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

東京審判是一次世界人民對日本法西斯的正義審判，它揭露和懲罰了日本對外侵略戰爭的罪責，伸張了和平與正義。“但一直以來，不論是在學界還是政界，對東京審判的各種質疑之聲始終不絕於耳。”上海交通大學校長張傑院士説，東京審判從法律上對日本軍國主義在中國犯下的罪行進行了清算，然而仍有不少遺留問題，包括細菌戰在內的很多問題並沒有得到徹底解決。隨着近二十多年來日本政治的“向右轉”，東京審判的正面意義正在不斷地被有意或無意地淡化。這更加提醒國內學人，要加緊對它的研究。

目前，西方國家關於東京審判的著作約有50種，日本有兩百餘種，而我國這方面的著作卻非常少。今年3月，國家圖書館和上海交通大學共同成立東京審判研究中心，為推動相關研究奠定了基礎。

中心成立以來，研究人員反覆閲讀相關文獻，逐一檢查了近5萬頁的國圖館藏庭審記錄；先後專程赴台灣地區和美國調研，經過多方努力搜尋補得七千餘頁缺藏文獻，現在已基本補齊了庭審記錄的原始文獻，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的編纂出版奠定了基礎。

在啓動儀式現場，國家圖書館還舉辦了“歷史的審判——館藏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歷史文獻展”，主要展出館藏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原件縮微品、民國時期記錄日本侵華罪行的珍貴期刊報紙原件、世界各國對二戰日本戰爭罪行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研究文獻等在內的館藏曆史文獻約400餘件。

此外，曾參加東京審判的中國檢察組顧問、負責對日本戰犯審判的倪徵的女兒倪乃先女士，還帶來了父親收藏的當時審判板垣徵四郎、土肥原賢二兩大戰犯的庭審記錄和判決書原件。

“當時，父親主要工作就是提交證據，面對面質詢這兩個戰犯。”倪乃先説，父親告訴過她，當時土肥原賢二非常狡猾，站在法庭上不肯開口説話。對他的質詢，只好採用先問板垣徵四郎，諸如“某某事件是不是你和土肥一起做的”、“是不是你身邊的這個土肥”等等，以達到一箭雙鵰的效果。

此外，倪女士還帶來一份印度法官帕爾在庭審時的發言記錄。帕爾是東京審判中頗有爭議的人物之一，他曾對庭審提出異議，並因此被在日本靖國神社附近立了一尊雕像。

北京時間2012年10月24日，由中國國家圖書館和上海交通大學聯合負責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編纂出版正式啓動。該書是研究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俗稱東京審判）的第一手文獻資料。全書以1946年至1948年的法庭庭審記錄原件影印為內容，按照不同主題分為多卷，預計出版80冊。目前第一卷10冊的樣書已問世，正式出版。該書出版還只是系統化梳理東京審判資料的一個開始。未來，全國乃至世界學者還將共同研究更多專題。

該書出版，將東京審判全過程展現在人們面前。這是通向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消除歧見與爭論的有效途徑，也是駁斥“東京審判史觀”、“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非法論”等日本右翼保守勢力歪曲和否認侵華史實言論的強有力武器和佐證。

長期以來，由於我國對關於東京審判第一手資料的收集、整理不足，尚不具備系統完整的文獻研究基礎，使得我國對東京審判的研究力度不盡人意。這其中，與當時重要材料的去向有關。

東京審判被稱為人類有史以來規模最大、時間最長的一次國際審判。其審判歷時兩年零七個月，其證據收集過程也耗時16個月，審判背後的龐大證據中，很多都保存在美國。

“東京審判所涉及的證據和材料只有很少一部分用在法庭上。”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陳鐵健介紹，這些證據和材料一部分由各個受害國提供，一部分從日方譭棄的資料中擇取，還有一批資料來自盟軍在一個秘密存放地發現的核心絕密資料，其中包括二戰前和二戰期間日本首相會議、內閣會議、武相會議，以及海軍省、陸軍省、外務省會議等的詳細記錄。還有日本裕仁天皇身邊的內大臣木户幸一向法庭提交的日記，記載了天皇與內閣、首相以及政界要人重要會晤的諸多細節，至今仍存放在美國。

近年來，隨着美國對這些檔案的逐漸解密，部分資料得以轉到了美國國會圖書館和國家檔案館，各國學者才得以進一步研究。 ^[2] 

昨天，《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編纂委員會同時召開了研討會，徵求各方專家意見。很多專家表示，東京審判只審判了28名日本甲級戰犯，其餘乙級和丙級戰犯的罪行，以及東京審判前後的紐倫堡審判（盟軍對德國戰犯的審判）、馬尼拉審判（菲律賓對日本戰犯的審判），以及南京國民政府對日本戰犯的審判，都是非常重要的研究領域，是認清日本的侵略罪行不可或缺的內容。

國圖相關研究人員介紹，僅以南京國民政府自1946年2月15日至1947年6月底對日本戰犯的審判來説，審判在南京、上海、北平、瀋陽、武漢、廣州、台北等10個城市，對5919位被告提出187611件罪行的控訴。這些乙級和丙級戰犯的供述也非常有學術研究價值。

據悉，《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只是龐大出版計劃的開始，更多檔案文獻和學人著作還將陸續面世。

新華社記者15日從中國國家圖書館獲悉，約計80卷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將於今年（2013年）6月正式出版。

這是東京審判的庭審全記錄，從遠東國際軍事法庭1946年5月3日拉開東京審判帷幕，到1948年11月12日審判結束，2年半時間內的818次庭審記錄無一缺漏，將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的全過程展現在世人面前。

1946年，盟軍最高統帥部在東京設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依據國際法對日本甲級戰犯進行審判。東京審判裁定了日本的戰爭責任，確認其南京大屠殺暴行，東條英機等7名甲級戰犯被判處絞刑。1951年，日本明確承諾作為國家接受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的判決。

“史料為證。東京審判的正義性不容挑戰！”國家圖書館研究館員高紅説。

這部全記錄的許多史料從美國、日本、台灣等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檔案館、圖書館收集而來。這是中國首次出版這部歷史全記錄。1968年，日本曾出版日文版東京審判庭審記錄。 ^[3]  、

2013年9月2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出版座談會在國家圖書館隆重舉行。來自文化部、中國社會科學院、上海交通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央檔案館、國家圖書館等單位的領導、專家學者近五十人出席座談會；會議還特別邀請東京審判中國法官梅汝璈之子梅小璈、東北抗日聯軍將領馮仲雲之女馮憶羅等人蔘加。

文化部原副部長、國家圖書館館長周和平，和上海交通大學原黨委書記、校務委員會名譽主任王宗光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新書出版揭幕。文化部副部長楊志今，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武寅，中國人民大學原黨委書記程天權，中央檔案館副館長楊繼波等共同見證這一歷史時刻。

9月2日在世界史的角度上意義特殊，1945年的這一天，日本代表在美國戰列艦“密蘇里號”上向同盟國簽署投降書。第二次世界大戰宣告結束。翌年，由中、蘇、美、英等11國法官代表組成的專門懲治日本戰犯的國際刑事特別法庭——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成立，從1946年5月3日到1948年11月12日，前後歷時2年7個月，共審判日本甲級戰犯28名。

東京審判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歷時最長的一次國際審判，是正義對邪惡的審判。它對於國際關係的發展、現代國際法若干重要原則的確立、維護戰後和平，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然而，戰後國際格局的錯綜變化，日本自身實力的增強，再兼之多種因素存在，導致日本某些勢力始終不能正視自己的罪行，軍國主義陰魂不散，右翼勢力時有抬頭，隨意篡改歷史，為世界和平留下了後患。

鑑於此，整理一套再現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全過程的完整文獻，對於披露日軍罪行、重新認識歷史具有重大意義；對於研究抗日戰爭、東京審判、國際法等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國家圖書館和上海交通大學經過多方搜求，將相關文獻資料彙總一起，經過細心編輯整理，形成一套完整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該資料集共80冊，近5萬頁。

總體來看，該書具備了以下特點：其一，保持文獻原貌。按照原始文獻的時間順序，再現了1946年5月至1948年11月期間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進行審判的逐日記錄，每冊目錄詳細列出年月日，使用者可依目錄檢索所需特定某日的庭審記錄，查閲方便；其二，真實記錄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全過程。包括法庭成立、立證準備、檢方與辯方立證、法庭判決等各項法庭審判程序，為了解、研究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以及為研究二戰後特別軍事法庭對戰爭罪、破壞和平罪、違反人道罪等提供了珍貴史料；其三，具體內容涉及廣泛。“九一八”事變、偽滿洲國、盧溝橋事變、南京大屠殺、日本在東北等地的鴉片毒化政策、日本對中國的經濟侵略等均有關涉，對研究日本侵華戰爭所涉及到的重要歷史事件具有重要價值。

對於該書的出版，與會專家表示出高度的關注和充分的肯定，一致認為對於歷史研究、以及現代國際關係的發展建設具有重要的意義和借鑑作用。周和平指出：“東京審判文獻史料的徵集整理，屬於民國時期文獻保護計劃的重要計劃之一”“作為重要的階段性成果，《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的出版，是學術界和出版界的大事，對於民眾瞭解真實的歷史，並以史為鑑、面向未來，建設和諧世界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根據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中心名譽主任向隆萬的介紹，《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的問世標誌着中國在東京審判研究領域邁出了極為重要的一步。接下來，將會梳理更多與東京審判相關的基礎文獻資料，並在翻譯國外以東京審判為主題的學術專著的基礎上，圍繞東京審判開展更深入的研究，會有更多的文獻資料、學術成果問世。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