衚衕串子

這些人整天遊手好閒。一早起來奔茶館，到了中午，出了茶館進飯館，下午出了飯館進澡堂子，到了晚上，出了澡堂子串衚衕。對這種人，老北京人則稱之為”衚衕串子”！

早年間衚衕串子也指流動人口，外地人居多

如果不説成上面説的那樣，似乎貶義稍多，指一些青壯年貪圖並適應了衚衕生活，整日遊手好閒，不勞動居然也活下來的諸如此類的人。

擱早先的北京方言裏，“衚衕串子”專指那些不務正業，成天兒在衚衕裏逛來逛去、遊手好閒的人。意思類似於土話裏的“落台幫子”、“敗家子兒”云云。反正歸了包堆，都不是什麼好鳥兒。這些人大都家趁點兒老本兒，祖上要不是吃鐵桿兒莊稼的“某某額真”；再不就是哪個王府傳下的苗裔；至小了説還許是哪家買賣鋪户的少爺、家裏站着房躺着地。衚衕串子們每天一大早兒就提籠架鳥兒直奔茶館兒，碰上仨倆哥們兒一侃就是小半天兒。到了中午，這些人出了茶館兒進飯館兒，幾盤兒下酒菜兒二兩燒刀子。下午出了飯館兒進澡堂子。晚上一擦黑兒，呼朋喚友搖着摺扇兒聽戲逛窯子去。在早先，這種生活只限於上層社會、王公貴族，但清末以來，八旗總數已經佔到了全北京人口的三分之一，達到了二十四萬。連清宗室人口較初期也已經翻了四倍，僅男丁就有八千之多。再加上在京的官員、商人。如此龐大數量的人羣全都屬於消費者，北京也就變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消費城市。那時候有首《竹枝詞》曾這樣寫道：“衫敞前襟草帽橫，手擎虎叭喇兒行。官差署裏原無事，早飯完了便出城。”這可得算是北京最早一撥兒衚衕串子了。

隨着清王朝的垮台，衚衕串子的命運也發生了改變。祖上的鐵桿莊稼吃不上了，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北京話叫：“倒驢不倒駕。”更何況積攢了百年的習氣哪兒能説扔就扔了。老舍説了，“這裏的有錢人、會講究，沒錢的、也知道窮講究。”這一階段，衚衕串子已經是徹徹底底的平民化了，擺弄的玩意兒看上去也有點小打小鬧。一幅自得其樂、遊戲人生的態度。但也有人説民國初年是北京歷史上最好的時期，這段年月北京既保持了深厚的傳統文化氛圍，又逐步擺脱了皇權再上的封建專權，另外隨着北大、清華、燕京大學等一批高校興起，這裏自由民主的氣息日漸活躍。皇城內外，聚集了眾多知名的學術大家。魯迅就是在這時來到了北京，先後住在南半截紹興會館、八道灣兒和西四宮門口三條。那時先生在教育司的事由很清閒，從留下的日記裏看，他那時最愛在公務之餘攜郁達夫、孫伏園等好友四處聚飲或是到琉璃廠一帶書肆閒逛、憑欄弔古嬉笑怒罵。單從字面上來講，魯迅可以説是那一時期最有品位的“衚衕串子”，也是民國時期文人的典型代表。

新中國成立之初，窯子就政府堅決被取締了。從此以後逛窯子一詞徹底消失了近五十年，直到90年代初才慢慢復甦。與此同時，機關部隊的大院圈地風開始盛行，這些大院裏住得大都是各部委宿舍家屬。像我們家衚衕西口就有個國防部大院，東四八條有個陸軍總院大院，另外像外交部街的二號大院、倉南胡同的總參大院也是相當有名的。住在大院跟衚衕是有着截然不同的，一種是原著民、土生土長，舉手投足都帶有着濃厚的皇城遺風。而另一種是外來户，是某某開國功臣及其家屬，卻被認為是新文化的代表。大院孩子回家後，看的是露天電影和內部讀物，聽的是革命故事，管長輩叫叔叔阿姨。而衚衕孩子家裏的書也是一些三國水滸，聽大人講的大多是京劇故事，管長輩一般稱呼大爺大媽，三叔，五嬸，八大姨，口音都是正宗京片子。即使兩方都在同一個教室內上課，也從來互不往來。我媽説她們上學那當兒，管國防部大院的一律稱為生番或者野孩子，那些人稱呼衚衕孩子大抵就是“衚衕串子！”

文革開始後，北京的各大娛樂場所如茶館、茶舍、遊藝社、戲園子都陷於停頓。大人們大都忙着抓革命促生產，再沒工夫閒逛了。“老三屆”連同69屆幾撥孩子全都響應號召“上山下鄉”去了，這座城市屬於更年輕的孩子。作家王朔在《動物兇猛》裏面寫道：“除了幾條規模不大的商業街，多數大街只是零星幾間食品店和百貨鋪子，不到季節，貨架上的商品也很單調，大多是憑票供應的基本生活用品。街上常見的是四輪驅動的軍用吉普車和一些老式的蘇聯、波蘭轎車。上班上學時間，街上只有一些外地出差幹部在閒逛，路邊公共汽車、無軌電車都乘家寥寥。”在這種單調的背景下，“打羣架”便成為當年衚衕串子們的一種時尚。想來也不奇怪，都是一幫半大小子火氣正旺，上學無事可幹，再加上天天聽着收復台灣、打擊美帝“橫掃一切”的口號，不滋事兒才新鮮？！那時候打架分幫分派，戰場就是附近一些僻靜的衚衕。大院和大院之間、大院和衚衕之間，或是瑣事摩擦、或是因為爭風吃醋，往往一個“照眼兒”就會引來一場惡戰，黑話叫“茬架”。如果一方實力不足，就會分頭去找關係瓷器的哥們兒來幫忙。於是成天兒着，一羣半大小子都會騎着車在衚衕裏亂串。這些孩子也都被稱作“衚衕串子”，他們中間一些下手狠、又很仗義的通常會在打架中大顯其能，北京土話管這些人叫做“頑主”。當時有句順口溜：“刀子、板兒帶、口裏、口外……”説的就是當年衚衕串子們茬架的情形。

1977年是國務院宣佈恢復高考的頭一年。參加考試的從六十年代入學的老三屆到七十年代剛入學的高中生，年齡跨度大都在十多歲上下。那一年的高考簡直到了萬人空巷的程度，去王府井書店排大隊買課本成為北京街頭一景兒。而且那一年從參加高考人數到大學招生人數都是空前絕後的，相當一部分“衚衕串子”洗心革面跨入了大學校門。剩下的人們也都在大趨勢下，謀劃着自己的出路。那時候衚衕裏的待業青年似乎很多，街道上也在千方百計的為他們尋找着合適的出路。電影《二子開店》反映的就是當年一夥兒衚衕串子們“改惡從善”的經歷。他們下海經商、幹個體、開公司、當倒爺、辦雜誌，這些現在看來普通的舉動放在那會兒都是新鮮事兒。再搭着那會兒的人觀念老、錢也好掙、競爭少，在秀水街練個服裝攤兒都能狠發一筆，掙錢靠的就是魄力。家住在前門外打磨廠的趙振開原本是個建築工人，從七十年代末開始和顧城、多多、芒克等人成立了“今天”詩社。為了出版雜誌，哥兒幾個曾經蹬板兒車往返幾十公里躉香蕉、販賣帶魚籌集經費。可以説八十年代的“衚衕串子”，是一批充滿了激情和理想遊手好閒的新一波文化流氓。

北京的變化可以説是一年一個樣兒。九二年蓋京廣中心商務圈，九四年三環路通車，九五年朝陽門內外大街改造、九七年王府井東安市場改造、九八年平安大街改造……放眼一望，北京的路寬了、樓高了、人多了、越來越時髦、越來越國際化。從前老話説“北京城有名的衚衕三千六，沒名兒的衚衕賽牛毛”，到而今滿打滿算北京留下來的衚衕也超不過一千五百條。大部分衚衕居民告別了延續800多年的生活模式，搬進了小區公寓。留下來的很少一部分衚衕也被劃成了遊覽區以商業經營為主，再沒有了我小時候那樣濃郁的生活氣息。三輪車塗着絢麗的色彩，照相機打着刺眼的閃光。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都宣稱自己體驗了半天兒的“衚衕串子”生活。然而真正的生活只能是被動的經受，卻不能成為主動的體驗。傳統生活方式的改變意味着“衚衕串子”們已經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壤，繼而在過快的城市化進程中銷聲匿跡。於是此刻我們開始徒然的懷念往昔，懷念那一串串漸行漸遠的車鈴聲、空靈的鴿哨、那些在路燈下打牌的老人、厚重低沉的買賣吆喝、木門、台階、滴水的屋檐。我夢到一個孩子站在鐘鼓樓底下，正找不到回家的路。