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炳南

趙炳南，原名趙德明，回族，經名伊德雷斯，祖籍山東德州。1899年5月出生於河北省宛平縣（今屬北京市）。父親以打短工維持一家人的生計。趙炳南自幼身體羸弱多病，從5歲到7歲僅3年間就出過天花，患過痢疾，得過麻疹，發過瘧疾。趙炳南後來回憶説：“我的童年生活飽嘗了人間的痛苦與疾病的折磨，是今天的少年兒童難以想象的”。特殊的人生經歷使他深深懂得生命的珍貴，在幼小的心靈裏已播下了立志做一名為他人解除病痛的醫生的種子。6歲時，趙炳南進入私塾開始了他的讀書生涯，但因家境清貧，他的學習僅勉強維持了6年便中斷了，被迫過早地走上社會。少年時期的趙炳南目睹飢寒交迫，在死亡線上掙扎的勞苦大眾，心靈受到極大震動，這更加堅定了他立志做一名醫生為民眾解除病痛的信念。

1912年，13歲的趙炳南開始在北京德善醫室從師於名醫丁德恩，學習中醫皮膚瘡瘍外科。在短短的3年裏，他研讀了《外科準繩》、《瘍醫大全》、《外科啓玄》、《醫宗金鑑》、《本草綱目》等數十部醫著。他刻苦努力、孜孜不倦的精神深深打動了丁老先生，故盡得其傳。1920年，趙炳南自設醫館開始行醫，懸壺於北京西交民巷。曾任當時北京市中醫公會外科委員、華北國醫學院外科教授等職。他在建國前行醫30餘年，救死扶傷，以人道主義和高超的醫療技術，救治過無數的病人和垂危患者。儘管做了大量有益於人民的好事情，卻仍免不了權貴們的刁難與凌辱。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趙炳南獲得了新生。他十分珍惜來之不易的和平與安寧，更加勤奮，不斷從中醫學寶庫裏汲取營養，以發展中醫事業為己任。1951年抗美援朝時，他主動提出免費為烈軍屬診療疾病，受到北京市人民政府登報表彰。1953年，他被聘為北京醫院、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和平醫院等單位的中醫顧問。1956年北京市第一所中醫醫院——北京中醫醫院誕生了，在黨的中醫政策感召下，他毅然離開了苦心經營多年的醫館，參加了醫院工作。他把自己的藥品、醫療器械、製藥用具、辦公傢俱以及醫館部分設備無償地捐獻給國家，受到人民政府的熱情讚揚和鼓勵。

趙炳南先後擔任北京中醫醫院皮外科主任、副院長、名譽院長，兼任北京市中醫研究所所長 ^[2]  等職務，並被推選為中華醫學會及其外科學會及皮科學會委員，全國中醫學會副理事長，北京中醫學會理事長。擔任過北京首都醫學院中醫系教授，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員。還曾被選為第二、三、四、五、七屆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人大常委會委員，第四、五屆全國人大代表。　趙炳南一生勤奮治學，勇於實踐他從事皮外科專業60餘年，晚年則專門致力於皮膚病的治療與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為祖國醫學事業的發展作出了貢獻。縱觀趙炳南對皮膚病的治療，不難發現，中醫整體觀這一指導思想貫穿其治療的全過程。他生前經常講：“作為一名皮膚科醫生，一定要牢記皮膚病多是形於外而發於內的”。因此，他非常重視對臟腑的辨證。在諸多皮膚病的致病因素中，對濕邪與熱邪尤為重視。他認為，治濕是治療多種皮膚病的根本，治熱則是治療皮膚病的關鍵。

1975年由其徒弟和助手整理而成的《趙炳南臨牀經驗集》由人民衞生出版社出版，全書共30萬言，系統介紹了趙炳南的臨牀經驗和學術思想，該書共收入病種51個，病例137例，還介紹了3種特殊療法和行之有效的驗方、常用方。此書1978年獲全國科學大會獎。

趙炳南一生精研多種外科專著，但在醫療實踐中從不拘泥古書，通過65年的醫療實踐，積累了豐富的臨牀經驗。他靈活掌握經旨，注意疾病過程中的邪正關係，正確運用扶正祛邪或攻守相兼的治療法則。如治療瘡瘍疾患的陰證，他認為開始如攻邪太過，會大傷正氣，造成正不抗邪，毒邪內陷而變生他證，結果是欲速不達。因此他主張外消之中，以補託為主，正氣漸復，病勢好轉，因勢利導，乘勝攻邪，則可取效。再用外消之劑，以消為主，逐漸正復邪衰，病勢趨向好轉，接着以扶正祛邪，消補兼施辦法，以鞏固療效。在治療皮膚病的過程中，他遣藥切中，用藥精當，藥少力專，抓住主證，藥到病除。如對纏腰火丹（帶狀皰疹）後遺症屬神經痛的老年患者，經他細心辨證分析，屬氣隔血聚之證，遂不拘泥常法，而投以川軍破瘀止痛，其效立竿見影。又如他治療風濕瘍（急性濕疹）能抓住熱盛有濕的特點，投以大劑量苦寒的龍膽瀉肝湯來瀉肝膽濕熱，療效顯著。

熟悉趙炳南臨牀用方的人都知道，他在治療急性炎症皮膚病時，最重視對心與肝膽的辨證，最喜愛的方劑是“龍膽瀉肝湯”。他認為心肝火盛是導致急性炎症皮膚病的重要原因，而“龍膽瀉肝湯”正是清瀉肝膽實火，清利肝膽濕熱的代表方劑。龍膽瀉肝湯，古醫籍記載有數個，其組方藥味卻不完全一樣。他常説，李東垣所述之龍膽瀉肝湯方中無黃連、大黃而有柴胡，除了瀉肝經濕熱，治小便不利外，多有升散作用；《證治準繩》所載之龍膽瀉肝湯方中無連翹、生地、車前子，而卻有人蔘、知母、麥冬、五味子，除了瀉心肝兩經之火外，又偏於滋陰血；《沈氏尊生書》記載之龍膽瀉肝湯方中無生地、車前子，而又加入青皮、白芍、柴胡等疏肝斂陰之品，這些都與臨症所見之濕瘍不完全對症。因此趙炳南根據自己的臨牀經驗認為：濕瘍之為病，雖起於濕熱，但急性發病時，常有熱重於濕的特點。他緊緊抓住這個特點，採用《醫宗金鑑·外科心法要訣》記載的龍膽瀉肝湯為基礎，自擬龍膽瀉肝湯加減，方中用龍膽草瀉肝膽濕熱，生梔子清心火，瀉三焦之熱，而又用生地、丹皮、生甘草涼血解毒；木通、車前子、澤瀉清利濕熱，熱重時加大黃以釜底抽薪。他既不用柴胡升散，又不用麥冬、五味子斂陰，但在臨牀實踐中，深感清心火藥力不足，故經常在應用龍膽瀉肝湯的同時加入自創的以清心火為主的“三心方”（蓮子心、連翹心、生梔子），以增強清心瀉火之力。二方配合使用再加入除濕疏風之品，臨牀治療急性濕疹、急性皮炎、帶狀皰疹、過敏性皮炎、藥疹等急性炎症皮膚病（熱盛型），每取良效。“三心方”中的連翹心，不少藥材部門不入藥，可用竹葉代替，臨牀療效亦滿意。

趙炳南生前常謂：“善治濕疹者，當可謂善治皮膚病之半。”這句話聽起來似乎有些言過其實，但仔細體會，卻能悟出不少道理來。濕疹，按其性質可分為急性期、亞急性期及慢性期。前兩期在臨牀上均有較明顯的濕象。其發病機理不外乎濕熱內藴，或濕重於熱，或熱重於濕。在治療上，他慣用除濕胃苓湯，並根據熱與濕的輕重不同而加減化裁。即使在濕疹的慢性期，皮膚出現乾燥、粗糙、肥厚、角化等一系列燥象而無水泡、滲出、糜爛等情況下，仍用治濕之法。對此，他曾論：“正是因為濕邪有重濁、粘膩的特點，因此，病理過程遷延日久，濕邪停滯，日久化燥，肌膚失養，是導致慢性肥厚性皮膚病的關鍵，故仍以治濕為本”。在治濕疹時，多采用健脾祛濕之法，善用薏仁、雲苓皮、扁豆、蒼朮、白朮等藥物。他認為選用健脾祛濕之品是符合扶正祛邪原則的。當然，他也認為當利則利，因此，車前子、豬苓、防己、澤瀉、萆薢等利濕之品亦常使用。

在晚年的最後10年中，趙炳南的整體治療觀在臨牀工作中，更加突出地體現出來。他認為既然包括皮膚病在內的所有疾病的發生都是氣血失和、陰陽失調的結果，那麼整體調節就理所當然地顯得必要，特別是對於那些慢性疾患尤為適用。他曾説：“陰陽失調者，其脈象當是寸關弦滑，雙尺沉細，上火下寒之體者則多見”。在他晚年治療多種疾病的處方中，經常出現“四藤”，即天仙藤、雞血藤、首烏藤和勾藤。曾有人詢問他“四藤”何以調和陰陽？他笑答：“乃經驗之談也”。

趙炳南自13歲從師學醫，對病人有深厚的感情。他常説：“為了解除病人的痛苦，一切為病人着想，我對醫術無門户之見，對中西醫兩種醫學，我一向主張取長補短”。事實也是這樣，他在早年設館行醫時，就結識了很多知名的西醫朋友，如方石珊、何顯名等（都是當時有名望的西醫專家），經常同他們切磋醫術，取長補短。他常講：“醫術是治病的工具和手段，不應有門户之見，應擇其善者而從之”。所以，在治療一些危重病人時，他並不反對配合一些西藥和西醫檢測手段，如對一些深部化膿性疾病、深部化膿，膿不得出，古代都是用中藥蟾酥進行麻醉，以白降丹腐蝕破潰，使膿排出，但常有麻醉不徹底引起病人痛苦的事，所以在他晚年行醫過程中，主張局部用普魯卡因麻醉，説明他是不拘門户，一切從病人出發的。他非常擁護中西醫結合的方針，他曾説：“我有很多中醫徒弟，也有很多西醫徒弟，你們要團結起來，共同進步，走中西醫結合的道路，為振興中醫事業貢獻力量”。

1899年5月27日　出生於河北省宛平縣三里河村。

1905—1911年　就讀於宛平縣城內私塾學堂。

1912—1920年　在北京德善醫室從師丁德恩學醫。

1920—1926年　在北京西交民巷開辦診所行醫。

1926—1951年　在北京西交民巷開辦醫館，獨自應診並帶徒。

1951—1956年　參加北京聯合診所行醫。

1956－1972年　任北京中醫醫院副院長，兼皮外科主任，皮膚性病研究所顧問。

1972—1984年　任北京中醫醫院副院長、名譽院長，兼北京中醫研究所所長。

1984年7月　逝世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