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套蒙古

阿拉善厄魯特旗，一稱賀蘭山厄魯特旗。康熙年間（1662-1722）厄魯特蒙古之一準噶爾部台吉噶爾丹攻殺鄂齊爾圖汗，奪其屬眾和牧地。鄂齊爾圖車臣汗之侄巴圖爾額爾克濟農和羅裏，率族屬移牧於甘州和涼州邊外，上書清廷求給牧地。康熙二十五年清廷於寧夏甘州邊外給劃定牧地。始定牧賀蘭山（阿拉善）西。後還舊牧地。

額濟納土爾扈特旗，一稱額濟納舊土爾扈特旗。在阿拉善厄魯特旗之西﹑甘肅甘州府及肅州府邊外。牧地跨額濟納河。土爾扈特部亦為厄魯特蒙古之一部。明末與準噶爾部不睦，自雅爾西遷至伏爾加河下游草原。康熙四十二年，其汗阿玉奇之嫂攜其子阿拉布珠爾入西藏禮佛。因準噶爾阻其歸路，乃向清廷請求內屬。清廷給牧地於敦煌之色爾騰，不久遷牧至額濟納河。因這部分土爾扈特部歸來較早，故又稱舊土爾扈特。

明末清初，由於漠西厄魯特蒙古中準噶爾部勢力日強，和碩特部被迫開始大規模的遷徙。該部首領顧實汗率大部分屬眾自天山以北遷至青海，而顧實汗之兄拜巴噶斯的兩個兒子鄂齊爾圖汗、阿巴賴則仍遊牧於天山北路一帶， 與他們一同遊牧的，還有拜巴噶斯養子巴延阿布該阿玉什的12個兒子。

清入關後不久， 鄂齊爾圖等人從順治四年（1647）即開始向清廷遣使貢駝馬，此後“世奉職貢” ，與清廷建立了比較密切的聯繫。自準噶爾部被噶爾丹控制後，為擴張領地，他先是向叔父楚琥爾烏巴什發動攻擊，將其擊敗並囚禁；隨後兵鋒轉向鄂齊爾圖，於康熙十五年（1676）將其在齋桑湖附近襲殺。噶爾丹遂雄踞西北，“因脅諸衞拉特奉其令。”

鄂齊爾圖與楚琥爾烏巴什戰敗後，其舊屬為避噶爾丹侵襲紛紛逃竄。先來看和碩特部鄂齊爾圖屬眾的情況：一部分屬眾逃往西藏投依達賴喇嘛，或隨鄂齊爾圖之妻逃往伏爾加河流域的土爾扈特部； 另有一部分則隨鄂齊爾圖之孫噶爾多爾濟“遊牧準噶爾界” ； 其餘大部分屬眾都在巴延阿布該阿玉什長子和羅理的帶領下“逃至沿邊”，最後聚集到西套地區，抵達甘、涼、肅等州邊境。另外，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最初逃往西藏的那部分屬眾也在鄂齊爾圖的另一個孫子羅卜藏袞布阿喇布坦的率領下進入西套地區，與和羅理一支歸併。

再看楚琥爾烏巴什屬眾的情況：楚琥爾烏巴什屬準噶爾部，他兵敗之後，長子巴哈班第被殺，他本人與其餘諸子被噶爾丹拘執，惟有巴哈班第之子罕都“時年十三，有陪臣額爾德尼和碩齊者，挈（罕都）逃出”，奔至西套，與和羅理等人匯聚一處。十餘年之後，以楚琥爾烏巴什第五子羅卜藏額淋沁為首的另一支勢力也輾轉來到西套地區，羅卜藏額淋沁原被噶爾丹所囚，康熙二十七年（1688），噶爾丹進攻喀爾喀蒙古，他“乘間脱走，挈孥屬千人”來到西套，與侄子罕都一同居牧。

上述這些聚集西套地區的蒙古部民組成了西套蒙古。這些西套蒙古部民具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他們都是由於受到準部噶爾丹勢力的迫害，為掙脱其羈絆而遷到西套地區；第二，遷至西套的這些蒙古部民成分複雜，如上所述，他們之中既有以和羅理為首的和碩特部民，又有以罕都等人為首的準噶爾部民，而且他們遷到西套的時間又先後有別，因此，他們之間的關係也頗為錯綜複雜；第三，他們人數眾多，動輒“廬帳數千餘”、“廬帳萬餘”，聲勢浩大，而且困頓不堪。

這些蜂擁而至的蒙古部眾一時集聚邊境地區，勢必造成邊境的動亂不靖，自然會引起清廷的高度重視。隨着事態的發展和時局的變化，西套蒙古與清政府根據各自的利益曾幾度調整彼此的政策。但是，其間動盪反覆的過程並未掩蓋雙方關係發展變化的總趨勢，即西套蒙古向清政府的歸順，而這一結局的最終實現歷經了20年之久。

如果從“西套蒙古的歸附”這個角度出發進行分析，可將這一過程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清政府對待西套蒙古態度轉變，由“擱置”轉為“賜牧”（1677 —1686）。

西套蒙古與清廷的關係最初曾十分緊張。眾多的西套蒙古部民因流離失所，遊移無定，其處境極為窘迫。為求生存， 經常“違禁闌入塞內”，以劫掠寧夏和內蒙古的牲畜為生，僅在康熙十七年（1678）就接連發生數起劫掠事件。先是額爾德尼和碩齊率眾大掠內蒙古烏喇特旗，不但搶掠牲畜，還掠走了巴達裏台吉的子女。而和羅理的弟弟土謝圖羅卜藏等人也“掠寧夏及茂明安、鄂爾多斯諸部”。他們這種四處劫掠的行為嚴重威脅着邊地的安定，西套蒙古劫掠邊境，亦是為勢所迫，但劫掠雖能暫緩部內危機，但終非長久之策，更嚴重的是此舉觸怒了清廷，而清廷卻是他們擺脱噶爾丹追擊、結束目前窘境的真正依靠。於是，西套蒙古的首領們改變了策略，為其劫掠行為向清廷請罪，求其寬宥。在此期間，和羅理（此時已成為西套蒙古部眾的主要首領）得知其弟劫掠寧夏等地後， 立即“獻馬百餘， 為弟請罪”；額爾德尼和碩齊等人也“遣使貢，請宥掠烏喇特罪”。 同時，西套蒙古還恢復了鄂齊爾圖時期每年向清朝入貢的做法，以示恭敬。

可以看出，西套蒙古在當時居無所、食無依的情形下，十分渴望清政府能接納他們，其言行也表達出他們內附清廷的初步想法。

然而，西套蒙古這種歸屬的選擇與清廷對西套蒙古的態度之間卻存在着矛盾。當和羅理等為避噶爾丹襲擊，率眾由雙井逃至內地時，康熙命屯兵甘州的張勇將其逐出邊外；當他們向清廷呼籲：“（西套）厄魯特時值大壞，不能存活，”要求破例允許在寧夏互市時，清廷也一口回絕。可見清政府當時並未準備將西套蒙古收歸旗下，對其提出的諸多請求均未給予積極的迴應。當然，這並不表明清政府不重視西套問題，集聚邊境的西套部民肆行劫掠，造成的混亂可想而知。但清政府還是採取了“暫時擱置”的態度，這與當時清朝內部的緊張局勢是有關的。

當時清政府迫在眉睫的問題是平定三藩之亂，而清政府最初認為西套的各股勢力都是噶爾丹的屬下，其時噶爾丹在西北的勢力已不容小覷，在平定三藩的緊要關頭，西北邊陲的穩定對清廷來説尤為重要，因此清政府不想冒險惡化與噶爾丹的關係。鑑於此，清政府對西套蒙古的歸屬傾向沒有給予過多的關注，只是一面令守汛將士嚴加戒備，一面“詔檄噶爾丹，收捕額爾德尼和碩齊治罪，並收和羅理歸牧”，將西套問題交給噶爾丹解決，這不妨視為是清廷懷柔噶爾丹的一個舉措。而噶爾丹此時正忙於向各方擴展勢力，也無意認真對待，只是在清政府的多次催促下才提出“以丑年四月為限”解決西套問題（丑年即康熙二十四年）。就這樣，清政府將西套問題擱置了起來。

然而在此期間，清廷對西套蒙古的政策也表現出了某種矛盾性。康熙二十一年（1682），上文提到的原來逃亡西藏的羅卜藏袞布阿喇布坦來到西套地區後“， 以達賴喇嘛言，表請賜居龍頭山，轄西套遺眾。”這是西套蒙古首次向清政府提出“賜居”的請求，一方面是出於經濟的需要，固定的遊牧地對改善其生活狀況至關重要；另一方面則進一步表明西套蒙古依附清廷的願望。這一次清政府對此表示出了足夠的重視，派兵部督捕理事官拉都琥前往勘查。拉都琥奏稱龍頭山一帶“內地兵民耕牧久，不宜令新附蒙古居”。

這次的“賜居”雖未如願，但從中可看出清政府對西套蒙古態度的另一面。如果清政府繼續奉行由噶爾丹處理西套問題這一政策，對西套蒙古提出的“賜居”請求似不應有如此積極的響應。清政府態度的微妙轉變，對西套蒙古而言，無疑是改善其處境的好機會。康熙二十四年（1685），和羅理再次向清廷請求“賜敕印，以鈐部眾”。此時，恰值噶爾丹提出的解決西套問題的最後期限剛過，清政府立刻採取新舉措，康熙在諭旨中赦免了和羅理等人此前的劫掠之罪，並決定讓和羅理與羅卜藏袞布阿喇布坦“聚合一處，於所宜居之地，為之經理，令其居處，賜之封號，給以金印冊， 用昭示朕繼絕舉廢之至意焉”。第二年初，和羅理率眾進京，康熙親自接見“， 賞宴視大台吉例，以御服貂裘賜之，”並叮囑他與羅卜藏袞布阿喇布坦等“共相輯睦，善自安業”，決定賜牧阿拉善地區。

由“擱置”到“賜牧”，清政府對西套蒙古的態度已截然不同，任何一項政策的制定或改變都必然有其主客觀的因素作為基礎，而清政府此次轉變政策的基礎則有以下幾方面：

其一，清政府對西套蒙古首次提出“賜居”請求做出積極反應，很可能是因為此次請求是以達賴喇嘛的名義提出的。由於達賴喇嘛在漠西蒙古各部中影響很大，清政府對其建議也一向表示重視，目的是利用其影響加強對蒙古諸部的控制。

其二，雖然噶爾丹與清政府訂立了“丑年四月”之期，但噶爾丹正謀奪喀爾喀地區，無暇他顧，對西套問題一直拖延敷衍，並未採取實際步驟。但對清廷而言，西套問題一日不解決，則西北近邊的隱患就一日不能消除。此外，隨着噶爾丹勢力日強，清廷對其疑慮也日深。加之此時三藩已平，清朝局勢與幾年之前相比迥然不同，清政府已逐漸將注意力轉向西北邊務。在這種情形下，清政府不願再將西套蒙古推給噶爾丹，而決定在合適的時機自己着手解決。

其三，另外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是，清朝統治者在與西套蒙古接觸的過程中，逐漸認識到若能妥善處理西套蒙古問題，於自身的統治大有裨益。康熙在一段上諭中曾指出：羅卜藏袞布阿喇布坦與喀爾喀土謝圖汗“兩處互犄角，噶爾丹博碩克圖欲以兵向袞布喇布坦（即羅卜藏袞布阿喇布坦）、巴圖爾濟農（即和羅理），則恐喀爾喀土謝圖汗躡其後； 欲以兵向喀爾喀， 則恐袞布喇布坦躡其後”。而西套蒙古的主要首領和羅理又是青海顧實汗之孫，顧實汗的子孫們不僅駐牧青海，還控制着藏區。清政府若是將西套蒙古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中，對於處理西藏及青海事務，也不無積極意義。應該説，這是清政府對西套蒙古態度轉變的關鍵所在。

正是這幾點原因使清政府重新調整了策略，決定為西套蒙古劃定遊牧區。康熙二十五年（1686）十月末，清政府派拉都琥等前往西套勘查地界，規定“自寧夏所屬玉泉營⋯⋯至賀蘭山陰一帶，自甘州所屬鎮番塞口⋯⋯至額濟納河，俱以距邊六十里為界”，即阿拉善地區，併為西套蒙古制訂法規條例，予以約束。

這樣，西套蒙古各部有了固定的遊牧區，又有了明確的法規約束，標誌着他們歸附清廷的第一階段已完成。而清政府也籍此安撫了西套蒙古，但此時清廷尚未在西套編佐設旗，雙方間的關係仍顯鬆弛，其主觀上的因素及客觀局勢的變化繼續推動着西套蒙古歸附清政府的進程，最終在第二階段內得以完成。

第二階段———清政府和西套蒙古雙方心態的反覆及最終完成整編設旗（1686 —1697）。

從清政府為西套蒙古劃定遊牧地到清政府對其編佐設旗，是雙方進行“磨合”的過程。在這個“磨合期”內，西套蒙古對清廷經歷了一個“疑懼—脱離—歸順”的心理歷程；而清政府對西套蒙古也經歷了一個“疑慮—追剿—招撫”的政策轉變過程。

在這一階段，噶爾丹掀起的反清戰爭對雙方關係的發展在客觀上起着推波助瀾的作用。康熙二十七年（1688），噶爾丹引兵三萬，大舉進攻喀爾喀蒙古，不久，這場戰爭就升級為與清政府的直接對抗。戰爭也在阿拉善地區引起了震動，並使西套蒙古與清政府的關係面臨着一次嚴峻的考驗。

前文提到過，西套蒙古部民成分複雜，在噶爾丹進攻喀爾喀蒙古的背景下，西套蒙古不同部落的首領們也各自有所行動。原屬和碩特部的和羅理、羅卜藏袞布阿喇布坦等，一則想乘機攻打噶爾丹以復弒祖奪地之仇，二則與喀爾喀蒙古土謝圖汗有姻親關係， 因此和羅理“乞師於朝”，欲同噶爾丹作戰，清政府未允其請；羅卜藏袞布阿喇布坦則“自率兵援喀爾喀”，亦被清政府阻止。這裏有必要解釋一下，為什麼清政府此時要阻止和羅理等人對噶爾丹用兵呢? 先來看《清聖祖實錄》中的一段記載：遣理藩院尚書阿喇尼， ⋯⋯使厄魯特，諭曰：“噶爾丹必問及巴圖爾額爾克濟農（即和羅理）之事，爾等但述丑年四月之約，並言達賴喇嘛向亦遣使至西海，及我使者定議，令羅卜藏滾卜阿喇布坦與巴圖爾額爾克濟農等同居一處，至今尚未同居，巴圖爾額爾克濟農雖在我地駐紮，並未受彼歸順，分為旗隊。況厄魯特、喀爾喀交惡之後，巴圖爾額爾克濟農請曰：‘乘此機會，欲復我仇，但我兵器已易粟而食，乞賜我等兵器。’亦曾諭而遣之曰：‘厄魯特、喀爾喀向俱誠心朝請職貢，朕未嘗異視，但欲使兩國罷兵安生而已，豈肯給爾兵器，使爾興戎耶。’其以是答之，將此等案卷，俱錄之以往。”

可以看出，清政府此時對西套蒙古的態度又為之一變，面對準部的咄咄逼人之勢，為安撫噶爾丹以爭取備戰時間，清政府將西套等部視為手中一個可收可放的籌碼，試圖以此作為緩兵之計。但未能奏效，“使如旨諭之，噶爾丹不從。”而由於清政府對西套蒙古態度的搖擺，導致了一系列不良後果。

先是原屬準噶爾部的罕都、額爾德尼和碩齊等乘亂生事，脱離清廷，“私以厄魯特兵千，掠邊藩”“， 且抗官軍。” 此後不久，一向比較恭順的和羅理部下也發生了“掠喀爾喀丹津額爾德尼牲畜，有拒者輒殺之”的事件。

西套地區屢屢出現的動亂干擾，使清政府對西套蒙古產生了疑慮之心，認為在噶爾丹大軍逼近之際，若“和羅理仍留阿拉善牧，將不靖”，遂決定將和羅理等“徙至歸化城，將置察哈爾”。康熙三十年（1691），清政府派將軍尼雅翰等前往和羅理處安排內遷事宜，並作出指示，如和羅理等“不肯內徙安插， 即令尼雅翰等率大兵剿滅之”。清政府之所以做出這樣的決定，是擔心西套的混亂局勢會成為清廷對準作戰的後顧之憂。但這一倉促決定並未收到預期效果，反而使事態愈演愈烈。

聞知清政府令其內遷的消息後，西套蒙古各部都疑懼不已，他們在阿拉善一帶遊牧已有5 年之久，突然之間令其遷徙，自然不願從命；而且當時正處於戰亂之時， 和羅理等“聞大軍將至， 懼討”，在清軍尚未到達之前，便全部逃去，尼雅翰等率兵追之不及。西套蒙古此次脱離清廷，使得其與清政府的關係降至冰點。不久，邊境上接連傳來喀爾喀部被和羅理等攻掠的消息，為預防計，清政府一面“令鄂爾多斯、烏喇特、喀爾喀各整兵備之”，一面又在這些地方撥派兵丁近五千餘人。 這些迫不得已的軍事調動嚴重干擾了清政府對準的作戰部署，也使得守邊將士不堪其擾，甚至提出“將久駐官兵奏請移駐”，令康熙大為惱火。

應該説，在與準部開始交鋒後，清政府未能採取適當的措施穩定西套蒙古的心態並使之為其所用。事實上，西套蒙古所處的地理位置具有重要軍事意義，其地當河套以西，東鄰寧夏，北接喀爾喀蒙古，西近準部蒙古，可對東進侵擾的準部蒙古形成牽制並截其退路之勢。如果能充分利用西套蒙古的力量，就可以在以後的軍事和政治鬥爭中佔據優勢。

隨着局勢的變化發展，清政府意識到了其在西套蒙古政策上的失誤，為此，清政府迅速採取了補救措施，對西套蒙古由追剿改為招撫，試圖使其誠心服贗其命。康熙三十年（1691），康熙派人曉諭和羅理，表示對他“並無困之殺之之意”，並同意他“欲居何地， 惟其所擇， 但不得擾害邊塞地方”。在得知其部“屬眾餒甚，請賜給糗糧”之後，又立即“令鄂爾多斯蒙古送至歸化城”。與此同時，對西套蒙古其他各部也實行寬宥政策。這些措施解除了西套蒙古的疑懼，他們先後向清廷請降。康熙三十一年（1692），和羅理偕子奉命來朝“， 弛至，泣服罪，仍賜牧阿拉善。”

經過此次反覆之後，西套蒙古堅定了歸附清廷的誠心，尤其是和羅理，內附之心愈堅，康熙三十三年（1694），他上書表示“願集遊牧之眾，捐軀效力”。當其屬下齊奇克再資助離法時，不待清廷出兵，自己就派兵“追諸耨爾格山，諭之降，不從，擊斬之”。此後，大多數西套蒙古人在阿拉善地區安定下來，西套蒙古與清廷的關係重新穩定下來，對彼此的信任度也大為增加。這對清廷與準部的作戰具有重要意義，不僅扭轉了西套地區的動亂局勢，而且使西套蒙古成為協助清軍平定準部的積極力量。康熙三十五年（1696），康熙親征噶爾丹“， 西路大將軍費揚古以阿拉善兵為前驅，”大敗噶爾丹於昭莫多。噶爾丹敗竄後，副都統阿南達又將和羅理的屬下安排在額布格特等地屯兵駐防；和羅理還“督兵千餘，赴阿爾台之土魯圖防輯”。

在經歷了這一階段的磨合之後，西套蒙古正式歸附清政府已成水到渠成之勢。康熙三十六年（1697），和羅理上書清廷“， 請視四十九旗例，編佐領。”而清政府為了加強對阿拉善地區的統治和管轄，進一步密切與西套蒙古的關係，也明白將其完全納入統治軌道非常必要。同年十月，清政府在阿拉善地區編佐設旗，將和羅理“授以貝勒，另為一紮薩克” ，並規定阿拉善旗為直轄於理藩院的特別旗。

阿拉善旗的設立，標誌着清與西套蒙古的關係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西套蒙古已完全歸屬於清政府。從此，西套蒙古將其命運牢牢與清廷聯繫在一起，雙方的關係不斷深化。在清廷此後為解決西北邊務所進行的歷次戰爭中，阿拉善旗“輒以所部為軍鋒”，“披堅執鋭，以為一時之盛”， 為維護邊疆統一立下了汗馬功勳。

西套蒙古歸附清政府的整個過程，可以看出，清廷對西套蒙古的認識和西套蒙古對清廷的認識曾經存在一定的差異，表現為西套蒙古對清廷的歸屬意識以及清廷對西套蒙古最初態度的若即若離。然而，儘管在此過程中雙方有反覆和摩擦，但總的趨勢依然是清中央王朝對西套蒙古具有極強的向心力及西套蒙古對清中央王朝的內附力。

對西套蒙古而言，其政治態度雖然表現為時附時離，但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對清廷對其政策的本能反應，究其根本傾向則是對清政府具有較強的政治歸屬意識，這其中既有主觀因素，也有客觀因素。總之，西套蒙古歸附清廷是符合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歷史進程發展方向的，從整個歷史發展來看，中國曆代王朝的邊疆各少數民族長期以來已形成了一種內聚力，其政治歸宿都傾向於以中央政府為目標，西套蒙古自然也不例外。

而清政府在對待西套蒙古問題上，最初對其歸屬與否並不熱忱，經歷了幾番曲折之後，吸取了經驗和教訓，才對西套蒙古有了正確的認識，並進而更為明確了治理政策。在清廷決定將西套蒙古編佐設旗之時，理藩院曾提出將其“移至烏喇特附近之地居住”，但康熙予以否決，他指出：“蒙古事在治之得其道， 不在地之遠近。” 可以説，正是在這一思想指導下，才使得西套蒙古乃至整個蒙古都成為有清一代不設邊防的屏藩，為西北疆域的安定鞏固做出了巨大貢獻。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