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

1946年9月，儲安平在上海創刊《觀察》，雜誌封面的英文是：INDEPENDENCE（獨立）、NON-PARTY（無黨無派）、THEOBSERVER（觀察）——這是《觀察》的基本立場，“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公平”“獨立”“建設”“客觀”是該刊物的的“基本原則和主張”。

《觀察》批評時政，關注社會，內容涉及當時所有的熱點問題，如國共和戰問題，物價問題，學生運動問題，政府腐敗問題等等，充分表明了這批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社會關懷。這種社會關懷還表現在對外問題上。在當時美蘇冷戰業已出現的世界圖景下，《觀察》對於美蘇都有不少褒貶，這種褒貶既與他們的社會制度理想相聯繫，也與他們的民族情感息息相關，而且兩者之間有時並不一致。比如他們不諱言服膺美國的民主制度，但是美國對華政策中的強權行徑，他們也不假辭色給予抨擊和指摘。以往學界一般重視自由知識分子的價值選擇，所以強調前一方面；對於後一方面則注意不夠。本文力圖以近代中國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的關係為視角，對後一方面做具體的梳理。

《觀察》文章多以精英知識份子放言論事，以犀利的筆鋒，對政治、軍事、經濟的焦點問題作了儘可能客觀的報導和評論，時局艱危亦不避讓，自許“實亦因為今日國家這僅有的一點正氣，卻寄託在我們肩上，雖然刀槍環繞，亦不能不冒為之”。儲安平在《觀察》上所作政論時評，主要是對國民黨腐敗政治的批評，給學生運動以同情與支持，維護言論自由權利和價值，及討論美國對華的有關政策等。

撰稿人：當時中國一流的學者，如梁實秋、錢鍾書、張東蓀、吳晗、潘光旦、王芸生、馬寅初、馮友蘭、傅斯年、任鴻雋，還有一些國民政府的駐外使節，如駐法使館秘書錢能欣、駐美使館參贊陳之邁等都是《觀察》的撰稿人。

經營上的成功應歸功於《觀察》的主辦人儲安平對當時的讀者羣（也就是刊物本身的市場潛力）有個成功的定位，因為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知識分子已經形成了一個成熟的並具有一定規模的社會階層，而且從當時知識分子的收入及其本身的成員構成來看，他們是一個成熟且穩定的理性消費羣體。這保證了《觀察》能夠在政治動盪的條件下，獲得一個相對穩定的市場。除去這個前提，儲安平本人的辦刊經驗和辦刊的理念以及一些比較有借鑑意義的辦刊手法也成為《觀察》雜誌在經營上成功的重要因素。

在立場上，《觀察》始終堅持其民主、自由、進步、理性的立場，這不僅是吸引人的口號，當它們被付諸實踐後，為《觀察》贏得了聲名和威望。《觀察》最為出名的立場是它堅持的第三條路線。這一立場雖然在當時的政界不受歡迎並且力量弱小，但在當時的知識界是很有市場的。立場上對知識分子的吸引主要有兩個方面：“第三條道路”中的一些主要觀點如自由、民主、和平等與當時傳入中國的“西學”中的主要觀點是很接近的；而儲安平又堅持“不參政但言政”的立場，在新聞思想上這是對發端於梁啓超的“清議”“輿論喉舌”等傳統的繼承和發展，從知識分子自身定位上來看，這又符合了幾千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積極入世”的觀念。當時中國的社會意識形態處於變動期，但最為主要的兩股思想就是“孔教西學”，《觀察》所堅持的立場則對兩者“兼收幷蓄”，所以它得到了比較廣泛的認同。

《觀察》雜誌在解放前的最大發行量曾達到10萬份，讀者近百萬，而解放後的《觀察》發行量不超過3000份；從影響上看，解放前的《觀察》被認為是最成功的雜誌之一，雖然在上海出版，但其影響遍及全國，當時的廣州、武漢、昆明、重慶、西安、北平、台灣等都有航空版。不僅如此，它還被看成是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的“論壇”，有着強大的作者隊伍，而在解放後，《觀察》雜誌僅從撰稿人的變化來看，其影響力就已經大大下降了。而且，儘管改刊物的名稱沒有太大改變，主辦人也一度沒有變動，但是，兩者所處社會環境、政治背景以及其宗旨性質、價值標準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可以看作是截然不同的兩份刊物，所以，本文只選取解放前的《觀察》雜誌作為研究對象。

儘管儲安平個人在1949年前後的立場轉變以及由此引起的《觀察》的鉅變也是一個很具誘惑力的課題，但考慮到其中牽扯的非新聞學方面的因素更多，而且，從刊物本身來講，解放後的《觀察》具有的新聞學意義上的研究價值太少。

1.《觀察》與儲安平的結合

要研究《觀察》雜誌，就不能忽視對儲安平進行適當研究的必要性，因為這一時期的《觀察》可以説是儲安平一個人的，“觀察社當時（指1948年——作者注）有十多二十人，但除儲之外，竟全是做發行等後勤工作的。有一位雷柏齡同志，是儲的學生，買掉了幾十畝在四川的祖宗薄田，投資籌辦《觀察》。他除負責經理的事務外，還兼做點編輯工作。我到觀察社竟成了唯一的一名專業編輯。”[2]儲安平之所以一人包攬所有大權，這和他創辦《觀察》的起因有關：“1945年11月，儲安平先生在重慶辦過一個《客觀》週刊，受到重慶知識分子讀者的歡迎。《客觀》其實是《觀察》週刊的前身。後來，儲安平先生深感到《客觀》雖由他主編，但不是主辦，很多事情有諸多牽制，便考慮另辦一個刊物。”由此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儲安平要包攬一切，因為他深知一份刊物的性質很大程度上是取決於編輯的“性質”，所以，為了保證《觀察》不變成第二個《客觀》，儲安平採取了比較“獨裁”的做法。也正是因為如此，本文將儲安平作為一個研究《觀察》雜誌的重要因素。

2.經營與立場的結合

經營與立場是本文研究假設的兩個方面，也是研究《觀察》的兩個基本單位。當新聞媒體成為獨立的企業時，它的成功與否歸根結底是由讀者決定的，吸引讀者的關鍵在於自身的內容，而它對傳播內容的選擇，取決於它的立場和新聞理念。《觀察》的立場為它帶來了大量的讀者羣和很高的聲明，這是它在經營上能夠取得成功的基石；而經營上的科學與合理，又在不斷擴大《觀察》的影響力，把它的立場在更廣大的範圍內進行傳播。

在1946年至1948年間，當時國家政治生活中有一件事情影響極大，那就是所謂的學潮問題。《觀察》對學潮的詳細報道、評論集中反映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青年、對政治生活的一些基本評價。研究《觀察》，特別是注意它對青年問題的關注是很重要的一個側面。

1947年後的《觀察》，對於學潮的評價報道反映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一種精神狀態，從沈祟事件引發的各地學潮、反美扶日突擊大遊行以及全國性反飢餓、反內戰的學生運動，《觀察》都予以了充分、客觀翔實的報道。

《觀察》對於學潮的評價一般有這樣幾個特點：

一、充分肯定學生為國家民族不惜犧牲自我的熱情。

二、對於由學潮引發的政治問題進行深入分析，它的言論是支持學生，並保護學生的熱情。

三、對於介入學潮的大學教授給予積極支持，對於教授在學潮中各種表現給予詳細的報道。

四、對於政府迫害學生的行為給予強烈譴責，對政府迫害學生不僅給予道義上的支持，而且呼籲政府要深刻反省自己的失誤。

儲安平，江蘇宜興人，出身於宜興望族。中國學者、知識分子。民國時期著名評論家，《觀察》社長和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曾出任新華書店經理、光明日報社總編、九三學社宣傳部副部長等職。1957年因在《光明日報》發表《向毛主席、周總理提些意見》（著名的“黨天下”發言），招致當局不滿，反右運動開始後儲安平迅速被作為典型打倒，其家人和諸多相關人士均受牽連。文革中遭受殘酷迫害，生死不明。1978年後，五十五萬右派做了改正，但儲安平依然是不予改正的中央級“五大右派”之一。

1946年春，儲安平離開《客觀》雜誌社，9月1日創辦《觀察》半月刊，任社長和主編，並使得《觀察》成為國共內戰時期著名的自由刊物。同時兼任復旦大學教授，講授《比較憲法》《各國政府與政治》等課程。1948年12月25日《觀察》被國民黨查封，儲安平曾批判國民黨“七十天是一場小爛污，二十年是一場大爛污，爛污爛污，二十年來拆足了爛污”。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觀察》復刊，儲繼續擔任主編至1950年終刊。文章多以遊記雜感為主，鮮見時評。1950年《觀察》終刊後，任新華書店副總經理，1952年改任中央出版總署發行局副局長。1954年任九三學社中央委員兼宣傳部副部長，並任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

《觀察》每出滿24期，儲安平就要寫一篇總結性的報告書。多次對國民黨政府的強烈批評引起國民黨的不滿，1948年12月蔣介石親自下令國民黨政府查封《觀察》，並逮捕了《觀察》工作人員，這就是近代史上震驚中外的“《觀察》事件”。

此後，中國民主運動的先驅之一，“五四”運動的領導人之一，著名“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時先生親自出面，多方奔走以自己的影響力給當局施壓。並於次年2月親自擔保和營救了包括美術家朱宣鹹在內的《觀察》進步人士出獄。

在國民黨撤銷民盟等打壓自由主義的行徑上，《觀察》擲地有聲地加以批駁，為了獨立和自由，不依傍任何黨派，《觀察》陷入經營困難，但是儲安平一如既往地堅持，並勸説當局要容忍自由言論，並表明自己的良苦用心：“我們的目的乃在替國家培養一點自由主義的種子，因為我們認為替國家培養這種種子，就是替國家培養元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