兩千五六百塊錢，能攢一千五——這幾個數字，郭敏顯然已在心中計算過無數遍。這樣，再工作十年，兩個孩子上學應該夠了。老伴腦梗發作，她立即作出決定：將來不會讓孩子們上大學了，高中都不必念。最多讀個技校，能找個工作，足矣 ^[1]  。

打開郭敏家的冰箱，大蒜和雞蛋幾乎是僅有的庫存。她每隔一天給孩子們做一小碗蒸雞蛋糕。幼兒園下午三點有一頓麪條做間食，這讓她竊喜，認為是佔了便宜。有一天她晚上七點才回來。趕到幼兒園一看，兒子很乖。原來是幼兒園阿姨給他餵了一個饅頭。

每週二、五上午是她逛街的日子。菜市場就在樓下，她卻視而不見，坐兩站地往北，去趕更偏遠的一個農村集市。那兒的河魚賣六塊錢一斤，比村裏便宜兩塊五。一條三斤的魚買回來，她和兩個孩子能吃一個月。第一次剁了魚頭魚尾熬湯，兩個孩子都愛喝；剩下的魚身再剁兩刀冷凍起來，三個星期燉三段。

有一次她去收賬，對方公司的小姑娘説：郭姐，你上頭條了。有人評論説你那麼窮還非要生孩子。她説：他們不懂得失獨母親的苦痛啊。也有人叫她去申報什麼吉尼斯世界紀錄，她沒有去。

昨天兩個失獨母親來看她。一個是上高中的兒子打籃球時猝死，一個是上大學的兒子車禍身亡。兩人都哭得幾欲昏死過去。她沒有哭。眼淚早已經流乾。對四年來疲於奔命的生活，她説：從來沒有一秒鐘後悔過。

2010年，北京本地媒體報道她生下一對雙胞胎的消息時，她還有些矜持，讓他們都寫成“郭女士”。這一次，她不在乎了。寫真名就寫真名，隨便吧。連孩子的名字都不掩飾。沒那麼多掩飾的空間。

她感覺到了恐懼。腰已經扭了兩次。大夫説你不能再扭第三次了。她總是特別小心。遠遠聽到汽車喇叭就往路邊躲，姿勢和神情都像極了走鋼絲。

父親去世了，母親隨弟弟去廣州生活，家鄉已沒什麼親人。在北京，在她住的這個城中村附近，也沒什麼能託付的朋友。一旦她倒下，兩個孩子就只能“推向社會”，去孤兒院了。如今兩個孩子的體重加起來快趕上她了。她已經抱不動兒子了。

四歲了，兩個孩子沒有穿過一件新衣服。其實，他們的衣服玩具不算少，從會唱歌的塑料貓到兒童腳踏車，從背心到羽絨服，一應俱全，塞得滿牀都是。全都是鄰居、朋友、好心人送來的。唯獨沒有失獨家庭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