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和耐

1921年12月22日，謝和耐生於當時法國的殖民地阿爾及利亞首都阿爾及爾，其父路易·熱爾內（Louis Gernet，1882—1962）是古希臘研究專家，尤其在古希臘宗教和法律史上建樹頗多，並擔任過法國文學院院長一職。

1942年，謝和耐在阿爾及利亞完成學業，獲得了古典文學(法文、拉丁文、希臘文和語言學)的學士學位和高等教育文憑；同年，美軍在北非登陸，謝和耐應召入伍，參加了抵抗德國法西斯及其同盟的正義戰爭。

1945年，退伍後，他將精力轉向中國研究。

1945—1947年間，謝和耐在法國巴黎國立東方現代語言學院學習漢語，於1947年取得了相應文憑。

1948年，畢業於高等實驗學院。

1949年8月間，謝和耐在昆明一帶進行考察，後又於1957年、1966年、1980年、1985年多次來華訪問，1974年和1980年到過台灣，分別與海峽兩岸的中國學者進行過學術交流。

1949—1950年，在當時設在越南河內的法蘭西遠東學院學習，後師從法國漢學權威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1894—1979）教授。法蘭西遠東學院期間，他在河內居住兩年，並多次赴中國和日本旅行，做學術訪問。

1951—1955年，任國立科研中心的助理研究員。

1951年，還被任命為高等實驗學院研究導師。

1952年底，完成學位論文《中國5—10世紀的寺院經濟》（1987年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中譯本），獲得文學博士學位。

1955—1976年，在高等實驗學院從事研究導師工作。

1957—1969年，就教於巴黎大學文學院，開始作為中國語言和文化的講師，1959年任該校教授。

1969—1973年，在巴黎第七大主持其親自創設的一個東亞語言和文化教學與研究單位的工作。

1975—1992年，任職法國最高學府法蘭西學院的漢學教授，主持中國社會和文化史講座。

1977年後一直作為學院遠東問題各個研究所的常務主持人，直到1992年退休。

1975—1993年，他與荷蘭大學漢學院前任院長許理和（Erich Ziircher）教授共同主編創刊於1890年的國際漢學雜誌《通報》。

1995年1月，應邀參加在海南省召開的國際漢學會議，並向大會提交了論文《二戰以來法蘭西學院的中國學研究》（刊登在《中國史研究動態》，1995年3期，嚴武譯）。 ^{[1]  [3]} 

2018年3月3日，謝和耐在法國布列塔尼的瓦納去世，享年歲97歲。 ^[1] 

謝和耐的博士論文《中國5—10世紀的寺院經濟》於1956年由法國遠東學術院於西貢出版，在二十一世紀仍是法國研究敦煌經濟文書唯一的一部重要著作，此書曾於1977年在巴黎重印。書中以社會學的觀點，根據漢籍、印度佛經、敦煌和其他西域文書，分析了從南北朝到五代期間的中國寺院經濟。書中對佛圖户、寺户、僧祇户、常住百姓、碨户、梁户、長生庫、社邑、齋供、三階教無盡藏都做了深入探討。

對整個佛教寺院經濟現象所做的社會考察和可能的解釋，不僅僅侷限於某些問題的具體研究上，是本書值得注意的主要特點。謝和耐沒有把佛教寺院經濟看成一個孤立的現象，進行就事論事的研究，而是把它放在廣闊的大背景下，視為社會現象的一部分加以綜合考察，許多方面發前人之所未發。對於這種方法論的革新，謝和耐在為中譯本寫的序中稱，他採納的那種首先把佛教現象看成是社會現象的社會學觀點至今仍不是論述中國寺院經濟的著作中普遍採納的出發點。這是因為這種社會學的方法並不像歷史學的方法那樣，操作起來相對困難一些，尤其是廣闊的社會現象，往往不是能一覽無餘的，它需要大量的廣泛的調查和分析工作。

從學術史的角度來説，此書也是具有較大的創新意義的。在謝和耐之前，雖然也有一些學者嘗試利用敦煌卷子研究佛教寺院經濟，但很多人因為未見原卷，效果也不盡理想。而謝和耐曾親自參與編寫法國國家圖書館所藏的伯希和敦煌漢文卷子的詳細目錄，親眼目睹原卷，利用了第一手資料：碑銘和寫本，這在當時是領先的。

除了這些以外，作者還利用了歷史、佛教史料中有關的記載，在資料的豐富和詳細上也是西方學者中首屈一指的，就利用敦煌卷子的全面和深入上，較之中日學者在很多地方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謝和耐關於敦煌學的論文主要還有《從9至10世紀的敦煌文契看中國的銷售制度》和《敦煌寫本中的租駱駝旅行契》兩文，耿升先生已經把它們譯為漢文，收在《法國學者敦煌學論文選萃》一書中。 ^[4] 

謝和耐在獲得博士學位後，在巴黎大學文學院講授的課程有中國實用文學、中國文學，此後逐漸轉向了宋元社會經濟史的研究。他在這方面主要是從白樂日教授治學，白教授對吳自牧的《夢粱錄》、周密的《武林舊事》、《癸辛雜識》等很感興趣，他在高等研究實驗學院所開的課程就有吳自牧的《夢粱錄》，謝和耐的《蒙古入主中原前夕中國中原的日常生活》一書與此興趣有緣，它是法國出版的一套有關各個國家日常生活叢書的一種，關於中國的只有兩部，其中一部就是此書。另外一部是有關清代日常生活的。

謝和耐選定了南宋王朝末年（1227－1279）這一特定歷史時期來描繪中國的日常生活，這正好是其國都於1276年起陷入蒙古人之手以前的數十年，他挑選的區域是杭州地區，尤以杭州城本身為主，當時這個大都市稱為臨安，是南宋的都城所在，是世界上規模最大和最富庶的大都會。此書研究範圍較廣，包括城市、社會、衣、食、住、生活週期、四時節令與天地萬象、消閒時光等各個方面，許多是前人沒有注意過的，如火災與消防、交通與供應等，還沒有人作過專門的研究，其他如衣、食、住等，雖然中外都有人做過一些研究，但是具體到一個時期的綜合研究，則還沒有這麼深入地進行過。 ^[4] 

引起學界高度重視的《中國和基督教》一書中，謝和耐並不注意去研究基督教在中國的歷史，而是重點研究中國人對基督教的反應。他認為基督教沒能在中國穩固紮下根來，其原因並不如人們常説的是因為中國人排外，而是因為源於西方的基督教要求中國人完全改變他們的思想方法和宇宙觀。基督教神學裏的範疇是與西方邏輯學的範疇不可分割的，並且與所用的歐洲語言密切相關，所以中國人對外來思想的反應是“消極”或是“否定”的。謝和耐採納的是一種理性主義的態度。

《中國和基督教》一書並非傳統的傳教史，而是研究傳教過程中的中西文化衝突，以此來研究中西文化的特質。

在《中國和基督教》中，謝和耐沒有敍述基督教在中國傳播的過程，而把重點放在中國人對於基督教的反應上，從而指出中西方對人、對世界概念的根本不同。他指出，在中國人的世界觀中，世界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因而並不需要一個作為創始者的上帝。他認為中國雖然可以與基督教世界接觸和交流，有些中國人可能從表面上被歸化為基督徒，但中國永遠不可能被徹底“基督教化”，中國人也很難具有西方基督徒們的那種思想意識，而是始終都頑固地執著於他們自己所特有的文化和倫理傳統，這就使那些雄心勃勃企圖使全世界都“福音化”的基督教神學家們感到不快。

在引起學界高度重視的《中國和基督教》一書中，謝和耐並不注意去研究基督教在中國的歷史，而是重點研究中國人對基督教的反應。他認為基督教沒能在中國穩固紮下根來，其原因並不如人們常説的是因為中國人排外，而是因為源於西方的基督教要求中國人完全改變他們的思想方法和宇宙觀。基督教神學裏的範疇是與西方邏輯學的範疇不可分割的，並且與所用的歐洲語言密切相關，所以中國人對外來思想的反應是“消極”或是“否定”的。謝和耐採納的是一種理性主義的態度。

謝和耐在基督教研究方面除了《中國和基督教》一書外，還有一些論文，有些已經由耿升先生譯出，收在《明清間入華耶穌會士和中西文化交流》中，如《論17和18世紀的中歐交流》、《利瑪竇的歸化政策和1600年左右中國文化生活的演變》、《16世紀末至17世紀中葉的中國哲學和基督教》、《中國對基督教的第一次衝突》、《論1584年的第一部中文教理書的不同文本》、《17世紀的基督徒和中國人的世界觀》、《利瑪竇時代的中國文化形勢》、《基督教在中國的首次同化嘗試》等。

謝和耐的基督教研究有兩個顯著特點：一是關於中歐文化比較。謝和耐在《中國和基督教》一書中特別比較了中國人的倫理與基督教的倫理，中國的天與基督教的上帝的異同，指出基督教士入華傳教的困難在於中西文化的激烈衝突。二是注重技術史的影響，如對於基督教傳教士所帶來的科學技術的研究。他指出，傳教士傳教而帶來的科學知識對中國科技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但基督教所傳入的並非是當時最先進的科學技術知識，而且其傳授科學技術的目的也是為了更廣泛的傳播宗教。 ^[4] 

誠如謝和耐在《中國社會史》的漢譯本序中所説，他非常注重技術史，他認為技術與社會發展是不可分割的，它們對於改變歷史起着決定影響。因此他於1984年創立了798研究組，簡稱GDR798，即“中國、朝鮮、日本科學技術史研究組”。GDR是研究組(Groupe de recherche)的縮寫，798是法國國家科研中心（CNRS）備案和支持的眾多科研團體中的編號。

GDR798組籌備成立之初，謝和耐曾提議開展一種“有提綱的合作研究”。這種研究未必納入國家科研中心的固定計劃，然而，它應該圍繞中國及其文明圈的歷史，並就若干以科學為基礎的觀念展開綜合思考。他的倡議，很快就獲准實施。一個以研究中國、朝鮮和日本科技史為中心任務的研究組，正式在巴黎出現。謝和耐本人，便是該組的第一任領導，任期為1984年至1992年10月。

1990年，謝和耐與荷蘭漢學家許理和一起，又提出一個研究課題：“從17至18世紀東西方科學宗教文化的相互影響，看歐洲與中國的關係”這一研究課題，後來被稱為“歐洲計劃”。計劃的實施，勢必引導人們重新關注當年天主教士的特殊歷史作用——即他們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推動東西方文化交流的作用。計劃的開展，不僅囊括了德、比、荷蘭等國的大量研究人員，而且也吸引了其他地區的專家學者。 ^[4] 

謝和耐寫於中國文革期間的《中國社會史》，全面地描述了中國整個歷史的發展過程，並注意從相互影響這一角度進行論述，客觀公正，條例清晰，被認為是中國通史的扛鼎之作。作者在談及此書寫作目的時曾指出，在數千年來不停發展的過程中，中國與遠近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在政治制度、法律、技術、經濟和文化生活上，都是相互影響的，正是從這種辯證的觀點出發，作者對中國歷史的評價，對中國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的看法，特別是對於中國近代史的論述，才能得出正確而客觀的看法，並得到漢學界好評。 ^[4] 

截至2018年3月，謝和耐教授已出版的著作有九種，這些著作每部都有多次重版或修訂再版，並大都被譯成西方多種文字出版。除專著外，謝和耐教授還有漢學方面的大量論文，計約80多篇。 ^[3] 

1949年：《荷澤神會禪師（668—760）語錄》，收入《法蘭西遠東學院叢刊》第31卷，河內1949年版，共X+120頁；巴黎法蘭西遠東學院1974年再版。

1956年：《中國5—10世紀的寺院經濟》，收入《法蘭西遠東學院叢刊》第39卷，西貢1956年版，共ⅩⅥ+332頁，10幅圖版；巴黎法蘭西遠東學院1977年再版。

中譯本，耿升譯，甘肅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英譯本正在付印中。

1959年：《蒙古入主中原前夕中國中原的日常生活》，巴黎，哈切特(Hachette)出版社1959年版，288頁；1978和1990年由同一出版社再版。

英譯本，倫敦阿蘭和昂温出版社1962年版，美國斯坦福大學1977年再版；匈牙利文譯本，貢多拉，布達佩斯1980年版；中譯本，中國文化大學，台北1982年版；意大利文譯本，裏佐利大學叢書，米蘭1983年版；日譯本，東京1990年版；中文新譯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964年：《前帝國時代的古代中國》，巴黎，法國大學出版社1964年版，現已5次再版。

日譯本，波蘭文譯本、英譯本、意大利文譯本均已出版。

1970年：《巴黎國立圖書館所藏伯希和敦煌漢文寫本目錄》第1卷（與吳其昱先生合作）。巴黎，辛格—波利尼亞克（Singer-Polignac）基金會1970年版，共408頁。

1972年：《中國社會史》，收入《世界之命運》叢書，巴黎，阿爾芒—科蘭（Arman Colin）出版社1972年版，共766頁和36幅插圖；由同一出版社於1980年出版了修訂第2版，共700頁；同一出版社1990年出版了增訂第3版，共700頁。

意大利文譯本，埃諾迪譯，都靈1978年版；德譯本，安塞爾·韋拉克譯，法蘭克福1979年版；英譯本，劍橋大學出版社1982年版，1982、1983和1985年再版本；羅馬尼亞文譯本，麥裏丹娜譯，布加勒斯特1985年版；朝鮮文本，漢城1985年版；西班牙譯本，巴塞羅那1991年版；中譯本，耿升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英文再版本正在付印中。

1982年：《中國和基督教》，收入《歷史文庫》，巴黎，加利瑪爾出版社1982年版，共342頁；1991年同一出版社再版本加入了一個副標題：《第一次衝突》。

德譯本，阿爾特米斯譯，蘇黎世和慕尼黑1984年版；意大利文譯本，馬裏埃蒂譯，卡薩列蒙菲拉託1984年版；英譯本，劍橋大學出版社和人文科學會館出版社，劍橋—巴黎1985年版；西班牙文譯本，經濟文化基金會，墨西哥1989年版；中譯本(耿升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日譯本正在印製中。

1991年：《唐甑的<潛書>》，譯自中文，由謝和耐作序和註釋。巴黎加利瑪爾—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版，收入《東方知識》叢書，1991年版，共346頁。

1994年：《中國的智慧，社會與心理》，收入《歷史文庫》，巴黎，加利瑪爾出版社1994年版，共398頁。

1951年：《神會禪師傳，禪宗史研究》，載《亞細亞學報》第239卷，1951年，第29—68頁。

1952年：《中國古代的行為》，載《經濟、社會、文明年鑑》第7年，第1期，1952年1—3月，第31—38頁。

1954年：《神會語錄補編》，載《法蘭西遠東學院學報》第44卷，第2期，1954年，第453—466頁。

1955年a*：《溈山靈祜大師遺蹟》，載《法蘭西遠東學院學報》第45卷，第1期，1955年，第65—70頁。

1955年b：《中國的經濟和人的活動》，載《評論界》雜誌第103期，1955年12月，第1092—1102頁。

1956年：《宋代城市中的商賈與工匠》，載《中國宋代的藝術》，巴黎，塞爾努斯基（Cernuschi）博物館1956年版，第10—11頁。

1957年a：《從敦煌賣契（9—10世紀）看中國的專賣制度》，載《通報》第45卷，第4—5期，1957（1958）年，第295—391頁。

1957年b：《漢文中的顏色表述》，載由I·梅耶松（Meyerson）主編的《顏色問題》，巴黎，國民教育刊物出版與發行處1957年版（高等研究實驗學院第6系《綜合叢書》，第295—299頁）。

1959年a：《唐代的經濟和社會》，載由戴密微主編的《中國的面貌》第1卷，巴黎大學出版社1959年版，第81—85頁（吉美博物館叢刊，可供出售類圖書第63卷）。

1959年b：《唐代的中國在亞洲的影響》，載戴密微主編的《中國的面貌》第1卷，巴黎，法國大學出版社1959年版，第85—89頁（吉美博物館叢刊，可供出售類圖書第63卷）。

1959年c*：《中國的文字記載與歷史》，載《心理學學報》第1卷，1959年1—3月，第31—40頁。

1960年a*：《中國5—10世紀的佛教徒中的火焚自殺》，載《漢學研究所論叢》第2卷，巴黎，法國大學出版社1960年版（《漢學研究所文庫》第14卷），第527—558頁。

1960年b：《中國的鐵器時代》，載《人文》雜誌第1卷，第1期，1960年，第68—76頁。

1962年：《遠東的歷史》，載《歷史學報》第3期，1962年，第107—118頁。

1963年*：《中國文字的形態及其心理功能》，載由郭恩（M．Cohen）主編的《各民族的文字和心理》，巴黎，阿爾芒—科蘭出版社1963年版，第29—44頁。

1964年：《中國和朝鮮于公元前5—3世紀的思想演變》，與韋爾南（J．-P．Vernant）合作，載《紀堯姆·布岱學會會刊》第4套，1964年，第3期，第308—314頁。後轉載於韋爾南的著作集：《古代希臘的神話和社會》，巴黎，馬伯樂（Maspero）出版社1974年版；巴黎，新發現出版社1988年再版，第81—91頁。

1966年：《敦煌寫本中的租駱駝旅行契》，載《為戴密微先生祝壽的漢學研究論文集》，巴黎，法國大學出版社1966年版(《漢學研究所文庫》第20卷)，第41—51頁。

1969年a：《中國車輛小考》，載由韋爾南主編的《古代希臘的戰爭問題》，海牙木冬出版社1969年版，第309—312頁。

1969年b*：《伊斯蘭教鼎盛時期的中國城市考證》，載由胡拉尼（A．H．Hourani）和斯泰恩（S．M．Stern）主編的《伊斯蘭城市》，牛津大學卡西雷書店1969年版，第77—85頁。

1970年a：為《中國佛教》和《中國》（1840年之前）而寫的條目，載《世界百科全書》，巴黎，世界百科全書出版社1970年版（1989年版本的第4卷第399—403頁和第5卷第510—532頁）。

1970年b：《中國的第2次“文藝復興”》，載紀念奧德里古爾（A．G．Haudricourt）主編的《語言、技術、自然和社會文集》，巴黎，克林西克(Klincksieck)出版社1971年版，第33—36頁。

1972年：《論17和18世紀的中歐交流》，載《亞洲學報，東方文化研究所所刊》(東京)第23卷，1972年，第78—92頁。日譯文載《東方學報》第44卷，1972年，第1—21頁。

1973年a*：《利瑪竇的歸化政策和1600年左右中國文化生活的演變》，載《宗教社會學檔案》第36卷，1973年，第71—89頁。中譯文載《國外中國學研究譯叢》，西寧1986年版，第281—297頁；《明清間入華耶穌會士和中西文化交流》，成都巴蜀書社1993年版，第91—122頁。

1973年b：《中國文明中的占卜術和科學觀念》（日文），載《東方學報》第45期，1973年，第1—11頁。

1974年a：為《世界百科全書，寶鑑—索引》所寫的《玄奘》、《黃巢》、《慧遠》、《鳩摩羅什》和《李贄》等條目，巴黎，世界百科全書出版社1974年版。在1990年版中，“黃巢”條載第1658頁，《慧遠》條載第1665頁，《鳩摩羅什》條載第1923頁，《李贄》條載第2026頁，《玄奘》條載第3736—3737頁。

1974年b：《小偏差和大偏差——中國》，載韋爾南主編的《占卜與理性》，巴黎，塞伊（Seuil）出版社1974年版，第52—69頁。

1974年c：《利瑪竇的歸化政策和1600年左右中國的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演變》，載《宗教科學前景的發展，中國的革命運動》，佛羅倫薩L·S·奧爾斯基出版社1974年版，第115—144頁。

1976年*：《中國社會和文化史講座開課講演》，1976年，共31頁。

1976年b：《16世紀末至17世紀中葉的中國哲學和基督教》，載《尚蒂伊國際漢學討論會論文集》（17—18世紀的法國北京傳教區，這次討論會1974年9月召開），巴黎，美文學出版社1976年版，第13—25頁。中譯文載《明清間入華耶穌會士和中西文化交流》，成都，巴蜀書社1993年版，第55—67頁。

1977年：為託瑪斯·德·博西埃爾（Thomas de Bossière）夫人的《17和18世紀中國宮廷中的一名比利時官吏——安多(Antoine Thomas，1644—1709年)傳》，巴黎，美文學出版社1977年版，第Ⅶ——Ⅹ頁。

1978年*：《論中國古代法律中的責任觀念》，載《中國的法律》一書，佛羅倫薩L·S·奧爾斯基出版社1978年版(《威尼斯文明研究叢書》第34卷)，第127—136頁。

1979年a：《論1584年的第一部中文教理書的不同文本》，載鮑吾剛（W．Bauer）主編的《慕尼黑東方研究——中國中原和蒙古研究》（第25卷），《福赫伯（Herbert Frank）紀念文集》，威斯巴登，法蘭茲·斯泰納·韋拉克GMBH出版公司1979年版，第407—416頁。

1979年b：《戴密微，1894—1979年傳》，載《通報》第65卷，第1—3期，1979年，第1—19頁。

1979年c*：《在大海的附近》，載安田樸（R．Etiemble）主編的《神話》，巴黎，迪迪埃知識出版社1979年版，第87—88頁。

1979年d：《17世紀的基督徒和中國人的世界觀》，載《迪歐根尼》（Diogène）雜誌第105卷，1979年1—3月，第93—115頁；經修訂的英譯文載《中國的科學》，費城1980年版，第4卷，第1—17頁；中譯文載《明清間入華耶穌會士和中西文化交流》，成都，巴蜀書社1993年版，第68—90頁。

1979年e：《敦煌寫本中的一項緩税請狀》，載由蘇遠鳴（Michel Soymié）主編的《敦煌學論文集》，日內瓦—巴黎德羅茲書店1979年版，第45—47頁。中譯文載《敦煌譯叢》，蘭州1985年版，第173—176頁。

1980年a：為榮振華(Joseph Dehergne)和李渡南(D．D． Leslie)的《從18世紀耶穌會士們的未刊書簡看中國的猶太人》，巴黎，美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第ⅩⅤ—ⅩⅦ頁。

1980年b：《普實克(Jaroslav Pruv? ek，1906—1980年)傳》，載《通報》第66卷，第4—5期，1980年，第266—269頁。

1980年c：《帝國觀念是怎樣表現出來的?》，載莫里斯·迪威執（Maurice Duverger）主編的《帝國的觀念》一書，巴黎，法國大學出版社1980年版，第397—416頁。

1981年a：《論17世紀的中國歷史》，載《經濟、社會、文明年鑑》，1981年5—6月，第3期，第467—472頁。

1981年b*：《靜坐儀、宗教和哲學，論理學派的靜坐》，載《法蘭西遠東學院學報》第69卷(紀念戴密微的專刊號)，1981年，第289—305頁。

1981年c：《戴何都（Robert des Rotours，1891—1980年）傳》，載《通報》第67卷，第1—2期，1981年，第1—3頁。

1981年d：《人或文牘，唐甑(1630—1704年)的政治觀一瞥》，載埃克梅（D．Ekeimeier）和福赫伯主編的卡爾·賓格爾（Karl Bünger）紀念文集《東亞的國家和法律》，威斯巴登哈拉索維茨1981年版，第112—125頁。

1982年：為德羅繪（Hubert Delahaye）、戴仁（Jean-Pierre Drège）和戴文保的著作《長城》寫的序言，巴黎，阿爾芒—科蘭出版社1982年版，第6—14頁。

1983年：《明末的中國社會》，載《東西方的一次撞擊，利瑪竇》，巴黎，塞夫勒中心1983年版，第33—43頁。

1984年a：《利瑪竇時代的中國文化形勢》，載《利瑪竇研究學術討論會文集》。瑪切拉塔1984年版，第101—120頁。

1984年b：《馬伯樂（Henri Maspero）的生平與著作》，載《紀念馬伯樂文集》，巴黎，辛格—波利尼亞克基金會1984年版，第15—24頁。

1985年a：《近代中國和傳統中國》，載《中國研究》第4卷，第1期，1985年，第7—13頁。

1985年b：為斯拉姆(S．R．Schram)主編的《中國國力的基礎與極限》一書所寫的導言，倫敦—香港，東方和非洲研究學院和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導言第27—34頁。

1985年c：《敦煌寫本中的碾户和梁户》，載《敦煌譯叢》，蘭州1985年版，第157—172頁。

1985年d：《敦煌寫本中的一項緩税請狀》，載《敦煌譯叢》，蘭州1985年版。

1985年e*：《裸葬》，載《學者通報》，1985年1—9月，第3—16頁。

1985年f：《明代的傳教士，評斯賓塞（J．Spence）的《論利瑪竇的記法》，當時文獻的補充，1985年9月25日，第1059—1060頁。

1986年a：《法國科學院院士戴密微傳記和著作》，載《金石和美學科學院報告》，1986年7—10月，第595—607頁。

1986年b*：《中國16—17世紀的俱樂部、書院和會社》，載《金石和美文學科學院報告》，1986年11—12月，第676—685頁。

1986年c：《利瑪竇的歸化政策與當時的中國政局》，載《國外中國學研究譯叢》，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81—297頁。

1987年a*：《論胡人的道德》，載《從蒼穹到大地，從花園到爐灶，呂西安·貝爾諾（Lucien Bernot）紀念文集》，巴黎，社會科學高等學院1987年版，第676—685頁。

1987年b*：《中國的歷史和農業》，載《東方經濟社會史學報》第30卷，1987年，第221—228頁。

1987年c*：《論中國人的身心》，載《獻給韋爾南的政治論文集》，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1987年版，第265—269頁。

1987年d：《在中國和反改革的歐洲之間最初撞擊時另一方的看法》，載《第4屆哥倫布研究的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熱那亞，哥倫布基金會1987年版，第265—269頁。

1987年e：《11—19世紀中國官府的組織、原則和實踐》，載布羅什—萊內（F．Bloche-Lainé）和埃狄納（G．Etienne）主編的《為國家服務》論集，巴黎社會科學高等學院1987年版，第11—29頁。

1987年f：為施拉姆主編的《中國國家權力的基礎與極限》寫的導言，倫敦—香港，東方和非洲研究學院和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11—29(15—27？)頁。其法譯文載《日佛會館學報》1988年。

1988年a：《他方的形象，中國的史學和人類學》，載《文集》第27卷，1988年，第65—76頁。

1988年b：為馬若安（Jean-Claude Martzloff）的《中國數學史》寫的序言，巴黎，馬松出版社1988年版。

1988年c*：《基督教在17世紀的中國的同化問題》，載由佛雷斯特(Alain Forest)和坪井主編的《天主教和亞洲社會》文集，巴黎—東京，阿爾瑪塘—上智大學1988年版，第35—46頁。

1988年d*：《論儒教傳統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東京亞洲文化研究所和上智大學1988年版，共17頁（《亞洲文化研究所紀要》第3卷，第32期）。

1988年e*：《論國家，17世紀中國和歐洲之比較》，載《日佛會館學報》第50卷，1988年，第21—34頁。

1989年a*：《科學和理性，中國資料的新奇性》，載《科學史雜誌》第62卷，第4期，1989年，第323—332頁。

1989年b：《中國思想概論》，載雅各布(A．Jacob)：《世界哲學百科全書》，巴黎，法國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591—1595頁。

1990年a：《中國社會中儒教傳統的影響》，載《思想》雜誌第792卷第6期，1990年，第50一56頁。

1990年b：為許理和（Erik Zürcher）的著作《佛教、基督教和中國社會》寫的介紹，巴黎，朱利雅爾出版社1990年版(於法蘭西學院所作的報告、論文和講義)，第7—10頁。

1990年c：為詹嘉玲的《對三角和準確圓周率的速算法（1774年），在數學方面的中國傳統與從歐洲傳去的因素》著作寫的序言，巴黎，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1990年版，第79—88頁。

1990年d：《王夫之有關漢代法律的某些考證》，載由出間和許理和主編的《中國秦漢時代的思想和法律》，萊敦不里爾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2頁。

1991年a*：《應該怎樣讀史書，王夫之(1619—1692年)思想的一條小注》，載《日佛文化》第54卷，東京日佛會館1991年3月版，第70—72頁。另一種文本載《東方學報》(布拉格)第59卷，1991年，第152—161頁。

1991年b*：《中國17世紀的哲學家王夫之的智慧》，載格多夫爾（G．Godoffre）主編的《世界的智慧》論集，巴黎，法國大學歐洲學院1991年版，第97—104頁。

1991年c：《基督教在中國的首次同化嘗試》，載《許理和新作集》（文學和藝術類），第213期，1991年9月14—15日，第67頁。

1991年d*：《論儒教傳統對中國社會的影響》，載由水口和汪德邁（Léon Vandermeersch）主編的《儒教和亞洲社會》，巴黎—東京，阿爾瑪塘和上智大學，1991年版，第27—37頁。

1991年c：為戴廷傑（Pierre-Henri Durand）的著作《文士與政權，中華帝國時代的一次文字獄》寫的序言，社會科學高等學院出版社1991版，第9—11頁。

1992年a：為勝雅律（Harro Von Senger）的《為了生存和繼續生存的三十六計》寫的序言，巴黎聯合出版社1992年版，第Ⅴ—Ⅶ頁。

1992年b：為《哲學百科全書，著作和辭書》所寫的“戴震”、“王夫之”、“顏元”、“章學誠”和“張載”等條目，載第2卷，巴黎，法國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4010—4011、4053—4054、4062—4063、4068—4069頁（其實際出版時間為1993年）。

1993年a：為詹嘉玲（Catherine Jami）和德羅繪（H．Delahaye）主編的《歐洲在中國，17—18世紀的科學、宗教和文化的相互影響》所寫的導言，這是於高（Hugot）基金會組織的一次學術討論會的文集（1991年10月14—17日），巴黎，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1993年版，第5—13頁。

1993年b*：《中歐交流中的時空、科學和宗教》，同上引書，第231—240頁。

1993年c：《易變與不變》，載《人文科學研究文集》第100卷，1993年12月，第27—31頁。

1993—1994年：《中歐交流中的時空、科學和宗教》，載《中國科學》第11期，1993—1994年，加利福尼亞洛杉磯大學中國研究中心版，第92—102頁（1993年b一文的英譯文）。

1994年：《中國人的變化觀念》，載《中國的變化觀念和感知》，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1994年版，第1—12頁。

父親：路易·熱爾內（Louis Gernet，1882—1962），古希臘研究專家，並曾擔任過法國文學院院長。 ^[3] 

老師：戴密微（Paul Demievi11e，1894—1979），法國漢學家，敦煌學著名學者，金石美文學院院士，英國倫敦亞非研究學院（School of African and Oriental Studies）通信院士，英國亞洲研究學會(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 通信院士，英國科學院 (British Academy) 通信院士。 ^[5] 

曾任法蘭西學院（Collège de France）名譽教授。 ^[2] 

謝和耐是個承前啓後的漢學家，他的老師戴密微曾使戰後法國漢學得到復甦，而謝和耐則使法國漢學邁上了一個新台階。

法國漢學家一向不寫或很少寫系統的論著，而只是對古文獻作註釋，諸如沙畹、伯希和、馬伯樂、葛蘭言、韓百詩等，謝和耐一方面繼承了前輩考據學的功底，另一方面又突破了他們不進行系統研究的框框，用客觀、歷史的論述和評判進行系統研究，使法國漢學研究向着現代化的道路前進，為後學者開闢了道路。

鑑於以上，蒲立本（E.Pulleyblank）於1957年在萊頓出版的《東方經濟社會史學報》第1卷第1期中發表書評，給予該書很高評價。美國著名的漢學家芮沃壽（A.F. Wright）於1957年在《亞洲研究雜誌》中發表書評，稱此書“為用現代科學標準來編寫中國史邁出了重要的一步”。日本學者也十分重視，多次發表書評。法國學者也將此書與戴密微先生的《吐蕃僧諍記》並列為兩大敦煌學名著。

作為當代法國最具權威的漢學家，謝和耐教授曾長期主持整個法國漢學界的工作，在其五十餘年的治學生涯中，獲得多種的榮譽稱號和獎章，如法國金石和美文學科學院的普通院士、翟理斯獎、儒蓮獎、榮譽騎士勳章；一級教育勳章；東洋文庫外籍院士等等。這些榮譽將和謝和耐教授著述一起，作為這位偉大漢學家在漢學界所取得的不朽成績的歷史見證。 ^[4]  （世界漢學家數據庫評）

謝和耐教授以傳統但不保守的治學方法，即繼承了考證派的某些傳統，又極大突破了他們的框架，使法國漢學研究向着現代化的道路前進，開拓了法國漢學的一代新風。 ^[2]  （中國僑網評）

謝和耐教授以非凡的努力和成就使得法國漢學登上新的高度，被視為法國漢學界一位承前啓後的旗手。他的《中國社會史》等研究中國歷史、文化的許多著作，影響了全球研究中國文化的無數學子。 ^[6]  （環球網評）

1972年，謝和耐（Jacques Gernet）獲得“儒蓮獎”。 ^[7] 

2010年獲中國學研究貢獻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