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廬之法

關於被廬之法的相關內容，現在僅散存於《左傳-僖公二十七年》 《左傳-昭公二十九年》 、《國語-晉語四》幾處文獻，流傳的材料雖然有限，但我們也可以分析出被廬之法的價值取向。

資料如下：

元年春，公及夫人嬴氏至自王城。秦伯納衞三千人，實紀綱之僕。公屬百官，賦職任功，棄責薄斂，施捨分寡。救乏振滯，匡困資無。輕關易道，通商寬農。懋穡勸分，省用足財、利器明德，以厚民性。舉善援能，官方定物，正名育類。昭舊族，愛親戚，明賢良，尊貴寵，賞功勞，事耇老，禮賓旅，友故舊。胥、籍、狐、箕、欒、郤、柏、先、羊舌、董、韓，實掌近官。諸姬之良，掌其中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隸食職，官宰食加。政平民阜，財用不匱。 （ 《國語-晉語四》 ）

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 （《左傳-僖公二十七年》 ）

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為法？”（ 《左傳-昭公二十九年》 ） ^[1] 

這裏結合上述資料，從“等級社會”與“平民社會”為兩個規範對象進行分析。

尊尊，是被廬之法的指導精神。從孔子的評價，我們知道晉文公的被廬之法淵源於晉國開國君唐叔的法度，核心精神是“貴賤不愆”，捍衞西周以來的等級制度。

（1）執秩。

為了更好地維護等級制度，首先就要明確等級的劃分，貴族的尊卑由“親”的程度決定，很好辦，但關鍵是要讓身份的尊卑與職務的尊卑嚴格對應起來。所謂“執秩”就是為完成這項任務的。

對於“執秩”有兩種解釋，一是法名，認為執秩是一部法。 《漢書-刑法志注》引應劭語：“（文公）蒐於被廬之地，作執秩以為六官之法。”可見這是一部類似政府組織法之類的憲法性規範。二是官名。孔子稱其為“執秩之官”， “執秩”，按字面解釋就是“操持序位”， 執秩之官應該是主管確定、甄別官職次序的官員。

其實二者並不矛盾，有了執秩之法，再專門設執秩之官來具體執行而已。執秩之法的內容，無外乎明確規定各個政府官職的尊卑，以便貴族們按照自身地位的尊卑來對號入座，不至於弄亂。

（2）統治秩序。

所謂“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隸食職，官、宰食加”。完全是西周傳統的社會組合模式和統治秩序， 它保障了貴族們的經濟實力、 支配權力能夠與地位的尊卑順序相一致，這才是等級秩序得以鞏固的根本所在。

（3）用人。

有了執秩之法和執秩之官， 接下來的任務幾乎就剩下簡單的排列組合工作了， 但人事是最複雜的東西，這裏面也有很多具體安排。 《國語-晉語四》雖然記載的是晉文公元年（前636 年）的人事安排，但我們可以放心地認為這也就是被廬之法的用人原則。

第一，以尊尊為主。

所謂“正名育類、昭舊族、愛親戚、尊貴寵、事耇老、友故舊“，都是根據貴族們與國君的關係親疏來確定尊卑秩序。具體到官職的任命，則是：

首先，“胥、籍、狐、箕、欒、郤、柏、先、羊舌、董、韓，實掌近官”。上述家族應該都是出自晉國公族（狐氏一説出自公族，一説為狄人，但作為文公的妻族同樣是顯貴） ，姬姓，都是晉國顯赫的家族，因為晉國驅逐羣公子，這些人地位就是最尊的了。所以，由他們擔任性質最要害，位置最核心，距離最貼近的職位。

其次，“諸姬之良，掌其中官”，其姬姓家族出身的貴族，地位不如上述 11 家尊貴，但只要有德（良） ，也擔任次等重要和貼近的官職。

其三，“異姓之能，掌其遠官”， 異姓中能幹的，擔任那些性質、位置、距離再次的官職。當時的“異姓”主要是趙氏、魏氏、範氏，雖然有功，但地位依然不能與諸姬相比。如在被廬之蒐的將帥選拔中，六正席位全部由姬姓大臣承包（郤縠、郤溱、狐毛、狐偃、欒枝、先軫） ，趙衰誠惶誠恐地推讓，也是因為深知文公的用人原則。之前趙衰被任命為原大夫，原屬於晉國剛剛開闢的邊緣國土，這是距離上的“遠”； 魏犨僅擔任車右，排在年輕的荀林父之後，士會則是在最後替補出任車右，這都是職位上的“遠”。

第二，以尚賢為輔。

所謂舉善援能、賦職任功、明賢良、賞功勞，都是選賢任能的表現，但在文公時期，異姓羣臣的地位是遠遠比不了姬姓的，上面已經説得很清楚。 ^[1] 

文公對於平民社會採取的措施大體可以分為以下幾類：

減輕民眾負擔：免除公債（棄責） 、降低貢賦（薄斂） 、資助困難（施捨分寡、救乏振滯，匡困資無） 、節約開銷（省用足財） 。

促進生產經營：降低關卡税收、保障商路通暢（輕關、易道、通商） ，提供寬鬆環境，獎勵努力耕種（寬農、懋穡） 。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措施都是自上而下實施的行政措施，農、工、商只是政府管理行為的對象， 而不是獨立的行為人和相對方。 農、 工、 商之間的相處和交易規則只有一條“勸分”，就是鼓勵民間互通有無，互相資助。可見，所謂的“平民社會”，在西周乃至春秋前期還處於休眠狀態， 平民的活躍與平民之間的交易規則的產生， 要在整個平民社會“覺醒”之後，才能被國家的法律所確認。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