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學史

各個國家、各個民族及各個地區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在語言研究方面各有其特點和傳統，所取得的成果也是異彩紛呈的。

從古代就開始的語言研究，能見之於史冊而又有顯著成績的主要是希臘、中國和印度。它們被認為是語言研究的三大發源地。不過當時的研究並不是以研究語言為直接目的的，而大多數是侷限於本族語言的範圍，重在對前人的典籍文獻作注、考證、詮釋，旨在讓人讀懂。雖然當時的研究在方法上多失之零散、靜止、片面，但它們卻為以後的語言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歐洲在19世紀以前，中國在鴉片戰爭以前的語言研究，都屬於這一範疇。這一階段被人們稱為“語文學”階段或語言學的“前科學期”。

如果像語言學界普遍認為的那樣，從1786年英國爵士W·瓊斯提出印歐語有共同來源，標誌着語言學誕生的話，語言學已有兩個世紀的歷史了。在這兩個世紀中，語言學經過了三次大範圍的方向性轉折。

瓊斯的發現，啓發了語言研究者的想象。此後的100多年裏，除了語言歷史比較研究外，其他方面的研究都黯然失色了。學者們的著述大多是比較語法方面的，接着開始構擬原始印歐語。在這種風尚的影響下，19世紀的語言學家都忙於印歐語各語言間的歷史比較，並重建那個假擬中的母語。19世紀中葉，達爾文創立了“進化論”，語言進化的理論也自然包括其中了。

重視語言歷史變化的學風推動了語言理論的發展。19世紀70年代，以德國萊比錫大學為中心的一批語言學家，認為語言變化是有規律的，語言中某個詞的語音變化會影響相同環境中許多同類音的變化，進而認為語音變化無例外。被人們戲稱為“青年語法學派”的理論，看有很多可商榷的地方，但當時他們這種重視客觀材料的研究方法，的確把語言學向前推進了一步。

19世紀的語言研究對後世影響很大。還有不少語言學家在從事語音歷史變化規律的研究。

到了20世紀，語言研究的重點開始從語言變化轉向語言描寫。這種轉變的發起人是瑞士語言學家F·索緒爾。他在1915年的《普通語言學教程》中，反覆並明確地強調了前人從未有過的觀點:語言學的目的是研究語言各要素之間的關係，語言要素的價值是由它與其他要素之間的關係決定的，語言就是由這些要素精密交織而成的一種結構。從而創立了結構語言學。

索緒爾之後，結構語言學迅速發展，不久便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布拉格學派、哥本哈根學派、美國學派、倫敦學派和莫斯科學派。它們分別從功能、音位、語符、控制等不同的角度發展了結構語言學。尤其是美國學派，其代表人物L·布龍菲爾德等人，為後代的語言研究建立了一個極有價值的方法論。但隨之而來的則是語言研究範圍變得越來越窄，以至於它與別的學科逐漸失去了聯繫，變成了局外人不敢涉足的深奧學科。這樣，它必將面臨着一場革命。

1957年，年僅29歲的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師N·喬姆斯基，出版了《句法結構》一書。這本僅120頁的小冊子，使語言學發生了新的轉變。

喬姆斯基認為，布龍菲爾德學派的研究範圍太窄，胃口又太大。想從一堆語言材料裏發現一套適用於任何語言的分析和描寫方法，是不現實的。語言學家關心的不該是一堆語言材料，即語言行為，而應該是語言能力，即人腦中先天具有的一種能夠認知和生成無限多合格話語，同時又能辨認錯誤句子的能力。語言學家應當對語言的這個內在系統先有一個推測和假設。

描寫具體話語的語法是描寫語法;運用一系列規則來生成合格的話語和辨認不合格話語的語法是生成語法。喬姆斯基開創了生成語言學時代。

語言學家當前討論的生成語法有好幾種，其中比較著名的是喬姆斯基的轉換生成語法。在喬姆斯基的影響下，他的學生G·雷科夫和R·S·麥克萊建立了生成語義學;美國語言學家C·菲爾莫爾建立了格語法。20世紀開始語言學是格語法、生成語義學、轉換生成語法三足鼎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