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人

不久前有兩位讀者寄給我他們寫的評論我的文章。他們都是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一位是大專學校的老師，另一位在做文學評論的工作，總之，他們都讀過我的書，我就簡單地稱他們為讀者吧。他們的文章長短不同，內容也有差別，篇幅較多的好像是我的評傳，另一篇則專論《激流三部曲》。兩位讀者對我都有好感，不過他們有一個共同的意見：作者不應該對他所批判的人物表示同情甚至過多的同情。這個意見的確打中了我的要害。而且在他們之前就有人這樣指出我的缺點。現在讓我來談談我自己的想法。

首先我想説，我不知道他們的“批判”是什麼樣的“批判”，是不是我自己經受過幾十次的那種批判？是不是那種很像在演戲的、一片“打倒”聲的“批判”？説實話，這種“批判”跟我的小説毫不相干。我想到的只是講道理的批評，我批評的對象常常是我同情的人，惟其同情我才肯在他或者她的身上花費筆墨。對於馮樂山之流，我用不着批評，我只是攻擊。

五十年來我在小説裏寫人，我總是按照我的觀察、我的理解，按照我所熟悉的人，按照我親眼看見的人寫出來。我從來不是照書本、照什麼人的指示描寫人物。倘使我寫人寫得不好，寫得不像，那就是因為我缺乏觀察，缺少生活，不熟悉人物。不管熟悉或者不熟悉，我開始寫小説以來就不曾停止觀察人；即使我有時非常寂寞，只同很少的人來往，但我總有觀察人的機會。我養成了觀察人的習慣。我不大注意人們的舉動和服裝，我注意的是他們在想什麼，他們有着什麼樣的精神世界。長時期來我觀察了各種各樣的人。哪怕就是在我給關進“牛棚”的時期，雖然沒有經過任何法律手續“造反派”就剝奪了我的公民權利，但是我仍舊保留着觀察人的習慣。對於從各個省市來向我進行“外調”的人，儘管他們裝模作樣，虛張聲勢，有時甚至張牙舞爪，發脾氣罵人，或者説假話騙人，儘管他們降低身份拼命學習傳統戲裏壞人乾的那些栽贓陷害和“逼供信”的把戲，他們卻沒有想到我暗暗地在觀察他們。他們的壞心思並未逃過我的眼睛，即使他們自稱是“工宣隊”或者“軍代表”。

然而説起觀察人，我也有失敗的時候，例如解放後我在上海經常同張春橋打交道（他管着我們），我也常常暗中觀察他，可是我始終猜不透他對我講話時心裏在想些什麼。張春橋就是這樣一個人！

觀察人觀察了幾十年，只要不是白痴，總會有一點點收穫吧。我的收穫不大，但它是任何人推翻不了的。這就是：人是十分複雜的。人是會改變的。絕沒有生下來就是“高大泉（全）”那樣的好人，也沒有生下來就是“座山雕”那樣的壞人。只有“四人幫”才想得到什麼“三突出”、“高起點”一整套的鬼話。他們説的話越漂亮，做的事越見不得人。他們垮台了，可是他們的流毒現在到處都有。譬如學習外語吧，我收聽外語廣播講座時，還聽到“為革命學習外語”的宣傳。我想，學外語不去記單詞、做練習、學文法、念課文，卻念念不忘“革命”，那麼一定學不好外語。同樣從事革命工作的人並不一定要“為革命吃飯”，“為革命睡眠”。吃飯就吃飯，睡眠就睡眠，難道不掛上“革命”的牌子，就會損害革命者的崇高品質嗎？

我寫《家》，我寫了覺新的軟弱和他的種種缺點，他對封建家庭存着幻想，他習慣了用屈服和忍讓換取表面的和平……我也寫了他的善良的心。這是一個真實的人。他是封建社會的犧牲品，為什麼不值得我的同情？我同情他的不幸的遭遇，卻並沒有把他寫成讀者學習的榜樣。事實上並沒有讀者願意向覺新學習。我在小説裏寫高老太爺臨死前“伸手在覺慧的頭上摩了一下”，對他低聲講了話，又寫高老太爺一死，在場的人“全跪下去，大聲哭起來”。很簡單，高老太爺並不是魔王，覺慧也不是偉大的革命家。我並不臉紅，我自己當時就是這樣，我跟着大家跪在祖父的牀前。在我的眼裏他只是一個病故的老人，我那時只有十五歲。覺慧至多也不過大一兩歲，他一直生活在那樣的家庭裏，難道他身上就沒有一點封建的流毒？有。而且他有不少的缺點。他當時明白的事情也不多。他夢想革命，他不滿意封建社會，但是他並不懂“為革命吃飯”等等的大道理，也不會跟他的祖父“劃清界限”。至於高老太爺，據我那時的觀察和後來的回憶、分析，他臨死很有可能感到幻滅、泄氣，他在精神上崩潰了，他垮了。有人責備我“美化”了高老太爺，説這是我的“敗筆”。其實我的小説中處處都是這樣的敗筆，因為我的那些人物都是從生活裏來的，不是從書本上來的。高老太爺憑什麼不垮下來、一定要頑強到底呢？難道他那時就想得到若干年後他會在“四人幫”身上借屍還魂嗎？

今天我比任何時候都更清楚：人的確是十分複雜的，他的頭腦並不像評論家所想象的那樣簡單。在我非常敬佩的某些人身上我也發現過正在鬥爭着的矛盾。即使在他們身上，也不是每個細胞都是大公無私的，私的東西偶爾也會佔了上風。這是合乎情理的。與其事後批評他們，不如事先提醒他們。對好人也不應當一味迷信。

我有這樣一個印象：評論家和中國文學研究者常常丟不開一些框框，而且喜歡拿這些框框來套他們正要研究、分析的作品。靠着框框他們容易得出結論，不過這結論跟別人的作品是不相干的。我想起一件事情：去年或者前年下半年吧，有一種雜誌在上海創刊，上面發表了一篇評論《家》的文章，兩次提到作品的“消極因素”。過了幾個月，這刊物的一位編輯來向我組稿。我就順便問他，我這部小説起過什麼消極作用？是不是有人讀了《家》就表示要做封建家庭的衞道士？或者有人讀過《家》就看破紅塵，出家做和尚、當尼姑？再不然就有讀者悲觀厭世、自殺身亡？文章不是他寫的，他沒有回答我的義務。我也只是發發牢騷而已。

但“四人幫”橫行的時候，作家是沒有權利講話的，更説不上發牢騷了。 ^[1] 

巴金（1904年－2005年），原名李堯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1927年赴法國留學。1928年在巴黎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説《死亡》。1928年冬回國。1934年在北京任《文學季刊》編委，同年秋赴日本。1935年回國，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總編輯，出版“文化生活叢刊”、“文學小叢刊”。1936年與靳以創辦《文學月刊》。抗日戰爭期間完成長篇小説《家》《春》《秋》，中篇小説《憩園》《第四病室》。抗日戰爭勝利後曾任平明出版社總編輯。1946年創作長篇小説《寒夜》。1982年獲“但丁國際獎”。1983年獲法國榮譽勳章；1985年被美國文學藝術研究院授予國外名譽院士稱號。2005年10月逝世。主要著作收入《巴金文集》。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