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花榜

首開花榜的是晚清譴責小説的代表作《官場現形記》的作者李伯元。李伯元，名寶嘉，別號南亭亭長，生於世宦之家，他祖父、父親、伯父都是科第出身。但李伯元的思想要比前輩們開放得多，寫小説罵官場罵膩了，李伯元辦起了報紙。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李伯元創辦《遊戲報》，他在《遊戲報·告白》中公開宣稱:“上自列邦政治，下逮風土人情……無義不包，有體皆備。”李伯元説到做到，首創在報紙上開花榜、捧妓女的風氣，使得《遊戲報》在上海各界廣受歡迎，銷量一路飆升，李伯元自己也得到了“小報鼻祖”、“騷壇盟主”、“花界提調”等等褒貶不一的聲名，名噪一時。

1897年，李伯元親自制定《遊戲報》花榜的“凡例六條”，即妓女評花榜活動的選舉標準，如:一、統申江而論，隸樂籍者凡三千餘人。萬紫千紅，詎能遍閲？此次花榜，悉憑薦書多寡為定，益復參以輿論，以昭平允。二、定一甲三人，二甲三十人，其餘悉置三甲。滄海遺珠，知不能免，掛一漏十，閲者諒焉。三、如曹夢蘭、陸蘭芬、花翠琴、花玉田、謝湘娥等，或久飲香名，或早樹豔幟，或華年已去，或身份自高，似不必再與羣芳爭勝，故不錄入等等。

由此可見，花榜分色藝兩項，劃為一甲、二甲、三甲，不用動筆，不用交卷，但仍然需要打分，亦還在模仿科舉考試，有區別的是採用了投票選舉的形式，由報紙來主辦。

花榜選舉的票，當時不叫“票”，很文雅地被叫作“薦書”，一份薦書算一票，以票數的多寡分勝負。不管得票多寡，只要進入一、二、三甲，其大名及其住所都會黑字白字地被刊登在報紙上。有了名就有利，進入三鼎甲的美女，將來自然少不了捧場的人。

李伯元《遊戲報》的花榜評選活動從1897年夏開始之後，每年皆會評選四次，據説最有含金量的是當年的首次選舉。1897年夏的第一次選舉，看熱鬧的多，投票者少，據説狀元僅得九票，榜眼和探花，各得七票。而且寥寥幾人中，還有外國人，有一個叫雅脱的美國人也參與了這次投票，但雅脱認為醜的排前，美的落了後，因而特意寫信抗議，要求更正。

其後，又有遊藝場與報社合流，共同主持花選，花選風頭更勁。新世界遊戲場的老闆特聘《新世界報》總編輯奚燕子為主任，創辦羣芳選舉大會。選舉完全仿效民初的選舉制度，由遊客和嫖客購買選票評選，一票售價一元，頭三元被冠以“大總統”、“副總統”、“國務總理”的名頭。

遠在盛唐時期，文人騷客便常與名妓歌女往來，詩酒唱和。詩人常贈詩名妓，讚美或品評其才藝品貌。到了北宋就開始出現正式評選青樓名妓的畸形“選美”活動，沒落士人以此尋歡作樂，還名美其名曰“評花榜”。所謂“評花榜”，有的是用各類名花來品評比擬名妓，評選出“花魁”；有的則乾脆模仿科舉考試的功名頭銜來排列名妓等次，也分一、二、三甲，一甲三名自然便是“狀元”、“榜眼”、“探花”。這也許正是那些在科考中失意的士人，藉機對科場和官場腐敗的一種挪揄與嘲諷。

與時下的各類“選美”大賽相類似，“評花榜”前，主持者要選好花場，訂立評選章程條例，其內容則是令當代美女們可能望而生畏的“琴棋書畫，詩詞歌賦”，但那時候還尚無正式的公證機構，所以在評選議程中會省略“請公證人員致公證詞”這一項。評選之日，當地各青樓中的名妓打扮得花枝招展，爭相赴會，場面非常熱鬧，圍觀者往往成千上萬。風流才子與名妓匯於一堂，邊飲酒行吟，邊品題高下，題寫詩詞或評語。評寫完畢，當場唱名公佈。青樓女子一旦“中榜”，便會“身價十倍”。評選前後，當地旅館、酒肆自然暴滿，生意空前興隆。

最遲在距今九百多年的北宋熙寧年間，汴京就已有“評花榜”。當時汴京名妓郜懿以美貌著稱，被文人詞客品評為“狀元紅”，曾紅極一時。明代中葉後，“評花榜”更為盛行。馮夢龍《情史·情痴類》中就記載了由當時文人才子評品出的“金陵青樓十二釵”。還有好事者撰出《燕都妓品》和《金陵妓品》，依據“品、韻、才、色”把名妓分為四種風格，這也成為後來“評花榜”的四條標準。

明崇禎年間，金陵城曾在僑居水閣舉行過一次聲勢浩大的“評花榜”活動，四方前往觀賞的士人富商的車馬擠滿大街小巷，水閣外排列的船隻像一堵牆，梨園子弟則分三班連場演戲助興。最終被評為第一名的王月封號“狀元”，在鼓樂聲中坐上百花簇擁的“狀元”寶座，用金盃品酒，頗為榮耀。有人還題詩：“月中仙子花中王，第一嫦娥第一香”。

清朝末年，隨着近代報業的參與，“評花榜”與現代的“選美”在形式上更為接近。《官場現形記》的作者李伯元曾在上海憑藉《遊戲報》進行“評花榜”活動。自1897年夏開始，每年評選四次，以當年的首次評選最受關注。評選採用投票方式，分一甲三名，二甲三十名，其餘有得票者均列在三甲，並在報上公佈中選者的姓名、玉照、住所，還附上文人們附和的酸溜溜的讚詞。

一次評選活動做下來，報紙銷量驟增，廣告額翻了幾番。事實上，隨着“花榜”的評選，相關的各行各業都得到了拉動。當時上海的照相業剛剛起步，由於“評花榜”中刊登青樓女子的玉照，也勾起了那些大家閨秀、小家碧玉們照相的慾望，使各照相館門庭若市。參評青樓女子時尚的服裝，一經報紙宣傳，也被廣大良家婦女所效仿，帶動了服裝裁剪業的興隆一時。

評花榜發榜之後，不僅榜上有名，尤其是名次靠前的名花們以後生意興隆，收入驟增，就連寫薦書的秀才們，也因其文辭的豔麗，因此多了些在報上露臉的機會，可以多收點潤筆。

得到好處最多的是發起活動的報紙，銷路增，廣告來，評一次花榜，怎麼也吃上幾個月。事實上，隨着花榜的評選，相關的各行各業都得到了拉動。當時中國的照相業剛剛起步，正是由於花榜後來上了妓女的玉照，最終吊起了大家閨秀和小家碧玉的胃口，得以蒸蒸日上。而妓女的服裝，由於報上的宣傳，而被廣大的良家婦女所效法，因而服裝裁剪業也發達起來。報刊也因為美女的玉照一天天多起來，由妓女而女學生而名媛閨秀，日益興旺發達，迎來了中國傳媒業的第一個春天。

雖然，娼業在中國古代早已算一個行業，但真正轉變為美女經濟，應當屬為晚清時候妓女評花榜活動的興起。因為妓女評花榜活動的影響力實在太巨大了，民俗學者張耀銘在《娼妓的歷史》一書中剖析説，近現代上海娼妓業日盛一日，嫖界捧妓之風也極盛，其開花榜的規模之大、形式之多、次數之頻，可謂首屈一指，冠絕全國。

此實，自李伯元在《遊戲報》舉辦妓女評花榜活動之後，到1917年到1920年，上海花榜的場面和規模達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不僅僅是報社舉辦評花榜活動，遊戲場所也參與其中，兩者共同主持花選，花選的優勝者由嫖客投票選舉產生。

1917年，新世界遊戲場甚至別出心裁地創辦過一次羣芳選舉大會，特意聘請了《新世界報》總編輯奚燕子為大會主任。選舉仿效民初的民國選舉制度，由遊客和嫖客購買選票，一票售價一元，選票上需填寫妓女所在妓院地址及妓女優點。此次入選妓女達210餘人。花榜選舉，此後欣欣向榮地綿延了幾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