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棄疾評傳

該書主要從對辛棄疾的作品、思想與心態的把握和分析入手，對其所生活的時代及遭際的悲劇性，南歸後心態的變化，詞作中表現出的對國家和民族的前途與命運的強烈的憂患意識和責任感，融合剛柔的美學理想和兼備雄奇剛健和深婉雅麗之美的風格特徵，以及其在中國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作用和影響等，進行了較為全面、深入的探討。 ^[3] 

“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由匡亞明教授於20世紀80年代中期發起，由南京大學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組織編撰，總計200部、6000餘萬字，是南京大學文科重要的標誌性工程，凝聚了當代一批學有所長專家的集體智慧。叢書的學術顧問包括丁光訓、王元化、安子介、趙樸初、馮友蘭、張岱年、楊向奎、任繼愈、蘇步青、程千帆、杜維明等數十位學者。他們與南京大學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共同研討，從2500年曆史長河中選取了270多位不同時代、不同民族、不同領域的傑出人物作為傳主，從整體組合上奠定了中華民族傑出人物思想研究的格局。2006年，該叢書全部編撰完成，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辛棄疾評傳》即該叢書中的一本。 ^[1] 

該書通過具體的分析，使讀者得以深入辛氏詞心，觸摸到其思想的脈動。例如，辛棄疾雖然始終不忘恢復大業，但他的詞中所體現的，更多的卻是一個孤獨者的形象。像“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青玉案·元夕》），“獨立蒼茫醉不歸”（《一剪梅·遊蔣山呈葉丞相》），“甚當年，寂寞賈長沙，傷時哭”（《滿江紅·倦客新豐》）等。該書告訴讀者，這正是辛氏對南宋主和之風的深深憂慮。又如《念奴嬌·登建康賞心亭呈史留守致道》一詞，寫詞人登上觀覽勝地賞心亭，不見賞心之意，反惹出“閒愁千斛”。昔日被諸葛亮譽為“鐘山龍盤，石城虎踞”的城市，只是在訴説着興亡；東晉時大破前秦苻堅數十萬軍隊的宰相謝安，晚年亦不免遭受讒言。“辛棄疾登臨懷古所關注的焦點，在於歷史發展的興衰之象和歷史人物的風流難再，其所寓之意更在於深刻的傷今，在於對南宋君臣上下不能乘時發憤、致力恢復的憂憤和悲慨。詞的末兩句似在寫景，實則完全是南宋時局發展的象徵。這在當時或許可以認為是辛棄疾的深憂過計，但歷史發展的結局，最終正不幸被辛棄疾所言中。作為一位自北南來的年輕士子，在其南渡之初，就能作出如此深遠的預見，我們不能不歸之於其內心深廣的憂患意識和強烈的民族責任感”，而這種憂患意識和責任感，既來自儒家思想而又不限於此。在這裏，文學家的辛棄疾和思想家的辛棄疾已合而為一，難以分開。再如，書中對“斜陽”意象的闡述，作者認為，在全部六百多首辛詞中，“斜陽”的意象反覆出現，給人的印象也尤為深刻，這是因為，“在大多數的情況下，這種‘斜陽’的意象都有一種明顯的象徵意義，它象徵着南宋政局的日趨衰頹，收復中原的日漸無望和整個社會人心的萎靡不振”。

在辛棄疾所處的時代，戰、和兩種聲音雖然不太平衡，但還都有；孝宗皇帝作為一個希望有所作為的新君，也曾有一些振作之象。尤其應該指出的是，辛棄疾本人熱情如火，造次於是，顛沛於是，他對國家走勢的預感卻是日漸無望。關於這一點，就涉及到該書對宋、金長期對峙局面形成及其原因的分析。首先，作者並不同意高宗一味主和是生怕二帝南歸的傳統看法，而是把這一行為提到整個宋代統治階級的社會文化心理的層面去認識。“宋對外戰爭的屢屢失利，不能不給宋朝歷代皇帝的心理上抹上一層濃重的陰影，而諸如‘澶淵之盟’‘海上之盟’式的以錢財換和平、換土地的屈辱協議，沒有成為後之帝王認真汲取的慘痛教訓，反倒成了宋朝歷代帝王仿效並奉行的所謂家法，和藉以處理對外關係的模式和榜樣”。這就跳出了某一帝王的特殊性層面，而引入一種特定的文化一心理結構，無疑更為深刻。其次，作者揭示了瀰漫於整個南宋社會的士風：萎靡不振，不思進取，好為清議，苟且偷安；並進而指出，這種情形並非個人行為，而是有其普遍性。士大夫階層是社會的主流，如果不是這個階層出現瞭如此的傾向性，很難理解南宋社會的一系列現象。辛棄疾是否對此有自覺的意識，還可以討論，但他有着敏感的直覺，卻可以肯定，因而以形象的方式做出了預見。儘管如此，他仍然兢兢業業地投入到興復大業之中，這正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品格，從而和儒家的創始人孔子聯繫到一起。該書將辛棄疾定位於植根時代而又超越時代，在一個更廣闊的背景中討論他的思想深度，無疑是一個較大的創穫。 ^[2] 

鞏本棟，漢族，1955年生，江蘇豐縣人，1990年畢業於南京大學中文系，獲博士學位，並留校工作，現為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副主編，中國宋代文學研究學會理事。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古代文學、中國思想史。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